郭悟彪

任安是司马迁的好友,由于戾太子事件,论罪腰斩。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报任安书》。这封著名的回信,其间涉事较多,其中对朋友披肝沥胆的赤诚一直感染着历来的读者。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因而激怒了武帝,遭到了宫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为了《史记》,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司马迁与李陵只是一般关系,尚能仗义执言,何况任安是自己的好朋友且确有冤屈。以司马迁的人格品德,对任安蒙冤入狱死罪的遭遇不会无动于衷,况且好友写信求助。但一想到自己的遭遇和处境,着实让司马迁为难之极,如何回答好友就成了《报任安书》内容之一。

如果明知道去汉武帝那里为任安仗义执言其结果既不能救任安于死地,又要搭上自己一同送死,那么这样做对司马迁来说意义只有一个:只有激于道义或出于友情,陪朋友一同赴死。司马迁固然可以为了担当道义、成全朋友而陪朋友一同死,但《史记》能为司马迁的道义、友情随任安一同毁灭吗?当然不能。以《史记》在文化传承上所起的作用而论,《史记》的价值远超过司马迁的生命,那当然也远超过了任安的生命。还有《史记》承载着司马迁的精神生命,完成《史记》就能使司马迁的人生获得超越。故从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生命超越性价值的追求这一目的来说,司马迁的精神生命重于他的肉体生命,当然也重于任安的肉体生命。

既然无法援救朋友,又因《史记》尚未完稿成书的缘故,不陪同朋友一同赴死,司马迁只能回绝任安的请求。但对司马迁来说要做回绝,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表达上又绝非轻易之事。在这封回信中,他必须要做的是让任安明白自己的处境、遭遇,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明了自己的情感和人生追求,从而使任安认同自己的人生选择,虽遭拒绝而无怨无恨。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司马迁在信中向任安披肝沥胆,展示了自己那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灵。故他先从自己受宫刑后在耻辱中苟活写起,接着详述自己几年前因为李陵仗义执言入狱戴罪,那时本应该为免遭凌辱和守节而主动去死,但却选择了耻辱和苟活,他承受的耻辱有多重?他说为活下来自乞宫刑是接受了人间最极端的屈辱,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尊严,这种耻辱比死还可恨千万倍、痛苦千万倍。他讲自己并不贪生怕死,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而不辞”,是为了完成《史记》。他向任安述说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史记》的创作情况,婉转含蓄地向任安表明:《史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和任安生命的价值,《史记》的成废重于他和任安的生死。他是为《史记》活着,他的生命属于《史记》,他甚至暗示任安一旦《史记》最后成书,也就是偿还自己“死债”的时候了,“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向任安披肝沥胆、悲切泣血的灵魂独白,向任安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深远博大、有着“重于泰山”般崇高价值的心灵。当这颗不朽的心灵带着坚不可摧的生命尊严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依旧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努力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相信两千年前任安在狱中读到此信时也会因之而感动,更会因之而平静地面对自己的生死。

作者单位:甘肃省东乡县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