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东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入广”。照理,重庆也当属“少不入之地”。尚有资格填报“青年基金项目”的我,出生、成长于广东和重庆之间的湖南,竟有意违背祖训,不是选择南下,而是拖家带口,定居重庆。吾辈既已加入重庆“市籍”,就应在研究领域早日与“重庆”接轨。结合地方情形和专业所长,40年代重庆地域文学研究,成为了我想要亲密接触的首选对象。然而,初次打交道,就产生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触,显得手足无措。为何?

是不是40年代重庆文学的地域特性不鲜明呢?

或许是。比如,要在《雅舍小品》、《四世同堂》、《寒夜》与重庆的地域文化之间建立观念联络,确实让人犯难,不知该从何处入手。但是,这种情况在其他文化区域同样存在。尽管我和丁玲、残雪、阎真都是湖南人,我仍然觉得难以言说他们的创作与湘楚文化的关系这样的话题。

或许并非如此。丹纳所说的“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尽管看法过于绝对,仍不失为精辟之论。我们如果把40年代重庆文学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把它与北京、上海、湖南等区域空间的文学进行比较,其独特的风貌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体风貌上,现代北京文学的面孔严肃,上海的“轻文学”、“软文学”非常发达,重庆的抗战文学风格直率、阴郁悲愤。就其喜剧性的一面来说,现代北京文学表现为不失庄严、无伤大雅的幽默,上海文坛弥漫的是一股戏谑调侃的风气,重庆的抗战文学则对大后方统治的腐败混乱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这种重庆风貌,如果不是地域因素和时代精神气候造成的,那么,还会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吗?因此,我认为重庆地域文学研究遭遇的困境,主要不是文学地域特性的稀薄或缺失所致。

目前,重庆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并不是毫无建树。实际上,李怡、郝明工、冉易光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竟筚路蓝缕之功。李怡先生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两部著作,可以算是当前重庆地域文学研究中的翘楚之作。不过,李怡先生似乎无意于单独建构重庆的地域文学体系,而是持一贯的巴、蜀合论思路,且着重于蜀,表现出一个学者的“明智”。就采取地域文化角度研究重庆文学的相关成果来看,总体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我们看到太多的著述停留在梳理作品中的山水风光、建筑风格、饮食天气、苍蝇蚊子等叙事内容。这些内容当然具有地域特色,只是诸类因素属于地域文化的表层,恐怕也没有很大必要为此做一番归纳分类,没有必要费一番功夫在地域与文学之间进行简单比附。严家炎先生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丹纳《英国文学史》有关文学地域性论述的评判,同样适合用来评价当前重庆地域文学的研究现状:“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2]确实,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对重庆的“人文环境”过于忽略。有些研究者也从“人文”角度来打量重庆的文学风貌和传媒体系,但又往往未能从文化的角度给出“地域性”的解读。无论是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情形,都与重庆地域文化视野建构的症结有关。

研究地域文学,采取是地域文化视角。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重庆文学,就已经预设了一套成熟的可供参照的地域文化理论体系。而重庆地域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厘清阶段,缺乏系统深入的建构,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理论体系,甚至重庆文化的主导层面是什么?到底是陪都文化、码头文化还是三峡文化?它的基本特质有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还处于争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统观重庆文学,就往往容易让人感到迷惘,不知从何入手,不知是否言之成理。由此,也部分地造成了重庆文学在研究界被冷落的情形。比如,近十多年学界对张恨水的研究,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张恨水的创作与重庆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张恨水小说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包含了学术界对陪都文学和重庆语境的双重轻慢。这种情形,在对其他作家重庆书写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鉴于此,重庆,目前就显得非常迫切。

地域文化视野的建构,首先牵涉了命名。1997年,重庆直辖,作为中国年轻的直辖市,重庆需要像上海等大都市一样,建构自己的文化形象,提高城市的品位,扩大城市的影响,这是现代城市发展需要遵循的策略。为了体现重庆历史的厚积感以及与其它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的对称感,重庆打出了“巴渝文化”的招牌。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中,还需要得到市内外学者的认同,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王定天就情绪化地主张“巴渝文化”应该缓行。[3] 而且,“巴渝文化”概念本身也充满了歧义。首先,“巴渝文化”内涵外延的界定就涉及到起源、地域、民族等问题。“巴渝文化”的命名已经预设了以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巴文化”作为其源头和早期阶段。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所谓的巴文化是指巴族的文化呢?或是指巴国的文化、或是指巴地的文化?”[4] 在“巴渝文化”这个概念中,“巴”与“渝”的联结,已确定了它是在“巴地”、“巴国”的基础了繁衍而来,即今天以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实际上,由于“巴人”分布和迁徙的情况发展,造成了“巴地”与“巴国”的空间领域相距巨大。不过,重庆作为总体格局的中心,却是已取得公认的事实。对于甘居“巴文化”后裔的“巴渝文化”来说,最为难堪的历史事实是:公元前3l6年,秦灭巴,“巴人”大部分迁移到鄂东和湘西等地,留下的逐渐被汉族同化,其文化由于灭国置郡和主体更替,应该是出现断裂。那么,把“巴渝文化”与“巴文化”对接,就陷入了“名正”而“言不顺”尴尬。其次,二十世纪之前,名重一时的全国性文化艺术名家和传诵四方的经典文本,在重庆的历史上寥若晨星。“地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人文大师的精神遗产往往成为阐述地域文化的范型和核心,如在湖湘文化的建构中,屈原、曾国藩、毛泽东、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等文化名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产品,就成了湖湘文化体系的主要表征和载体。人文大师的匮乏,似乎使得“巴渝文化”的阐释难以找到主干材料。再次,“巴渝文化”作为贯穿古今的重庆地域文化的概念,一方面,其内涵固然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另一方面,其核心品格必须具有延续性,否则,此概念就难以统领古今了。古代社会、抗战时期、建国以来这三个时期,“巴渝文化”的核心观念是否一致?即使一致,这些核心观念对于三个时期文化艺术作品和社会文化风尚的阐释,是否都具有显著效力?学术界在使用“巴渝文化”阐释学术问题时,难以得心应手,或许与这些的疑问有一定关系,也与“巴渝文化”概念从“巴蜀文化”家族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不久有关系。

我们就发现,一方面,新闻媒介和宣传部门热衷于把各种事件和城市生活贴上“巴渝文化”的标签;另一方面,“巴渝文化”概念暂时不能在各个学科领域畅行无阻。考古学、历史学因为能够在“巴文化”与“巴渝文化”之间划等号,故显得得心应手。新闻传媒在使用“巴渝文化”概念时,因为停留在名词表面或无意追求概念意义的边界,也不存在言说的障碍。2006年12月初,重庆人文精神研讨会举行,市社科院公布了近一年来重庆人文精神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重庆人文精神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当代重庆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坚毅自强,敢冲敢闯,重信好义,兼容开放。应该说,“重庆人文精神”基本内涵的提炼和阐释,对于解读当下重庆是富有效力的。但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试图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重庆文学的学者来说,却经常如入迷途,陷入“阐释重庆的焦虑”。

目前,在所有研究领域中统一使用“巴渝文化”概念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学术界就采取分路出击的办法,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概念。关于重庆地域文化的探讨,码头文化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文化在国家体制强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已明显式微,不足以贯穿古今。红岩文化是另一种说法。只是把红岩文化套到虹影、张者等当代作家以及陪都文学身上,显得差强人意。我们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考虑,只看到抗战时期重庆“红色”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陪都”的一面,也不能因为《红岩》是重庆的骄傲就以点带面。值得关注的倒是有些学者从“陪都”角度来阐释40年代的大后方文学,如郝明工就对此做出了系统而扎实的探究。不过,郝明工似乎无意于从“文化”的视角整合陪都文学,在他的研究中,“陪都”概念似乎与“战时”靠得紧些,与“文化”疏远些。而且,在有关“陪都重庆”的表述中,“重庆”的地域文化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其实,要在“陪都”与“重庆”两个概念之间进行文化上的置换,是有很大风险的。重庆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而陪都文化是战时的特殊文化景观,其主角不是战前的重庆人,而是战争移民,下江人居多。战争移民带来了移民文化。重庆文化、移民文化与陪都地位、战争语境的碰撞交流的产物,才是陪都文化的复杂内涵。对陪都文化的阐释,需要对这几个方面的碰撞融合做出细致深入的考辨,才能确立其具体性质和特征,否则,概念容易停留在“名词”的层面。陪都文化是古今延续的重庆文化的变异形态。如果说,这种文化形态一直持续下来,那么,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重庆文化的代名词了,问题是抗战胜利后,陪都的地位相继失去,移民基本上离开了这个城市。陪都文化的根基也就被抽空了。因此,从“陪都”做出的相关论述,有很大的局限性。

虽然如此,对于重庆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我认为,“陪都文化”仍然不失为一个可取的概念。这样说的理由是:其一,在抗战之前,重庆的本土文学园地是比较冷清的,正是陪都时期,重庆才突然跻身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抗战结束,重庆文学的喧闹景象也就成了明日黄花。至今,战时八年文学仍是重庆文学的绝大一块版图。其二,陪都文化部分的已经构成了重庆文化肌理,文化的持续性仍在发挥作用,尤其是重庆直辖后,重庆的大都市地位得以确立,与陪都时期遥向呼应。

我们姑且不论“陪都文化”概念是否适合指称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庆文化,至少,陪都文化目前是研究战时重庆文学的最佳概念。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使“陪都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充实化和清晰化。我们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确立“陪都文化”概念。在纵向梳理上,需要考辨陪都时期为重庆地域文化输入了那些新的精神和特质?那些品格至今仍然保留下来了?这是研究重庆地域文化需要厘清的问题,但似乎没有学者为我们提供相关结论。现在的重庆人追求时尚、崇尚消费以及女性观念的开放等方面,是否与陪都遗风有关系呢?在纵向辨析上,我们在探讨陪都文化时,视野应不仅局限于重庆或四川。任何文化的阐释,都预设了参照系,我们不把文化(或文学)的研究放在一个时空的坐标系中,一种文化的特性是难以说明白的。当谈论战时重庆文化或陪都文化时,不仅仅需要比较巴和蜀、重庆和成都的异同,战时的贵阳、昆明、桂林的文化语境和形态也是重要的参照系,如果不把重庆与这些战时文化中心城市相比较,陪都文化的特性是难以阐释清楚的,是没有很大说服力的。而且,上海、北京、南京的期刊、出版社、好莱坞电影以及下江人的涌入,所带来的都市文化和娱乐方式,以何种方式被保留和改造,也是需要甄别的。总之,只有在纵横向的比较中,陪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清晰化,在文学研究中才会具有较大的阐释效力。

由上面“陪都文化”内涵外延清理方式的思考,我这个“外来者”,同时想到重庆地域文学研究又一重局限,那就是固步自封的倾向。我们重庆的学者习惯于在巴蜀格局中谈重庆文化,这种“内部讨论”的态势,当然难以把重庆地域文学的研究引向全国。我们应该有李怡先生那样的学术胸襟和视野,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国文化系统中来讨论巴蜀文化或重庆文学。我们应该把重庆文化和文学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多维互动空间来讨论,把重庆地域文学研究变成全国性的事件。举例来说,张恨水在重庆生活了八年,创作了那么多作品,然而,张恨水研究界严重地忽略了重庆语境,如果重庆的学者从北京、上海、重庆、安徽等不同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群体的差异,来探讨张恨水作品的审美文化特质和风格流变,我们的研究就进入了全国性的视野,也使得全国的张恨水研究者不得不关注重庆语境中的张恨水创作。换句话说,我们把张恨水创作以文化比较的方式抛出去的同时,也就把重庆地域文化视野推到了全国张恨水研究者的面前,从而唤起异地学者研究重庆语境下张恨水创作的热情。在敞开与引进的交互作用下,重庆地域文学研究才能摆脱重庆人唱独角戏的尴尬,走向开放深入。

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在于建构,上海的“海派文化”形象,就是上海市政府、上海学术界和新闻传媒在30年代充满恶意的“海派”概念的基础上,通过阐释,重新建构起来的。文学既是文化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产物。我们不妨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在地域文化与重庆文学之间作些实际的基础工作。再就是不妨从外围入手做一些文学的文化研究工作,如研究作家笔下的重庆形象,考察战时移民作家创作的嬗变与重庆地域文化的关系,重庆的好莱坞电影与上海好莱坞电影的差异,等等,对于建构重庆文化视野,都是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第9页。

[2]严家炎:《总序》,见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页。

[3]王定天:《“巴渝文化”应该缓行》,《四川文学》,2007(5):44-49页。

[4]管维良:《巴文化及其功能浅说》,见《巴渝文化(第三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54页。

[责任编辑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