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大追歼
2009-10-10彭荆风
彭荆风
陈赓司令员一向是既知兵又善用将,他在1949年12月把千里奔袭滇南的艰巨任务交给第十三军并由这个军的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派出两个团担任第一梯队,是他了解这支部队的指战员能打善走,能够不负重托地完成这一在祖国西南边疆最后一次大追歼战。
第十三军的前身是由参加过1927年的黄(安)麻(城)起义和1929年的商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的光山赤卫队、商南武装小组、红七团等部队在1931年10月组建为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这个师的师部则是由红军名将许继慎担任师长的第十二师师部完整地移过来,由于一开始就有一批懂韬略能熟练地指挥战斗的军事政治干部来掌握这支部队,使全师上下能很快发挥出战斗力,如1932年1月的首战商(城)潢(川),就全歼敌军第五十八师一个团;5月间潢(川)光(山)战役的柳林河战斗,更是打得英勇,一直攻到敌军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的指挥部前,歼敌5000余人;1932年7月红军进到川北旺苍地区后,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剿;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在著名的山城堡战斗大显威风;1937年8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十一军也改成第一二九师属下由陈赓担任旅长的第三八六旅,在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中,歼灭日本侵略军第十六师团、一0八师团1500余人;响堂铺的伏击战又歼灭日军2000余人,使日本侵略者对这支军队充满畏惧。陈赓将军开创太岳军区后,三八六旅兼任第二分区,活动于白晋、同蒲路两侧,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大扫荡;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三八六旅又改编为陈赓司令员指挥的第四纵队第十旅,由周希汉任旅长,参加了上党战役、东渡黄河后的豫西作战、攻克洛阳、淮海大战等大战役;1949年1月升格为第十三军,参与了渡过长江后的皖赣大追歼战和两广战役。
全国解放后,第十三军有过一个统计,从这支部队建立以来,参与大小战斗千余次,其中重大战役40余次,共歼敌军48万余人,被他们击毙、俘虏的敌军少将以上将官就有95人。这是何等巨大而又辉煌的数字!
几十年的南征北战,千百次的大小战斗,使这个军形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凌厉作风,也成为第二野战军的主力军之一。
这个军领受了快速奔袭滇南追歼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任务后,上下都很兴奋,也深感责任重大。12月27日周希汉军长、刘有光政委在南宁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军长师长们都明白,虽然敌人的战斗力不足惧,但他们如今停歇在滇南边境以蒙自为中心的周围县镇,既有机场可空运,离国境线也只有150公里,具有可以随时乘飞机从天上逃走或越过国境线逃脱的“优势”,部队的任务不是把敌军赶跑,而是要对他们全歼,只有出奇制胜,快速歼敌。
指战员们都明白,要使敌人猝不及防,就必须行动迅猛。这次的长途奔袭,需要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和用兵巧妙的大智大勇。好在这个军从渡过长江以来,几乎都在大追歼中度过,已经习以为常,并积聚了丰富的远程奔袭经验,只是这次追歼又另具有特色,正如陈赓司令员所指出:“这次行动是在新的条件下作战,敌人与以往不同,是大陆上的最后两个军,既可能控制滇南与我周旋,也可能一打就跑逃出国境;作战地区不同,高山林密,多民族聚居,又处于边疆地带。”这一切都要求部队的行动要迅速,作战部署要审慎!
前几天那场大规模的两广战役刚刚结束,别的部队都在休整,杀猪宰羊欢度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时,第十三军的这4个团却顾不上过年、聚餐,急匆匆地从南宁出发了!
归第四兵团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一五一师,作为入滇的左路军,已在4天前的12月27日先期由田东、百色出发。他们在百色遇上了从云南境内日夜兼程南来迎接野战大军、并先期扫除了富宁、剥隘等地残敌的“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等率领的部队。
庄田司令员考虑到远道而来的第四野战军这两个师,对滇桂边界、特别是滇南地形民情不熟悉,特意派出久在滇东南活动的第一支队第十五团、第十六团,第四支队第三十一团三营、第三十三团二营,配合这两个师一起在滇南作战。
由林杰担任司令员、梁家担任政委的“边纵”第一支队,前身是1947年秋战斗于广西右江地区的老一团、新一团,后来又与活动于云南的第三支队合编而成,拥有汉、壮、苗、瑶、彝、回、白、傣、傈僳、纳西、土、佤等12个民族、4000余人枪,多年的游击战争战斗经验较丰富。1948年冬以来,曾连拔马关、麻栗坡、西畴、广南、砚山等5座县城,开辟了滇东南根据地,是“边纵”纵队部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由廖华任司令员、饶华任政委的第四支队成立于1948年10月,也是常在滇东南一带活动,拥有人枪5000余,共5个团(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团)。进入桂滇边界的第四野战军一一四、一五一师,有这些“边纵”部队配合,也就一路上不会迷路,走得快捷。
他们沿着那条在山岭峡谷间穿流的右江进入云南剥隘,然后经富宁、砚山以日行军百余华里的速度在滇桂边境的十万大山里行进。冬日的山岭间大雾弥漫,攀完一座陡峭的山峰又一座山峰迎面耸起,似乎这连绵起伏的山的海洋永远茫无尽头,有的一座大山岭上下就长达两三百华里,整整爬了三天才来到另一座大山前,有时还要不断地在古树参天藤条密集的原始森林中砍路行前。那一带一向人迹稀少,偶尔有一两个猎人或采药的人进入,也不过如一两片落叶悄然飘下,难以给大森林带来骚动,如今这支成千上万人的军队闯入,长久寂处于山林间的毒虫、蚂蝗都被惊动了,闻着人的气息纷纷涌上来叮咬。山上山下气温变化很大,有的大山高处林深树大积雪深厚,寒冷如北方的隆冬,有的峡谷又酷热闷人,不少战士冻坏了,中暑了,严重影响了战斗力,但追击任务重,干部战士们还是忍着病痛不停歇地前行。沿途人烟稀少,偶尔遇见几个稀疏的小村寨,那几间破茅屋也难以容纳这万余人的部队,许多个夜晚只好在野地里露宿。
1950年1月8日,他们终于走出山林,攻下了滇桂边界重镇、以盛产三七闻名的文山, 迫使敌文山专员罗廷标的420余人缴械投降。“边纵”的几个团从前常在这一带活动,群众基础较好,有这支游击队的支持,食宿行军就比前几天方便多了。
这期间,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虽然忙于中苏之间的外事活动,仍然心系这祖国大陆的最后一次大追歼战,唯恐进入滇南的几路部队配合不好,而不能完成他精心设计的这场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略;他通过第四兵团的电台发来指示,要求从左路担任迂回包围任务的三十八军两个师动作要快于中路军的第十三军4个团,先期到达中越边境的河口、金平,防止敌人逃往越南。第四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也给这两个师发来电报:因为相隔太远情况不明,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主动寻敌作战,不要等待野战军指示。率领这两个师行动的第三十八军政委方国南、副军长刘贤权,根据毛泽东的战略要求和自己这两个师所处的作战位置,立即决定兵分两路,第一一四师从东南方向直插河口,第一五一师则全力攻取蒙自以东的屏边,从外围迂回蒙自。这样就可把敌人逃窜越南的主要通道堵死。山路崎岖高陡,骡马难以攀爬,他们从军政治委员、副军长到师长、团长、营长全都弃马步行,走在战士的行列中,一起爬山越岭,过涧渡河。这对部队士气鼓舞很大,虽然由于军行紧急睡眠不足,疲劳和伤病日益增加,仍然一往无前地不减奔袭速度,只用了14天的时间,就走完了从广西田东开始,长达900余华里的山道,在1月11日占领中越边境的重要口岸河口。
河口是滇越铁路从中国进入越南的枢纽,如果不及时控制,败退的敌人只要从蒙自、开远、个旧乘上火车,几个小时就可以逃往境外。如今这一通道被第一一四师严实地堵死了。
那天(1月11日),李弥、汤尧等人还在台湾受领蒋介石的指示,计划如何以蒙自为中心进行防御作战,以确保滇南这块地盘,却不知道人民解放军大迂回作战的大包围圈已经开始形成。
第三十八军政委方国南、副军长刘贤权得悉敌二十六军有一个工兵营正在个旧通往江外的重要渡口蛮耗修建浮桥,又立即命令第一一四师沿着山峦起伏的红河左岸上行,前卫第三四一团和配合作战的“边纵”一支队第十一团一营只用了4天时间在1月15日深夜赶到蛮耗。
蛮耗当时属蒙自县管辖,距离个旧约84公里,是内地南渡红河去往中越边境南的重要渡口,过了蛮耗就进入了哀牢山腹地了。两岸山势陡峭,红河水流湍急,夏秋雨季涨水时一片汪洋,舟楫断渡,冬春天干水浅时,河面仍然有四五十米宽、两三米深,可行驶5吨左右的船。“滇越铁路”没有通车以前,个旧一带的大锡、土特产都是用马帮驮到这里,再装上木船顺流而下,经河口驶抵越南的海防,再换乘大船海运往东南亚、欧美。据老人们回忆,全盛时期,这蛮耗渡口舟船如蚁,每天有千余艘大小木船往来,水色泛赤的河面上白帆点点,很是壮观。
敌人也深知这蛮耗渡口的重要,才派兵驻守并赶修浮桥。却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会来得这样快,仓促应战,哪里是对手?
一场激战后,敌军4个连的400余人全部被歼灭。
第一一四师又不失时机地急行军一昼夜,在农历12月末,星月无光一片漆黑的大山里摸索着爬完了上下90华里的陡峭山岭白沙坡,向冷水沟奔袭;担任前卫的第三四0团只用两个小时,就歼灭了正往外逃的敌第二十六军五七九团三营和补充一团的367人,当场击毙一名副团长;接着,他们又全师经云龙街向红河的蛮板渡口前进,途中得知他们军的第一五一师已经占领蛮板,就改变行军路线从个旧以南的卡房,再翻越几座大山去往贾沙街,从而在后来的1月19日及时增援了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那个营在宜德大山的战斗。
1月14日下午,刚从台湾飞来蒙自的敌军将领顾祝同、李弥、汤尧正在召集军事会议,由曹天戈根据统一部署命令李彬甫的第二三七师开往蛮耗、蛮板增强保护渡口的兵力。他们信息不灵,又对人民解放军的长途奔袭能力缺乏准确估计,怎么也没有料到,还没等他们的部队出动,这两个事关他们全军逃窜出路的红河渡口已被我军攻下。
在左路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攻占蛮耗的同一天,中路军第十三军的第三十七师也到达砚山,得到“边纵”四支队的配合,由这个支队的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各派出一个营作响导,一日一夜急行军,翻越这有着岩溶高原特征的无数大山,赶到蒙自县境。走在这个师最前边的侦察分队也在1月14日晚悄然进抵蒙自以东42公里的鸣鹫村外。
驻在鸣鹫村的是敌军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的第五七九团。他们原先的任务是负责警戒蒙自机场外围,以保障空运的安全。一九三师是第二十六军的主力,1947年由几个摩托化步兵团组成,其中的第五七九团从前是中国远征军的机场守备团,也就能把过去护卫机场的经验用在对驻地的警戒。他们在村内外挖有野战工事,设置有鹿砦、铁丝网,还派出小分队带着步话机远出几十里外巡逻,平日是很难接近他们守备的驻地;如今由于要把他们这个军空运台湾,官兵不知前途如何,情绪都很低沉,放弃了巡逻放哨,以致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逼近了,他们也未能及时觉察。
率领一0九团、一一0团走在前边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根据侦察分队报告分析了敌情,认为可以有两种攻击方案,一是从正面打过去,趁敌不防备迅速予以消灭,这样虽然简单利索,但会过早惊动其它地方的敌军,特别是蒙自的大股守敌,从而增加以后聚歼敌人的阻力。第二个方案是绕过鸣鹫之敌直取蒙自,只是这样难度较大,要离开大路,再翻越几座高陡的山岭。这红河河谷、哀牢山南段的山势越来越陡峭,每前进一段路程都要费力攀爬,那将使已经长途疾走很疲劳的部队更疲劳。按照常情,在部队将要投入大战斗之前必需保持一定的体力,才能打得猛攻得上。他把这两种方案都报告了前敌指挥所的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副军长陈康,并建议采用第二种攻击方案。
大迂回,大包围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给人民解放军制定的解放大西南的战略方针,并已深入各级指挥员的思想,起自红军,具有丰富指挥经验,又是十三军主力师师长的周学义将军,处理敌情更能从这一战略战术原则出发。
刘有光和陈康将军赞同周学义师长绕过鸣鹫的战斗方案并给予批准,还强调地指出:“我军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前出蒙自攻占机场,因此不能因小失大,因为打鸣鹫之敌而惊动其他敌人;部队要继续发挥不怕疲劳不辞辛苦的大无畏精神翻山越岭走小路绕过鸣鹫直取蒙自。敌人在鸣鹫 的那个团,可由后续部队三十八师副师长王长有率领的一一三团去解决。”
这更坚定了周学义师长先攻取蒙自的战斗决心。他立即兵分两路,命令第一一0团绕道石洞,奔袭蒙自机场,第一0九团绕道东山,插往蒙自机场南侧,协同一一0团消灭守卫机场的敌军。
这一带是哀牢山脉向东南呈倾斜状蜿蜒的大山,80余华里的崎岖山路,谷深岭高,又是夜间,很是难走,指战员们歼敌心切,强忍住半个月来长途行军的疲劳,连夜出发了。
敌人方面首先发现人民解放军动向的是第二十六军军长 彭佐熙。他究竟是行伍出身,早年又作为第九十三师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徐州会战、衡常会战、昆仑关会战这些大战役,还作为中国远征军师长去过印度、缅甸作战,他长时间驻军云南熟悉滇南地形,如今虽然没有守御任务,在部队还没有离开滇南前,为了安全,仍在警惕地派出侦察人员注视周围动向。1月15日傍晚,他接到报告,在蒙自以东40公里处的沙戞龙有人民解放军出现,队列整齐迅速,不像游击队,可能是从广西过来的野战部队。彭佐熙深感不妙,立即把这一情况电话告知汤尧、曹天戈。这两个人,特别是汤尧那个庸材还沉浸在升官的喜悦中,悠哉悠哉地在蒙自的剧场里看京戏,听见这消息都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快?两人立即奔出剧场驱车赶往第二十六军军部,找彭佐熙商讨如何应付这一突然情况并一起抗击?因为蒙自东南方向的警戒,原来都是由第二十六军承担,彭佐熙断然拒绝了继续固守阵地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要求。他想,你们升官、获奖赏的时候,怎么不来我这里?也就牢骚满腹地说:“叫我们二十六军怎么应战?这个军已经被拆散了弄垮了。一部分已经空运走,没有走的正忙于安顿家务,回家、探亲,武器装备也多半捆扎装箱。一个士气消沉毫无斗志的军,哪里还能打仗?”
汤尧、曹天戈也深感台湾高层的错误决定,不仅送掉了第二十六军,也将危及第八军,也就面面相觑地颇为颓丧。
第二十六军不属于汤尧、曹天戈新组建的第八兵团建制,他们无法命令,而且彭佐熙所说的都是实情,怎么能叫一支已经没有武器,处于解体状态的部队去打仗?
他们知道彭佐熙久在云南熟悉地形,如今形势危急,只得再三央求彭佐熙给予指点。彭佐熙认为,从人民解放军的来势看,是个大迂回大包围态势,打是打不嬴的。当前别无他法,只有迅速分路经过个旧等地,从蛮耗、蛮板渡过红河逃往越南。这是冬季,天干水浅,桥渡、船渡都可以,若是六七月的雨季那就只有插上翅膀才能飞越了。
彭佐熙还不知道,蛮耗、蛮板渡口失守在即,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的第一一四师正由河口方向快速前进,将于这天晚上占领、封锁这两处渡口。
他们从人民解放军的速度和距离来看,估计明天天亮前就可攻抵蒙自,既然无力抗击,那就只有迅速西逃。曹天戈回到军部立即电话通知各个师,改变当天(1月15日)下午发出的防御部署,命令全军连夜开往蒙自以南的建水集结。
人民解放军攻来了的讯息一传开,整个敌第八军军部顿时乱成一片,忙着卷行李、推倒作战沙盘、从墙上扯下军用地图……
他们又把这一军情用加急电,报告刚飞往西昌的顾祝同,把这位参谋总长也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原来准备第二天(1月16日)飞返蒙自,如今怎敢自投罗网?只好改飞海南岛了。李弥也不敢返回蒙自,给曹天戈发了个电报:“弟决定明早随总长直飞海南岛,俟兄等到达思茅后,弟即赶回部队。”
思茅有个小军用机场。他们还以为按照第三个作战方案撤往思(茅)普(洱)地区后,可喘息一段时间,却没想到在人民解放军已形成大包围的攻势下,哪里能轻易逃脱?
李弥这个被蒋介石新任命为“云南省主席”的孤臣孽子,这次离开蒙自,就再也没有回过云南。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滇南战役中被歼灭后,他在台湾当了一阵子流亡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后来又组织逃出境外的残剩军队对我边境进行了几次袭扰,都以失败告终。
汤尧、曹天戈忙乱地部署完毕,已近下半夜,再和二十六军联系,彭佐熙早已带着他们军部的参谋、电台、卫队乘车逃往个旧方向。第八军这边更是乱成一团糟,除了原来按计划从蒙自附近往鸣鹫方向开拔的石建中第四十二师,已接到命令按新的部署开始后撤外,其余的4个师都还没有联络上,由军部派出去的几个联络小组也没有回音,这第八军的上下,似乎一夜之间就如断线风筝飘来飘去不知去向,作为兵团司令官的汤尧和副司令官兼军长的曹天戈更是心慌意乱,前些日子攻打昆明的那股蛮劲和骄气已荡然无存。他们不敢再在蒙自停留,急忙乘上吉普车连夜逃往建水。
这时候,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一0团已趁黑把蒙自外围的布依透、一家寨、黑龙潭的敌人警戒部队歼灭,分路从东、南、北方向包围机场。开始,守卫机场的敌军还以为是小股的“边纵”游击队来袭扰,满不在乎地鸣枪警戒,后来见枪声密集、攻势凌厉,而且是从几个方向袭来,才明白是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黑夜中仓皇应战,瞬息间就被猛烈的机枪子弹和一排排飞过来的手榴弹所炸倒;飞机驾驶员们急匆匆地从屋内奔向停留在飞机场上的几架飞机,想发动起飞,但已来不及了,一架被炸坏,一架被完全击毁。剧烈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把这小小的军用机场内外都震撼了。
人民解放军在凌晨4时完全占领了机场,稍作清扫后,又去攻取蒙自县城。城内敌人已被机场上的火光、枪声、爆炸声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抵抗?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的两个团在黎明前的晨6时完全占领了蒙自县城。来不及逃走的敌人,像绿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有的丢掉枪支脱下军衣躲入民宅,有的在黑夜中不辨方向地乱窜,跌进了市区旁边的南湖,被淹死冻死。
在这同时,驻鸣鹫的敌第二十六军那个团,也被后续过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的二营歼灭。一夜之间,蒙自内外的敌军就被完全解决了。
人民解放军从广西来得这样快,就连在昆明的卢汉将军也出乎意外,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空军电台向他报告:“今晨收听(海南)三亚无线电话,王叔铭(按:王叔铭为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与昨夜由蒙自飞出之飞行员杨某谈话。据杨称:昨夜12时,蒙自有枪声,离机场越来越近。今晨(16日)两点,该机起飞时,枪声只离(机场)两华里。匪机3架及匪易副司令(按:易副司令为敌空军第一军区副司令易国瑞)与到军部之飞行员未飞出来。王叔铭说:‘糟糕,那不是完了吗?蒙自城中两次起火,街上无行人,机场有伏兵,曾扫射……”
因此,卢汉在当天下午5时用电报把这一情况向重庆的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报告,并猜测地说:“匪军的内部似已起重大变化,是否起义?现正探查中。”
刘、邓给他的复电是人民解放军攻入了蒙自。他才恍然大悟而惊叹不已!
汤尧、曹天戈在1月16日中午逃到建水,只见到第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其他的几个师都还没有消息,这使他们很是惊疑惶恐,难道都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只得命令石建中师赶筑防御工事守护建水维护全军集结,一直等到第二天(17日)傍晚,才见孙进贤带着他的第一0七师赶来,这使汤尧、曹天戈略为安心,但是田仲达的第三师、李彬甫的第二三七师仍然没有信息,军部的电台日夜呼叫也没有回音。直到这时候,他们才知道中越边境的口岸河口早在1月11日就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守蛮耗的4个连也在1月16日被歼灭,气得他们大骂作战参谋情报不灵,已陷入包围多日还麻木不仁。既然南逃越南的两条通道都被堵死了,必须赶紧跳出人民解放军从东到南形成的大包围圈。汤尧和曹天戈不敢再在建水停留,带着两个师连夜撤向石屏,与已在那里的李祯干教导师会合。
1月16日,刚攻下蒙自的三十七师两个团(第一一0团、一0九团)接到第十三军“前指”转来的兵团陈赓司令员的电令:“抓紧战机,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收拢正在打扫战场,收缴武器,清点俘虏的各个部队,由第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率领这两个团中的4个营,经松树脚、老厂,攻取个旧。
个旧这座小山城是闻名世界的锡都,大锡产量的多少,一向影响着世界各地锡价的高低。在云南也是人口较集中、建筑物较多,市场颇繁荣的工业城市。这里南来北往的马帮络绎不绝,还有条窄轨铁路北去昆明南通越南。迅速占领个旧不仅是阻拦敌人由这里经蛮耗夺路向越南逃窜,还要防止敌人在溃逃前破坏这里的矿井和工业设施。
个旧还是云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所在地,拥有五六百人枪。这里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工程技术人员和矿工5千余人,再加上私人经营的许多大小矿洞的“砂丁”,小城的矿工和为矿业服务的各行各业人口约有五六万人。1917年大锡年产量曾达到11070吨的最高峰,抗战期间受战争影响和日本飞机的23次轰炸,年产量大减,只有两千吨左右。但国民党政府还是用这些大锡向美国换回了大量军火。城区和矿山工人集中,早在1926年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20世纪的40年代还办起了《曙光报》宣传进步思想,对工人加强组织和反对旧政权的教育。所以1948年国民党政府下达命令,这年必须生产1800吨精锡用来出口换军火,工人和技术人员消极对待,只生产了90吨锡,从一个侧面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的崩溃。
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起义后,中共地下党迅速把云锡护厂队的枪支人员掌握,用来武装锡矿工人,成立了“护厂第八团”由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苏子俊担任政委兼团长(他也是个旧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12月23日“边纵”第十支队的两个团(第四十六、四十七团)开进个旧,迫使伪专员布秉五把600余人枪交出,改编为“暂编第四团”,并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但后来围攻昆明的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退入红河地区,并在1950年元旦由第二十六军分三路进攻个旧,“边纵”第十支队这几个团自知力量悬殊招架不住,就分别退到卡房和建水。
敌第二十六军军长彭佐熙知道个旧也不是久留之地,扬言要炸毁个旧所有矿洞。中共地下党忙让当地士绅、工厂主出面去找彭佐熙谈判。彭佐熙勒索了32万块银元、400匹马,才暂时没有动手。但台湾方面仍然不断来电报,个旧如弃守,务必把工程技术人员送往台湾,把锡矿完全破坏……
个旧人民正为这而心情紧张呢!如今听说,人民解放军已攻抵蒙自,都大喜过望,还派出一些工人向蒙自方向迎去,准备作响导带路。
吴效闵带领的这两个团,在那天下午刚结束蒙自战斗,饭也顾不上吃,嚼一把干粮,就连夜疾行30公里奔往个旧。
这段路几乎都是在红河左岸的大山里往上攀爬。走得又累又喘。17日天亮前的清晨4时,他们到达了个旧城外的老阴山上。从山顶上往下望,建筑在老阴山环抱的狭长半坡上的个旧城区,被一道残缺的城墙围绕着,灯火稀疏,像一条困倦的长龙躺卧于群山环绕的峡谷之间。城内的大小街道上黑影闪动,那是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部队,有的是原来就驻在这里,有的是刚刚从蒙自方向逃来。他们本想在这里休整一下,怎么也没料到,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会这样快来到,也就没有作战准备,除了那些在街巷中散乱地寻找歇宿处的小股溃兵和少数担任警戒的哨兵外,其他的人都在民房里昏昏沉沉地睡大觉。
吴效闵在一块名叫红土坡的高地上把第一0九团团长顾永武、政委马子安,第一一0团团长傅一宗召集到一起部署攻击计划。他估计个旧城内可能有一个师的兵力,是他们几倍之众。但他认为,敌军缺乏统一的有力的指挥系统,又是惊弓之鸟,只要迅速把他们的逃路切断,我们再猛打猛冲迅速把敌人分割就能够以少胜多,把敌人完全歼灭。他命令一0九团两个营分三路由城东、城东南,向城内进攻,防止敌人从城东南的宝华门往南逃往卡房、蛮耗;一一0团两个营分别由城西北、城西南迂回到城西南的通宝门,截断敌人从这里出城南逃的道路。他特意叮嘱团长们不要心急,待各个营连都进入攻击地段后,再一起攻歼敌人!
部队分别进入了攻击地段,敌军还是没有发觉。枪声一起,城内才顿时大乱,由于建制不同,果然无法统一指挥,也就不能有组织地抵抗,多数是慌乱地仓皇夺路南逃。
第一0九团、一一0团拥有众多的善于攻城又能野战的连队,从中原打到西南可说是无坚不摧,其中又以第一0九团的五连最具盛名,曾在1948年的攻取洛阳战斗中,与国民党的精锐青年军二0六师有过激烈的巷战,把那些凭险顽抗的敌军打得无力招架,而获得“洛阳英雄连”的称号。这次攻取个旧又作为二营的先锋连队突击城东南。他们在连长原义秀带领下进抵宝华门前时,恰有一股敌军大约是一两个连的部队,蜂拥地往外逃,跑得匆忙,队形也很散乱,五连的指战员深知两军相遇勇者胜,立即占据有利地形,无数颗手榴弹如飞蝗般甩过去,把冲在前边的十几个敌军全部炸倒,迫使后边的50余名敌人大喊投降,后续上来的敌人见没法往外冲又慌忙退回城内,还想利用弯曲的街巷躲藏、抗击;在这同时,第一一0团的一营在营长丁振光带领下,也从西南方向的通宝门攻击。这里正聚集着刚刚被惊起,还茫然地不知该如何动作的约千余人的敌军一个团,他们原来是想以城楼上的碉堡为据点防守这个方向,但是没想到人民解放军会突然从黑暗中逼近城楼,那些可远射的枪眼、炮阵地都失去了作用,只能近距离利用地形顽抗。丁振光营长见作为敌军指挥所的城楼目标突出,就命令集中六0迫击炮、重机枪、火箭筒狠力轰击,打得城砖、屋瓦乱飞溅,也压住了周围碉堡里的火力,敌人死亡不少,指挥中心也瘫痪了,那些敌军抗拒了一阵子,见死守无望,又听见四周枪炮声响得激烈,估计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别的方向攻进城了,怕堵了后路,纷纷跳下城楼钻出碉堡往后跑,跑不脱的都被打死了、俘虏了;一营在这里击毙了百余名敌人(其中有名副团长)俘虏了400余人,缴获了轻重机枪15挺,步枪、冲锋枪450余支。从其他方向进攻的人民解放军两个营也分别攻占了鄢棚火车站、云锡冶炼厂等处。残剩敌人见往城外逃走的路已被堵住,就纷纷缩进红炮台,以此作为据点来躲藏、抗拒。
红炮台位于个旧城的东北方向,原来是老城筑成碉堡形的一个出入口,高大、坚固,居高临下,俯瞰四周。敌第二十六军的一六一师进驻个旧后,把师指挥所设在这制高点上,还在周围挖了战壕,筑有地堡,设置了鹿砦、铁丝网,是城内较完善的军事设施。如今他们见无法往外逃,仍想作困兽斗,就凭据这一炮台来顽抗,在别处被打散的敌军也纷纷往这里躲,一时间聚有不少人员,战斗的中心也迅速移向了这里。
吴效闵副师长深感这又是一次小小的攻坚战,但也明白,打下红炮台,就可使个旧的敌人群龙无首,在散乱中被全部消灭。他决定集中兵力聚而歼之,除了用一个营在城内搜索外,调动了近3个营的兵力对这一据点攻击。
炮楼里有一名敌人的团长,他从慌乱中镇定下来后,立即投入指挥,迅速安排调动手下的人员从各个方面来防守,也就颇有章法。他们利用战壕、地堡等工事里的火力对围攻的部队进行正面轰击和侧射,还不断以攻为守,趁进攻部队被炮楼里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所压制而卧倒时,派出一些由亡命徒组成的敢死队员提着冲锋枪、手榴弹反冲锋,以致战斗刚起时,一0九团二营六连副连长赵怀廷和一些战士牺牲。具有攻城经验的吴效闵副师长看到强行冲锋只会增大伤亡,就及时调整部署,命令使用炸药爆破。工兵排长刘长久去炸炮楼时,不幸被敌人密集掷下来的手榴弹炸伤,仍然忍着剧烈疼痛顽强地抱着炸药包向前爬,又接着连中数弹牺牲,战士李三友在激烈的枪声爆炸声中接过炸药包继续冲过去,在右手被敌人炸断之后,忍住最大痛苦,用左手把炸药包塞进敌人的射击孔内,然后拉开导火索,并用身子狠力堵住,使敌人无法从里边推出;这推堵之间,虽然是几秒钟的短暂时间,把正在进攻的干部战士都看呆了,大叫:“李三友、卧倒!”导火索在急速燃烧,敌人还在用力把炸药包往外推,李三友明白,如果让开,就将功亏一篑,平日他们就受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感染,如今那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神圣信念更是在强烈地支持着他,在这紧要关头更不能走开,为了歼灭敌人,减少同志们的伤亡,一定要把这个红炮台炸开!
导火索越烧越短,他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堵住。一声轰然巨响,炮楼被炸塌了,李三友也英勇献身了!
在炮楼内指挥抗击的敌人团长和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剩下的50余名敌兵,被炸得肢体残缺不全,又哭又喊地大叫投降。
红炮台攻下后,散处市区的敌人也就失去了中心,在东逃西窜中被逐一消灭。
个旧之役,第三十七师以不足千人的4个营和牺牲22人的代价,歼灭敌军3000余人,又一次创下了在城市攻坚战中,以少胜多快速歼敌的战绩。
其他敌军原来是想从个旧往南,渡过红河经金屏窜往越南,如今见个旧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逃无望,也纷纷投降。
敌第八军第三师师长田仲达率两个团2000余人从开远急匆匆往建水退,走到安边哨被不久前才从个旧退出、在这附近的长冲、螺丝塘设伏的“边纵”十支队两个团(第四十七团、四十六团)堵住。第十支队的游击队员多数是由长期在弥勒、泸西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的苗、彝等少数民族组成,自1948年5月以来,经历过许多次大小战斗,特别是在攻打元江县城、猪街伏击战、攻入龙武县城、石屏县城、墨江县城、守卫建水等战斗中,锻炼出了一批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他们熟悉这一带地形,又富有伏击经验。当敌人进入两山夹峙的伏击圈内后,即以猛烈的炮火倾向敌人。敌第三师虽然有着新配备的美式武器,但在几天前由昆明撤退时,在陆良天生关附近被从贵州过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的第一四六团追上,他们边打边跑被歼800余人,野炮、山炮等重武器更是丢尽,如今又被“边纵”十支队的伏兵打得晕头转向,只听见满山遍野都是枪声呐喊声,也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军队,还以为又是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呢!已是军无战心,慌乱间不敢再抵抗,中将师长田仲达只好派出参谋去商洽,要求让他们起义,被第十支队司令员黄建涵、政治部主任卢华泽拒绝,只答应他们投降。田仲达见突围不出去,再打只会增加伤亡和罪过,只得举起白旗投降。这一仗收缴了六0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200余挺,自动步枪和手枪1200余支。
敌第八军的第二三七师本来奉令开往蛮耗、蛮板,守备红河这两个渡口,以便危急时南逃,师长李彬甫在途中听说蛮耗、蛮板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忙带着部队掉转头向西南方向逃窜,准备经宜德翻越大山去往阿邦渡口,从那里渡过红河逃往越南,没想到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师的第一一三团三营已经抢在他们前头赶到了宜德村,从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第一一三团从广西出发时,是作为三十八师的一梯队,随同第三十七师跟进,三十七师的第一0九团、一一0团闪过鸣鹫村的敌人,绕道攻占蒙自机场时,把消灭鸣鹫村敌人那个团的任务交给了一一三团。团长王春声也是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他根据敌情判断,认为敌人这个团已是瓮中之鳖,迟早都可收拾,而蒙自机场能否及早占领,却是这次远程奔袭的关键;他担心战斗一展开,走在前头的第三十七师两个团(一0九团,一一0团)兵力单薄难以迅速取胜,就留下一个营监视鸣鹫之敌,亲率团的主力部队连夜绕道增援蒙自。他们在17日晨赶到蒙自时,没想到战斗会结束得这样快,三十七师的两个团已攻占了蒙自机场,把县城内外来不及逃走的敌人歼灭后,又继续尾追逃往个旧方向的敌第八军主力去了。王春声颇遗憾,带着这两个营连续奔走了十几个日夜,还是没有赶上打个痛快的仗,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略作休整,自己则去向“军前指”请领新的战斗任务。部队确实太累了,刚在街头民居的低矮屋檐下睡了两三个小时,又接到军、师的紧急命令,立即由蒙自经大屯、老厂向个旧方向攻击。这又是一次呈三角形的先朝北边再折向南边的百余华里的急行军,稍有迟误敌人就可能越过红河。
他们进至老厂时,敌人已分路逃窜,在起伏的莽莽山林中去向不明。第一一三团几位领导略事商量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王春声、参谋长彭合朋率领一营沿通往江外的古驿道向个旧以南的卡房、斗母阁、母鸡坟方向追去;另一路则由耿忠贤副团长、郝效烈副政委率领团直属队和三营翻越山岭绕向个旧西南方向沿普洒河、丫洒底一带向前搜索,务必把逃窜的敌人堵截在红河北岸。
红河两岸全是高插云天、峭岩削壁矗立的大山峡谷,气候的变化也大,早晚寒冷如严冬,中午炎热如夏日,战士们时而在冰冷多雾的高山顶上攀爬,时而在烈日如火的峡谷间挥汗如雨地行进,很是艰难疲困。耿忠贤副团长指挥的这支部队,19日清晨长久穿行在白茫茫浓密大雾的山岭上,正为视线不清,情况不明而着急时,却突然在克勒山半山腰的宜德村附近,与从宜德东面山头窜过来的敌军第二三七师遭遇。
这时候,走在前边的三营已从宜德村下山,与敌人错过,只有耿忠贤副团长带着的百余人作为后卫与敌人相遇。当时他身边只有团直属队警卫连和五连的三排随他行进,敌人人多枪多,双方力量明显地悬殊,但如果放过了敌人,那就后患无穷了;他不顾兵力微薄,果断地命令警卫连迅速占领宜德村以南的高地,五连三排长郭春生指挥的那个排去抢占宜德村后边的克勒山,卡住敌人南逃的通道,同时派人快步下山去通知三营立即返回。
敌军正走得匆忙,没想到在这大雾中会突然出现人民解放军,开始颇惊讶、紧张,但他们也明白,不能在这里被堵下,就驱赶着前锋向前冲。
一场阻击战开始了。枪声一响,敌人有经验的师长、团长就判断出人民解放军这两支拦截他们的部队人枪都很少,而且也是刚刚赶到立足未稳,也就依仗自己人多火力猛,在重机枪、迫击炮掩护下,兵分两路,一路猛攻宜德村南高地的警卫连,另一路扑往克勒山的郭春生那个排。
郭春生是1948年洛阳战役中的著名战斗英雄,以后又经历过淮海战役、两广战役等大战,锻炼出了遇强敌不惊、善于攻守的良好素质。如今面对敌人近一个团兵力的攻击,仍然毫不畏惧。他根据地形和敌人的来势部署了全排的战斗位置,并把全排的3挺轻机枪、6支冲锋枪组成正射、侧射的交叉火网,用密集的子弹向冲上来的敌人形成覆盖式的有效扫射。
敌人先是用一个连作试探性进攻,受挫后,也摸清楚了这山头上最多是个加强排,人力火力都有限,更没有重武器,狠力强攻是可以拿下的。敌师长李彬甫命令七0九团团长亲自赶往前边督战,把进攻兵力增加到三四个连,用几路纵队如潮水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有几次却冲进了郭春生排新挖的掩体和战壕内,但在短兵相接的拼搏中又被打得退下去;郭春生的阵地虽然失而复得,但经过几场战斗,全排已伤亡三分之一,3挺轻机枪打坏了两挺,明显处于劣势状态,但战士们还是艰难地顽强抗击,尤其是是那挺仅剩下的机枪,在机枪手李树华掌握下很有杀伤力,时而扫射,时而点射,准确地把冲过来的敌军大片地击倒;敌人也就使用轻重火炮追踪这挺不断变换位置的机枪,在机枪手前后左右落下雨点般的炮弹,但李树华从泥土灰尘中爬出来后,又继续射击;这样对射了一阵子,又是几颗炮弹飞来,李树华左脚被炸断了,仍然忍住剧烈疼痛,抱着机枪继续射击,直至再次受伤牺牲。郭春生他们失去了机枪,火力顿时减弱,只靠能打连射的6支冲锋枪扫射,但也只剩下3发子弹,形势很是危急,郭春生明白,退不得,就是全部牺牲,也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围。他利用敌人被击退还没有再发起攻击的战斗间隙,带着战士跳出战壕去捡回敌人溃退时丢在工事前的5挺机枪、20多支步枪来装备自己,但子弹有限,在又一次阻击敌人的冲锋中就打完了。无法远距离杀伤敌人了,他们只能等敌人走近了用手榴弹炸。敌人见这边火力越来越弱,也就冲击得更疯狂。
敌师长李彬甫见打了这样久还没有拔掉这两个钉子,很焦急,真是倒霉,走到这大山里了,离红河很近了,还会被人民解放军堵住。他很明白,如果不迅速把这两个高地上也是打得很疲弱的解放军消灭,战斗拖延过久,解放军的大部队一赶来,他们就完了,也就亲自赶往离阵地不远的山头上督战,一再严令团长、营长们更靠近前去督率部队加快进攻。他们的步兵冲锋失利后,又集中了几十门大小迫击炮向郭春生排的阵地猛烈轰击,成排的炮弹雨点般落下来,炸得山石迸裂,泥土乱飞,树木茅草被燃着起火,硝烟烈火灰尘呛得郭春生他们不断地剧烈咳嗽和流眼泪,每个人更是满身灰尘分不清脸目更令人焦急的是仅有的几颗手榴弹也用完了,已难以阻挡敌人冲近前了,他们仍然守在被炸得塌陷的战壕里不退缩。
看见这边枪声停歇,敌军以为这个排都炸死完了,又呐喊着蜂拥冲上来。形势如此危急,郭春生和战士们并不畏惧,从残剩的人员中挑选了9名身强力壮、善于白刃格斗的战士,端起上了剌刀的步枪跃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在另一个方向,警卫连守卫的宜德村南的高地上,形势也同样危急,不仅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打完了,副团长耿忠贤的手枪子弹也打完了,他们也只好端起刺刀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
这面对面的肉搏既残忍又惊人,不仅需要勇敢、智慧、体力,更需要敢于拼搏不惜牺牲的精神。敌人当中不乏善于白刃格斗的技巧高手,但缺乏的正是人民解放军战士这种大无畏的气势,尽管敌军人多势众,几乎是两三个包围这边一个,也一时间难以取胜,而郭春生他们却越拼越勇,仅战士田心光一个人就像条小老虎一样,又吼又叫又跳,枪托打,刺刀挑,连续刺死7个对手。敌人虽然还没有占上风,但也看出了阻击他们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完全弹药耗尽,所剩人员也不多了,只要加把劲就可杀开一条路,急忙从后边再调部队上来加强攻击,这压力可大了,眼看郭春生排和警卫连的两处阵地都将濒临失守,但又峰回路转,突然有了转机。三营的七连、八连接到通知后,快步从山下折回来加入战斗。这支生力军的到来,顿时使敌人阵脚大乱,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中,他们也搞不清来了多少人民解放军,一时间神智昏乱,纷纷慌乱地向后退缩,被七连、八连一阵冲杀,压缩在东南面的山沟里。这四面都是高耸大山的低凹地形对敌军很是不利,兵力再多也施展不开了。
在一一三团这个营与敌人在宜德大山激战的同时,从卡房出发的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的三四0团,也从贾沙街附近经新民街奔向宜德。这支久在东北大平原上作战的部队,从来没见过红河两岸这样高耸入云、起伏不定的险陡大山,走得很是艰难,他们在海拔3000余米的大山间疾行,时而闯进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中,时而下到峡谷底部,大树籐条过于稠密,就砍路前进,没有路就用雨衣裹着身子从悬岩上向下滚。
远处雾的海洋中传来的激烈枪声、炮弹爆炸声,使这支在大山峡谷的茂密森林里找路前进的部队,一下子有了目标,不顾大山间没有路,急速地爬山跳崖排除一切险情往这边冲过来。
他们见二野的部队已堵住了敌人,也立即以第三营迂回到裴勒村的大山岭上断敌退路,第二营从宜德东南的山路上作正面攻击,一营从宜德南侧迂回包围敌人,形成了与正在苦战中的第一一三团紧相呼应的大包围之势,把敌人全部压制在从宜德山脚到水塘、斗岩那条长十余公里的山谷间。
敌人退下山谷后,才知道慌乱中走错了地方,还想趁第一一三团兵力不多时,从下往上冲,一鼓作气杀开一条逃路,但久攻不奏效,已是衰竭,如今见人民解放军又增加了兵力,更是军心大乱无心再战,在人民解放军居高临下的打击、冲杀下,有的投降有的被击毙。
这一阻击战,敌军第二三七师近3千人被歼灭,师长李彬甫也被击毙,只有这个师的第七0九团,当时作为师的右翼在战斗外围,团长李国辉见战斗形势不利,忙带着全团抢先跳出战斗,趁人民解放军几路部队还没有形成合围时,从阿帮渡口上的浮桥过红河进入元阳地界逃走了。
这场战斗,人民解放军缴获很多,其中第一一三团歼敌570余人(毙敌300余人,俘虏270余人),第三四0团歼敌2000余人。这场打得很是艰难、以少胜多的宜德阻击战,又一次使第一一三团特别是郭春生排声名大振。
这短短的三四天中,本来拥有5个师的敌军第八军,已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近半,只剩下两个步兵师(第四十二师、第一七0师)和一个教导师。除第一七0师人枪较完整外,第四十二师只剩有两个团。
汤尧、曹天戈在石屏召开了一次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听说第三师在安边哨投降,第二三七师在宜德被歼,第八军上下更是一片惶恐。在无路南逃越南之时,决定全军西经元江、墨江进入思(茅)普(洱)地区。他们的部署是;从1月19日下午1时开始西进,分左右两路纵队,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进入思茅;以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为右路纵队指挥官,指挥教导师、一七0师,从宝秀以北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以掩护军的主力通过,然后该纵队改为后卫,由孙进贤指挥,继续在原地监视、迟滞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并与军主力保持一天距离随后跟进,待大部队过了元江后,彻底破坏元江上的大桥;以石建中指挥由第四十二师和军直属队组成的左纵队,经宝秀直趋元江,通过元江大桥后,左纵队则改为军的前卫,向墨江、普洱、思茅行进。
曹天戈是黄埔四期学生,又是从排连营团长依次上升,经历过许多战阵的指挥官,善于行军布阵,如今虽然是在败逃途中,也力求军行有序能随时投入战斗,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第八军这支在淮海战役被消灭又重新建立的新部队,已是士气低落,特别是师长团长们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心计;如第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对过了元江大桥后,把他们师改为后卫就很不满意,怕被追上来的人民解放军歼灭,而暗暗有自己的打算。处于这种军心涣散状态,曹天戈的部署再周密也如同纸上谈兵,难以贯彻执行,避不开被击溃的命运。
当时从昆明去往思茅没有公路可通,行人商旅多是先坐狭窄的米轨火车从开远、鸡街、建水、石屏到宝秀,然后步行或骑马沿古老的驿道步行经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渡过澜沧江去往车、佛、南(西双版纳)、澜沧。那一带是横断山纵谷哀牢山脉的南端,巍峨险峻的群山如海浪般起伏,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常是从两山的顶端喊话,可以相互清晰听见,如要走到对面山头却要爬上滑下地跋涉一整天。过了石屏、宝秀首先要经历上下近百华里的元江大坡的艰难险阻,千百年来,这条山道不知累倒了拖垮了多少行人、驮马;久走这条路的商旅马帮,都会走一次畏惧地哀叹一次。如今,溃逃中的第八军在前有险山恶水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还拖带着近3000人的随军眷属上路,哪里能如曹天戈颁发的“合同命令”中所规定的那样军行有序地“以最快速度”行进?
敌第八军是1949年10月才从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官兵多是外地人,对云岭高原地形气候不熟悉,从前只知道山大瘴气重,走彝方的汉人十有九死,一路上也就心怀恐惧,如今退到这滇南大山里,才知道山的险陡,水的湍急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加上沿途山岭村寨稀疏,几万人的军队既没有后勤保障,也找不到住处,只能餐风露宿于野地里。从蒙自、建水慌忙往这边逃时,许多部队都来不及置备粮食、菜蔬、干粮、医药,上路不久,就有不少人因为饥渴疲累而病倒,有的掉队,有的丢下枪支逃亡,那些拖儿带女的随军眷属更是不堪其苦,披头散发,愁容满脸地一路叹息哭泣。
面对这混乱情况,汤尧、曹天戈也束手无策,他们只能强作镇定,走一步是一步。好在他们还有马可骑,比下属好过一些。
台北的蒋介石已从顾祝同的报告中得知蒙自机场失守,被解除武装的第二十六军多已溃散,第八军正西逃石屏、宝秀。忙派出飞机来追寻,当他们发现这个军正在石屏、宝秀之间的大山岭上缓慢行进时,低飞盘旋丢下了一个通讯信筒,要求曹天戈迅速用无线电与台北的国防部取得联系,并命令第八军到达思茅后,必须尽快控制和抢修那里的简易机场,以便空运接济。
他们不了解,从这里往思茅的近千华里古驿道全是在哀牢山、无量山脉的起伏大山里蜿蜒,还横隔着元江(红河)、把边江等水流湍急的大河,每一山岭江河都是要费尽力气才能逾越的天然障碍,即使一路顺利地朝行夜宿,也要跋涉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达,何况人民解放军正在后边追击,沿途还有早就在这一带活动的“边纵”游击队阻击。曹天戈收到台湾的命令后只能暗暗地叹气,但愿此行能逢凶化吉。
由第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副军长陈康组织的军前方指挥所在调动部队堵住敌人南逃越南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逃往石屏的曹天戈第八军动向。1月20日,他们接到侦察分队的报告,集结于石屏的敌第八军第四十二师、一0七师、教导师和第三师的第九团约两万余人,已从宝秀出发分两路向元江方向逃窜。
元江是红河的上游,水深流急,冬天的干旱季节也难以徒涉,由于两岸山高坡陡河谷幽深,沿岸也就渡口少船只少,在这条驿道上南北来去的行人马帮只能依靠那条临近元江城的铁索桥过河。刘有光、陈康两将军认为,敌人仓皇逃遁,必然要从铁索桥走,迅速追上敌人并把桥封锁,不让他们有机会从容地扎排造船作为渡河工具从其他处过河,就可以把敌人拦下聚而歼之了!但是这期间王长有副师带着的三十八师两个团(第一一三团、一一四团)还在蒙自以东的个旧附近和新民街一带追歼敌人,能用于追击敌第八军的只有三十七师两个只带着轻武器的步兵团(第一0九团、一一0团)的4个营,人数不足2000人,敌人却还有3个师两万余人,我们固然应该有以一抵十的勇气,但一旦与急于逃窜而不惜作困兽斗的敌人作战,这微薄兵力还是风险很大,如果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再追歼,就会拖延时日错过战机,敌人若渡过元江并破坏大桥,就可凭险固守,增加我方追歼的难度。
刘有光、陈康两将军都觉得仍然应该以快以巧制胜。这期间,刘有光政委受命留在蒙自筹组中共滇南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领导,就由陈康副军长率领“军前指”从蒙自进驻建水指挥作战。陈康副军长分析了敌人现状后认为:惊弓之鸟的敌人,如今逃命心切,已很难组成战斗集群,再加上这条路山高路窄,敌军只能一字长蛇地成纵队行进,首尾难以兼顾,更不可能形成有集束力的战斗力量,只要给予猛追猛打,那两万人马完全可以在击溃中歼灭。因此,能追上敌人就能夺取胜利,要取得胜利必须不惜代价先于敌人夺取元江铁索桥。
他把这一决心,报告给周希汉军长和刘有光政委,得到支持,又上报给陈赓司令员,很快得到电复:“同意你们的意见。”
陈康在命令第三十七师两个团出发追击前,特意向师长团长们指出:“可以以营或团为战斗单位,大胆地分路穿插,不要停歇,不要怕掉队减员,也不要中途恋战被小股残敌所缠绕,务必在敌人之先抢占元江大桥东侧的营盘山以及桥头附近的高地,以封锁敌人过桥的道路!”他又命令还在蒙自以东的第三十八师一一四团,迅速赶往蒙自乘上米轨火车越过建水直奔石屏,然后徒步急行军赶至元江大桥东北的甘庄坝、二塘地区,接受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的指挥,加入堵击进至元江以东的敌人的战斗。
刚刚在蒙自、个旧一线结束了滇南战役第一阶段,还没有得到休整的这几个团又开始了一次更为艰苦的长途奔袭。军情紧急,也没有时间坐下来从容开会动员,只能边走边逐级传达军、师的作战命令,鼓舞干部战士不顾疲劳,不要歇息地猛追逃敌。
由顾永武团长率领的一0九团作为先头部队,翻山越岭,渡河涉水,一路疾行,终于在1月21日的上午赶到元江大坡北侧的山脚下。商旅马帮上这大山前,都会在坡下好好休息一阵,喝水、吃饭,甚至小睡几小时,才有精力爬山过岭,但敌人正在狂逃,若不及时追上,战机可是稍纵即逝,他们没有停歇,不顾疲劳地继续往坡上爬。亚热带滇南红河地区的冬末仍然是阳光灼人,这一上一下百余华里的陡坡,把善于奔走的战士也爬得脚酸腿软。上到山顶天色已逐渐暗黑,山风呼啸刮来,树林山峦似乎都在抖动,从山顶上往下看,向南边倾斜的下坡路上,燃着火把夜行军的敌人队伍,如无数条大大小小的长龙蜿蜒于山道上的树林和草丛中,人喊马嘶声不断地在山谷间回荡,随着夜风传得很远。敌人也知道形势危急,在连夜赶路呢!
元江县城在1949年春就已经被“边纵”九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带领的部队攻占,在敌人第八军还没有抵达前,县委书记兼县长钱渭川就接到上级党委通知,要他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阻击敌军。他们及时派出了游击队员四出了解敌情给部队报信。这时候,3个少数民族装束的“边纵”游击队员向正在疾行中的第三十七师的部队迎了上来,向周学义师长报告:前边逃走的都是敌第八军的队伍,走在右边山坡上的是敌一七0师和教导师,左边山沟里的是敌第八军军直属队和第四十二师。
这给了周学义师长很大帮助,敌军新的动态顿时明了许多,使得他能进一步考虑怎么去打击敌人?
他问游击队员们,有什么捷径可以抢在敌人大部队前边去抢占元江大桥?
回答是没有。这元江大坡只有这一条可供行人通过的狭窄古驿道。
难道只能从敌军中插过去?这可以么?他在费力思考。
汤尧、曹天戈的第八兵团部是随石建中第四十二师的左路纵队前进,从宝秀出发时,他们派人抓了几个农民引路。当地人民群众这些年深受抓丁派粮之苦,早就恨死了国民党军队,怎肯带路?走着走着,这几个农民趁他们不注意溜进树林里跑掉了,他们只好就地拦住两个砍柴的山民逼迫他们当响导。这里山岭起伏,溪流纵横,树林茂密,两个山民在黑夜降临后,把他们引进一条前有矗立的大山和湍急的河流横亘的绝路上后,自己也依靠天黑,以树林作掩护溜走了。
这是农历十二月的初四,夜空里一弯细细的新月惨淡无光,只听见从山谷里冲激出来的河水声哗哗响,也不知有多宽多深,前边的大山在夜雾中变得有如许多堵黑墙般狰狞高大,这险山恶水似乎要把挨近它们的人马全都吞没。他们已走得人困马乏,不敢再摸黑往前闯,只好在荒凉的河滩上就地露营,忍受着冻饿过夜。
这时候从山上冲下去是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一0九团团长顾永武是位老红军,跃跃欲试地向周学义师长请示:“师长,打不打?”
周学义权衡了一下利弊后,又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摇头说:“不打!抢占元江大桥才是这一仗的关键,现在不要惊动敌人;你们还是按原计划直插离大桥不远的营盘山,力争在元江以东全歼敌人。”
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师政委雷起云的支持,雷起云补充道:“打蛇要打头,我们应该把尾追同拦击结合起来,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全部消灭他们。”
这就要求顾永武他们,不仅要勇敢,还得发挥智慧来完成这一歼敌任务。至于怎么从几万敌军的密集队伍中穿越过去,抢在敌军前边插往元江大桥边的营盘山,周学义、雷起云都没有具体布置。这战术上的细节,他们相信顾永武团长会有他的安排。
还没有挨近敌人,顾永武也不完全了解敌军的底细,他只能竭制住急于消灭敌人的战斗冲动,又指挥全团往前赶。随他走在最前头的是这个“红军团”善于夜战近战的二营——“夜老虎营”。多年夜战和在各种地形夜行军练出的本事,干部战士都能凭感觉识别道路上的一切,虽然天色墨黑山路崎岖,他们还是如同有红外线扫瞄似的走得飞快,在下半夜3时前赶到了营盘山并追上了敌军的后卫。
敌人不断地上山下山和连夜奔走,都走累了走瘫了,见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也就大胆地随便坐下躺倒歇息,军官们也累得麻木了,既不按行军规定,大休息时要在周围高地派出警戒,更不注意后边的动向。他们见来路上一片漆黑,错以为追兵还离得很远呢!
接近敌人了,怎么办?打不打?怎么打?二营李龙云营长向顾永武团长请示。消灭这些完全缺乏防范意识的敌人太容易了,趋近前端起机枪一扫,就可以撂倒一大片,但又会惊得前边的敌人像兔子一样的乱窜。但不消灭敌人又怎么通过呢?这一带全是陡坡削壁,附近又没有别的路可以绕过去,总不能也尾随着他们慢吞吞地走呀!顾永武想了想,来个大胆的穿插吧!他命令副营长秦三须带一个连伪装成敌军的官兵从敌人队伍中闯过去。
那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多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得来,取掉人民解放军的帽徽胸章,又是在夜间,不仔细观察神情像貌是难以辨别。胆大心细的秦三须把路上捡着的一套国民党军官黄呢军服和一顶大盖帽穿戴上,骑上一匹也是缴获来的大红马,就威风凛凛地带着战士们往敌人当中闯。战士们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握着揭开了盖的手榴弹,以防万一。困倦麻痹的敌人以为是走在后边的队伍在抢路往前赶,也懒得去过问,几万人挤在一条小路上奔走,你歇息我超前赶是常有的事,也就事不关己地各自闭目养神或呼呼地睡大觉。
遇见散乱的敌人堵住了路,秦三须就先声夺人地吆喝、责骂这些敌兵怎么会走得这样慢?影响大部队……见他这气势汹汹状,敌人也不知他们是哪一部份的,有什么紧急任务,更不敢盘问。他就这样顺利地带着一个连从敌人的几万人当中挤过,顺利进到了营盘山并迅速占领了制高点。
这座山头紧扼着南来北往的古驿道,地形很险要,但秦三须明白,自己是在敌人的围裹中,敌众我寡,必须及时利用天亮前夜幕的掩护,趁敌人弄不清自己有多少人时,给敌人一个突然打击。他布置好阵地后,就命令机枪、步枪,冲锋枪都同时对着还在慢吞吞向这边移动的敌人进行扫射。这一突然袭击,把敌人打懵了,开始敌人的指挥官还以为是零星的游击队,心想只要组织好进攻就可冲过去,但一看火力极猛,射击角度和层次都严密有序,才明白是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他们搞不清楚,这些解放军是从哪里插过来的?根据情报,元江这一带没有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呀!他们还没有想出反击措施,第一0九团的三营和一营两个连也攻向营盘山两侧,暴风骤雨似的密集子弹和手榴弹、迫击炮的爆炸,把毫无准备的敌军完全打昏了,黑夜中建制一乱,军官指挥不了兵,士兵不知该往哪里走?有的人就晕头转向地往山坡下的元江边乱滚,有的吓瘫了跑不动了就大喊投降;但离得较远的敌军后续部队还是没有乱,作为右路纵队指挥官的第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很明白,如不赶紧从铁索桥上渡过元江,困在这桥东岸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他兵分两路,一路用密集火力逼住从营盘山上攻下来的人民解放军,不让他们展开,一路狠力夺路冲过高悬于元江上的铁索桥奔往南岸。由于敌军多,又组织了起来,攻击力强,守在营盘山的秦三须那个连也就遭到了巨大的压力,难以把敌军完全堵住。
率领“西进部队”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接到“边纵”党委通知后,就从楚雄方向连夜往昆明赶,去与卢汉见面,在一起商量筹划如何配合即将进入滇南的野战大军歼灭逃敌,据朱家璧回忆:“我们分析当时云南的敌情认为:敌军不具备踞守滇南的条件,唯一的出路是向国外逃窜。根据滇南敌我力量和地理条件,我们认为敌军外逃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向南,从金平一线逃越南;一条是过红河向西南,经思茅普(洱)、车、佛、南一带逃往缅甸。这两条路,趟河过江,丛林叠嶂,加之有九支队在思普区阻击,欲逃不易。若熟悉云南地形,洞悉我军分布,可能会选择第三条道路,即由蒙自、建水、石屏、新平,经戛洒进镇沅、景谷逃出境外。这条路好走,我军阻击力量也较薄弱。我当时把这些看法告诉卢汉,主张防阻第三条逃路,并要卢汉派出一个师的部队配合我军去防堵。卢汉同意派部队,但他顾虑滇南农村已为‘边纵所控制,保安部队单独行动怕出意外,要我们派人随队行动。我即派张白林同志去,部队归我们指挥。”
朱家璧久在云南指挥游击战争,对山川地理和敌情都很熟悉,后来从“滇南战役”的发展,敌人所选择的逃走的路线,也基本上符合朱家璧的估计。
卢汉见有“边纵“一起出动,也就放心了,立即派出了4个团。接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也电告卢汉:“我陈赓将军所指挥之入滇大军一部,已于锐日(16日)攻占蒙自机场,歼灭守敌并获匪机两架。我军主力正向蒙自、建水、石屏之匪攻击前进中。拟请贵部以不少于3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璧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如能以汽车输送部队,则收效更大。”
卢汉很高兴自己与朱家璧商议的部署恰与刘、邓首长的要求吻合,立即复电报告:“我暂编十三军陇生文师第三十三、三十六两团,及三十四、三十五两团,共4个团,于上月底已与朱家璧商定归他指挥,并分别于子冬(1月2日)、子江(1月3日)出发,遵示电令,将主力集中于元江,一部抵龙武,在朱家璧指挥下,分别向建水、石屏前进。”
卢汉起义后把他的两个军(第七十四军、九十三军)的番号分别改编成为暂编十二军、暂编十三军。这陇生文师就是原来的第二七八师,如今改称暂三十九师。下辖暂三十三团、暂三十四团、暂三十五团、暂三十六团,是原来的保六团,保七团、保八团,保九团。
“边纵”九支队第四十一团与卢汉起义部队联合组成了以“宁应”为代号的部队,由“边纵”九支队司令员余卫民、政委袁用之,起义部队暂编三十九师(原二七八师)师长陇生文一起来指挥。前一个多月,陇生文还率领他这个师在滇西一路尾追“边纵”的“西进部队”,如今却化敌为友,一起并肩作战了。形势变化之快,令那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有如梦幻!
出发前,中共云南地下党从昆明“学联”中,挑选了一批进步学生中的骨干,派到这起义部队4个团的营连去做政治工作。
他们是1950年1月2日、3日,兵分两路从昆明出发。一路由起义部队暂三十九师(原二七八师)副师长邹君谷、“边纵”九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柏林指挥起义部队第三十三团(保六团)、三十六团(保九团),从昆明乘汽车至易门,然后步行去往双柏县的大麦地,沿哀牢山南下,进入新平的蒿芝地,先消灭盘踞于哀牢山腹地、已接受汤尧任命为“云南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的大恶霸大地主李润之那股2000余人的土匪,然后顺戛洒江南下去元江县境堵截南逃的第八军;另一路由余卫民、陇生文、袁用之指挥“边纵”九支队第四十一团、起义部队第三十四团(保七团)三十五团(保八团),经玉溪、峨山、扬武的古驿道西去元江。
到达玉溪后,“边纵”第四十一团奉命抽出一个营(三营)前往新平哀牢山的水塘、戛洒之间,增援攻歼李润之的战斗。
“边纵”第四十一团两个营和起义部队两个团(第三十四团、三十五团),是1月19日、20日先后抵达元江的,由第三十五团(保八团)防守元江西岸,“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的两个营和起义部队第三十四团(保七团)守元江以西的迤萨、猪街、羊街一线。
起义部队三十五团(保八团)的前锋一个排,在原来活动于当地的“边纵”一支队的引导下,从小路疾行,刚接近元江铁索桥,敌军第一七O师的大部队就急匆匆冲过来了。“边纵”和起义部队只有120余人,又来不及构筑工事,只好硬顶着打,因为敌众我寡,在敌军接连3次冲锋下,招架不住,只好往后退却,被敌军占领了桥西岸的高地,掩护这个师的其他营团过桥。
敌一七O师师长孙进贤见铁索桥东西岸出现的阻击部队不是太多,更是下令奋力往西冲杀,务必保住大桥,让他作为前卫的两个师(一七O师、教导师)能越过红河抵达西岸,也就把大炮、重机枪对着已接近河两岸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起义部队倾泻,打得山林起火、岩石飞迸……
起义部队三十五团(保八团)主力上来后也抵挡不住敌军第一七0师的冲击,后退到峨郎山、银矿山一线,后续上来的起义部队暂编第三十四团(保七团)则退到了羊街,护卫从猪街转移过来的暂编三十九师(二七八师)师部。
起义部队这两个团虽然因为自身战斗力弱无力消灭、阻拦敌人,但还是起到迟滞、威胁敌军的作用。
经过连续的拼死冲杀,敌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和教导师师长李桢干,还是带着他们师的大部分军队冲过了铁索桥。
见桥两边都打得激烈,这两个师长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棘手的局面。孙进贤这个师受领的任务本来是作为右纵队先行,过江后据守大桥接应后续部队,待全军过江后从前卫改为后卫,然后炸掉大桥隔江据守以抗御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如今形势变化得这样快,追击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冲近东岸桥头,“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也来到了西岸,而汤尧、曹天戈率领的大部队还在后边距离大桥五六十华里,能等他们上来?
怎么办?他想应该当机立断了。
孙进贤深知人民解放军的神速。淮海战役时,他是李弥第十三兵团第八军第二三七师师长,李弥兵团在徐州以东作战遭到沉重打击后,从徐州以西沿萧(县)永(城)公路向永城撤退,在青龙集、陈官庄一再受阻,不断被歼,1949年1月10日,他们兵团全部被歼灭,孙进贤和当时的第八军军长周开成一起被俘。他趁混乱中看守不严逃走,辗转回到南京。如今仅过了一年,恰巧又是个可怕的一月份,他再次面临将成为俘虏的命运,他不想就此被歼,也就不顾他这个师还有个后卫团没有过桥,作为左纵队的第四十二师和第八军军部更是远在后边,却悍然命令立即装上炸药把铁索桥炸断。这些炸药原来是曹天戈命令他“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后”再使用的,如今为了逃命,却擅自提前引爆了。
工兵排长见桥上挤满了奔走的败兵,桥那头磨盘山下的战斗正剧烈,远处的黑黝黝山路上更是不知还有多少自己的军队,颇犹豫,这怎么能炸?
孙进贤见工兵排长迟迟不执行命令,火了,掏出手枪凶悍地吼着:“快执行命令,不然我枪毙你们!”
工兵排长也想到自己应该逃命要紧,确实不能等桥上的人走完。这几万军队不是一两天走得完的。一狠心,指挥着手下人,急匆匆地装炸药、点火。
桥上的乱兵一群又一群奔来,见工兵在装炸药也不以为意,他们想,等大部队人马过完了,当然是炸了好,却不知道,还不等他们走下桥就要爆炸了!
这都是美制TNT炸药,毁灭性极强。只听见轰然几声巨响,这座被几条结实粗大的铁练子系牢于两岸、如同长龙般高悬于红河波涛之上的索桥,顿时断成几截,连同还在桥上奔走的人全都跌进大江急流里,桥板、人的尸骨被炸得粉碎,高高飞溅起来又落下。
江东岸还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敌军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大桥被炮弹击中了,等到搞明白这是自己人有意炸掉,也就又哭又咒骂孙进贤的心狠手辣不顾别人死活。
被阻在桥东岸的那些敌军知道西逃无望,有的急忙往河边上跑,想找寻渡河的工具,有的在人民解放军追歼下举手投降。这短暂时间在桥东头就有1700余人成了俘虏。
走在后边的汤尧、曹天戈以及第八军军部、第四十二师的敌军官兵,听见前边约50华里处,枪炮声密集,颇感意外,但夜黑路远,也不知是哪支部队围了上来,只能加快速度向前走,他们还希望作为前卫的孙进贤的右路纵队能扫除前进障碍,掩护他们逃过元江大桥。
又奔走了几个小时,他们才来到元江东岸的一个高山上。这时候天已大亮,可以清楚地远眺被炸断的铁索桥和破烂的战场。这景况使他们大为惊愕,也不知这场战斗是怎么发生和结束的;后来接到被抛弃在桥东岸的第一七0师后卫团团长的报告,才知道是孙进贤擅自炸毁铁索桥西逃,如今渡口东岸的制高点早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封锁,无法前行了。
汤尧、曹天戈气得大骂孙进贤目无军纪,行事不仁不义,还恨恨地表示,抓到了他一定就地正法。但事既如此,隔江咒骂已无济于事,还是想方设法继续西逃要紧,他们派出工兵,想去修好铁索桥,哪里能接近?多数人还没有走到河边上,就被已控制桥东岸高地的我第一0九团消灭,残剩下的士兵只好慌乱地退回。
这时候,汤尧、曹天戈还有近万人的部队聚集在元江东北小河底、红土坡、二塘山一带的山头上。他们派出人员四处寻觅哪里还可以过江?很快了解到离元江大桥20里的下游有个渡口,河水比较浅可以涉渡;他们把师长、团长们召集到一起商量,决定等到天黑后再下山偷渡。他们明白,如今已是人困马乏前后受敌,若不尽快突围,拖延时日,粮食无着落,人马全部会饿倒。这元江河谷一向炎热,是云南横断山脉之间有名的大火炉,夏季气温高达摄氏42度,如今虽然是冬天,太阳一出,仍然是火辣辣的灼人。山头上饮水困难,水源被当地乡民和游击队破坏了,饥渴使得敌军人马昏倒不少;而人民解放军却得到中共元江县委组织的群众支援,暂停攻击,埋锅造饭,喝足了水吃饱了饭休息,有的连队的菜肴还有腊肉、红烧肉,三四天来由于长途追击顾不上吃饭,所积聚的饥饿疲困,如今都得到了消除。他们歇息了几小时,又精神抖擞地准备围歼敌军。
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的师指挥所已被中共元江县委用船接过西岸,设在县城内一家宽敞的大宅院内。1月24日晚,他和师政委雷起云在这里召集团长、团政委们开会,有元江县委的同志详细介绍,他们对敌人占据的那一带山形地势也就能很快搞清楚,便于调整攻击部署。鉴于敌第八军军部和第四十二师的部队已猬集在东岸几个相互联结的山头上,是可以趁此聚而歼之了,周学义命令一0九团团长顾永武带部队向红土坡进攻,一一0团团长傅一宗带部队由正东从甘庄坝与红土坡之间的丘陵地带穿插,切断敌第八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第三十八师的一一四团、“边纵”的九支队等部队分别在东北、西北方向警戒,防止敌人西逃。
25日清晨,第一0九团、一一0团向这几个山头上的敌军发起了攻击。
这时候,敌军还有陆军总部警卫团和石建中的第四十二师的部队六七千人,在元江东北的二塘山、红土坡构筑了防守工事进行顽抗。
石建中在淮海战役时,就是李弥第十三兵团的第四十二师师长。李弥奉令指挥兵团从陇海铁路以北行进,企图救援被围困于碾庄圩的黄伯韬第七兵团,石建中的第四十二师是主攻部队,他凭着兵力多,武器好,在团山、周庄、麻谷子等据点与人民解放军展开了争夺战,并一度占领了这些地方,颇受杜聿明、李弥等人的夸奖,把他说成是“骁勇善战”之将。只是好景不长,黄伯韬的第七兵团被全歼,他们这第十三兵团也不敢再恋战,急忙放弃徐州东撤涡阳、蒙城,在后撤的途中,石建中又指挥第四十二师在王白楼、锦州桥、崔庄一带阻击尾追的人民解放军,掩护兵团大部队节节后退,12月13日在守李石林、东于庄阵地时,他在督战中负重伤,被先期送往后方。这样,第十三兵团被全歼,众多军长师长被俘虏之时,他得以漏网,但他却以善战而在李弥兵团内颇有名声。
如今大势已去,他仍然悍劲不减,见人民解放军虽然攻击得凶猛,人数并不多,也就自恃人多枪多,不仅下令务必拼死抵抗,还在5个小时内连续组织了8次反冲锋,想把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压下去,然后抢回桥头堡,派人砍伐竹木扎成排筏西渡元江。
他们这个师在离开蒙自前又配发了一批较精良的武器,有冲锋枪,轻机枪、火焰喷射器和八二迫击炮;尤其是汤尧的陆军总部警卫团的士兵,都是一色的双枪,一人一支可打点射连射的美国制卡宾枪、一支勃朗宁手枪,与石建中的部队合在一起,也就火力很猛。但战场形势如此,石建中虽然有拼死的劲头,下边的官兵多数已无战心,特别是陆军总部和第八军这次南逃还携带着几千眷属,小小的连长也带着太太,如今都夹杂在乱军中,枪炮声一起,也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就只知道哭喊啼叫,既怕自己被打死,更怕男人送命。处在这种氛围下,那些军官哪有心思来指挥战斗。特别是山上没有粮食、水,一个个饥渴难忍,几次反冲锋不得逞后,也就锐气全无。石建中见派出的督战队也不行,又气又急,抓过一支冲锋枪亲自带着“敢死队”冲锋。在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和地形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敌人这边谁冲在前,谁就死得最快,他才冲出几十米就被乱枪击毙。师长一死,军心更乱,顿时满山遍野都是乱逃窜的溃兵和打散了的军马,跑不出包围圈的五六千人全当了俘虏。
临时换上脏污的士兵服装,躲在俘虏群中的第八军参谋长杨也可,本想混过去再作逃走打算,但他那副神态哪像士兵?被人指认出来,但曹天戈却不见了,审问杨也可,他狼狈而又狡猾地说:“你们打得这样猛, 我们四散奔逃,谁也顾不上谁,都走散了。”
怎能让敌人首领逃走?敌军都困在河岸东边,估计也逃不远。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命令各个团营必须加强搜索,尽快捉住敌军军长曹天戈。
汤尧和曹天戈在人民解放军总攻开始后,除留一部分人在红土坡抵御第一0九团、一一0团的攻击外,他们亲自带着部队向山下跑,企图冲开一条路西逃,在西北方向被“边纵”九支队等部队拦住,改向东北方向冲,又被第一一四团拦住。汤尧见走投无路,急了,大叫:“不冲过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和曹天戈调动部队往山头上冲,一次两次三次冲锋都被一一四团打了回来,敌军营连级军官和士兵见尸横遍野,惊得身心都在发抖,哪愿再送死,一个个哀声叫喊:“打不得了,再打全都完了。”汤尧不甘心,还想强迫士兵们往前冲,没人肯听了,他见已无法指挥,自知无望,又见红土坡那边枪声逐渐稀疏沉寂,估计留在那山头上抗拒的部队已被消灭,他虽然官居陆军中将、陆军副总司令,从前只是作为幕僚纸上谈兵,这还是第一次亲身经历这样惨烈的战阵,满山遍野冲杀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吓得他心神慌乱两腿发软。
这时天已暗黑,山岭间在夜雾中晃动的树木都似乎是人影在活动,更使处于惊恐中的他们有着草木皆兵之感;他们慌不择路地奔跑着,在由分水岭形成的一条岔道上,曹天戈这批人和汤尧那批人走散了。
曹天戈带着一个营在峡谷间的原始森林里东摸西转,深一脚浅一脚不停歇地奔走,一夜之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但天亮后借助昏茫的晨光一看,却还在这大山的“连环套”里没有转出去,只见周围山头上全是人民解放军,曹天戈也走累了,走瘫了,望望自己身上那套将官服已被树枝荆棘撕得破破烂烂。他打了许多年仗还从来没有如此狼狈,只能黯然长叹:“这是天亡我也!”他虽然身边还有一个营的士兵,但是深知已无力冲出这绝境,逃不脱了,再乱闯只会加快被歼,就叫跟随他的官兵在潮湿的山坡上就地坐下等候投降。一会儿,被封锁这一片山沟的第一一0团一营二连战士发觉,冲下来命令他们缴械投降,把他们押送到元江城的第三十七师师部。
曹天戈也算得久经行伍的老军人,打过许多硬仗,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了战争态势的瞬息万变,特别是兵败如山倒的可怕。他是浙江人,毕业于上海英文高等专科学校,从事过翻译工作,以后又进入黄埔军校四期、陆军大学十三期,从排连长逐步升起,是国民党将领中有较高外文水平,能直接阅读英文军事著作的人,一直为顾祝同所信任。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属的的第二十六师师长驻军江西广丰,负责在外围警戒驻扎于上饶的长官司令部。1948年冬的淮海战役他是第八军副军长,全军被歼时,军长周开成被俘,他恰巧因事逗留后方,没有参加战斗而侥幸漏网,战后他本来已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去重组那支原属邱清泉兵团、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了的军,后来因为原第十二军军长舒荣只身逃回,又把他改任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司令官是李弥);被任命前,蒋介石特意把他召到浙江奉化溪口,告诉他,李弥能从淮海战役遁回,行迹颇可疑,要他注意监视。对手下将领故作宠信,拉一个打一个,本来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他却信以为真,很是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1949年10月下旬,李弥率领重新组建的第八军经川南、黔西进入云南宣威、沾益时,他是奉令指挥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和第八军的第四十二师留守泸州,11月下旬贵阳被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解放,他怕川、黔、滇通道被切断,才匆匆率领部队离开泸州于12月1日来到云南与李弥的第八军会合。所以,12月9日李弥被卢汉扣留于昆明五华山时,他才来到云南几天,对一切都不熟悉,只是在汤尧游说下,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才迅速接过第八军兵权。
蒋介石在12月11日给他的电令中,亲切地称他为“天戈弟”,向他指出:“卢汉叛国投匪,张长官、李司令、余军长判断已失自由。着弟占领沾益、陆良、呈贡机场,据守宜良、昆明火车站,指挥所部及宪兵十三、十五团占领昆明后,再统一行动向开远方向集结待令,此令。”能够突然以副扶正,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蒋介石对他这样亲切,也使他深感知遇,并想起了蒋介石在溪口对他的叮嘱,也就疯狂地指挥部队猛攻昆明。但只不过一个半月,他就从本来指挥两万余人的一军之长成了俘虏。他思前想后,只能怪自己利欲熏心,不该一当上军长就得意忘形,如果不进攻昆明,早日把第八军南移,也许不会垮得这样惨。特别是16日到了建水后,不该听从那个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的汤尧的主意,在建水停留了一天半,不然全军早渡过元江大桥了。用这几万人兵力在谷深水急的南岸凭险据守,也不会这样快一败涂地。
如今被俘了,人民解放军会怎样对待自己呢?关押、审判、交给对他恨之入骨的昆明人去斗争?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不过押送他的解放军战士虽然一脸严肃,却对他不打不骂,更没有侮辱性语言。
他被押进一座宽敞宅院里。从森严的门卫和新拉起的电话线,他感到这至少是个团部,但又不见官长,只好沉默地等待安排。与他的谈话开始了,他才知道这军服上也溅满泥污的中年军人,就是这次指挥部队把他打得一败涂地的周学义师长,他又陷入了惊恐惶惑中,但见这个军人虽然神态很威严,对他仍然以礼相待,让他坐下,还叫人给他端来茶水,他只能尽力镇定自己的情绪等待发落。
周学义师长和雷起云政委注视了他一会,才问:你明白自己的错了吧?我们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一再召唤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站到人民这方面来,你们为什么不听?
刘、邓在12月30日发表的“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曹天戈是从电台上听到的,当时他还想凭借自己这个军在滇南盘踞并发展,哪肯接受这召唤,如今兵败被俘也颇后悔,只有强作笑脸为自己辩护,表示他早想起义了,只是他刚接任第八军军长不久,掌握不了各个师,所以拖到今天才带着一个营投降。
这样花言巧语真令人生气。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早就了解到,卢汉将军起义并把李弥扣留后,第八军上下乱成一团,如果曹天戈这个当副军长的有心归顺人民并登高一呼,是可以带领这个军加入起义行列,更不会发生围攻昆明的战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顽固地坚持打下去的正是这个曹天戈。周学义师长也就严厉地驳斥他:真是这样吗?卢汉将军派人去劝告你们,你当时的态度多嚣张,你从电台上听见刘、邓首长的文告时,又是什么态度?你如果稍有靠拢人民之意,也就不会对昆明攻得那样厉害,更不会跑到这里来被俘了。你们一路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犯下的罪还少吗?
曹天戈没想到周学义师长对他的这一段作为了解得这样清楚,这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只好嗫嚅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无条件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围攻昆明,把部队带来滇南,都是奉命而行……”
周学义师长又严肃地责问他:“你不要推卸了,难道你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曹天戈被问住了,惶恐地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他似乎又找到了一条推卸罪责的借口,貌似恭敬地望着周学义师长和雷起云政委:“我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向我手下的师长们查问,将来还可以去询问我的直接上级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什么?这群敌人当中还有个职位比曹天戈高的重要人物。这使周学义、雷起云和在屋内的参谋们都颇感意外。他们在南宁接受奔袭滇南的任务时,只知道是来歼灭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从1月16日攻下蒙自以来,这五六天一直都在紧咬着第八军的主力追击,没有时间来审讯俘虏,也就不知道这南逃的几万敌军的总头领是汤尧。
周学义师长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和雷起云政委交换了一个相互会意的眼色,追问:“汤尧如今在哪里?”
曹天戈老实地叙述了他与汤尧是怎么走散的,估计还藏在东北面那座大山里。
这亚热带南方的元江两岸,山势高险原始森林稠密,是逃匿的人藏身的好地方,如不及时把汤尧抓住,以后就费日费时后患无穷了,周学义他们顾不上再对曹天戈审讯了,命令把曹天戈先押下去看管,并给予茶饭和一定优待。然后就迅速部署全师指战员投入追捕汤尧的战斗。
政委雷起云虽然看来身体干瘦文弱,却是个有魄力处事果断的人,他和周学义师长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后,立即代表师党委发出指示:不能放走敌人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抓住汤尧,个人记特等功,单位也记特等功。这是大战结束前最大的事,擒贼先擒王嘛!
命令一下达,全师都沸腾了,就连正在休息的部队和伤病人员都投入了这场搜捕。
敢于打大仗、打硬仗,抓俘虏,抓大俘虏,一向是陈赓兵团各个军师的战斗作风,被公认为是这个兵团主力师之一的第三十七师,更是具有这种战斗实力。从1946年开始的解放战争以来,他们俘虏过不少国民党将级军官,早在1945年9月的临汾战役,所谓“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旅(原来的一个师)中将旅长黄正诚首先成了他们的“高级”俘虏;1948年攻打中原重镇九朝古都洛阳时,与他们交锋的是在东北战场守过四平、以能攻善守著名的国民党精锐部队青年军第二0六师,这一仗,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的亲信、中将师长邱行湘又成了他们的俘虏;不久前的两广战役又俘虏了敌军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的义子,“粤桂边区剿匪总部”中将总指挥喻英奇。像少将、上校、中校这类军官那就更多了,如果在这次祖国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追歼战中能把汤尧这个“陆军副总司令”抓到,那可是给他们的光荣战史上锦上添花!全师迅速以营为单位分成十几路向敌人逃窜的陡峭山岭追去!
汤尧带着他的警卫部队七八百人向南边的山岭上逃窜。他想沿河南下躲过追歼,以求能沿着江岸从红河的下游逃往越南。
一路上掉队的、逃散的、力竭倒毙于路边的人不断增加,只剩下他的警卫团中特别顽固的几百人跟着他窜进了山林。
紧紧在后边追赶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一0团团长傅一宗指挥的部队。他们不久前抓住了曹天戈,很是得意,如今更不愿放过汤尧这个更大的头目。傅一宗估计汤尧既然过不了河,可能正顺着元江东岸的山岭往下游逃跑,去寻找逃往西岸的渡口,从时间上算不可能跑远。他命令一营一连连长张合锁带领全连沿着河边的山岭向西南方追击,并一再叮嘱,汤尧不是一般人物,要捉活的。
经过这几天的长途追击和激烈战斗,第一连伤病的人不少,不断减员,能在第一线投入战斗的只有40多个人,也都疲备不堪。但一听说要抓汤尧这个大官,又精神振奋了,也不管是否敌众我寡,仍然是大胆地往前冲。有的战士说,他们二连抓了敌军长曹天戈,不算什么,我们要抓一个更大的官给他们看看。
元江两岸多是热带雨林密布的陡峭山岭,虽然是冬天,那些树木仍然是枝叶茂盛一片苍青。他们越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仔细注意搜索沿途的树林山岩,都不见敌人,树林草丛间的杂乱脚印却时隐时现,还可发现树杆上的青苔新近被擦去的痕迹,说明有不少敌人从这里走过。在一座树林里,连部通讯员赵小山捡到了一只色彩亮丽的“三五牌”香烟壳,他拿给众人传看,战士们虽然不认得上边的英文字,但从这精美的用纸和印刷,可以看出这香烟不是一般士兵能吸的,一定是个大官丢下的!也就更有信心地往前追。
这条被称为元江的红河上游,河水在两岸高山大岭夹峙之间汹涌奔流,水流急湍,江岸也更陡峭,很难有水浅涉渡的处所,估计敌人还不能逃过江的西岸去,就继续沿东岸向前搜索。天热,又渴又饿,没有吃的,只能嚼一把米袋里的生米,这只能暂时压制一下饥饿感却难以产生热能,人越来越累,两条腿更是如灌铅似的沉重,要用巨大毅力才能迈开脚步,但抓逃敌要紧,他们还是一往无前地追。当他们走到一座大山的尽头,正要下山时,发现前边一座山包上的树丛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一连连长张合锁仔细观望了一会,觉得这不像野兽在进出,又不像砍柴的山民,但又怕误伤无辜;决定先派出几名尖兵去查看。当尖兵们摸过去时,被躲在树林里的敌人发现,敌人沉不住气慌乱地先开了枪。
枪声唿啸穿过山林,惊得几只栖息在树上的鸟都扑闪着翅膀乱飞,但也宣告了敌军是藏在这里。
总算追上敌人了。张合锁连长立即展开攻击队形,在部队向前冲的同时,用4挺轻机枪、两门六0炮压住敌人火力并封锁敌人山头的反斜面,以切断敌人的逃路。从交锋的过程中,他感觉敌人的火力很猛,射击面也有层次。看来人数不少,还颇有战斗经验。这也表明猬集在这里的敌人,是一股还没有完全溃散,有人指挥的部队。
一排长郝珍富带着8个战士在火力掩护下,冲在最前边,3个战士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下了,其他人仍然毫不畏缩地时而匍伏时而疾走地向前冲,一边利用地形用冲锋枪还击,一边急速地一颗接一颗地甩出手榴弹,加上4挺轻机枪的密集扫射、迫击炮的准确轰击,炸得树林里的敌人四散乱窜,跑不脱的就大喊:“别打了,投降、投降我们投降!”
一百多个敌人全都成了俘虏。
这些俘虏多数穿的是黄呢军服,虽然满身泥污,仍然可以看出不同于一般的士兵。张合锁一问,果然是敌第八军军部的官佐和陆军总部的警卫部队。
他想,可能追上汤尧了!
他把俘虏们集合在一起,对每一个人扫视了一番后,才查问:“谁是汤尧?”开头谁也不说,有的只是用一种特异眼神,斜视着一个穿着深绿色呢大衣,耷拉着脑袋的瘦高个子老军官。张合锁盯着这人再三追问,汤尧知道藏不住了,用沙哑的声音战抖地答应道:“我、我就是汤尧。”
见他抖成那样,陆军副总司令的威风全无,张合锁很是得意,风趣地说:“别害怕。我们可是缴枪不杀!”
天黑后,一连的战士们把汤尧和俘虏们押回了第一一0团团部。见汤尧一瘸一拐地走不动,还找了一匹马给他骑上。
所谓“团部”也就是山坡上的一株大树下。
听说抓到了汤尧,傅一宗团长咧开嘴大笑,连声夸奖一连连长:“好样的张合锁。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
第一一0团这支英雄团队,从北打到南,俘虏、歼灭的敌人不计其数,这次可是抓住了一个最大的将官了。虽然汤尧从前在国民党军队中名不见经传,但总是个陆军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官,而且是滇南战役中敌军的最高指挥官。
可不能让这个“高级俘虏”有闪失,傅一宗团长怕年轻的战士由于疲倦而打瞌睡,他亲自担任起了“看守队长”,一夜不眠地守在汤尧身旁。
汤尧刚被俘时见到郝珍富、张合锁那怒目横眉,手持冲锋枪和上着刺刀的步枪的愤怒状,直担心由于自己顽抗,伤害过对方的人,会被他们报复性的捅上一刺刀。但他们却对他不打不骂,还找马给他骑,也没有把他身上藏着的金条搜去。在山坡上过夜时,傅一宗团长还找了一条溃兵们丢下的美国制军用鸭绒睡袋,让他钻进去抗御大山里的夜寒,看来解放军真是优待俘虏呢!难怪手下的士兵不愿死战,招架不住就投降。想到不会立即被处死,他略为安心了,只是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觉得很饿,很饿!
第二天早晨,汤尧被送到了第三十七师师部。
周学义师长和年轻而又清瘦的雷起云政委,虽然和战士一样都是一身浸透了汗渍的棉军服,但那双如同雷火电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是威严逼人。汤尧猜测这两人可能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本来还想用官场的俗套、以陆军副总司令身份来几句不失体面的自责,但实在是饿得太难受了,被押进屋时就忍不住脱口而出:“这几天真是把我饿坏了,沿途老百姓都跑了,找不到一点吃的。”
他本来高而瘦,如今由于饥饿疲困紧张,脚步踉跄地乱晃,似乎是具纸扎的人,风一吹就会倒下去。
周学义师长微微一笑,叫警卫员去炊事班给汤尧端来饭菜。
虽然战斗还在进行,在中共元江县委精心组织下,当地群众迎军热潮很高,给部队送来了大米、肉食,蔬菜,炊事班里的食物颇为丰富。
一会儿,警卫员端来了一大碗椰花菜炒牛肉,一脸盆刚从行军锅里舀出的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过去经常花天酒地,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的汤尧,如今却馋涎欲滴地直瞪着饭菜,恨不得立即一口吞下去。
“吃吧!”雷起云政委指了指桌上的饭菜,又意味深长地对汤尧说:“这都是元江的人民慰劳我们的,现在你放下了武器,也可分享一点了!”
汤尧毕业于保定军校,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过三年,当然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古训,但如今兵败被俘才深有感受,面对诱人食欲的饭菜,他也顾不上回答,情急地端起碗抓住筷子,一会儿就把这些饭菜吞食了个精光,饥饿的痛苦消失了,又情不自禁地连声说:“贵军宽大、宽大,我太感谢了!”
吃饱了又满饮了几杯水,有了精神,他又恶习不改地摆起了他从前当陆军总部参谋长的派头,想讲一讲他熟悉的步兵操典,感慨地说:“贵军进展太神速了,完全出乎鄙人意料。按照古今中外的行军原则,步兵一天通常是走60华里,最快也只是80里,炮兵一天走40里,最快走60里。这次我们鼓了一把劲,步兵、炮兵一天都赶了80华里。”说到这里,他不禁黯然神伤,“可是,可是。没想到贵军却违背行军原则,一天急行两百里。”
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觉得好笑,你这败军之将懂什么战略战术中的行军作战原则,你若懂,也不会错估形势从台湾飞来当俘虏了。雷起云政委板着脸反驳他:“你说错了!作战中哪有一成不变的原则?我们是用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新的作战原则!”
汤尧被顶撞得目瞪口呆,望着雷启云那凛然的神色,不敢说下去了。后悔自己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军速度和战斗力量,从广西百色到滇南蒙自,两千多华里的距离,还隔着那样多高山大河,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4天时间就来到了滇南,又在落后于他们4天的行程中,从蒙自方向追上来,把他们两万余人歼灭于元江东岸。这样运用战略战术原则,确实是兵书上少见,只好一脸尴尬地点头表示他的认输。周学义师长问起逃过元江大桥那两个师的情况时,汤尧也说不清,但想起孙进贤只顾自己逃遁,不管桥东岸还有这样多后续部队,狠心炸桥,很是痛恨,既然自己都成了俘虏没法把那个孙进贤“就地正法”,也就很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把孙进贤消灭为他报仇雪恨,当周学义师长说:“他们逃不脱的!”也就连声附和:“我相信,我相信!”
这时候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还有许多军情要处理,没时间和这个汤尧多罗嗦,叫人把汤尧带下去与曹天戈、杨也可关押在一起。敌人这个所谓第八兵团的首脑:兵团司令官、副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参谋长又聚在一起了,只不过这地点已经不是他们的兵团司令部,而是他们这些日子费尽移山心力想逃脱却无法改变、最终还是要进入的俘虏营。相互只能黯然地叹息。
随同我第三十七师活动的前线记者,及时地给滇南战役中的敌军这三名最高指挥官拍了一张合影,削瘦憔悴的曹天戈居左,脸色平板双目微闭的杨也可居右,汤尧还是以他“陆军副总司令”身份居中,他的身材高出了这两个人的一个头,紧闭着嘴,两眼略微向上地斜视着远处。虽然处在这种环境,他的神态仍然是那样刁钻狡诈。
“活捉了汤尧”的消息迅速通过新华社的电稿发往国内外,也传到了台湾。蒋介石对汤尧并没有特殊感情,只不过滇南战事紧急,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临时给他封个官派派用场,正如白崇禧所说:“不是今天存亡关头,连一个排长都不会临到你头上”。蒋介石叹惜的是好不容易重新组建的第八军又这样完了,看来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是无望了,他只能恼羞成怒地把一腔怒火发在已经成了俘虏的汤尧身上,对着顾祝同等人大骂道:“这个汤尧,太无能了。都是他指挥不当。兵贵神速都不懂。听说陈赓的军队打到了蒙自他还在看京戏。”
顾祝同、李弥却暗暗捏了一把汗,幸好有汤尧这个替死鬼,他们才能逃脱滇南之围,如果迟离开蒙自十几个小时,也就是汤尧、曹天戈的同样下场了。
滇西战役结束时,陈赓、宋任穷将军也率领第四兵团进了昆明,命令把这些被俘的将校级军官押送昆明关进俘管所。
汤尧、曹天戈虽然成了俘虏,仍然不肯安分,把俘管所看守人员对他们的照顾、宽大,认为软弱可欺,一日三餐吃饱了还嫌伙食不好,缺乏大鱼大肉,却带着那些将级军官闹事,咒骂部队给他们这样的菜饭是虐待俘虏,违反国际公法,一连几餐进行绝食抗议……
这事报到了陈赓司令员那里,他很是生气,骂道:“他们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识时务,反动透顶!”他让兵团联络部负责俘管工作的干部去警告他们:他们是最后对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的蒋军,其主要指挥者汤尧、曹天戈应罪加一等!
俘管所的领导将这些将级俘虏招集到一起,严厉指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汤尧、曹天戈不低头认罪还带头闹事,将加重惩罚。还告诉他们,饭仍然会按时送来,吃不吃由他们自便……
曹天戈和那些将级军官俘虏,见闹事无用,也挺不住自己找来的饥饿,只好又乖乖地吃起了饭。
只有汤尧还不死心,自恃职务高,提出要和陈赓司令员面谈。
陈赓将军虽然在战场上对敌人从不手软,但一旦对手被俘、投诚后,却宽厚地给予优待,如在淮海战役歼灭了敌第十四军后,还特意向被俘的敌军参谋长梁岱询问被击毙的敌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的下落,尸体在哪里?又吩咐熊绶春的卫士:“我们派人协同你去找,一定要找回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大家好查。”这人道主义精神,令被俘的敌军官兵很是感动。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被俘关押于重庆后,他亲自去看望,鼓励宋希濂安心接受改造……但这次,陈赓司令员对汤尧这个既顽固又无德行的家伙,却不屑一顾。
俘管所的领导当着众多俘虏的面斥责汤尧:你没有资格见我们陈司令员。
汤尧这才不敢多啰嗦了!
以后他被层层上送,关进了北京昌平的战犯管里所。像他这样既反动又缺乏品德的人,观点立场的转变是艰难的。他从前花天酒地惯了,进了监狱,是又懒又馋,又脏又臭,常是不洗脸、脚就上床睡觉。他爱喝酒,烟瘾又大,就用各种借口千方百计弄烟酒,甚至装风湿病骗虎骨酒喝,自己发的烟吸完了就捡别人扔弃的烟头抽,全无当年陆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的派头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他表现不好没有被列入,几年后就在1962年10月病逝了;曹天戈则在1964年12月28日第5批特赦中,结束了15年的囚徒生活回到杭州,先被安排在环卫站清扫大街。他经过多年关押、学习,对自己前半生有所悔悟,也愿在劳动中自食其力,颇安心当时的处境,后来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平静度过了晚年,1993年以92岁高龄去世。
这场元江大战的5天(2月21日至25日)战斗,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师以不足两个团的约3千人兵力,追击敌人4个师的近两万人,除了孙进贤、李桢干两个师的大部分逃过元江大桥外,共击毙包括第四十二师中将师长石建中在内的军官和士兵1500余人,俘虏8000余人(其中仅将官就有13名),还有骡马500余匹和大量的枪炮武器。元江县城附近的3 个花腰傣村寨暂时成了关押敌军的战俘营。这景象让那些朴实的傣族人大开眼界,也为之目瞪口呆,哟?这些汉子怎么这样不中用?全都给拴到这里来了。
捕获汤尧的第一一0团一营一连,战斗结束后被第四兵团授予“生擒敌酋”锦旗一面,郝珍富被记特等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先后出席了第十三军、第四兵团的庆功大会。
这红与黑真是相映成趣!
敌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和教导师师长李桢干逃过元江,并把江上大桥炸毁后,不敢在江边停留,趁江东岸正打得激烈,率领部队拼命向西逃窜,企图越过把边江、澜沧江早日逃往境外。
卢汉起义部队暂编第三十九师(二七八师)师长陇生文指挥的那两个团虽然在西岸,也无力阻拦,只好任由敌军南窜。
跑快些,尽快逃脱人民解放军野战大军的追击,成了这两个师官兵的唯一心愿,只恨自己不能插上双翅飞起来……
这是哀牢山的险峻中段,几乎全是高入云霄的崇山峻岭,他们心慌意乱地奔走于这狭窄蜿蜒的山路上,每天都得上山下山穿林过涧,一路上掉队、死亡者不少。
直接指挥这次追歼战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副军长陈康,根据兵团司令员陈赓将军的“敌逃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的电示,决定除了留下少部分部队在元江大桥东岸就地搜剿残敌、打扫战场外,由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副师长吴效闵各带两个营的兵力( 一0九团的一营一连、一一0团的一营、二营的四连、五连,第三十八师一一四团的一营、二营)渡过元江,进入思(茅)普(洱)区追歼残敌,并由在普洱的“边纵”九支队配合阻击敌人。
“边纵”九支队是在余卫民、方仲伯、唐登泯等领导下,从1948年起活动于思茅、普洱一带、颇有战斗力和群众基础的一支游击队,有3个团(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团)和一个机动营,约9000余人枪,成员多是滇南的汉、傣、拉祜、佤、哈尼、苗、瑶、布朗、彝等民族,熟悉地形,能吃苦耐劳,战斗意志强,近年转战于滇南各地战果甚丰,更善于爬山越岭,能给予远程而来的野战军部队很大帮助。
在普洱的“边纵”九支队副司令员方仲伯(在这以前的1949年9月,余卫民司令员已带着第四十一团加入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政治部主任唐登岷已接到第十三军“前指”的电报:“敌军两个师将西窜思普地区。”他们在1月27日召开了战备会义,安排了配合野战军阻击敌人的措施,还要求沿途人民坚壁清野饿死困死逃窜过来的敌军。
在没有与“边纵”九支队汇合前,周学义、吴效闵他们只能自己带着部队寻路前进。他们的军用地图都是缴获来的,地名、地形和距离都不准确,有的误差竟有几十公里,常形成南辕北辙。这一带山高林密,在分水岭间岔路又多,开头还能以敌人遗弃于路上的物资,破烂鞋袜、武器弹药等作为路标跟踪追击,但追了几天,敌人遗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行踪也不明了,这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明白。
敌师长孙进贤经过几天奔走,已从开始逃窜的慌乱中趋于冷静,并开始醒悟,这样大张旗鼓地西逃,要不了几天就会被人民解放军追上,必须利用山林稠密的特点隐蔽地行动,以求能迷惑后边的追兵。他又一次狠心地甩掉了走在后边、距他们约一天路程的李桢干率领的教导师,然后加强了自己后卫的警戒,派出一个营收容掉队人员,清扫消除沿途留下的痕迹,同时改变了沿通往普洱、思茅的古驿道西逃的路线,在抵达墨江县属的通关哨后,不再西去思茅、普洱,而是领着他这个师沿把边江北上,岔往景谷、镇沅方向。
他这狡猾的一手,顿时使追击他们的人民解放军陷入迷茫中,但最使周学义师长着急的是走在前边、由吴效闵副师长率领的两个营也下落不明了。层林叠嶂,用报话机也没法联系。他想,敌人当然没有那么大力量消灭这两个营,沿途也不见战斗痕迹,但这意外的情况,还是使人不放心。
这期间,“边纵”九支队的第四十一团三营和卢汉起义部队的暂编三十三团(保六团)、三十六团(保九团)在哀牢山完成了歼灭李润之股匪后,沿红河上游的戛洒江南下翻山越岭赶了过来,2月1日恰好在墨江西边的官厅与敌军师长李桢干率领的教导师相遇。敌军这个师本来已经走到了与普洱邻近的通关哨,见孙进贤那个师突然失去了踪迹,想到自己这些残剩人员难以突过已是“边纵”九支队势力范围的普洱,犹豫了一阵后,又折回来向西,也想经镇沅去往滇西。
九支队的四十一团在“边纵”的几个团中,武器装备较齐全,有大小迫击炮近40门、轻重机枪120余挺、各种枪支1500余支,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部队。支队司令员余卫民1934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八期,与朱家璧、龙泽汇是同期同学,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排长连长,1938年1月抗日战争中,出于爱国热情,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大搞所谓“抢救失足者”,他这个来自国民党军中,又是中央军校学生的旧军人,也就在劫难逃,被怀疑为蒋介石派遣的特务,遭到关押和残酷批斗。他不堪其苦,一时冲动就逃出延安,在西安又被特务拘捕押往重庆;在重庆他摆脱了特务的纠缠,秘密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要求回延安,没有被答允,只是吩咐他先回云南隐蔽。回云南后,他依靠龙泽汇的关系在第九十三军中担任了督训处副处长,一干3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那些年,他过得郁闷、痛苦,深悔自己逃离延安之举,那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在昆明到处寻找党组织,以求诉说他的忏悔。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知道他的情况后,派党员袁用之和他联系,并指示他尽快利用他在军界的关系,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冬,他与倾向革命的红河地区哈尼族土司李和才有了交往,并利用这一民族上层关系,在元江、新平一带活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建了反蒋武装“自卫军”,虽然起步维艰,开始只有几十人,但他是个军事素质颇高的人,能充分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先后在元江的洼垤、猪街等地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夺取敌军武器壮大了游击武装。“边纵”九支队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司令员。这支部队一成立,就敢于抗击卢汉的保安团队以及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围剿,曾经围攻元江城,攻下墨江城,不久前还奉令从滇南千里奔驰去解救被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围攻的昆明,赶到后,昆明之围已解,又奉命率领“边纵”和起义部队的联合部队兼程南返。这次第四十一团三营和起义部队两个团在哀牢山解决了李润之的土匪武装后,又经峨山翻越老雾山,赶到墨江恰巧与敌军相遇,就抢先占领了官厅街有利地形。如今,在野战大军已进入滇南,敌人正狼狈逃窜之时,他们更不把只剩下1000余人的敌军教导师残敌放在眼里,迅速将敌人包围。
“边纵”第四十一团的先头部队三营迫近敌人后,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架起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对着正集中在官厅街上的敌军一阵猛烈轰击。敌军原来估计人民解放军的追击部队可能还远在从元江通往墨江的大道上,没想到会在这里突然遭受袭击,大出意外,几疑这支军队是从天而降。他们在开头被打得懵头转向,乱窜了一会后,发现不是野战军主力,也就略为安心,立即组织炮火还击,还几次想冲上山头抢占制高点。正激战时,第四十一团另外两个营以及卢汉起义部队的两个团,三十三团(保六团)、三十六团(保九团)都先后赶到,人多火力足,对敌人形成大包围,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打得敌人在小小的官厅街上乱窜,大火燃着了那些竹木结构的房屋,也没法躲藏,只好拼命往外冲,又被压到一块凹地里,眼见四面山头都是围攻的部队,已是逃窜无路,只好在山鸣谷应的“投降!”“缴枪不杀!”喊话声中打出白旗向“边纵”第四十一团投降。
投降后的敌师长李桢干虽然受到不同于士兵的优待,他颇后悔,一个月前驻扎在大板桥时,他的老上级卓立、曹宗纯先后来劝他起义,他没有答应。如今从昆明、开远、蒙自、建水、元江绕了一大圈,狼狈地跑了近千华里,还是没有逃出天罗地网,早知如此,何必那样辛苦、恐惧地奔逃?早早起义待遇也不一般。他只能黯然地叹息:迟了,完了……
率领三十七师两个营随后赶来的周学义师长,见已胜利结束战斗很是高兴,一再夸奖“边纵”和起义部队来得及时,打得好。他亲自审讯被俘的敌军教导师师长李桢干,追问敌一七0师哪里去了?李桢干也说不清,只是估计他们过了把边江后,可能沿江北窜了。
虽然情况不明,也延误不得,周学义师长审时度势,决定把他带的这两个营分成前后梯队,一路由第一0九团副团长周峰率领3个连(一连、四连、五连)作为前卫,他带着第一一0团一营紧紧后随,去追击敌人的一七0师。从广西南宁出发以来,几千里的奔袭,又经过多次战斗,伤亡、掉队,病号日增,部队减员严重,名义上是两个营,实际上只有半个营的兵力400人。好在人民解放军一向是以少胜多,何况这又是英雄的第十三军中的主力部队,他们抱着务必全歼敌人的勇气与决心,昼夜兼程地继续奔走于西去的古驿道上。
这属于哀牢山脉向南北延伸的起伏山岭上,古老的驿路多是从原始森林间穿越,战乱中行人马帮稀少,也就缺乏维修,藤条、大树、深草在阳光、雨水下疯长,常常遮住窄小的道路,部队只能在山林间披荆斩棘地寻路前进。不过有熟悉地形的“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两个营同行,还不致于迷失方向。起义部队的暂编三十六团(保九团)也在副师长邹谷君、团长赵奉玺率领下随后跟进。只是这支部队起义前多是在城市附近活动,还不善于在山林地带急行军,虽然想尽快跟上,还是越走越慢,从而远远地掉在后边。
敌一七0师师长孙进贤在1月22日炸断元江铁索桥后,连续奔跑了15天,才于2月4日越过景谷县地界到达镇沅县的南景街。
这是处于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被险峻的起伏群山环绕着的一块小小凹地,杂居着汉、拉祜、哈尼等民族,有几十间茅草房组成的一座集市。平日街上很冷落,逢街子天四乡的人来了才略为热闹一些,如今兵荒马乱,赶街的人都被吓跑了。
孙进贤自感这一路上逃窜的速度不慢,人民解放军即使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尾随追击,也还要三四天以后才能赶到。他准备让部队在这里歇上一天,喘口气弄顿热饭吃,再收集一点干粮,然后渡过勐统河、景谷河,经塘坊、戞胡等地方越过澜沧江,进入临沧地区,从那边逃往国境外。按照常情,这样走是比较安全的,一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阻挡,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人民解放军昼夜兼程每天以120华里、150华里的速度,只用了8天8夜就赶上来了。
听到后卫部队的报告,孙进贤大吃一惊,怎么还是被他们咬住了?那元江大桥的炸毁不是白费功夫了?被阻隔在元江那边的几个师也太不中用了,就不能多缠住解放军几天?他悲哀地想,看来,落在他后边的李桢干的教导师也完了。
几个副师长、团长脸色苍白地问他:怎么办?
他听了听从西北和东南方向传来的虽然响亮却不密集的枪声,立即判断出,解放军虽然是两路包抄,但兵力不多。既然已辛苦地奔逃了几千里,仅从墨江转往西北方向就走了8天8夜,如果在这里被歼,那太不值得了。他悍然地决定,趁人民解放军只是少数追击部队时,尽快把他们消灭或打垮,再夺路逃走。
当周峰副团长指挥着3个连队约两百人,沿着南景街边上的松树山过来时,遭到了敌军的激烈抵抗,敌军依仗人多火力猛一再反守为攻,迫使周峰这3个连不得不停下来抢挖工事,从攻击改为防守,以求能拖住敌人,等待后续部队赶来增援。
敌第一七0师还有3000余人,是追击的人民解放军两个营的近10倍兵力,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都齐备,又急于夺路逃走,攻击得很是凶猛,敌师长孙进贤用一个加强营狠攻扼守山头的一0九团五连(洛阳英雄连),造成连长原玉秀负重伤,全连伤亡过半,其他连队也挡不住敌人的疯狂攻击,只能一再往后撤。
孙进贤虽然占了上风,却不敢恋战,趁机跳出战场,带着3个团从南景街的一条偏僻山道向西逃走。他认为,只要走出这无量山,就可以甩脱追赶的解放军了。
虽然攻击受挫不能及时包围敌人,周学义师长也不愿让敌人溜掉,他除了以一小部份部队在后边尾追外,亲自率领大部分人员从另一条路上,与敌军展开平行追击,再次以一夜急行军180华里的速度去超越敌人,在2月5日抢在敌人前头占领了当时的镇沅县城案板井。
他考虑到自己兵力微薄,只有300余人,经过前一天激战,枪支弹药耗损很大,如果正面攻击,一时间难以全歼敌人,如今只能利用山岭险峻的地形阻击迟延敌人西逃,以等待后援部队赶上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后,命令第一0九团副团长周峰带着部队去往案板井镇5华里外的润景街,占领东边和西北的山梁子,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阻止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涌了过来,枪声一响,才发现处于西行通道上的西北山头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他们很是惊讶,怎么前后都有解放军形成这首尾夹击之势,但如今逃命要紧,只能继续向前冲再打开一条逃路。
守御在这里的人民解放军一一0团一营趁着敌人刚往上攻还阵势散乱,用猛烈火力打得进攻的敌人退进了那条冬日河水已干枯的勐统河谷;敌师长孙进贤见地势不利,不能被压缩在凹地,忙指挥部队折身抢占南边和东北面的山头,与一0九团一营隔着一条山谷对峙。孙进贤则把他的一七0师师部和直属队放在南山山腰上一个小寨子里。从而形成了敌军走不脱,人民解放军也攻不下的态势。
这天中午和下午,“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两个营和卢汉起义部队的暂三十三团(保六团)),都陆续赶了上来,被周学义师长分别安排在威远江西岸、圈田街东边的山头和西北的肖家窝山头构筑阻击阵地,从而构成对逃窜敌人的大包围。
经过这几次激烈战斗,周学义师长这两个营带的弹药已所剩无几,“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一营却弹药充足,他们的机炮连还装备了八二迫击炮、重机枪,这都是可以压制敌军的火力,一营长朱治平命令把自己营所携带的弹药分出一半给周学义师长带的部队,及时给了野战部队有力的补充!
冬天的无量山区整日大雾弥漫,从山腰到谷底一片白茫茫,飘浮的云海使敌我双方的视线都受到了遮蔽,也都想利用这茫茫大雾作掩护袭击对方。特别是敌人急于脱身,更想尽快把如今人数还不多、火力有限的追兵打掉,以便夺路逃走。
孙进贤在南边和东北边山头喘息略定,就调动全师火力猛攻据守西北山头的人民解放军一营。敌军人数多,攻势又凌厉,很快突破了二连阵地,并攻抵驻在半山腰的周学义师长指挥所附近,迫使周学义师长不得不往北边的松山上后移。敌人得意了,依仗人多火力猛,又继续进迫,周学义师长的指挥所只好再退往南康村的山头。这一退再退,使敌人更是疯狂,以为可打开一条逃路了,攻得也更紧了。幸好周峰带着一连、五连赶回来直插敌人在南山腰的师指挥所,“边纵”四十一团一营长朱治平也率领部队赶来救援,使这股敌军腹背受敌,才抑制住敌军的攻势。
敌人本想一鼓作气撕开一个逃走的口子,但这几次攻击仍然难以完全得手,也就从一鼓作气陷入再而衰的浮躁、紧张和极度不安中。他们都知道,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再拖下去,人民解放军的增援部队必然会源源不断地上来,昨天今天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但力量对比却在悄悄变化,人民解放军那边增加了一支游击队和保安团,幸好这两支援军战斗力还不太强,如果是解放军野战部队上来,那就完了。还有一件事使他们放不下心的是这个师的许多军官眷属在卢汉起义后,都留在昆明城里没有及时接出来,其中包括师长孙进贤、情报科长陈子强的妻子儿女。他们前几天一路上拼命南逃时,走得急跑得慌,还顾不上想这些事,如今被阻于这里,思前想后就顾虑陡增,担心自己的顽固抗拒会连累妻儿们。那股杀气也就在悄悄减退。
怎么办?孙进贤和他的副师长、参谋长们商量,看来逃窜的路已经被卡住,是不是趁着现在还有几千人枪的“本钱”,刚才又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去与人民解放军接洽停战之事?这个动议一提出,有的反对,有的同意,几经商讨、争执,虽然意见分歧,但他们都明白,如今是被牢牢地缠在这镇沅县境的大山里了,既然打不赢也走不脱,还是和为贵吧!孙进贤思之再三,也不管有些人的反对,派出了倾向和谈的情报科长陈子强打着白旗去到人民解放军这边,先找到“边纵”四十一团指挥所,要求派个“全权代表”到他们那里去谈判,四十一团团长江枫又派人把他领到周学义师长那里。
周学义师长正为兵力太少难以全歼敌人而焦虑。从当前情况来看,军、师的主力还远在几百里外,不可能及时赶来增援,如果敌人这匹困兽再发狠猛冲,能否全歼,还是个问题呢!如今见敌人军心动摇,不想再打,主动上门求和,既感意外也很高兴,战争是必须知己知彼,看来,我们了解敌人的狼狈,敌人却不了解我们也处于困境。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采用政治攻势迫敌求和,一向是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善于运用的韬略。1929年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连、营、团、旅长职务升上来的周学义师长,更是熟悉这一工作,但敌人是真心求和还是在耍阴谋呢?却不得而知。只有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前往,才能真正了解敌人的意向。
派谁去呢?如果师政治部主任或敌工科长在就好了,他们会机智、娴熟地处理好这一对敌谈判,但他们如今都在远远的后方;这样事关重大的深入敌人师部,去了解情况、说服敌人头目,使对方不战而降的重要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营连长能担负,看来只有派副团长周峰去了!
周峰是1939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3月在战斗中入党的老同志,担任过排连营长和师作战科长等职务,既能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也能佐助军、师首长运筹帷幄,不过单身入虎穴去谈判,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心中无底,更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他还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毫不犹豫地受领了这一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与敌人怎么谈判,周学义师长没有具体指示,不知敌人底细就作指示,反而会束缚周峰的思路难以见机行事,所以,他只是叮嘱周峰:小心,看情况办吧!敌人是军心慌乱了。
临行前,周峰清理了一下军服口袋里的物件,把党费证、文件都留下。此行有点虎口拔牙,不可不防。
周学义师长担心周峰的安全,要他带两名参谋、一名警卫员和通讯班5名战士前去。但周峰在离开师指挥所时,边走边想,如果谈判顺利,不在于带的人多人少,如果是敌人设置的阴谋陷阱,或者谈判破裂敌人动起武来,这几个人不仅不能制服敌人,还会一起遭受伤亡,不如把这些人留下来坚守阵地。他下山前把两个参谋和5个战士都留在四连的前沿,只带着警卫员郑小宝出发了。
临行前,他又巡视了一下前沿阵地,叮嘱四连副连长赵成仓加固工事守好阵地,小心敌人利用谈判来偷袭。
这些年轻的排连长可不习惯与敌人谈判这一套,他们想,已经把敌人追到这大山里来了,几千残兵败将有什么了不起,再狠打几仗不就消灭了么!但这是师首长的决策,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除了为周峰担心外,却把满腔怒火喷往来联络的敌军情报科长陈子强,对这个神情惶恐一脸谀笑的反动军官越看越不顺眼,觉得这人是来诱引我们的团首长进入圈套。赵成仓本来就是火爆脾气,突然怒从心起,一手抓着上了膛的卡宾枪,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又陡然劈下,狠狠地指着陈子强大声吼着:“听着,如果我们首长出了问题,我可找你试问,不管你逃到哪里,我也要把你捉回来!”
在他们看来,敌人就是敌人,莫说是个小小的中校军官,就是蒋介石来了,他也会照样训斥不误。
敌军这个情报科长来了后,就被拦阻于阵地外边的山坡下,不让他上来看清虚实;他只见山上的树林间人影晃动,不知有多少人枪。但从和前哨人员的短暂接触,仍能感觉人家解放军气势正盛,与自己那一边的士气低落一片埋怨声完全两样,怎么打得过?如今被四连副连长赵成仓一吼,更是吓得连退几步,忙惶恐地回答:“请放心,请放心,不会有问题。只要我陈某人在,长官的安全我完全负责。”
这并不是敷衍之词,他确实不愿再打了。这些日子从昆明退到蒙自,又从建水、元江跑到这里,在哀牢山脉、无量山脉之间的大山里跑得狼狈不堪地吃尽了苦头,还是没有逃出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如今在正面阵地上阻击他们的解放军部队虽然不多,但从俘获的解放军掉队人员那里得知,一路尾随追击他的部队却是两个师的番号(他当然不知道,当时一0九团的代号是一0一师、一一0团的代号是一0二师)。他恐惧地想,解放军的这支前锋部队我们都对付不了,大部队再从四面八方合围上来,那还抵挡得住?但最使他无心恋战的是对还留在昆明、情况不明的妻子儿女的思念。他想,我只是个薪饷不高的中下级官佐,又没有掌握兵权,何必这样抛家弃子的跟着他们奔逃呢!所以,在孙进贤召集师部主管人员商讨对策时,他极力主张用“和平谈判”手段,体面地放下武器,寻求一条生路。
周峰见这个敌军官被赵成仓吓得脸色苍白,反而安慰了他几句。他还想多了解一些敌方的情况,就边走边和陈子强聊天。从而知道这个一直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敌军官是河北人,具体职务是中校情报科长,这次一七0师的师团长们在和与战问题上意见分歧时,是他一再主张停止抵抗……
这使周峰对他有了个好印象,热情地表扬他能识大体,愿意不辞辛苦地来做联络工作,这就是靠拢人民的表现。这些话使陈子强很感动,又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他对留在昆明的妻儿的担心,周峰又给他讲了只要能放下武器就会既往不咎的政策,还真诚地安慰他:这次谈判成功,不再打了,我们可以让你安全去往昆明,你们夫妻就可以在昆明团聚 !
是吗?陈子强很高兴。虽然解放军的官兵一个个都很威严,训斥起人来令人心悸,但这位来谈判的“师长”虽然初见面时也是很严肃,其实很和蔼,特别是在具体问题上能关心人。
这段路程不短,上下下山,要走好长时间。周峰一边与陈子强闲聊,力求从这个敌军官的片言只语中多了解一些敌人目前的心态。从这个情报科长的话来看,敌军是很想停火的,但还有不少糊涂思想,不承认已打败了,还想依靠有几千人枪作谈判本钱来讨价还价。这也表明他们还不完全服输。针对这一情况,也就迅速作出了如何与对方谈判的决策,首先,自己是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虽然只带着一个警卫员深入敌人当中,也不能胆怯、示弱;其次,敌人的反动气焰还没有消除,仍然处于困兽欲斗的凶狠状态,更要耐心地予以开导,对他们讲清楚如今全国包括全西南都已经解放了的形势,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不久前播发的“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中的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相信:“不论何人,只要他真心悔过自新,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一概表示欢迎。”这些劝导工作做好了,是会起到动摇敌人的作用。这是既要善战也要善于用政策攻心,这从这个情报科长听了他讲解党的政策的话后,很感兴趣,而且情绪越来越兴奋,就可以看出;如果敌人师长和那几个团长还顽固地不肯低头,那也不要畏惧,既要耐心对待,更要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想进入滇西跑往缅甸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敌军的师部设在南边那座鹦鹉山的半山腰上一座哈尼族人寨子里,竹楼、土屋、大青树、一条从山林间淌出的清澈溪水,很是秀丽。但激烈的战斗和敌人的搜括抢掠,把哈尼人都吓得逃往更高的山林里去了,小小的寨子里外全都是神形憔悴的士兵。如今两边的枪声暂歇,除了放出警戒的步哨外,其他敌兵都在或坐或卧的休息,有的在火堆上忙于烤包谷烧马肉吃。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多数人的心情既烦躁又惶恐,不知再打起来会怎么样?
这些士兵见他们师的情报科长领着两名气宇轩昂的解放军上山来,都很惊讶,打了这样久,他们还没有面对面的把解放军这边的人看个仔细呢!也就预感要发生什么事了,有些胆大的士兵还悄悄尾随到师部驻地,想打听一点情况。
敌师长孙进贤这时候还在召集他的副师长、政训主任,各团团长开会商量,怎么对付来谈判的人民解放军代表,应该提出哪些条件?人多嘴杂,想法不一,这个想强硬一些,那个说还是低调一点、策略一些为好,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不休。敌情报科长陈子强只好把周峰先安置在一间空无一人,除了地上的一摊稻草外,没有任何家具的泥墙草顶的小屋子里,说了声:“长官,少陪了,请稍待。”就急匆匆地赶往孙进贤那里去报告。
孙进贤当时是处于打不蠃走不脱的焦急心情,才接受了一部分人的劝告,派出陈子强去洽商“和谈”。如今解放军方面真的派了人过来,他又顾虑重重地不知如何应对了,这样做是算起义还是投降?缴了枪后会怎么对待?会不会遭到凌辱?对他这个曾经在淮海战场上投降过又逃跑、有“前科”的顽固分子,会不会新账老账一起算?
这一路往南逃窜途中,他们这个师的几千人,为了得到吃食又痛恨当地人民对他们的冷漠,曾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抢掠烧杀,有的人还担心一旦缴了枪被押解回去时会遭到沿途老百姓的报复。
一想起这些事,孙进贤的心情就越来越紧张不安,他手下的那几个副师长、政工主任,参谋长更是忧心忡忡,有的人又力主继续打下去,杀出一条血路。
正在他们议论纷纷难以决定时,陈子强进来了。
“他们来了多少人?”一个敌副师长问。
“一个师长带着一个卫士。”
敌军官们听了都惊讶地深感意外,当年关云长单刀赴宴,还带着七八个关西大汉呢!这个解放军的谈判代表也太胆大了!
他们又从军事形势上来分析,觉得解放军这样爽快地派人过来和他们洽谈,是否表明,还难以有力量一口把他们吃掉?看来还可以再打下去,或在谈判中要价高些。尤其是那个政训处主任刘启凡出于他的“军统”特务立场,更是阴险地力主趁解放军这支部队接受了谈判要求,可能“麻痹”时,调动部队给对方来个突然袭击……
他们争论不休,也就顾不上及时接待周峰。
周峰在空旷的小屋里等了又等,眼见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孙进贤他们过来,连那个情报科长也不见了。他窝了一肚子火,这是搞什么名堂?但从屋外那些神态懒散的士兵来看,又不像是在利用谈判搞缓兵之计,在偷偷调动部队。他估计敌人的师长、团长当中一定有极为顽固的分子在作梗,一时间难以得到共识,所以敌人师长迟迟不敢露脸。多年的战争生活,他在战场上一向是风风火火,养成了遇事毫不迟疑的果断作风,对这种拖延和怠慢很不习惯,只好一根烟又一根烟地吸着,强压要喷发的怒气。如今是换了一种方式来作战,也只有耐心地来适应这令人烦闷的处境了。
警卫员郑小宝手持子弹上膛的冲锋枪站在门外保卫周峰的安全,如今正被一群士兵围着,好奇地打量着,想询问什么,见这年轻战士虎着脸不愿理会,又不敢开口。周峰却觉得这是宣传党的政策瓦解动摇敌军的机会,就含笑地走出小屋,和他们打招呼,还掏出香烟分给他们。这些士兵跟着孙进贤一路奔逃,人还没有到,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地跑光了,他们经常是什么也买不到抢不到,早已断烟多日,一些烟瘾大的人只能卷树叶子来吸,也就不顾这样与解放军接近会遭受军官的训斥,忙接过香烟来贪婪地吸着,还羡慕地说:你们真有办法,还能买到烟抽。
周峰就向他们讲解,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和老百姓是亲如一家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给我们送吃的喝的,我们军纪严明,任何情况下都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一条就是买卖公平,老百姓当然愿意卖东西给我们……
听得这些士兵连连点头,也情不自禁地向周峰诉说他们这一路上吃喝不上,经常处于饥饿中的苦事。
周峰坦率地指出:哪个叫你们不顾人民的痛苦,乱抢乱烧杀?他们当然又恨你们又怕你们。你们也都是出自贫苦的老百姓家庭,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别的军队这样对待你们家,欺侮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你们恨不恨?
这些士兵确实是农村中的贫苦人民,被强抓壮丁而来,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下层,地位低贱,平日也是受尽了军官们的凌辱打骂,只是没有人点拨,陷于既愚昧又反动的状态,一有可能就跟着干坏事。如今听了周峰的话,才明白一些。
这些士兵又问:“你们来这里干啥?”
周峰毫不含糊地说:“你们师长不想打了,要投降,请我们来谈判。”
这些士兵已被打怕了,早就厌战,只是被迫逃窜,无法摆脱,如今见有停火希望,也就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投降了,就好了,可以不打仗了。”
周峰又说:“你们投降了,就可以回家了。家里还有老人吧?”
“有,有。”这个说,他有六十多岁的寡母,那个说妻子带着小儿子在农村里,衣食无着苦得很……
有的人说着说着却伤感地声音哽咽了。
周峰安慰他们:你们是受苦人出身,来当兵都是被迫的。将来都可以回家去。
是吗?是真的吗?这些士兵惊疑地询问,很是高兴。
一个军官见这些士兵和解放军谈得热烈,走过来喝斥,把士兵们驱散了,但等那个军官一走开,他们又向周峰围了上来……
周峰从下午两点钟来到敌人师部所在地的这个哈尼村寨,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才与敌师长孙进贤、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政工处长刘启凡等人见面,并开始谈判。
这些敌军官争论了那样久,终于得出一致意见,谈判中的态度和提出的条件都要硬一点,不能轻易缴枪投降。一开始,他们心怀鬼胎地几双眼睛盯着周峰,想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一点破绽,但反而被他那从容、镇定、坦然的神态所威慑。孙进贤又变得紧张不安了,嗫嚅地说:“对不起,兄弟来晚了。不过,我们同几位副师长、团长经过磋商,大家对这次谈判寄予很大希望。”说到这里,他又眯细着满脸横肉上的那对小眼睛望了望周峰,才说:“条件有三,不知贵军意下如何?”
“你讲吧!”周峰不动声色地说。
“第一条——”他话到嘴边又停住,想了一会,才畏畏缩缩地说了出来:“弟兄们的意见,是到建水去缴枪……”
几千人的反动军队带着枪支大炮往回走,一路上会发生什么事,这怎么行?解放军的政策再宽大,也不能这样宽大无边,不等孙进贤说完,周峰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行,我们首长的命令是就地缴枪。”
敌师长孙进贤被惊得愣了一下,他从周峰那疾言厉色中感到了这个解放军代表的威严、强硬。那矮胖的身子也似乎被猛击得陡地缩了起来,一时间慌了神,求助地望了望那几个副师长,那些人用眼神示意他赶紧解释,孙进贤只好从虚肿、憔悴的脸上挤出一点可怜的笑容来,嗫嚅地说:“这、这是因为弟兄们对这一带的老百姓顾虑很大,我们来时带着武器还到处遭受袭击,而且我们又炸毁了元江铁索桥。我们担心,那一带的老百姓不肯饶恕我们。”
这都是实际情况,也是他们的真实顾虑,所以才想出了个“暂不缴枪”的条件,但又担心难以得到解放军方面同意。如今果然是这样,一开口就被顶了回来。他由于担心、后悔,神色更为黯然。
周峰心想,你们一路上烧杀抢掠,毫不怜惜人民的痛苦,更不顾及后果,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追歼的命运溜出国去,如今跑不脱了才懂得害怕了。但缴枪投降,彻底解除武装这是原则问题,可不能让步,就郑重地说:“陈赓司令员的命令是你们必须就地缴枪!”
敌师长孙进贤心里一怔,这位周师长来谈判,原来是陈赓司令员派来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将级军官哪个不知道出自黄埔一期的陈赓将军的威名,那可是个能征善战难有敌手的人,这几年的几次大仗,国民党方面许多曾威风一时的兵团司令官、军长等高级将领都是败在陈赓指挥的部队手里。他孙进贤在黄埔四期时,还作过陈赓的部下呢!他想问问,陈赓将军是怎么看待他,又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你们放心。你们的安全我们完全负责。”周峰又郑重地向他们解释:“你们往这边跑的时候,一路上骚扰残害群众,他们当然恨你们把你们当敌人看待,你们放下了武器,成了人民的朋友,他们不但不会打你们,还会欢迎你们弃暗投明的举动。如果有少数群众要报复,由我们来做宣传解释工作并对你们的生命安全加以保护。这些事请放心好了!”
“成了人民的朋友”这句话很使恐慌中的孙进贤感到悦耳,但愿真能如此,他怕谈判闹僵了,不敢再对这事坚持,他也明白,战争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走出近千里去远处缴械的前例。他又提出第二个条件:军官不能和家属分开,并要求给马骑。
在周峰看来,这不是个大问题,但也表明这些敌军官在投降前顾虑太多,从前干多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事,如今也怕自己的妻子遭受这种事了。他爽快地回答:“可以。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一条是不准侮辱妇女,你们不必为这事担心,至于有没有马骑,哪些人可以骑马?我们也会尽力满足。”
孙进贤见周峰对这些事都答应得很爽快,心生感激地连连点头,但他旁边的副师长、政训主任却阴沉着脸不说话。
周峰希望尽早解决问题,又语气平和地问:“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孙进贤在那几个副师长、政训处主任的眼神敦促下,又鼓起勇气说:“这回缴枪要给个起义的名义,不能叫投降。”
周峰心想,真是得寸进尺,也就再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不行!”
屋内空气顿时又如外边冬天山野里的溪流一样冰冷凝固了,这几个敌军官有的脸如死灰,有的阴沉地微露狰狞,但都是无可奈何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该如何作声。
周峰又把语气放和缓开导他们:“孙先生,你们都是明白人,该认清形势了。如果你们把这一行动提前一年或者几个月,在淮海战役或在昆明,我们当然欢迎,也一定会按起义对待,如今晚了,你们一跑再跑,一打再打;事到如今,怎么能算起义?”
孙进贤也无语以对。这戳着了他的痛处。他想,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早些时候在淮海战场上见机起义,或者那次在朱楼被打垮了后,就老实地投诚,不再逃跑,或者在昆明响应卢汉的号召参加起义,今天也就没有这样多麻烦了。这时候,他是又尴尬、又后悔,又茫然,也就不敢再与周峰争辩。
他和周峰对谈时,那两个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政训处主任刘启凡、情报科长陈子强都沉默地听着,只是有时用眼神提醒一下孙进贤应该怎么按他们原先商议的说话,如今见孙进贤已在畏缩地退却,两个本来就不想停火的副师长就按捺不住怒火,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起义名义。这一条一定要坚持!不然,我们宁愿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那个政训处主任刘启凡更是眨动着眼睛阴阳怪气地说:“我们知道,你们来的人不多,大炮、重机枪都没有带;可是我们还有3000多人,有大量的重武器,如果打下去,对你们也很不利呀!”
孙进贤苦着脸也不制止,任由这些人狂喊乱叫。他也知道事已如此,打不下去了,又希望在这几个人的呐喊助阵下,能在这谈判中占点便宜。
周峰明白,孙进贤已有意投降了,顽固地不明白事理的是这几个副手。心想,如果不把这几个敌军官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缴械投降的。但如果自己也发脾气冲着他们大喊,只会使矛盾激化对谈判有害无益。他尽力压制自己的火气,任由这些人狂吼了一阵子,才用沉着冷静又略带嘲讽的语气说:“是的,你们现在还有两三千人。这次战斗以前,你们第八军的人更多,有五六万吧!不过也就是几天就被打光了,说远一点,前几年你们的人更多,有七八百万,还有美国人支援的飞机、大炮,怎么样?不是全完了吗?”
敌政训处长却冷冷地打断周峰的话:“我们不讲历史,只讲现实!”
敌副师长姚良知也一脸狰狞地大声喊着:“我们还有这样多人枪,完全有力量突围!能打也能走,今天早上不是较量过了吗?”
周峰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两个人,心想,在这里边作怪的就是这两个人了。真是又顽固又愚昧!如果你们真的能打也能走,那不是早走掉了吗?怎么还会来请我谈判?他想,不能再让他们影响别人了,就威严地反驳:“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好处!”
敌人这个副师长被周峰的凛然神色和严肃语气镇得一愣,也有如一瓢冷水泼向发热的脑袋,这才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张狂了,那可要负后果的呢!忙停止了喊叫。周峰并不训斥他们,只用开导的语气说:“你们这点人枪算什么?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们,我们多于你们几十倍的部队和人民武装已云集在松山周围,你们想逃过澜沧江进入缅甸的路是走不通的,就算你们能冲出这个包围圈,还能冲得出下一个包围圈吗?别忘了,你们还有留在昆明的妻子儿女。”
周峰及时亮出了这后一句话,可刺着了敌军官们的痛处,全都面面相觑难以回答,刚才还又叫又跳的敌人副师长姚良知和政训处长刘启凡也像泻了气的皮球不敢再作声了。这些事确实使他们烦恼,这次他们这个师仓皇出逃,有的把妻儿子女丢在昆明,有的虽然把眷属带着逃跑,连续的急行军,又饿又累,已有不少人被拖垮累病了。战斗一起,妇女儿童们又惊又吓,有的被流弹击中受伤,有的掉队被俘,还有一些小孩在途中失落了,被山里的少数民族捡去……
孙进贤更是神色凄然。他虽然打起仗来凶顽,平日对留在昆明的妻子还是常思念的。这是他停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想答应投降又怕那些顽固的军官不听招呼,心情烦乱地低下头去,过了一会,才抬起头用低沉的语气说:“请贵军再考虑考虑我们的要求好吗?”
这完全是在哀求、乞怜了!
山区冬天的黄昏来得快,下午6时,空中的灰黑色乱云堆积,天色已是一片昏茫,山风呼啸刮来,寒意浸人,饥饿的敌军士兵又杀翻了几匹战马,在火堆上烤着吃。这种饥饿衰疲的军队哪里还能再打仗远逃。
周峰看看手表,这场谈判从下午4时开始,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自己从师指挥所出来已有6个小时了,周学义师长和部队上的同志见自己迟迟未归,一定很担心呢!他想,欲速则不达,逼得太紧还可能生变,不如给这几个敌军军官们留个回旋余地,就说:“好!今天的谈判,就到这里吧!请你们从自己的前途和家属子女安全着想,还是慎重为好!”
孙进贤神色怆然地不作声,他不知道这样是否算谈判破裂?
周峰见他那可怜神色,又补充了一句:“根据你们的请求,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不叫起义,也不叫投降,可以参考从前有过的一些例子叫投诚。不过这事我作不了主,必须回去报告我们军长,还要得到我们兵团陈赓司令员的批准。”
孙进贤见事情还可转圜,感激地点头:“好,好,请周代表回去请示陈赓司令,我们也会好好考虑。”
他又吩咐情报科长陈子强送周峰回去。
在谈判中周峰几次提到陈赓司令员的名字,使孙进贤又惧又怕又从绝望中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在黄埔军校四期时,陈赓将军当过他的区队长。据他说,由于他当时年轻能干,陈赓对他的印象颇佳,以后虽然由于政治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但他前些年却没有直接和陈赓指挥的部队作过战,也就是说,还没有兵戈相向反目成仇。这次在陈赓指挥的部队面前,也只是处于被动地被追击,如果向陈赓手下的部队缴械,可能会得到一些关照吧!送周峰往外走时,他又一再说:“请周代表代我向陈赓司令问候,我是他的老部下,一向对他敬重……”
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色、语气,都不同于以前,颇诚恳。
周峰也趁势点头,表示可以,还说:“陈司令员一直关注你们的动向,也很希望你们早日投向人民这一边呢!”
孙进贤心里又有了一点希望,看来陈赓将军还没有忘记我呢!
天完全黑了,山风呼啸,很冷。他们摸黑下山上山,一路上,周峰又向陈子强耐心地开导,再不投诚就完了……
陈子强也表示:他明白,只是那两个副师长不懂道理……
周峰回到自己阵地已是半夜,周学义师长和部队的同志都在焦急地等待他回来呢!出去一天了,这谈判怎么这样费时间?真令人担心。
周学义师长见周峰副团长长久不见回来,颇后悔,敌人的真实动向不明,怎么能随便派出一名副团长,出了事怎么办?那可不好向军首长交待哟!
如今,周峰回来了,他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周峰把去敌营的前后过程和几个敌军官在谈判中的不同表现,都详细作了汇报。周学义师长很满意周峰的处变不惊,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敌人周旋,并及时给予那些持顽固态度的敌军官镇慑、开导。他认为敌人如今正处于既想顽固地打下去,又害怕在大包围中被歼灭的矛盾中,应抓住他们的惶恐心情继续晓之以理,让他们尽快投降。周峰想起了孙进贤在谈话中流露出的盼望得到陈赓司令员关照的心情,建议用陈赓司令员的名义写封劝降信,要孙进贤无条件投降。
周学义师长认为这样做很好,并迅速向军前指请示报告,得到批准。
他们找来笔墨信纸,叫毛笔字写得好的干部用陈赓司令员的语气,写了封措词既关切又强硬的信,要求孙进贤看清形势,不要再作无谓牺牲,立即率领全师残剩人员就地放下武器投降,一定既往不咎,并保证随军眷属的安全。
这封信准备在第二天交给送周峰回来的敌情报科长陈子强带回去。
部队虽然在山野中的村寨,还是把陈子强安置在离师部较远的一个小竹楼内,招待得周到,有烟、茶款待,还请他吃有肉有面条的夜宵。使他很感激,又一再声明,他是力主投降的,坏就坏在那个有如阴沉木的政工处长刘启凡暗中煽动那两个师长。他回去一定会再劝告孙进贤不要犹豫,应该迅速投诚。
这一夜虽然双方暂停战斗,枪声沉寂,孙进贤躺在那哈尼寨土屋子的稻草堆里,听着山林间狂吼般的风声和夜鸟凄凉的悲鸣,却愁闷得辗转难以入睡,如今是打不赢,走不脱,谈判又没有达成协议,再拖延下去,解放军大部队一上来肯定招架不住而被歼灭,怎么办?他实在想不出良策,只盼望情报科长陈子强早些回来,把这场谈判再继续下去,有个较好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看到陈子强带回来的陈赓司令员的信,他很高兴。当时他已急昏了头,也不想想陈赓司令员怎么会在这里,而且这样快就来了信?却是像溺水的人急于抓住飘来的一切东西那样,他第一个感觉是陈赓既然知道自己在这里并命令投降,如今只能听从命令。陈赓如今是指挥几十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员,要消灭自己这几千残兵败将真是易如反掌,如不迅速遵命,那确实是自断后路了!
陈子强两次陪同周峰来去,一路上受开导,又在人民解放军这边住了一夜,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劝他别再拖延了,应从大家的身家性命着想。
他深知不能再优柔寡断了,也就不顾政训处长和那两个副师长的反对,命令陈子强再去往解放军那边回话:我们师长愿意就地缴械投降!
陈子强也急于在这次洽谈中立功,又在这天下午风快地奔向周学义师长他们驻守的阵地。
周学义师长和周峰副团长也怕有意外,正焦急注视敌人这边的动静;如今见敌人愿意投降,很是高兴。要敌情报科长陈子强去传达他的命令:明天(2 月8日)上午集中在润景街西北侧的山坡上交出武器。
陈子强又赶回去催促孙进贤迅速遵照行动。
孙进贤把投降命令传达下去,出乎他的意外,除了少数人颓丧地沉默不语并悄悄把武器破坏外,多数官兵是一片欢呼,特别是那些在逃窜途中饱受惊恐冻饿的军官眷属们,更是喜极而泣。他这个师长面对这情形,也只能叹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于我,不投降怎么行?
敌一七0师逃到镇沅附近时,本来还有3100余人,几次战斗伤亡和被俘虏了近400人,还剩下2730人,在第二天上午列队进入被指定的地点去缴械投降。
这是块两山头夹峙的一块平坦的地。事前,周学义师长已派人看过地形并调动部队用火力对这里居高临下地进行监视,以防少数顽固分子挑动思想糊涂的人反抗。
白茫茫浓雾又一次掩护了周学义师长他们兵力少的情况,敌军官兵按照团、营、连建制一队队走过来,交完枪支弹药,又一批批列队走下山去。
中午,大雾逐渐散尽,一直不愿老实投降的敌人副师长姚良知走在最后边,还在不甘心地四处窥伺,这才发现,包括两边山头上的解放军部队都不多。他颇为懊悔地说:“早知共军就这么几百人,我们一定再打下去!”
他不懂,他虽然还想打,他的士兵已不想打了,再打无非是增加他手下人的伤亡和他的罪孽。
敌人全部投降了,这次越过哀牢山、无量山的长途追击战也胜利结束了。敌人交出了八二迫击炮10门、六0迫击炮30门、无后座力炮40门、轻重机枪68挺、长短枪1130余支以及大量弹药和一些军马。无论从兵员和火力的对比都是追击他们的人民解放军的10倍,但他们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几经冲杀还是难以突出包围圈,在谈判中又理屈词穷占不了上风,只有缴械投降。
这时候,周学义师长、周峰副团长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这次赢得好险呀!如果不是上下咬紧牙关苦战,又趁敌人对我方情况不明,处于傍徨动摇之时,及时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要全歼这股敌人,可能还要付出较大伤亡代价呢!
孙进贤投降后,周学义师长对他很优待,仍按师级待遇,一路上给他马骑,饮食上开小灶,对那些体弱有病的军官、士兵和眷属行走有困难都尽力给予治疗照顾,使他们安心地往回走。到达开远第十三军军部后,周希汉军长、刘有光政委,陈康副军长,还顾及孙进贤对妻子的思念,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去昆明与妻子团聚。但他并不真心感激,后来却利用在昆明可以自由行动的机会逃往香港。
周学义师长一直担心,由吴效闵副师长和第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政委赵培宪率领的两个营的下落。后来才知道,吴效闵率领的这支部队才走出元江县城40多华里,因为山林深密又雾大,就把路走岔了,在右侧山头上与“边纵”九支队的一支游击小分队相遇;游击队远远见他们穿着与国民党军队一样的黄军服,错以为是敌第八军,他们见前边山头的树丛中人影闪动,又以为是逃窜敌军的后卫,双方都迅速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射击,一一四团这边的一个班冒着弹雨冲上去,才看清楚那身着蓝布军服,军帽上缀着红五角星的是“边纵”兄弟,立即大声呼喊,双方及时纠正了这场误会。
游击队员们告诉吴效闵,敌人在几天前从北边山梁子上往西逃窜了。
吴效闵和赵培宪研究后,认为敌人的企图可能是越过澜沧江逃入缅甸,既然敌人早走了几天,肯定走得较远了,与其从后边尾追,还不如想办法抢在敌人前边去堵截,但这一带山势陡峭树林深密,如果要抄近路,苦于道路不熟,而且是在语言不同、风俗特异的少数民族地区行动,要快速歼灭敌人并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只有依靠熟悉民情风俗和地形、在思茅普洱地区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具有群众基础的“边纵”游击队帮助才行。他们决定直奔普洱去与“边纵”九支队会合,共商战斗事宜。
于是他们在这支游击小分队引导下,离开了从元江通往思(茅)普(洱)的主驿道,在大山里抄小路奔往普洱。这就放过了当时逃往墨江官厅的敌军教导师,也与担任二梯队的周学义师长带的两个营失去了联系。
吴效闵在第十三军中的资历虽然不如周希汉,陈康、周学义、徐其孝这批从红军时代战斗过来的指挥员,却是一名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打过许多硬仗的战将,特别是他担任过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有着丰富的基层政治工作经验,指挥作战不仅勇敢、泼辣,遇事又能多思考。他的这一超越敌人直接插往普洱的想法,从部署上看是符合这次大西南作战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思想,但因为情况不明,追击途中又山高林密、报话机失去了作用,而无法与后续部队联系、协商,却放过了他们主要追歼之敌孙进贤的第一七0师和李桢干的教导师,并使周学义师长带的两个营,在追击战中因为兵力单薄几乎陷入困境。
吴效闵带的两个营于2月6日来到以产销普洱茶而著名的普洱古城。
思(茅)普(洱)地区,当时的辖区近7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普洱、思茅、六顺、墨江、镇沅、景东、景谷、澜沧、车里、佛海、南峤在内的许多县镇,已为“边纵”九支队解放,并在半年前的1949年7月成立了中共思(茅)普(洱)地方委员会和思普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
吴效闵率领的这支部队受到了“边纵”九支队政委张华俊、副司令员方仲伯、政治部主任唐登岷指挥的游击队员以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大街上用巨幅红布写着“欢迎大军到宁洱”、“太行子弟进思普,华北雄师卫边疆”等标语,欢呼声此起彼伏,万人空巷,深情表达了这边城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后的欢悦和“边纵”游击队对野战军尊敬之情。
普洱军民腾出了干净的房屋,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柴米油盐肉菜慰劳部队,让他们在长途行军作战后能有充分的休息和营养补充体力。
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这两支部队,1947年8月作为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纵队组成部分,渡过黄河进入中原作战以来,横越豫、皖、赣、粤、桂5省的万余公里,几乎全都是在新解放区行军作战,战斗一停歇就要忙于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让当地人民从怀疑、恐惧中,变为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任,那是颇费力的,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真诚热烈的欢迎。这使得许多从华北太行、太岳山区来的干部战士很是感动,深有回到老革命根据地之感。
“边纵”九支队聚集有一批有学识有游击战争经验和善于做民族工作的领导人,除了司令员余卫民外,政委张华俊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方仲伯早年就在昆明从事革命活动,还担任过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教授的秘书,唐登岷从前则是学工科的大学生,在他们影响下,不少大学生都从昆明来到了这支游击队.这也是这个支队战斗力能日渐加强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情况下,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则,根据滇南的山川地形,民情风俗,在思普民族地区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对民族上层搞好统战工作,深得各族人民支持,就连在元江西部有较大影响的哈尼族土司李和才也率领300余人枪加入了“边纵”,当时作为西双版纳宣慰司的“召景哈”(议事庭长)召存信等傣族上层人士也担任了“边纵”的“民族自卫队”的领导人。
(李和才在建国后先后担任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1953年1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时,召存信担任了州长,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边纵”九支队领导人热情地向吴效闵、赵培宪等详细介绍了思茅、普洱以南的地形、道路、民情风俗,并派出政治部主任唐登岷率领机动营配合吴效闵、赵培宪率领的两个营继续西南行,深入车、佛、南地区去追歼残敌。
他们在途中得悉,有一股敌军已抵达橄榄坝附近,准备从那里渡过澜沧江南逃,吴效闵副师长深知兵贵神速,不能让敌人从容逃窜,立即命令部队以每天100多华里以上的急行军速度往小勐仑方向疾行。到达澜沧江下游的橄榄坝时,在那里与从车里(允景洪)赶来迎军并作响导的召存信率领的“民族自卫队”汇合,才知道敌人已渡过澜沧江向佛海(勐海)、南峤(勐遮)方向逃窜,江上的舟船也全被敌人拉过对岸破坏。这冬天虽然不是涨水季节,但这条大江下游的江面宽阔,江水澄净似碧,水下暗礁又多,没有熟悉水性的人,即使有舟船也难渡江;于是由召存信出面,号召当地傣族人都来支援人民解放军。以召存信在傣族人中的地位,人民解放军远播的威名,当地的傣族人踊跃加入了这一拥军支前战斗,几个寨子的男子全都出动砍竹子、藤条,迅速扎成28条竹筏,并组成了20人的既做翻译又当响导的队伍,派出200余名最好的水手载运部队渡过澜沧江。
那天早晨,江上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本来不宜于乘筏过江,但傣族水手都有着娴熟的掌篙弄桨技术,还是顺利地载着部队横渡过宽阔激流到达彼岸,并打退了小股敌人的袭击,一路疾行向南峤尾追。
进入当时还被称为车(里)、佛(海)、南(峤)的西双版纳,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坝子,凤尾竹、大青树围绕的村寨美丽极了。这里人民富庶,军用吃食的供给也方便。军行也就迅速。
出乎吴效闵的意外,向西双版纳逃窜的这股敌人,却不是他要追逐的第八军第一七0师、教导师等部队,而是他们追歼计划外的第二十六军的一个营。
他很奇怪,敌第二十六军在蒙自那一带就溃散了,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敌二十六军从昆明退下来后,原来分驻于开远、蒙自、个旧等地,红河上的蛮耗、蛮板两座浮桥都是由这个军的第九十三师修建并护卫。1月16日人民解放军攻下蒙自机场的消息传来,敌九十三师师长叶植楠慌忙中来不及集拢全师部队,只是与第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渡过红河南逃。他们担心人民解放军会随后尾追,过了红河后,并不抄近路经金平直接进入越南,而是长途跋涉经元阳、绿春、江城横越哀牢山的高山密林,渡过李仙江、小黑江、澜沧江逃往西双版纳。
叶植楠采取这条艰难而又长途的逃窜路线,是因为他们对进入越南心存恐惧。前些日子他们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1949年12月30日发布的《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中就听到这样的劝告:“纵使有些残兵败将逃到越南,流亡外国,又有什么出路呢?被法国人缴械禁闭,固然是丢脸,被法国人骗到保大部队里当伪军,还不是同样丢脸……”
开始他们还似信非信。后来他们师有人曾通过关系去法国驻昆明领事馆探问,证实了在粤桂边战役中败退到越南的桂系刘家树兵团的27000余人,都被法国殖民当局缴了械关进集中营。法国驻昆明领事戴国栋后来还有正式函件给起义后的卢汉将军:“奉政府来令,(云南)国民党军队如欲撤往越南,必须缴械、扣留、静候设法免械出境……”
所以,在选择往外逃的地方时,叶植楠他们想,法国人如此蛮横,自己这一个营的微薄兵力更是难以抗拒,不如逃远些去往中缅边界,
敌军第九十三师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作为中国远征军的组成部分,曾驻扎在车(里)、佛(海)、南(峤),并由那里进入缅甸作战。中国远征军由缅甸败回后,师部驻佛海(如今的勐海),几个团分驻于打洛、车里(如今的允景洪),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第九十三师奉命去老挝受降,回国后才改驻玉溪、文山;但他们不少军人都散落在南峤、佛海、打洛一带,这个师的第二七八团一直在这里设置有“后方留守处”,团长罗伯刚的妻子就是当地傣族头人的女儿,还留住在打洛。他们在那一带是有着较密切的社会关系。
南峤地势平坦,在傣语中被称为“细府遮那”,意为“这地方有4万亩可耕作的宽阔良田”。是西双版纳最大的一块平坦坝子,物产丰富,人民生活也比较富裕。抗战期间曾修建过军用机场,作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中缅边界起降之用,以后虽然闲置,长满了亚热带南方的蒿草、葛藤,成了傣族人放牧的地方,却保留着跑道和导航的重要设备没有破坏,略为维修还可以启用。
敌师长叶植楠逃往这里,就是想利用与西双版纳各阶层旧有的关系来站住脚,并使用这一机场与台湾取得联系。他们到达后,经过紧张的抢修,这机场的设备又开始启动,并与台湾联系上,台湾军方没想到还有一支残剩部队能冲出重围逃到这边远地区,深感意外,当然也很高兴,立即来电慰勉有加,并表示将派飞机接运部队去台北。
敌九十三师师长叶植楠和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到达南峤(勐遮)后,一面收容第八军在西逃途中侥幸逃脱来到这里的零星人员,并把原来散落在南峤一带的退伍军人全都征集起来以扩大部队,又凑有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他们在忙于从事扩军活动时,又一次错误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军速度,以为追击部队可能还在两三百里外的思茅、普洱,也就没有立即进入紧急的战斗状态。他们本来派出了一个营在南峤以北60华里外的勐阿担任警戒,以防人民解放军经橄榄坝渡澜沧江过来,但2月16日这天恰好是旧历除夕,而第二天(2月17日)台湾就要派飞机来接运他们,看来两天内不会有什么事,也就放宽心把这个营全部撤回南峤吃年夜饭。这些日子,他们爬山涉水跑得够狼狈了,如今置身于气候温暖如春,景色美丽如画,姑娘们又柔情似水的傣族地区,也就身心完全放松,杀牛宰猪买酒,访亲会友很是热闹。
叶植南、罗伯刚与当地的土司头人、士绅一向都熟悉,虽然是战败回来但手下有兵卒,仍然被奉为贵宾,给予盛情款待。这天晚上,他们带着一部分军队,应南峤旧笋乡一名恶霸地主黄国桢的邀请去赴宴了。留在南峤的敌军没有人管束,完全处于喝酒吃肉,松散的不设防状态,但年夜饭还没吃完,镇子外边就响开了剧烈的枪声,开头他们还以为是除夕夜傣族人的爆竹,再一听响声不对,几个军官才丢下酒杯去聚集部队,但已来不及了,散乱在周围民居的千余敌人已喝得醉熏熏的分不清东西南北,又失去了主要指挥,仓猝间不知如何抵抗,乱窜了一会后,见打不过了,跑不脱了,只好举手投降,只有在旧笋乡赴宴的敌军师长叶植楠、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等带着的一部分人枪,侥幸闪在包围圈外,得以逃脱。他们见人民解放军已进抵南峤,不敢在境内耽搁,当天晚上带着600余人枪从巴达、曼海那个方向出境逃往缅甸。
叶植楠逃到缅甸的大其力后,见一个师在短短的十几天,一场大仗没有打,就只剩下这600余人,很是颓伤,面对那蛮荒瘴野,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身心俱已疲惫,也无心再在这异国丛林里作“游击斗士”,他把这些人枪交给了谭忠,自己和罗伯刚以去台湾“述职”为由,请当地土人作响导,穿越热带丛林到达泰国,再从曼谷飞往台湾,在那里退伍作了一名商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600人枪后来与从红河上游逃出,又经车里、大勐仑、打洛逃到缅甸北三岛地区的第八军二三七师七0九团李国辉部700余人会合。
当时按照汤尧、曹天戈在1950年1月14日的部署,敌第二三七师师长李彬甫这个师是开往蛮耗、蛮板护卫渡口,途中听说蒙自已经失守,就准备从蛮板渡口渡过红河进入金平,若形势不妙再窜入越南,在途中获悉蛮板渡口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才转向西南,想越过宜德村的克勒山从阿帮渡过红河,没想到又在宜德大山被堵住。全师大部份被歼,只有这第七0九团侥幸逃脱。
李国辉是个久历行伍的军人,他虽然不是黄埔出身,却能以军功升到少将团长,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的,也足见他的干练。当他们师在宜德山遭遇人民解放军阻击时,枪声一起,他就感到,人民解放军既然能在这大山里突然出现,那大迂回、大包围之势必定会迅速形成,久战一定吃亏,他劝师长李彬甫迅速甩开当前之敌另找出路,但李彬甫却认为眼前拦截的人民解放军不多,只要几个冲锋和猛烈炮击就可以消灭,哪知一打开了后,却被胶着在那里脱不了身;李国辉见情况不妙,忙利用左路的七一0团在李彬甫驱使下正打得激烈之时,带着他这七0九团一千余人趁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形成包围,自行退出战斗,一路疾行下到红河边上的水塘,绕往阿帮渡口过红河。这渡口架有一座浮桥,冬天水较浅,还能使用,也没有被破坏。
李国辉不敢再去金平,也不敢从上游去往元江,就带着这千余人进入元阳城,但这时候在宜德歼灭了李彬甫师的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团也尾随过来,李国辉又急忙向元阳以南的山岭间撤,并利用遮天蔽日的茫茫大雾作掩护,又一次逃过了人民解放军的封锁,经攀枝花、黄茅岭越过籐条江,再从夕欧、河堤、黄草岭的大山间穿越原始森林,一路上不分昼夜的疾行,进入了绿春县境,渡过急湍的勐温河、喳吗河,再从三楞渡过李仙江进入江城县境的嘉禾。走到这里才远远脱离了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休整了几天后,本想进入江城县城勐烈,但遭到当地游击队和民兵的堵截,他们不敢恋战,又继续穿林过涧西行,经过整董进入如今的西双版纳的曼腊、易武。
这一路上,他们时而冒充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哄过当地民兵,时而与“边纵”游击队、地方自卫队遭遇,有过几次小仗,但李国辉本着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不恋战、不被缠着,打得嬴打不嬴都赶紧走,也就在其他的国民党军队多数都被歼灭了时,保全了这个团的七八百人。这场从边境上的个旧、元阳、绿春、江城、勐腊、景洪6个县的山林江河间穿越的近千里突围,也丰富了李国辉这支部队山林行军作战的经验,为以后逃窜到中缅边界的热带丛林中活动打下了基础。
他们这个团进入西双版纳后,又从勐宋、蛮伞冲出了“边纵”九支队第四十二团的包围逃往缅甸,与谭忠的第二七八团残剩部队会合。
李国辉与谭忠都是行伍出身,有着士兵的粗犷,也能与部下打成一片。李国辉还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比一般的军人多几分计谋。这年他们都在35岁上下,体力精力也都充沛,如今败逃到异国他乡,也就急于设法从绝境中求生。他们都明白,自己兵力有限,难以自保,在一起商量了后,决定把这两支原来分别属于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残剩部队合并在一起,组成所谓“复兴部队总指挥部”,由李国辉任总指挥兼第七O九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第二七八团团长。
这两支残剩军队以位于缅甸边境的小勐棒为基地,依靠缅北的山地丛林和险峻江河,啸聚了先后从边境上外逃的溃散军队以及反动土司武装来求生存图发展。李国辉、谭忠把这两个团分成了三部分,一支部队负责训练、警戒、收容扩大军队,一支军队伐木建营房,利用原始森林内外的肥沃土地来种植粮食、罂粟,一支军队带着马帮在泰国、老挝边境贩卖大烟、百货来赚钱。这样既有了兵源,又有了落脚的地方,还有了粮食、军饷,终于逐渐站住了脚。以后又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支援下,派军官、送人枪,成立了所谓“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长期作乱于中缅边境,从开始的一千余人枪,一度发展到5个军的番号,总人数达18000余人,占领了缅北3万余平方公里、有着30万缅甸人民的土地,还不断骚扰我滇西南边境。缅甸政府军作战能力弱,又加上政府高层正处于内讧中,也奈何不了他们,直至1960年11月的“中缅勘界警卫作战”,在中缅军队联合围剿下,才给予他们沉重打击,被歼灭741人,其他的人,有的逃往泰国、老挝边境,有的撤回台湾,从此难以再依靠武装作乱,只能转入种植鸦片烟,以贩卖毒品为生。
南峤残敌的被歼,也宣告从1949年12月27日开始的滇南战役,以共计歼敌27630人的战果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参予作战的4个团,投入的兵力不到3000人,又一次以少胜多打了一场漂亮的大歼灭战。但指战员们经历的艰辛却是笔墨所难以描述的。曾在云南猖狂一时、几度掣肘卢汉,使得他当时不敢贸然起义的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从此在云南境内消失了。
李弥逃回台湾后的1950年至1951年,还挂着“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虚衔,1950年四五月间,蒋介石从各种渠道上得知,有一批从云南逃出去的军队在泰缅、中缅边境作战,人枪不少,还很得势,当时泰缅政府也奈何不了他们。他很兴奋。估计是第八军残部,就命令李弥化装成商人,从台湾经香港、泰国潜入中缅边境丛林中, 与李国辉等人联系上。1951年1月曾纠集当时在境外编成的杂牌武装8000余人,攻进滇西南边地的沧源、耿马、双江、澜沧、西盟等城镇和乡村。曾进入国境纵深百余里,颇有旗开得胜之感,却不了解,人民解放军是主动撤离这些地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还错以为“反攻大陆”有望,当台湾方面连续向他们空投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鼓励他们趁势渡过怒江、澜沧江、红河,攻下保山、思茅、昆明之时,人民解放军在6月下旬用6个步兵团(第一一五团、一一七团、一二0团、一二一团和边防基干一团、二团)分路合击,这些残军哪里抵抗得住,稍一接触,就被歼灭549人;不过,这一年多,他们生活在中缅边界的原始老林,每个人都有一手钻老林爬大山滚陡坡逃逸的绝技,赶紧利用地形作掩护逃回缅甸。
李弥后来又计划过几次对边境的袭扰,都没有成事,只能在中缅泰边境的丛林中艰难地生存。过了几年,他见反攻无望,只好于1954年颓丧地只身返回台湾。余程万在1950年1月间去台湾后,即被蒋介石软禁于台北,不过得到他的老上级俞济时的说情才保住性命,过了几个月,得以飞往香港与在那里的家人团聚。他利用在军队中搜括来的钱财在香港开米店、杂货店、当铺,成了一名商人,因而引起了歹徒的觊觎,1955年8月的一天晚上,3个盗匪上门来抢劫,在警察闻讯赶来围捕时,歹徒把他绑架作为人质,在匪警枪战中被乱枪打死。但也有人说是蒋介石派特务以抢劫为名将其刺杀的。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个在抗日战争中的常德保卫战,曾率领全师勇敢拼杀过的将领,在其军事生涯的后期,不能及时认清形势,在云南解放前夕,还听从蒋介石集团的差遣,指挥部队追剿“边纵”游击武装,卢汉起义后,他被软禁,虽然后来愿意回第二十六军去说服部队起义,但兵权已失,也就失去了作用,而被带回台湾,成了一个被国共两方面都摒弃的人,终于以惨死而结束生命,其起伏的人生也令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