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钢

一九七五年某天,在一家工厂做工的我收到一封署名“杨大矛”的信,信中说偶然读到了我的一些诗,感觉很好,想约我一见。我不认识杨大矛。有人告诉我说杨大矛是一位诗人,在重庆市文联工作。

我想了想,杨信中所提到的诗,肯定是指我的一本诗集。一九六八年我到海军当兵后,曾凭一时心血来潮写了几首诗,不料却被南海舰队的女兵们传抄,甚至传抄到广州军区的女兵那里去了。(多年之后我发现,就连武汉军区女兵的笔记本上,竟也有抄着我的诗的。)我很兴奋。这事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促使我接二连三地又写了一堆。现在回看这些诗,既有单纯幼稚的红色热情,又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总的来说很可笑,但才华也还是有一点儿的,很迎合女兵们的趣味。当时的女兵多出身于军人干部家庭,她们一般都有拿着个小本子乱抄乱传的优点。

一九七三年我退伍后,为了保存这份虚荣心,也为了纪念自己为女兵们写诗的光荣岁月,我把这些诗十分工整地誊到本子上。又有旧日的同学来为它作序,画插图,手绘了很漂亮的封面。于是,一本像模像样仅有一册的诗集就被我自己发行出版了。我还为它成功地举行过几场小规模朗诵会,由我本人一诵到底,我善于用许多“啊”把大家弄出浑身的鸡皮疙瘩。这本诗集平时在朋友间传阅。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青年诗人兼好事者王长富传给杨大矛先生的。

不过就在杨大矛先生读到这些诗的时候,我的爱好也正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我密切关注时局,热衷于骑着个凤凰18型自行车去参加飞行集会,在一些小场合发表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由于当工人的缘故,我对工业生产也十分关注,我的案头堆满《钳工手册》、《扳金工》、《机械制图》之类的书,我有空就钻研,企图弄懂。并且在我的桌上还放着几个装有米吐尔几奴尼的化学小瓶子,我正忙着建暗房、配显影药、自制放大机,因为我对摄影的兴趣也同样浓厚……其实当时我正徘徊在人生的多岔路口:抬脚朝工业的路上走,兴许将来能成为一个八级钳工师傅;朝着照相那边多靠靠,可能日后会变成一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而如果继续信口雌黄散布偏颇论调,我基本上就快要锒铛入狱了。接到杨大矛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没有文学心情。我觉得那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整个国家乱哄哄的,谈诗又有何用呢?那一次,我没有与杨大矛先生见面,甚至连信也没有回复。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我又收到了杨大矛先生的来信,仍然是约我见面。时间过去这么久,他对此事却念念不忘,这使我感觉到他的执着,也为自己前次的爽约而惭愧。那时国家已发生了巨变,该粉碎的都粉碎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经历了动乱年代的洗礼,面对眼前一派大好形势,心情豁然开朗,我身上的文学生机跟全国的文学生机一样,激扬勃发。我赶紧拿着信去了重庆村30号,见到了杨大矛先生。

当时的市文联正在筹备《红岩》杂志的复刊工作,杨大矛先生的身份是红岩杂志诗歌组的编辑。他对我的诗印象很深,评价也挺高,他希望我能把写诗当成正事,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东西来。时隔多年想起那次见面,我觉得杨大矛先生最具魅力的是他的宽厚、诚恳与谦和,这是那个时代的好编辑特有的品质。如果说从前的女兵们激发出了我写诗的才能,那么杨大矛先生则帮我树立起了坚定的文学信心,也使我以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事实上,杨大矛先生是我走上诗人之路的一位引路人。

此后不久,杨大矛先生代表《红岩》杂志正式向我约稿。我即提出我有写一首长诗的想法,内容是从周总理去世到“四五”运动爆发,我的感受和思考。因为一九七六年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就在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人群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四五”运动爆发的前夜那凝重的气氛。这首诗我已酝酿很久了。杨大矛先生的态度是肯定和赞成的,他把我的想法带回《红岩》诗歌组讨论,诗歌组的答复是要求我尽快动笔。

这首定名为《白玫瑰》的长诗一稿而成,发表在三十年前《红岩》的复刊号上,一字未改,一行未删,占了很大的篇幅。这是我今生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我说起这些,是想说《红岩》有一种罕见的风度,对待三十年前的一个文学新人,《红岩》是宽容的,在全力扶持他的同时,也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当年诗歌组的组长是张继楼,编辑除杨大矛之外,还有余薇野和杨山。兼任《红岩》主编的是市文联领导王觉。

我们习惯上称那个时期叫“王觉时代”。那真是一个人才辈出,重庆文学全面繁荣的时代。普京说:“谁要是忘记苏联,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回到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我们既有良心也有头脑,我们不想回到过往时代,而王觉先生也已辞世多年,我们根本无法回去。我们只是不能忘怀……

30年过去了,我在这里深深地怀念那段历史,同时也深深地祝福《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