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

这一期继续延请外省籍学人诊断我们重庆文学与文化的“问题”。

作者李永东系湖南人,属于在西部开发的今天,违反“少不入川”的古训,“大胆”闯入重庆的外省学人之一。来重庆前,已经著有获得过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的论著《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近年更是思维活跃,论文频频见于国内各大学术期刊,成为重庆现代文学批评界一位“迅速上升”的学人。因此,对于重庆这一块新的居留之地,他也充满了学术探究的兴趣与激情。

李永东的话题是重庆文化的定位,实际上,这也是一直纠缠着重庆学人的一个问题:巴渝文化?陪都文化?红岩文化?我们究竟应该在怎样的概念中来描述自己?或许有人会满怀疑窦:定位就那么要紧吗?至少我个人以为是重要的。因为,定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与概念的问题,在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或者说是在什么样的有意义的方向上设定我们的文明发展的目标。没有方向感的重庆就像是那些等待拆迁的60、70年代的旧建筑,四处耸立而又杂乱无章,见缝插针般的生长更见出了一种无序的慌乱与紧张。

文化的定位是一种清醒的理性,代表着一种清凉的透彻。我们的邻居成都在寻找文化定位的问题上有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从“天府之国”、“休闲之都”到“东方伊甸园”,现在又正在兴起寻找“昆仑文化”的潮流——按照一些成都学人的思路,他们试图将岷山“考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并由此确立成都平原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宏大主题!当然,具体的学理根据还有待学界的判断,不过,这样的文化气魄和理想却是鼓舞人心的。这样的定位,至少有一种相当宏大的格局,而这样的格局显然有利于未来的文化建设。

文化究竟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在经济建设氛围格外浓厚的重庆,大概会特别看中其中的经济力量与政策力量,这当然也是重要的,没有中央的决策,根本就不会有重庆的直辖,而没有直辖十年的巨大融资与投资,我们也难以看到今日重庆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不过,政策只能提供一个区域发展的第一推动,而经济则属于区域发展的现实条件,换句话说,具有了启动可能与启动能量的重庆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前进,而这样的前进最终又可能为世界呈现出怎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这就不是有经济有政策所能决定的了,归根结底,它需要的就是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设计。

作为区域的发展需要文化的设计,而作为文学艺术的追求也需要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与蜀文化的长期的人文积淀不同,巴渝文化相对更具有初民的质朴,那种直接的典籍的借用稍显不足,更多的努力还在于今天知识分子的再挖掘与再勾勒。自我定位、自我认同,然后自我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一条可以期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