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人

我是一九八二年初春调到《红岩》编辑部的。

那时候的《红岩》是重庆市文联的机关刊物,编辑部设在文联办公楼的二层一大一小两间相通的办公室内。楼不大,却是五十年代初配给政府机关的旧式砖木结构公寓,墙体笃厚,地板光洁,坐落在树荫之下草坪之中,倒是当年重庆两路口地段一个难得的雅致所在。

《红岩》编辑部资深编辑不少,中青年编辑也多,相比之下,三十出头的我,倒是岁数最小的一个。我已结婚,但没有住房,妻子在石桥铺近郊一家汽修厂当工人,住的是女工集体宿舍。征得文联党组书记王觉的同意,我从北京调回重庆的当晚便住在了《红岩》编辑部办公室。那一大一小两间相通的办公室,显然不具备住宿的条件,没有床,连一张草席也没有。草席是在街边的日杂店买的,毛毯是王觉从家里拿出来借给我的。好在草席下面是编辑部光洁的地板,不觉坚硬,不觉潮湿,睡在几张办公桌中间,虽不觉幸福,但绝不痛苦。

我住在编辑部的真正目的,自然还是为了写作。这里的写作条件无疑是一流的。宽大的办公桌,雪亮的日光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置身于这一大一小两间相通的办公室,就仿佛置身于属于自己的硕大无比窗明几净的写作间。

那日写了一个通宵,本想强打精神,洗漱之余,到食堂吃馒头喝稀饭,然后准备上班。奈何头重脚轻,倦意袭人,心想免去洗漱免去早餐,哪怕睡上个一二十分钟也好。于是铺上草席,裹上毛毯,像平日那样蒙头大睡。殊不料这一睡就睡到临近中午,睁眼时分,只见老编辑刘钊正在两间相通的办公室里等我,而他的脚步,一踮一踮地,像蜻蜓点水那样轻盈。坐在草席侧旁的老编辑熊小凡,显然也不愿意发出任何声响,他在翻稿子的时候,居然先用左手将一页稿子托住,然后再用右手将这页稿纸翻压在左手上,那安静的目光,虔诚的表情,仿佛是个教徒正在那里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感动与感激之余,我为我能够在《红岩》编辑部工作感到庆幸:从年龄的角度讲,我在这里遇上了最好的长辈;从写作的角度讲,我在这里遇上了最好的老师。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常常这样对别人说,虽然我早已离开《红岩》编辑部了,但这句话我相信自己一辈子也不会改口。

于是我继续住在编辑部。

那日中午我正在地板上睡午觉,被一阵缓慢却厚重的脚步声惊醒了。我赶紧翻身起床,坐在草席上,边揉眼睛边仰望着两位不速之客:高个子是王觉,他抠抠后脑勺,略带责备地对我说:你也是,外边在下雨,窗户也不关,这样不得感冒才有鬼!矮个子我不认识,经王觉介绍,知道他是市委副书记孟广涵。孟广涵问我,《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不是你写的?我点点头。那本书刚出版,不料他就知道了。他不再与我对话,眼睛直愣愣地对着王觉,那语气,也竟然略带责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文联无房可分,你可以向宣传部打报告呀。宣传部无房可分,你们可以签好意见再报市委呀……

从那天算起,不到一个月,我终于还了毛毯,卷起草席,离开了编辑部。新房在距离编辑部不远的大溪沟建设路。记得从房管局拿过新房钥匙的时候,年过半百的房管员满脸郁闷地说:你们《红岩》编辑部恁个伟大嗦,我工作几十年了没得一间房子,你工作才几天就得了两室两厅!

我搬到新居不久,终于杀青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崩溃》。我在编辑部挑灯夜战的时候,王觉就问过《崩溃》的内容。我告诉他,拙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在北京的刊物和报纸陆续连载后,我曾被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借调到他们那里当编辑。其间正有一个抢救文史资料运动,我被安排到杜聿明先生身边,通过他的口述,收集整理他的资料。他的资料刚刚整理完毕,有一个想法产生了。那就是用文学的方式,用长篇小说的式样,把杜聿明先生一段重要的经历写下来。

“你写他哪一段?”王觉这样问过我。

“从他出任国民党第五军长开始,写到淮海战役中,这位徐州‘剿总副司令战败被俘。”我还告诉王觉,杜聿明先生这段经历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规律,即,随着他的升迁,权力反而削减,以至多少年来,他的个人能力在复杂的人事关系网中施展不开,所以他曾对我说,对于国民党军事的失败,至少有一半是败在国民党自己手里。

“这是一个好题材!”王觉有些兴奋,“你刚才说的那个规律,就是这篇小说的眼睛。”他再三叮嘱我,《崩溃》写好后,先拿给他看,再拿给《红岩》杂志其他编辑看,如果大家都觉得不错,就在《红岩》发表,一次登完。

就这样,我把刚杀青的《崩溃》交给了王觉。几天以后,他把书稿交给了杨甦。

杨甦是位资深编辑,更是资深评论家,我以后的一本书,便是请他作的序。记得他在看完《崩溃》的当日,便从编辑部那间大的办公室走出来,然后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比《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写得好。”他笑道,“你的第一本书还看得出来在结构、语言以及对话方面的稚嫩,可是《崩溃》不同了。无论叙事,无论写人,都重在描述,尤其是心理刻划,是一本很文学化的历史题材小说。我的意见,当然也是王觉的意见,这部书稿在报审宣传部以后,由我们《红岩》发表。”

据我所知,《红岩》的稿件通常是不用宣传部审阅的。除非题材特别重大,抑或题材特别敏感,在政治上需要特别把关的作品。关于此项,我有心理准备,也有亲身经历。比如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倘若没有主管战犯改造的公安部的审批,这本书是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坛上的。

就是说,而今眼目下,我,还有《红岩》编辑部,都需要宣传部的答复。

答复下来了。我已记不清宣传部文艺处批示给《红岩》编辑部的原文,但这样的大意不会记错:原则上同意编辑部的意见,即同意在《红岩》杂志发表,但由于该作品涉及到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战场,如何评价,尚无政策,因此希望在发表之前,是否先征求一下中央党史办或者其他机关上级部门的意见?

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答复,至少于我而言。

王觉在转告我的时候,却表达出我无法理解的自责:都怪我、都怪我!我应该跟他们说清楚,这是一部小说,不得是一部传记文学。小说允许虚构,你找哪个去审查?再说文艺政策上不是有个文责自负么?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报审宣传部,万一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我从心底感激着这位党组书记。他是文化人,能写作也能评论。八十年代初期,《红岩》发表了不少思想解放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而每一部作品的问世,我相信都渗透着这位书记的正直与勇气。

适逢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社来渝组稿,我便把《崩溃》给了他们。两个月后,即八三年初,《崩溃》便在《当代》杂志一次性发表了。八四年即获得《当代》文学奖,与这部长篇小说同时获奖的有刘心武的《钟鼓楼》、刘亚洲的《两代风流》、莫应丰的《将军吟》,以及王朔的《空中小姐》(该作品获《当代》文学新人奖),同年年底,《崩溃》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被共青团中央列入向全国青少年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

从北京领奖回渝,王觉向我表示了祝贺。他对我说,《当代》杂志好就好在具有当代意识,思想观念更新,艺术手法多样。粉碎“四人帮”也有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重庆,至少在文学艺术领域,其极左的思潮与流毒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