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洪　赵　季

福瑞兄的《不求甚解》是一部颇为奇特的著作：书名奇特，体例奇特，而在看似奇特之中却蕴藏着如同布帛米黍般平实的学术至理。它一部分是拣选上个世纪前期的十八篇学术论文，一部分是由每一篇最主要的学术观点，或是有特色的学术方法，生发而成的作者自己的学术论文，第三部分是全书的前言，其实是一篇总论，把十八篇旧文拣选的标准与本人十八篇论文的核心旨趣统而论之，从而提出了明确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方法论之见解。在当前学术著作渐有千部一面、千文一体的趋势下，福瑞兄的这部著述无异令人耳目爽快的时雨清风，而其价值亦非止一端矣。

一、赓续断裂的学脉

中国现代意义的学术，发端于上个世纪初的王国维、梁启超诸人，而初盛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在那二三十年里，鲁迅、胡适、陈寅恪、冯友兰、范文澜等，名家辈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相当可观的建树。即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学科而言，周氏兄弟、胡适、沈雁冰、郑振铎、林语堂、郭沫若、闻一多、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罗根泽，等等，几至不可胜数。群星璀璨，蔚为一时之盛。由于特殊的历史振荡的原因，这些可贵的学术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被漠视了。而上个世纪中叶，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别觅源头，弃自家珠玉如敝屣，而末叶一变，时尚又以盲目稗贩为终南捷径，虽有时贤倡言寻绎自家学术源流，但响应者寥寥。

近十余年来，情况渐有可喜之变化，赓续断裂的学脉逐渐成为培本固元的一项基本的功夫。对于已经入门的专业人士来说，一旦明了此理，系统阅读与研究都不难做到。而对于将入门的初学之士，如何找到一本可睹概貌、可见旨趣、可明路径的书籍，则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福瑞兄的这本《不求甚解》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选择。

说它“最好”，非关私谊，实因以下数端：

其一、此书虽然只拣选了十八篇旧文，但由于拣选者良好的大局观，实可收到一斑而见全豹的功效。这十八篇，从时代看，覆盖了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从文体分类看，小说研究八篇、诗研究七篇、词研究二篇，另有时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研究一篇。如果换一个角度，则十八篇中，作家论六篇，作品论九篇、文学史论四篇(有交叉)；其中作品论而侧重于人物形像专论两篇，侧重于研究方法、批评方法的也是两篇。因此，所选数量不多，但代表性很强。

其二、这十八篇论文研究的角度、使用的方法各自不同，因而可从多元的角度启迪读者。其中胡适的两篇，一论《西游》，一论《诗经》。前者名为“考证”，自属考证一类。但与时下大多数考证文不同，他的考证是文学的考证，而不是纯粹的文献的考证。因而其结果直接推进了作品的研究与文本的理解。后者则依据训诂立论，但不是停留在章句之间，而是以排除遮蔽诗意之翳障为旨归。而所选鲁迅一篇为熟文，但温故而知新，福瑞兄的阐发之文揭橥此文何以高妙，实为今日侈谈文化者对症金针。此外，各篇有以知人论世见长者，有以艺术分析见长者，有以索隐见长者，有以“长时段”宏观见长者，各具精彩，足为初学之士入门滓梁。

其三、此书选篇固见精彩，而作者就每一篇写下的札记、议论，更是表现出深刻、独到的学术眼光。不仅如此，如《美从何处寻》一篇本身就发散出“美”之氤氲：

儒家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一旦打开，道家的自由思想就乘虚而入，于是个体的人从神学经学的阴影中大模大样地走出。但这一步一经迈出，就别有洞天!两晋士人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情的浪漫的世俗而又超遥的神奇的自我，又发现了一个与神奇的浪漫的自我灵犀相通的奇妙的自然。美就在此时生根开花。有的札记则不尽阐发，而是有所驳正——即使旧文作者为名震遐迩的大师也罢。如《诗史互证与诗人的伟大与否》一文，既十分准确地概括出陈寅恪学术的特点，指出其方法的长处，又对其观点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对于读者来说，这种“双眼曾经秋水洗”的阅读态度，无疑是非常有益的示范。

二、“不求甚解”之学术意义

福瑞兄以“不求甚解”命名全书，初看似有自谦之意，细读之下方领悟其中却有深意在焉。它乃是作者对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之方法，树立起的最基本的理论旗帜。

回顾建国六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前三十年庸俗社会学大行其道，孙悟空成了农民起义的英雄，林黛玉以血泪反抗封建制度，这一类话语几乎成了所有“研究论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有甚者，杜甫成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厨房风波”可指导现实政治生活。今日思之，不啻笑话。后三十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下子涌进来各式各样的新1日西方理论。这本是好事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消化不良。于是，由“食洋不化”到削足适履，把中国文学作品变成证明某种西洋理论的材料。正如作者所言：“不把作品搞得很沉重，不放心，也不甘心。”(第2页)总之，前也罢后也罢，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始终有一种流行病，就是不把文学当文学，以追求“甚解”为能事。

作者的“不求甚解”便是对此顽症开出的药方。

作者还追溯了学术史上“甚解”的源流：

孔子和孟子曲解《诗经》里边的作品尚有情可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拿诗说事儿的，诗不过是由头和引子。

(汉儒)又生出了大序小序关于诗的本事和对诗的政治的伦理的诠释。诗于是离开了普通人的生活，神圣起来，变成了政治教化的教科书……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

一个比兴寄托不知迷糊了多少人，深陷于过度阐释中。

对于当今仍然产生“甚解”、“旁解”的原因，作者指出了“对文学的理解有偏差”和“与学科历史太久有关……百年的积累，对于经典有了过多的阐释，不超越前人，研究就是炒冷饭，没有任何意义。超越前人又谈何容易?所以要么独辟蹊径，打所谓的空白；要么，就得在三尺之下再掘三尺说出别人不曾说过的意义来”。这些都点中了要害。而结合当前实际，恐怕还有制度上的原因。机械化的评估、考核助长了学风的浮躁，故作惊人之论以引起编辑和众人的注意，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何谓“甚解”，在现实操作的层面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优秀的文学作品意蕴大多比较丰厚。首先，语言文字具有“非透明性”的特质，要求通通“老妪能解”是不顾文学特质的偏颇之论，是那个特定时代才会推崇的。因此，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解”上一番，为普通读者做做导游，其实是必要的事情。其次，意蕴丰厚的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所谓“诗无达诂”、“接受美学”等都由此而发生。而作品的多义又有浅层有深层，浅层义普通读者容易发现与理解，而深层之义多与社会历史因素有关，或是蕴藏于复杂的互文关系中，这便需要专家学者来指点迷津。而是否有迷津?破迷的“南针”是否准确?这就有见仁见智的危险。庄子讲：“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这

种逻辑困境颇有相似之处。

指出这一点，绝不是为了落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境地，而是要说明福瑞兄的初衷在于强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本位”，强调“文本”中心。“甚解”也者，不顾文本，不顾文学，以“成心”为前提为出发点之解读。其最大的标记是，与大多数读者的基本感受，与常情常理具相悖离。正是有鉴于此，福瑞兄才不厌其烦地把札记冠名为：“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最为难得是常情”、“于人情世情处勘人”，等等。

三、入选篇目有示范之功

福瑞兄在激烈反对“甚解”的同时，表现出宽阔的学术胸怀。此书拣选的十八篇旧文，从研究方法、路数、书写风格，到背后的文学理念，其实是多元并存的。唯其如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才更具示范之功——他们可以在对比中领悟学术殿堂的千门万户，并最终确立自己的前行之路。

即以文章风格而论，十八篇几乎可以说“人各一面”，而又以宗白华、闻一多等前辈面目尤有特色。相信仅此一点就会令初学者错陪：学术文章原来还可以这样书写!

有学者戏言，当今研究有三体：一日博士论文体，一页文章半页注，二日学术刊物体，三段加一帽一尾，三日理论著作体，简单问题复杂化，熟悉问题陌生化，中国问题外国化，把人绕糊涂了为止。而这种状况却是假所谓“学术规范”之名而高踞“正宗”宝座。

有激于此，作者对民国文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草创到逐渐成熟的阶段。草创时期的文学研究，自然有很多的幼稚，有的甚至还不知何为规范。但是，却也有它原始时期的感性和鲜活”。他欣赏民国研究文章的独特感悟，“宗白华对魏晋人的美，几乎就是感受，还说不上是系统的论述……文章关于晋人美的八点论述已经十分绘神了。文学和美学研究固然是一门科学，但又不同于普通的科学研究，它需要感受和体验，用心灵去触摸，才会对研究对象有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把握。……宗白华是个懂艺术的美学家，他在艺术的园地散步，书法、绘画、音乐，古今中外“宗白华的美学，是感性的美学却也是最贴近美的美学”。“李长之颇受康德和尼采思想的影响，这是李长之写书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他能够激赏李白的浪漫，从李白身上体验到超人的生命力，并且认识到李白的本质是热爱生命和生活。这样的体验的确是把握住了李白及其诗歌本质”。

作者还十分提倡学术研究的个性，如所选汪静之《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有一段话：“上面说子美的博爱思想来从儒家，但真正的源泉却不在这里。在哪里呢?很简单很切实地说，只是一个‘饿字，这个饿字才是子美的思想的真源泉。这饿字的功劳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爱思想，而子美全部诗集也都是由饿逼成。”作者盛赞这“真是简单而又切实的真知灼见”。对于闻一多，作者认为“其《诗经》研究和唐诗研究最富有个性，也最有影响”，“形成了他特殊的风格。所以读闻一多的文学研究论文，我既钦佩他雄厚的文献功底和国学基础，又惊叹他把握文学发展脉络的史学家眼光，更激赏他对作品细腻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对作家充满感情的评论，因此可以称他的研究论文是诗性的论文。而这样的论文，如果不是闻一多，以今天的教授们来评价，当有一句经常用的评语：不合学术规范”。真是绝妙的对比。文学是最具个性的，文学研究也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个性来自于深厚的积累和对作家作品的细腻深入的体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作茧自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地去适合“学术规范”，其生命力就十分可忧了。

当然，真正的“学术规范”必须要坚持，要提倡。但那不应成为千部一面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扼杀学术个性的工具。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其创作绝非工厂车间，当然也就不能按固定的标准来批量生产——那样是永远不会有灵光四射的精品出现的。

四、看出学术发展

《不求甚解》在启迪我们注意学脉的赓续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看清学术的发展。福瑞兄所选十八篇宏文，大多具有典范的意义，是某一领域、豉是某一选题研究的关节点上，发表后影响于一时的。其中有的甚至时至今日，仍是该领域研究生绕不过去的必读书。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等。

这些宏文在当时提出了颇具独创性的见解，把该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使得后来者可以站到他们的肩膀上起步。他们的成就，便成为显明的标杆矗立在学术之流的两岸。大半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回首仰望的时候，不仅从他们那里见到了高标、卓识，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沿着他们开辟的航道，又前进了多少。

就以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为例。这篇文章无论是其具体结论，还是其使用的方法，在《西游记》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胡适的工作，《西游记》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向前推进，甚至有质的飞跃：1.整体上澄清了晚明以来的种种“甚解”、“旁解”，明确了《西游记》最基本的文学属性、小说属性。2.进一步否定了丘处机的著作权，整合有关吴承恩的材料，增强了此说的说服力。3.正确地梳理出“西游”故事的产生、演变过程，提出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世代累积成书的范型。4.运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了孙悟空与哈奴曼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问题。5.准确揭示出《西游记》诙谐玩世、骂世的风格特征。一篇论文，只需有此五点中的一点，便可称佳作，便可望传世，何况今有其五。而其价值尚有更超出此范围的地方，如上述第三点，便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亦属十分重要的学术见解，且具有示范性的方法论意义。

时隔八十六年，胡适搭建的大框架依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过，《西游记》累积成书毕竟经过了八九百年的时间，他所勾勒的“路线图”不免线条稍显粗疏了一些。近些年来，至少在两个方面，后来者又有所补充，有所推进。一是玄奘之外的四众何时加入了取经的队伍。胡适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取经诗话》与杂剧《西游记》，而其后发现的《朴通事谚解》。榆林窟玄奘取经壁画、杭州将台山三藏取经浮雕、元代取经题材瓷枕等新材料，自然成为新的观点的依据。二是胡适画出的成书路线图为“本事传说一取经诗话一金元戏剧一吴承恩《西游记》，他彻底排除了“道士和尚”参与的可能性。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西游记》中大量的全真教文字——包括反复出现的内丹术语与全真教骨干人物的数量可观的词曲原文。我们尽可以排除全书为“金丹妙诀”、“禅门心法”的谬说，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本文。于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柳存仁先生开始，陆续有学者对此考索、分析，肯定了在时代累积的过程中，全真教也曾染指，或者说在最后写定者“吴承恩”之前，存在过一个“全真化”的环节。这并不是否定了胡适本文的价值，恰恰相反，后来者树立的新路标，只有与前人的路标相关联、映照，才能看出其学术意义，而学术才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再以范鸱夷《论武侠小说》为例。范文所梳理的武侠文学史，以及对武侠文学以“急公好义”为生命的观点，迄今仍表现出学术生命力。然而，他所预言的“将来的武侠小说，除掉‘述古以外，恐怕只能把‘侠的精神融化在他种小说中间，而不会独立以武侠揭去了”，却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对此，福瑞兄深刻指出：“(范鸱夷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武侠小说不仅没有被其他小说融化，反而又火了半个世纪……预见不明，不是范文自身判断的错，实乃社会之进步，思想多包容……如果说侠客之孤孤在行迹的话，今人之孤则孤在心迹。那是在工业化、现代化挤压下失去家园的无依归感。但是也正是侠客的孤单行止，使现代人找到了自己孤独心理寄生的躯壳。而这肯定是旧武侠小说作者甚至范鸱夷没有料到的。”从六十七年前的范文，到六十七年后的詹文，同样看出了学术发展的路程与趋势。

这便是福瑞兄这部著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好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