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湘君　孙　逊

内容提要民俗生活中的服饰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小说作为民俗生活的载体，也包含了服饰文化的诸多信息，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以文学符号形式，不仅传播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服饰文化，而且承载了中国传统服饰在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与时尚诸方面的文化表征。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的本性存在于人自身的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人是符号的动物。按照卡西尔理论，服饰无疑是最具有符号性特点的文化事象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如果最初的交往是在沉默及观察中进行的，服饰甚至成了惟一可资认识了解他人的符号信息源。服饰的款式形制、色彩搭配、质地工艺、饰佩组合等实现，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符号组合去了解和探索穿着者的所有有关的综合信息：民族归属、宗教信仰、经济地位、社会身份?行业类别、崇尚偏好、文化水平、性别角色、风俗习惯及审美取向等等。

中国历代《舆服志》、《会典》等官方典籍记载了各朝服制，但是，民俗生活中的服饰才更贴近各个朝代的服饰现实，历代小说以其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真实性成为了中国服饰文化的最佳载体之一。

一、政治表征

从西周开始，中国人的服饰从样式、花纹到色彩都要由天子(皇帝)亲自拟定。“改正朔、易服制”是历代统治者开国伊始的头等大事，而“服分等级，饰别尊卑”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古代服制等级鲜明，并依据儒家“礼”的规范制定，最能体现服饰的政治意义，所谓“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社会的等级结构和礼仪规范，以确立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政治秩序，故极力强调服饰的政治功能。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以其鲜活丰富的实例彰显了中国服饰文化的政治特色，小说服饰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的表征符号。

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圭、无忧履，是古代帝王的专用服饰，他人服用属于违禁，要被杀头甚至灭九族。《水浒传》中，方腊谋反，造了帝王的专用服饰供自己服用，意图通过服饰符号确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小说写活阎罗阮小七搜出后穿戴上以作嬉玩：

阮小七杀入内苑深宫里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腊伪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圭、无忧履。阮小七看见上面都是珍珠异宝，龙凤锦丈，心里想道：“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便把衮龙袍穿了，紧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插放怀里，跳上马，手执鞭，跑出官前。……众皆大笑。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骑着马东走西走，……(第九十九回)

当时童贯带来的大将王禀、赵谭见了，骂道：“你这厮莫非要学方腊，做这等样子!”宋江、吴用得知，也飞马到来，将阮小七“喝下马来，剥下违禁衣服，丢去一边”。因为阮小七的服饰行为违背了服饰的政治符号特性，所以在王禀、赵谭的挟私报复下，阮小七终被朝廷追夺了官诰，罚为庶民。

除了帝王符号性服饰外，官员的服色、纹样、配饰，也都是服饰政治等级的表征符号。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整理服饰体系，将常服下式纳入律令条文，把北朝贵贱通用的常服等级化，规定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绯或绿袍。唐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常服体系规范化、系统化，以示尊卑等级，品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品色制度、腰带、章服。唐代确立以紫、绯、绿、青来区别官阶，服色成为衡量官品的标志。一般平民则服用白色。唐代确立的服色制度为后代沿用，《宋史·舆服志》称：“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二服青。”《明史·舆服志三》载：“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末人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通。”

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

到三月初三礼部大试之期，秦观一举成名，中了制科。到苏府来拜丈人，就禀复完婚一事。因寓中无人，欲就苏府花烛。老泉笑道：“今日挂榜，脱白挂绿，便是上吉之日，何必另选日子?只今晚便在小寓成亲，岂不美哉!”东坡学士从旁赞成。是夜与小妹双双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眷。

明代凌漾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飓，焦文姬生仇死报》：

满生别了丈人、妻子，竟到东京，一举登第。才得唱名，满生心里放文姬不下，晓得选除未及，思量道：“汴粱去凤翔不远，今幸已脱白挂绿，何不且到丈入家里，与他们欢庆一番，再未未迟?”……不多几日，已到了焦大郎门首。大郎先已有人报知，是日整备迎接，鼓乐喧天，闹动了一个村坊。满生绿袍槐简，摇摆进来。见了丈人，便是纳头四拜。士子登科后等待授官前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品级官服，但可以脱掉常服，换上绿袍，表示已经踏上仕途了，所谓“脱白挂绿”，其服饰行为也就成为登科获得功名的一个标准符号。

官员的等级还以纹样(图案)标识，纹样具有很强的符号性。“衣冠禽兽”，本意指穿着绣了禽或兽的衣服，这种以禽兽纹样区分文武官员品级的做法，源于武则天时所赐绣袍，后来被明清两代发展成严格的补服制度，文禽武兽，以金丝、彩线绣成徽识于文武百官常服的前胸和后背，使人一望而知其品级。据《明史·舆服志三》，洪武二十四年定：“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得官金吾卫副千户，仅是个从五品官，却服用“五彩洒金线揉头狮子补子员领”，足见其僭越之甚。名目繁杂的官服配饰，如玉佩、腰带、甚至帽端上的一颗珠饰等，都是政治等级的标准符号。

除了封建官吏，社会各色人等服饰同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依其身份、地位、职业而定，不可混淆。

《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妓院王八因戴头巾被秀才痛打：

(午玉圃和王义妥)正说得稠疆，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元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明代戴方巾穿榈衫是秀才的身份符号，《明史·舆服志三》载：“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尘员拥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贡举人监者，不变所服。”这里，一个妓院王八竟敢戴上秀才的专利方巾，就混淆了秀才和市井的界限，所以受到两个秀才的狠命攻击。小说的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的真实，于是，穿补服的官员、戴方巾的士人、披霞帔的命妇、长裙低掩三寸金莲的小姐等等，视衣冠而知人物身份。小说服饰还以政治绩效符号形式，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中国服饰的政治表征。《醒世姻缘传》第十七回：

那日，曹快手还邀了许些他的狐群狗党。盼朋友，

扎缚了个彩楼，安了个果盒，拿了双皂靴，要与晁老脱靴遗爱。那晁老也就腆着脸把两只脚伸将出来，凭他们脱将下来，换了新靴，方才缩进脚去。却被入编了四句口号：“世情真好笑呵呵!三载赃私十万多。喜得西台参劾去，临行也脱一双靴?”

“脱靴遗爱”的服饰行为是地方官员的政治绩效符号，“脱靴遗爱”典出《旧唐书·崔戎传》：“惭，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蹬者。”后来即用为故事。官员卸任之时，百姓备了新靴相送，脱下官员的旧靴以示遗爱，表达对官员的难含和挽留。服饰在特定文化情境下，和道德评价紧密关联。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反讽的手法，讥刺了晁思孝贪赃苛酷，又厚颜无耻地想得到清誉。

中国服饰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古代小说还常常通过对服饰政治功用的反复渲染，赋予服饰以政治手段符号形式，揭示了服饰在尖锐的斗争和结纳人心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政治手段作用。

《三国演义》为服饰及服饰行为在政治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做了生动的阐释：

(曹操)遂命(典韦)为帐前都尉，解身上棉袄，及骏马雕鞍赐之。(第十回)

(孙)策知解到太史慈，亲自出营嚼散士卒，自释其缚，将自己锦袍衣之，请入寨中，(第十五回)

(张飞)遂把义释严颜之事，从头说了一遍，引严颜见玄德。玄德谢日……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严颜拜谢。(第六十四回)

“解衣衣之”的结果是什么呢?曹操宛城征张绣时，因张绣婶邹氏之事，遂有清水之败，赖典韦拼死挡住寨门，才得从寨后上马逃脱。孙策解衣招降太史慈后，太史慈马上替孙策招谕刘繇残军归顺，此后成为孙吴大籽，战功卓著，身死疆场。严颜成为蜀汉大将后，亦屡建战功。对典韦、太史慈、严颜来说，获入主解衣之恩，是政治上得到重视的象征，所谓“良禽择术而栖，志士择君而事”，以后他们就会披肝沥胆，在所不辞。

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上述解衣情节，典韦一手撑牙门旗事，是在赵宠门下时孙策获太史慈，仅言“策即解缚，捉其手日……”，张飞生擒严颜后，“壮而释之，引为宾客”。《三国演义》反复描写服饰的政治手段符号形式，使得这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历史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

二、伦理表征

以服饰作为伦理关系标识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特质之一，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生仪礼中的服饰承载了沉厚的伦常观念。不论哪一种生命仪礼，事实上都由族群成员共同参加，其重要性出，是群体的。出生是为了延续祖先的子嗣，婚姻是为了结两姓之好，也为了延续宗嗣；死亡是在祖先与生者之间的过渡。伦常观念在丧服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丧服制度是依据生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制定的一套等级制度，以血缘亲疏和伦理地位为等第，严格规定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种丧服，五种等级的丧服既划定了血亲近亲亲族的范围，也标明了血缘远近亲疏的等差。

晚清李伯元《活地狱》第二十九回中，闵中玛为夺远房堂兄闵叔纯的家产，待阂叔纯夫妻相继死后，立刻赶回家乡，与自家小儿子仲篪在灵堂上演闹剧一场：

仲篪听见，赶忙把外问一件太衫脱去，里面露出麻衣，已是穿好了来的；袖子里扯：出一个麻帽子，带在头上，便抢到灵前，磕了个头，钻进孝帏里去了。中玛忍不住笑了出来，忙又收了回去，大声道：“孝子已是成了服，这个孩子，叫他家里人领了去罢!”

吊唁及宗族集会，事实上也有立黼、或承认已立嗣子地位的作用。丧服的等级因亲疏远近而有严格的规定，因此，丧礼也是厘定社会关系的场合，整个丧葬事实上表现社会关系的意义大于个人的情感意义，闵中琦早早放出流言，不承认闵叔纯之妾孙氏所生的年已十一岁的儿子启后，就是想让自己的小儿子以过继子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占有堂兄家的全部财产，而灵堂闹剧的关键，正在于孝子成服，因为披麻戴孝的服饰行为是孝子无可置换的伦理身份表征。

其它如《金瓶梅词话》，第六卡八回中，李瓶儿死后不久，吴银儿来见西门庆，头上戴着白绉纱鬏髻，西门庆一听说她是给李瓶儿戴孝，不觉满心欢喜。又《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吕大外出未归，吕宝骗大嫂说大哥已死，大嫂戴上孝髻穿上孝服，吕宝又暗地里和江西客人谈好价钱卖掉大嫂，让买家只管抢那个戴孝髻的。这里所写孝髻是孝妇的伦理身份符号，明代妇女居丧期间，用白纸纸糊成或用白绉纱自麻之类制成类似鬏髻之状，作为孝髻使用，吴银儿戴孝髻，不过是给西门庆看，正如张竹坡评点道：“银瓶如此一结，假母女应如此。”吕宝以孝髻为符号，偷卖太嫂，谁知天理昭昭，大嫂和吕宝的妻子临时换了髻戴，吕宝卖嫂不成反卖了妻子。

三、宗教表征

任何一种宗教对服饰都极其慎重，严格规定了教内人员的发式和着装，以此和他教及常人区别开来，如佛教的剃发、披袈裟，道教的戴黄冠、着道袍等，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符号特征。

《水浒传》第四回叙写鲁智深出家五台山时，详细摹写了其服饰由俗到僧的宗教表征：

表白宣疏已罢，行童引鲁达到法座下。维那教鲁达除了巾帻，把头发分做九路绾了，拥揲起来。净发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鲁达道：“留了这些儿还酒家也好。”众懵忍笑不住。真长老在法座上道：“大众听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长老念罢偈言，喝一声：“咄!尽皆剃去!”净发人只一刀，尽皆剃了。首座呈将度牒上法座前，请长老赐法名。……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长老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监寺引上法座前，长老用手与他摩顶受记……

佛教认为世界是幻象，人生即苦海，只有断除一切烦恼修行成佛，才能到达寂静涅槃的彼岸。按佛教教义，头发代表着人间的无数烦恼和牵绊，削掉了头发就等于去除了烦恼和牵挂，可以一心一意修行。这里鲁智深的削发过程正是佛教徒的一个宗教洗礼，是佛教徒的宗教表征。

《红楼梦》中写鸳鸯抗婚时，大声宣称“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第四十六回)；写惜舂看破红尘，也是“定要绞发出家”(第——二回、第——五回、第——七回、第——八回)；而最后出家的宝玉已是“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犬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第一百二十回])。这里大观园诸女儿无不是选择以“剪发”、“绞发”作为皈依佛门的标识。

所谓佛度有缘人，如果一点尘心未绝，那么蓄发穿常人服就从服饰上去除了宗教表征，从而意味着还俗了。如《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卷《顾阿秀喜合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王氏为避难“披缁削发”遁迹尼庵，后蓄发改妆与丈夫崔俊臣重逢。缁衣是僧尼的常服，《红楼梦》中，惜春的判词为：“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第五回)，也以服饰符号标识了惜春皈依佛门的命运。

至于《聊斋志异》中驱狐降妖的众道士的服饰则展现

了道教的宗孝乏性，如“黄巾避服，岸然道貌”的成仙(《成仙》)，“系黄绦，”“每用半梳梳发，即以齿衔髻，如冠状”的济南道人(《寒月芙蕖》)。其它如《三国演义》中的左慈道人“头戴白藤冠，身穿青懒衣”(第六十八回)，《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道童清风与明月“顶结丫髻”，身穿道服(第二十四回)，《水浒传》里扮作道童的李逵也“戗几根蓬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第六十一回)，诸如此类，带发修行，簪冠着袍，正是道教的服饰表征。

四、信仰表征

择吉避凶的民俗信仰往往通过仪式、祷语、服饰等诸多符号来体现，其中服饰就是一种重要的表征符号，在人生仪礼和岁时节庆上表现最为明显。

诞生仪礼上的服装如虎头帽、虎头鞋、五毒肚兜、百家衣等，佩饰如长命富贵锁、银子镯、银脚镯等，无不凝聚着父母亲族的殷殷追求，希望孩子得到神灵护佑，远离凶邪，健康成长。婚姻仪礼中的大红嫁衣、红盖头、同鞋(谐)到老等，同样源于求吉祥的民俗心理。许多年纪大的中国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寿衣，而且往往选择有闰月的年份来制作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闰月的年份既然不寻常地长，那么也就更具有延长生命的能力，在这样的年份里制作寿衣显然更有利长寿。

《金瓶梅词话》第三回，王婆为西门庆设计私通潘金莲时，就是利用请潘金莲过来为她裁制寿衣从而撮合二人：

王婆道：“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发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时先要预备下送终衣服。……今年觉得好生不济，不想又撞着闰月，趁着两日倒闲，要做又被那裁缝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来做。老身说不得这苦也!”……那妇人道：“这个何妨!既是许了干娘，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日去交人拣了黄道好日，奴便动手。”……妇人接在手内，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

两人的对话反映了古人在制作寿衣时对于时间的郑重选择。因为古人对于婚丧裁衣、破土造屋，都很有讲究，更何况是制作寿衣，不仅最好是闰月，而且闰月也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进行的。

岁时节庆民俗中，服饰同样是择吉避凶信仰的重要符号。端午节佩带香囊、五色缕，重阳节插茱萸或簪菊花，春节时穿新衣，无一不是避邪求吉的心理表达。《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一家春节时隆重的服饰装扮正是择吉信仰的鲜活表征：“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门庆早起冠冕，穿大红，天地上烧了纸，吃了点心，骑马就拜巡按贺节去了。月娘与众妇人早起来，旋朱傅粉，插花插翠，锦裙绣袄，罗袜弓鞋，妆点妖娆，打扮可喜。都来月娘房里行礼。”还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薛宝钗的金锁、史湘云的金麒麟等佩饰，不仅是小说发展的关键道具，更是择吉民俗信仰的生动诠释。

服饰既承载着择吉民俗信仰，又必须符合礼仪制度，二者是相一致的，如果服饰违背了礼仪道德规范，就会带来不吉。古人称服饰怪异为“妖服”或“服妖”，认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或人事灾难。《尚书大传》卷二曰：“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唐前志怪小说代表作之一的《搜神记》通行本464则中，直接以服饰命名的条目达17则，其中记载的一些妖服与灾异之事，预示了臣子凌驾君王、妃后参与君政、胡夷侵袭中原、吉凶盛衰等重大史实。如第180则Ⅸ西晋服妖》：“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象也。”

又第187则《方头屐》“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此贾后专妒之征也。”以及第193则《妇人兵饰》“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余、银、象角、玳瑁之屈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

古人认为，女子参政，于国不利，在服饰上也就随之有了特别的表象。这种征兆和“牝鸡司晨”一样，预示国君权利衰弱，女人当权，国家有倾颓的危险。

其它如第190则《毡铂头》“夫毡，胡之所产者也”，第201则《贵游倮身》“散发倮身”，胡之习俗也，也预示着中国将受胡夷侵略甚至被灭亡，即历史上所称“五胡乱华”，其主体为匈奴族与羯族，故云“二胡之乱”。还有第213则《生笺单衣》“永嘉中，士大夫竞服尘笺单衣(此古德衰之布，诸侯所以服天子也)”的异常服饰行为，也成为永嘉之乱晋怀帝、晋愍帝死亡征兆。

因为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一旦违背了即是犯禁，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禁忌巫术效应。服饰的禁忌，主要来源于对礼制的尊崇和对冥冥之中无法把握命运的忧惧。《搜神记》中的服饰禁忌如此之多，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固有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时代思潮和作者个体的思想认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风俗与时尚表征

春秋时期，“齐桓公好服紫，一国之人皆服紫。”后汉马廖疏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布。”唐代白居易《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北宋王安石《风俗》曰：“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由此可见，古代时尚的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先宫廷后民间，由城市向周边扩散，其中京都一直为时尚与风俗传播的枢纽。

在宋代，朝廷举行盛大而隆重的集会，皇帝、大臣及扈从都戴花。蔡蓓《铁围山丛谈》载：“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辽人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春秋二燕则用罗帛花……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宋史·舆服志五》亦载：“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鸾，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赐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亦如之，”北宋司马光《效赵学士体成口号献开府太师》之四：“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七《扬州·花瑞》记载了一个故事：州衙花园里盛开了四朵罕见的美丽芍药花，分给谁插戴呢?韩琦、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有幸得到了。后来，这四位簪花者先后作了宰相。人们都说，这四朵花是上天降下的吉兆。

宋代簪花风俗在《水浒传》中得到了生动体现。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写到这样—个细节：

酒至半酣，柴进问道：“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人，通类有五千七八百入，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官花锦袄，便能勾入内里去。”

如果说这还只是宫廷盛会中簪花习俗的表现，那么，许多梁山好汉喜欢簪花，不能不说是宋代簪花时俗的一个，最好注解：小霸王周通“头戴撮尖乾红凹面巾，鬓旁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第五回)、短命二郎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中，鬓边插朵石榴花”(第十五回)、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翠芙蓉”(第四十四回)、浪子燕青“鬓畔常簪四季花”(第六十一回)、“鬓边一朵翠花娇”(第七十六回)、一枝花蔡庆“金环灿烂头巾小，，一朵花枝插鬓旁”、“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他做一枝花蔡庆”(第六十二回)、没面目焦挺“绛罗巾帻插花枝”(第七十六回)、金枪手徐宁“金翠花枝压鬓傍”(第七十六回)，凡此种种，不管是山中草寇还是江边渔夫，也不管是行刑刽子手还是悠闲浪子，身份虽然各不相同，对于簪花的喜爱却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宋代簪花的时尚和风俗。

此外，《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反映了明清时期妇女缠足时尚，以及男子对三寸金莲的痴迷。西门庆与妇人共衾，就爱妇人穿红睡鞋，似乎能钩起他的无限情欲，这是当时的性心理和性风俗。清程世爵Ⅸ笑林广记·睡鞋词》：“娇红软鞋三寸整，不下地，偏干净。灯前换晚妆，被底钩春兴。玉人儿轻跷，与我肩相并。”正是对红睡鞋作用的最好描绘。小小金莲，使男人念念不忘。宋惠莲死后，西门庆藏起了她的一只红绣鞋以聊解自己的淫欲之思。小小金莲，使男人爱不释手，绣鞋也成了男人的最爱，甚而至于用它来装酒杯，谓之“金莲杯”，饮“金莲杯”更成了一种时俗风尚。明初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鞣)，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江南名士何元朗在宴客时，也以妓女鞋子行酒，当时的大名士王世贞居然“作长歌以纪之”：“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金瓶梅词话》第六回就写到西门庆脱下潘金莲的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这正是服饰的风俗与时尚表征在文学作品中的如实再现。

综上所述，服饰最直接、最具象地唤起了人的社会化、角色化感觉。中国古代小说服饰描写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以特定的文学符号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与时尚诸方面的文化表征。

本文为上海帘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成果(S30403)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