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然

内容提要翁方纲借用杜诗中的词语“肌理”，以人体作喻，建构诗说，确如钱钟书所指出，“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这个生命化名词悬出了极高的诗歌艺术评价标准，但其所笼罩的，却是无特识的以“学诗”为本的诗说。在乾隆帝恢复“试帖诗”的背景下，翁方纲的肌理说既是学诗方法，又是普泛意义的、“好诗”标准。本文认为，“肌理”所指喻的，是诗歌写作的技术层面。文论界将“肌理”强分为“义理”与“文理”，造成了“肌理”与“理”的混淆。

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将翁方纲的“肌理说”单列一章，与王士稹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枚的“性灵”并列为清代四大诗说，学界对“肌理”的阐释虽众说纷纭，却基本上沿续了郭绍虞的立论路径。其中涉及对“肌理”的界说，以及“肌理”与“理”、肌理说与神韵说、肌理说与“学人之诗”的关系等。本文仅探讨有关肌理说发轫点与取向的几个问题。

“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

钱钟书极喜欢“肌理”一词，将其誉为“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1935年，当他难以找出更恰当准确的词语描述温源宁的散文，他使用了“肌理”这个词，并在括号里注道：“这是翁覃骼论诗的名词，把它来译EdithSitwell，所谓texture，没有更好的成语了。”1937年，钱钟书发表于《文学杂志》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将“肌理”与英文“texture”相互发明，以说明中国文学批评以喻代论的特点：

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蕙女士(Edith Sitwell)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在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

钱钟书视翁方纲的诗歌创作为歧途，对翁方纲本人的诗才与学养有苛评：“窃恐就诗而论，若人固不得为诗人，据诗以求，亦未可遽信为学人。”但钱钟书分明极欣赏“肌理”一词，赞赏其“生命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中国拟人化文学批评的创造性成果一再提及。而钱钟书对“肌理”的位置有所误解(钱钟书认为“肌理”指皮肤，因而联想到“触觉”，也有论者认为“肌理”指“肌肉”)。

“肌理”一词取自杜诗，翁方纲在以这个词表述自己的诗艺诉求时，已经改变了“肌理”的所指：

格调、神韵皆无可著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日：“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问，而审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艰哉，智勇俱无所施，则惟玩味古人之为要矣。”

杜诗以“肌理细腻”形容杨家姐妹皮肤光滑润泽，接近钱钟书“触觉”的说法，是以观者或读者的角度，透过表面的皮肤(skin)感受内在的肌质(texture)——“骨肉匀”。皮肤的细腻光泽显示出内在的健康匀称，气血充盈。而当翁方纲拈出“肌理”一词，以人体作喻，建构诗说，他置换了喻体的位置，明确指认肌理“系于骨与肉之间”。杜甫诗中的“肌理”在骨肉之上，指皮肤之纹理，而翁方纲所说的“肌理”在“骨与肉之间”，那是软组织的所在。翁方纲是从作者角度谈“肌理”的，其涵义不仅为“质厚”、“细肌密理”等。

在明确指认肌理的位置之后，翁方纲叹道：“微乎艰哉”!此处所用“微”字，即出自Ⅸ尚书》“虞廷十六字”中的“道心惟微”。翁方纲认为，古人领悟的道理，言辞难以准确传达，后人须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用心体会，“智勇俱无所施，则惟玩昧古人为要矣。”古人诗作，如翁方纲所崇仰的杜诗，看似自然天成的诗句下面，隐藏着诗人积年累月的心血，其中包含高深而艰难的人工技巧。而诗人的功力在于将人工的痕迹熨平，使读者觉察不到作者的诗法脉络，看不出“新诗改罢自长吟”、“晚节渐于诗律细”的痕迹——如同“肌理”虽在“骨与肉之间”起着重要的联结与支撑作用，而从体表却看不到这一生理组织。翁方纲赠门生乐钧的题扇诗云：“分寸量黍尺，浩荡驰古今。”他解释道：“分寸黍尺者：肌理针线之谓也。遗山之论诗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此不欲明言针线也。少陵则曰：‘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减尽针线迹。“然则巧力之外，条理寓焉矣。”在翁方纲看来，作品最理想的境界，是表面上巧夺天工，内则暗藏肌理，使读者只看到仿佛自然浑成的文本，却找不出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

翁方纲将杜诗中指代皮肤的“肌理”拿来讲诗学，并将其位置挪移到“骨与肉之间”，强调的是诗歌写作过程之艰难。而诗人又不能使读者窥探到这艰难过程，否则便是落了笔痕，着了色相。翁方纲悬出的是“人与天之合”的极高的诗艺标准。

中国诗论有以喻代论的传统。翁方纲借用杜诗中的词语“肌理”表述诗艺追求，其概念的模糊性也导致了后世研究者阐释的歧义性。

“肌理”与“理”

学界对“肌理”的阐释虽众说纷纭，却紧紧抓住一个“理”字。“理”被从“肌理”一词中抽出来，切割为“义理”和“文理”，“理”又被断章取义地视作“肌理说”的关键与核心。于是，“肌理”一词其词素的组成被理解为偏正结构，重在“理”。“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被支解了——汉语的词由字组成，为这种支解提供了便利。

台湾学者古添洪的论文《翁方纲肌理说与蓝森字质结构说之比较》(蓝森，大陆通译为兰色姆)通过对“肌理”与兰色姆新批评理论关键词“texture”的相互发明，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审美优势。古添洪虽也将“肌理”分为“肌”，(事境)与“理”(义理、文理)，但同时又讨论了“‘肌理一词需‘肌、‘理连用，从不拆开而用的哲学基础”，即朱熹理学的一元论，指出翁方纲论诗，“不把诗的本体分为抽象与具体两部分，而合二者为一称之为肌理，而不分拆之为肌为理”。

翁方纲本人从未对“肌理”做过明确界定。比较王士稹与翁方纲对“神韵”的论说时，郭绍虞指出翁方纲文风的“模糊”：“神韵之说，渔洋还说得明白，覃溪却说得模糊。渔洋之讲神韵，并没有写成一篇系统的论文，然而随处触发都具妙义，只须我们细心钩稽，自可理出系统。覃溪之论神韵除零星散见者不计外，特地写了三篇《神韵论》，然而归结一句话，‘在善学者自领之，本不必讲也，则反而有些使人模糊了”。翁方纲论“神韵”“使人模糊”(翁方纲对前代诗坛盟主王士旗及其神韵说的态度十分复杂，并非只是“以实救虚”，二者提供了迥异的创作取向和诗歌定位。本文难以详述)，对于他本人所倡的“肌理”，也难以避免“使人模糊”，以致后来的研究者过度阐释，切割“肌”、“理”。

翁方纲论述的模糊不清与其涉猎多学科以及治学方法的混杂有关。翁方纲20岁即中进士，至86岁去世，一生

笔耕不辍。其论著涵盖面之广，为同时代人中所仅有。他是著名书法家、收藏家、金石鉴定专家，也是诗论家、诗人，后世研究者讨论“肌理”之“理”时往往将其与经学相联系——“义理”正是经学概念，甚至把翁方纲视为经学家。这一身份定位与他的经学水平并不相符。

翁方纲长期担任地方学政，依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他与各地生员谈经论道，指导学习方法。但翁方纲没有一部经学专著，他的治经札记往往写成治学方法、学术规范的探讨，如《论语附记》、《孟子附记》、《苏斋笔记》等。他与丁杰合著的《经义考补正》则是校补朱彝尊的《经义考》。与乾嘉时期的重要经学家戴震、汪中、段玉裁等相比，翁方纲的学术水平与治学方法都有很大差距。以汉学的标准评价，他不通文字形声之学，以宋学的标准衡量，他谨守程朱，于义理没有创见。徐世昌对翁方纲的说经取向做过准确的概括：“苏斋说经，以触绎经义为务，教人以笃许程朱传说，以衷汉唐精义。”李慈铭则由《经义考补正》引申出对翁方纲经学水平看似轻薄，实则中肯的评价：“惟覃溪实不知学，仅一二订其卷数错误之字，篇帙寥寥，而时阑入其诋訾近儒、皮傅宋儒之谬论。盖覃溪初亦依傍汉儒，思以考据自见，既而硕学辈出，其陋日形。””后人作乾嘉时期的经学史，也从不重视翁方纲。

在“圣教”秩序笼罩的清代学界，作为长期视学地方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翁方纲喋喋不休地规劝学子“博综马郑，勿畔程朱”。他甚至将此八字题于自家屋壁上。八字的重点在“勿畔程朱”，意在为学术设禁区。翁方纲不通经学而好讲经学，他在涉及各学科的文章中都不断的使用“理”字，既是对程朱理学之“理”的粗浅认同，也造成了概念的模糊不清和歧义。

研究者阐释肌理说时常征引翁方纲对“理”的解说：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

条析之理，无二义也。义理之理，即文理肌理腠理之理，无二义也。其见于事，治玉治骨肉之理，即理官理狱之理，无二义也，事理之理，即析理整理之理，无二义也。

以上对“理”的解说出自翁方纲的《理说驳戴震作》。该文就戴震援引《易传·系辞》之“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和《乐记》之“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所做的阐释而“驳”。戴震提出“分理”说：“在物之质，日肌理，日舣理，日文理”，主张须辨析“理”字所包括的概念，“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翁方纲不具备与戴震论争的学术水平，因而只能替朱熹背书，复述朱熹的理一分殊论。而问题更在于：《理说驳戴震作》是当时经学界的争论之章，与诗学无涉。引证其对?理的并无特见的说法来阐释肌理说，势必造成不同学科概念的混杂，致使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肌理”更被引向歧义。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翁方纲从朱熹那里浮浅地学来的理在气先的一元宇宙观。翁方纲涉及不同学科的著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理”字来自朱熹的理气观。冯友兰指出：“翁方纲深受朱熹的影响，虽然他不明言直欲暗用了朱熹的形上形下的理气观。”朱熹认为，“理”既是世界的第一因，是所有事物的本源，同时又存在于各种事物中。“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在朱熹看来，本体是一理，同时又各有无数理，奇妙的是，它们与“万物统体”之“理”地位相等，性质共通，并非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同一理。可化身百亿，又万法同源。

翁方纲沉迷书法，醉心金石，经学本非其兴趣所在。他浮泛地将“万物皆理、理一分殊”的朱熹哲学应用于自己所涉及的多个学科，包括诗学。原本各有明确所指的词语，只因都带一个“理”字，不论它们来自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金石学，都被翁方纲搅和在一起。当翁方纲将属于哲学范畴的“万物皆理，理一分殊”引入文论，其中的表述不清、概念混淆，便形成了后世肌理说研究的陷阱。以下文字被论及肌理说的学者频繁征引：

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

义理之理，即条理、肌理之理，无二理也。事理伦理与理财理刑之理，无二理也。所以凡为文者，其文之心，其文之骨，千古万古，惟一由程朱上源孔孟之理而已。

翁方纲不断强调，义理之“理”，即文理、条理、肌理之“理”。须注意“即”字的释义——，“义理”、“文理”、“肌理”等系平等关系，并非谁包括谁。此为“万物皆理，理一分殊”的运用。推敲整段话，翁方纲本意为说明作品的“心”与“骨”。以人体作喻论诗论文，无论“心”(精神)、“骨”(格局)或其它部位，翁方纲统统以“理”字笼罩。他不会像戴震那样去剖辨“理“的歧义性。作品的“心”“骨”既是“由程朱上源孔孟之理”，依照牟宗三的说法，即“道德哲学”或“道德的形上学”，那么“系于骨与肉之间”的“肌理”便另有所指了——它指喻的是写作的技术层面。

中国古代文论有“原道”。“征圣”、“宗经”的传统，翁方纲的“肌理说”并未突出这—倾向。为研究者经常引来证明翁方纲“宗经”的“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等，在翁方纲的时代早不过是老生常谈。

问究古代文论研究界对“肌理”一词强分“肌”与“理”、“义理”与“文理”，并把“理”强调为关键与核心的根由，还在于研究者企图以西方分类学逻辑将翁方纲涉及多学科的驳杂说法条理化，并为其搭建学术框架，造成了“肌理”与“理”的混淆。面对翁方纲诗学论述概念混杂的浑沌状态，任何从中整合并归纳理论体系的努力都可能有悖翁方纲本意。

中才诗人的学诗指南

肌理说的理想境界，是将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隐藏起来，使作品仿佛自然浑成、巧夺天工。这“人与天之合”的至高极境谈何容易，诗歌史上有几人能达到?翁方纲衷心服膺杜诗，自16岁开始钻研杜诗，至1800年68岁时写成《杜诗附记》，他将一生中相当多的业余时间献给了杜甫研究。而翁方纲又认为杜诗伟大精醇，高不可攀，是不可学的，“今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而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纷如乱丝也”。他对杜诗由崇敬而“望而生怖，”于是提出由黄入杜。他极赞赏元好问论诗诗句“古雅难将子美亲”，“论诗宁下涪翁拜”中所传达的“学杜之难”及“尊重山谷”之意。然而，黄庭坚诗容易学吗?翁方纲曾在与友人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感慨：“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本领”，那么，在他看来，还怎么做诗?还有必要做诗吗?

诗还是要做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27岁的翁方纲被任命为江西乡试副考官。这一年的乡试首次加试五言诗，这也是自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取消试帖诗七百年后，中国政府首次恢复诗歌的应试功用。在翁方纲生活的时代，写诗早已经成为文人人生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发抒感怀、交际应酬、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而在朝廷恢复试帖诗的背景下，文人学子为了应付考试，无论是否拥有诗心诗绪，无论是否喜欢以诗这种形式传达自己的情感，都

必须会写诗、写好诗。

对于翁方纲本人来说，写诗更具特殊功用。他立身处世无棱角，经常御前和诗邀宠。他行政能力有限，处理事务频频失误，多次凭借献诗获皇帝好感才官复原级。诗成为他维持自身地位的秘宝。同时代名诗人中很少愿将翁方纲引为同道。笔者遍览翁方纲著作和同时代人笔记，发现名诗人中肯与他讨论诗艺的，只有钱载和法式善。袁枚与他终生不相往来。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洪亮吉、黄仲则也只同“翁学士”玩玩碑帖，受邀观赏收藏时题咏几句。那么，翁方纲论诗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翁方纲讲诗学，大家、名家不屑听，不屑与之讨论。他的肌理说只能讲给虚心的小诗人、应试的学子们。

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严格按照诗歌发展阶段分期编排。卷一论初盛唐诗，卷二论中晚唐诗，卷三卷四论宋诗，卷五论金元诗，每一时期的诗人也按出生顺序论述。卷六至卷八评王士稹论杜诗、元好问及王士稹的论诗绝句，属于附录部分。这本面面俱到的书，即使表现出作者的欣赏偏好，也相当节制。它的结构与传统的随笔式诗话不同，更像一部浓缩的诗歌简史。或是一本近体诗教材。当然，它原本就是为学子们量身定制的教材。翁方纲在《石洲诗话》“自序”中说明，此书源于视学各地期间与学子们论诗的笔记，整理成书后，“令诸生各抄一本，以省口讲，而备遗忘，本非诗话也”。翁方纲的其它论诗著述，虽未必像《石洲诗话》作为教材令诸生学习，也大多以教授学子做诗为宗旨。其《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三昧举隅》等，讲解常识性的做诗法则，只能说比蒙学高些，符合他所设定的读者的接受水平。

翁方纲以。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悬出了极高的诗艺标准。然而，在有了杜甫不可企及、黄庭坚也极难学的体认之后，他认真思考“肌理”的高标准难以实现情况下的下策：“山谷学社，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面对处于前辈大诗人笼罩下的无奈，面对自己树立的遥不可及的目标，“然则如之何而可?”翁方纲提出只得努力再努力，蓄势待发：“则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人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

从翁方纲本人的诗歌写作，却看不出他下过“咬着牙忍性”的苦功夫。他毕生随手做诗，晚年编订诗集又不事删削，平日的习作、和韵、游戏文字悉数收入集中，《复初斋诗集》存诗至62卷之多。其中佳作绝少，触目的劣作也罕见，多数作品中规中矩，明显缺少王士稹《精华录》问鼎古人的野心。后世研究者常引语带讥讽的袁枚句“误把抄书当作诗”和洪亮吉句“略嫌公诗少性情”。翁方纲本人的诗作曾被视为肌理说的实践。他尚在世时，其老友陆廷枢在为《复初斋诗集》所作的“序”中将肌理说与“学人之诗”混为一谈。至今不少研究者将肌理说阐释为主张以学问、考据入诗。

翁方纲在《志言集序》中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此话在郭绍虞看来是翁方纲“毅然决然下一极肯定的论”，而正是这句话误导了当时乃至后世好多人，以为肌理说提倡学问诗及以考据入诗。其实翁方纲批评过浙派诗人钱载后期的堆垛填实之作，谓之“呆滞迂腐”___在钱钟书看来，钱载后期诗作不佳，则因受了翁方纲的影响，“类复初斋体如《本草汤头歌诀》，不复耐吟讽矣”。翁方纲还指摘过前辈浙派诗人厉鹗卖弄典故的“学问诗”，如《题周兼南唐小周后写真四首》：“此则何苦如此乎?是必自以为博闻乎?”并以厉鹗沉迷考据的某些诗作之“单窘“为戒，指出“诗家之韵味，与考订家之研核，途不同也”。在《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目录》里，翁方纲将性灵派与。抄书诗”放在一起指责，认为前者“其失也鄙”，后者“其失也滞”，对“侈陈记诵”、“呆衍故实”不以为然。“为学“和“为诗”两件事，翁方纲在理论上还是分得清的，但在他本人的写作实践中，他却习惯于将对碑、帖的考据，对砚、砖的鉴别，以诗的形式表述。这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批评家本人的创作未必就是实践其理论主张的样本，二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为学”要考证，“为诗”讲肌理，翁方纲的主张，他的思想脉络，他的肌理说，都以“士生今日”四字为发轫点。

翁方纲相信自己恰逢千载难遇的盛世。于“乾隆盛世”回望唐代“安史之乱”，翁方纲对杜甫的崇敬中也充满太平人看乱离人的同情和优越感。他研读杜甫《偶题》多年，深信杜诗的意蕴集中于此诗。千古诗圣的苦衷，仿佛惟独他翁方纲最能感悟：“而此老抚心自许，终若未敢自信者；终若有所遗失者，故于此有怦怦难释之积憾焉。其得则先世之传绪也，前哲之禀承也；其失则坎凛不偶之所致也。”翁方纲分析了杜甫的叙乱离之作与其社会理想的矛盾，认为杜甫本有上追Ⅸ雅》、《颂》之志，却不幸生逢乱世，不得已而为“变声”，形为哀伤怨怒之辞，此非“诗圣”本怀，而世人不察，遂以叙乱离之作为诗道正格。翁方纲认为杜甫《偶题》中所做的自我剖辨也是希望后世诗人遵守诗教的“旧制”、“清规”，不要再像遭遇安史之乱的一代诗人那样“缘情慰漂荡”或“愁来赋别离”。翁方纲将自己身处的乾隆时期视为可以秉承诗教的黄金时代，他不厌其烦地说“士生今日”，即生逢盛世当怎样怎样：做学问当繁细考证，做诗当在技巧上下功夫，追求细肌密理的境界。肌理说虽为诗说，其中隐含着对清政权的充分肯定和美化。

翁方纲的诗歌论述尤为重视技巧和实用性，可谓主要讲怎样“学诗”的诗学。在《同学一首赠顾南雅使滇南》中，翁方纲自述怎样指导乐钧、金学莲两位门生理解古人诗法，“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对客伸纸，默写古人匠意之作，就其肌理筋脉，指说一二”。翁方纲留下的论诗著述，包括大量的手札、笔记和诗歌评点，经常从最基本的方法人手，讲解常识性的规范，如他讲杜诗的停蓄之妙，结尾的名句怎样被前段写景写事的实笔“逼出”；如他对黄庭坚诗从颈联过渡到尾联的章法细加解说；如他讲解怎样体味古人语意，在字法上翻新，不可“硬嵌”；如他反复讲做诗不应趁韵和虚字过多，不该使诗句被虚宇稀释，不该“扯长”如他提醒诗人避免诗句的冗长芜杂，一再强调“烦多损精微”。“扯长”和“烦多”因违背了翁方纲所赞赏的“精微”而尤为他所反感——虽然他本人的诗作也“扯长”，也“烦多”。

“烦多损精微”而“真放本精微”。后一句出自苏轼题画诗《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翁方纲说：“吾尝谓苏诗亦有一语可作通集总序者，曰：‘始知真放本精微。真放者，即豪荡纵横之才力，即此上七字也，精微即细肌密理之节制，此下七字也。”当翁方纲体认到杜甫的伟大与“精微”高不可攀，也曾将“由苏入杜”作为一条蹊径，“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峰，仕途之有捷径”。翁方纲以为苏诗易学，实为皮相之见。苏诗不拘绳尺，举重若轻，看似随意，却自有其不可学的襟抱与气度，而翁方纲仅略窥门径而已。

德国表现主义诗人吾特弗里特·贝思在他著名的《抒情诗问题》，一文中说：“一般人大抵以为，这里是一派荒原景象，或者正是夕阳西下，一个青年男子或是一位少女站立在那里，心中无限感伤。于是，一首诗就油然而生了。不，一首诗不会这样产生出来。一般来说，诗极少油然而生——诗是做出来的。”

我们有理由设想，假如翁方纲能够见到这段话，一定会深表赞同。在翁方纲看来，诗不是天才的进发，也不是情感的自然流淌，“诗是做出来的”：技巧比诗情更重要。

清代四大诗说中，王士稹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或提倡某种诗歌风格；或服膺于某种诗歌模式，因而后世研究者容易概括其诗论主张及特点。而肌理说究竟主张什么，翁方纲本人并未做出明确表述，这就为人们从“肌理”二字的字义展开想象、过度解读、各自表述，留下过宽的空间。同时，人们很容易列举出王士稹等实践了自己理论主张的代表性诗作，而究竟什么样的诗具有“肌理”，翁方纲本人并未提供样本性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肌理说的无特识。

肌理说既是学习方法，又是普泛意义的“好诗”标准。在乾隆帝恢复试帖诗的背景下，肌理说对于学诗者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它以“诗是做出来的”为预设立场，关注诗歌写作的技术层面，要求学诗者努力于艺术经营，追求细肌密理的境界，提供了具有较强实用性的中才诗人的学诗指南。世上本中才多而天才绝少，翁方纲在官方背景下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和附从者，成为乾隆诗坛的此方盟主。

舒位著名的《乾隆诗坛点将录》以《水浒传》的108将作比，将90年间的诗歌精英列置一个系统之中。他为翁方纲安排的角色是“相士头领一员”紫髯伯皇甫端。这是位相马专家，出现在《水浒传》“排座次”的前一回，大概是最后一位加入梁山队伍的头领；很多读者未必会在意这个人，而金圣叹批《水浒》，却把皇甫端作为总结全书寓意的人物，其批语论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性：由于朝廷无伯乐，才会有梁山泊之聚义。舒位将翁方纲视作诗坛伯乐，肯定他有培养未名诗人的能力，却对其诗作不置一词。翁方纲在《点将录》中获得的是最恰当的位置。作为负责文化、考试工作的官员，他的论诗著述以辅导中才之人学诗为取向，对各种诗歌风格持中而论，不厌其烦地解说字法、句法、章法。在他门下，也确实出现了几位被同时代人认可的诗人《点将录》中，翁方纲的学生有三人上榜：短命二郎乐钧、活阎王吴嵩梁、轰天雷谢启昆)，但他“相马”的眼光无法理解天才诗人黄仲则，无法鉴识黄仲则与吴嵩梁在诗歌天赋上的巨大差异。据《番禺县续志》记载，翁方纲去世之后，广东学生张维屏(南山)、黄培芳(香石)念及师恩，将翁方纲遗诗在广州永胜寺刻石嵌壁。在学生眼中，翁方纲指导青年学子学诗的意义，超过他对诗歌理论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须区分“诗学”与“学诗”两种论述。诗歌理论往往追求创新，而“学诗”则讲求实用。面向的对象不同，适用范围有异。翁方纲虽如钱钟书所说，“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肌理”；但这个生命化名词所笼罩的，却是无特识的以“学诗”为本的诗说。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