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内容提要陈应松小说运用神秘意象、神学话语、二元对立结构，组成了独特的艺术世界，并由此构筑起了精神理想国。陈应松试图重新唤醒现代入迷失的敬畏感、恐惧感，为现实树立起理想的精神价值规范，并把人类提升到诗意、和谐的生存高度。它也是对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激烈批判。

陈应松原本是诗人。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的时候，他开始转向小说创作，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他的小说常常被批评家按照题材划分为“船工小说”、“异乡人系列”小说、“生态小说”等类型。近些年，陈应松又被称做是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但是，近二十年来喧嚣的文学环境，“是由所谓大众文化所培植的趣味，在左右读者的阅读选择，这样，陈应松在一段时间的被冷落，也就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事求是地讲，陈应松这时候的创作，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只是尚未被普遍认可”。的确，整体观照陈应松的小说，其艺术的独特性和患想深度都值得探讨。

一

陈应松出生地湖北公安，处于北纬29度与31度之间，属于北纬30度地带。按照他的说法，北纬30度实质上是一个神秘文化圈。那里有太多的神秘事件与现象，比如说像百慕大三角、金字塔、野人等都出现在这一带。受地域文化影响，陈应松小说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事物常常闪现其中：一现身就会有人死亡的黑藻、(《黑藻》)、到处窜来窜去充满灵气的猪(《失语的村庄》)、一部高深莫测叫做《溺水时代》的手稿(《乡村记事》)、能呈现出历史事件的神奇炮弹(《羧羊》)、让人感到深不可揣测的樱桃拐(《樱桃拐》)、死者的电话(《寻找老蟪》)等。其后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出现了更多神秘事物与现象，如人一天有两个时辰变成动物(《望粮山》)、能预示未来的傻子和“起蛟”的传说(《吼秋》)、只开花不结籽但是六月一开花是年就有洪水的千年老树(《马嘶岭血案》)；其他神秘物体如棺材兽、软骨人、天书、天边的麦子等，不胜枚举。

陈应松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化。它不再仅是地域文化简单、客观地再现，还灌注了陈应松个人主观情感与哲思。他这样看待自己作品中的神秘主义：“我们现在不要谈它(发生在陈应松故乡的神秘事件一笔者注)的真实性吧，即使它是空穴来风，可恐惧感是实在的，它影响了你，它伴随你。”看来，使人产生恐惧感，才是陈应松制造神秘主义气氛最根本的目的。于是，那些黏附着陈应松主观意愿的神秘事物，就转化为神秘意象。这些神秘意象，或直接与死亡紧密相联系，如黑藻(《黑藻》)、电话声(《寻找老鲢》)、山谷不断闪现的神秘之光(《马嘶岭血案》)，或不为人力所掌控，如漂在天空的齿轮(《归去来兮》)、天空中出现的麦子(《到天边收割》)、亘古以来无人能解读的天书(《松鸦为什么鸣叫》)；或怪诞而超出常理，如能拐弯的目光(《目光会拐弯的人》)、呈示历史的炮弹(《羚羊》)，或预示着灾难的降临，如“起蛟”传说(《吼秋》)、疯狗(《狂犬事件》)、岩洞(《独摇草》)，等等。种种神秘意象，播撒在陈应松小说里，使陈应松小说弥漫着神秘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这些神秘意象提醒着人们：宇宙与自然并非是人类理性所能彻底理解和完全把握的，因此，面对宇宙和自然，人类必须心怀敬畏与恐惧。

敬畏，以及由于敬畏而引起的恐惧感，本是人类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伦理情感。中国传统伦理哲学对此多有深入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朱熹在对《中庸》进行诠释时，特别强调对“道”和“天理”的“敬畏”：“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中庸章句·一章》)孔子、朱熹都把敬畏看作是人类建立伦理道德情感的基础。这是先哲为了使人能和宇宙万物达到共荣共生、“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约束和规范自身言行的律令。不过，随着科学的进步、知识的累积，人类坚信完全可以掌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并让它为人类服务。而曾经面对宇宙万物的敬畏、恐惧情感，被看作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在启蒙主义乐观情绪驱使下，现代人日渐疏离了敬畏感、恐惧感。

但是，缺乏敬畏感、恐惧感的现代人在推动着历史前进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染上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代文明病。面对现代社会病，西方哲学家企图通过强调敬畏感与恐惧感的方式，使人类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最终达到根治的目的。因此，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敬畏提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则把敬畏看作是伦理的根本：“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哲人们褒扬敬畏感，并不是要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找寻回失落的道德伦理。

陈应松也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病相：“恐惧——假如她也叫敬畏，是人类的美好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果人类什么都不敬畏与恐惧，为所欲为，那就是他的末日，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因此，陈应松也把唤醒人类的敬畏感、恐惧感看作是根治文明病的良方。为此，他营造了众多神秘意象。

“……小镇像画片一样折叠起来……山像一张晾在竹竿上的竹席被狗的爪子抓了下来，它慢慢地、坚定地、沉重地向下矬着矬着，大家看到那山隆隆作响地冲进街上，巨大的碎石尘埃吞没了古把根的儿子。大梁子，高高的大梁子，晃眼间就只剩下半边了，像屠夫的剁骨刀剁去了一半，齐刷刷的。那山梁上一股泉水冲腾出来，顿时，一条巨大的瀑布垂挂下来，就覆盖了那个叫毛家沟的小镇。”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有其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人类应该去遵从，而不是一味地僭越与抗拒。面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人类要心怀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基于上述考量，陈应松通过小说中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神秘意象，来唤起现代人的敬畏感、恐惧感，力求找回现代人失落已久的敬畏、恐惧心理，以期重塑现代伦理道德。

二

陈应松小说常常运用引用的互文性策略。引用是指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直接的、直白的、逐字逐句的借用。被借用的文字一般都以打上引号或用特殊的印刷方式凸现出来。小说文本直接引用其他文本的语句，具有重要的意义：“引用总是体现了作者及其所读书籍的关系，也体现了插入引用后所产生的双重表述。引用汇集了阅读和写作两种活动于一体，从而流露出了文本的写作背景，或者说是为完成该文所需的准备工作、读书笔记以及储备的知识。”陈应松小说广泛使用引用的手法，其目的直指当下社会精神价值匮乏的现实。在陈应松眼里，现实就是“灵魂灾荒”充溢：“二十世纪的最大的灾荒是人的灵魂的灾荒，所有的旱灾、水灾、虫灾、火灾、兵灾、交通之灾、环境之灾，都源于人类的灵魂之灾，它荒芜、糜烂、死亡在个人的内心。

因为人的自欺，人们掩饰了，并且绝不承认。”陈应松认为，产生如此严重的心灵灾荒的根本原因，就是精神价值的缺席。因而陈应松通过引用的方式，给现实提供了神性价值。

直接引用《圣经》等宗教语录，是陈应松小说召唤神性最主要的方式。《雪树琼枝》引用了《圣经》里耶稣藉先知约珥的口说的话：“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触及灵魂。”《老铁路》也直接援引了宗教语录：“读着一本韩彼得牧师写的《佳美的脚踪》，在读到第九十九页，我看到了这个牧师疾恶如仇的滚滚句子，正合我心，他说：‘揭露这世界上的一切不正义的非，我们对于侵略，对于剥削、奴役，对于种族歧视，对于欺诈、骄傲、自私……是坚决不能赞同的，我们要反对这些!因为它们是与《圣经》中神的真理不合，与人类的良心也不合。”《雪树琼枝》和《老铁路》都通过引用宗教教义的方式，找寻到了神性价值。《雪树琼枝》以神性价值为尺度批判了沉溺于肉体抛弃精神操守的社会现象，而《老铁路》则以神性价值为基准来斥责那些放弃正义不敢和邪恶做斗争的心灵。

《魂不守舍》引用《圣经》，或诅咒堕落的世界，或审视混乱的现实，或预示命运。小说的开篇就引用《圣经》的诅咒来提醒人们，作恶最终是要遭受惩罚的：“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罗网，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圣经》始终审视着正在发生的社会乱像。小说以《圣经》语录“地上悲哀衰残，世界悲哀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来审视马总等人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以“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争战。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虺蛇的毒气”来揭露打着光明的旗号来做污浊勾当的行为。作恶多端的孙科最终断了五根肋骨，右腿骨断裂为三截。它应验了《圣经》教义“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们打倒”。小说的结尾，“我”在《圣经》的感召下，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罪责：“我捧着《圣经》，我读着约伯的回答：‘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身之祸，他比戏笑无辜的人遇难。…“我厌烦我的性命，比由着自己述说的哀情……你的日子岂像人的年岁?我追问我罪孽，寻察我的罪过吗?我若犯罪，你就察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罪，便有了祸，我若为了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这段引文，是“我”在反省自己罪责，也应验了《圣经》的咒语。总之，小说在描写人世间种种“灵魂灾荒”的同时，以《圣经》语录构筑了神性世界，并以神性的价值尺度来质疑、斥责、审判世俗乱像。

通过引用诗歌来召唤神性，同样是陈应松小说普遍使用的修辞方式。他的许多小说，如《无所依托》、《别让我感动》、《失语的村庄》、《旧歌的骸骨》、《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掠过山崖》、《猎人峰》等，无一例外地引用了诗歌。《旧歌的骸骨》引用R·S·汤玛斯的诗句：“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幻想。”《别让我感动》引用的是A·E·豪斯曼的诗句：“与我一同走，向同一的方向，／有那幽美而将死去的年华……”《云彩擦过悬崖》引用了叶赛宁的诗句：“守卫在凌霄的人啊，为我打开蓝色的天门。”陈应松小说引用的诗歌，太都是歌颂田园与自然的美丽、神圣的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常以自然来抵抗工业革命兴起后涌起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这些诗歌中的自然，具有超越现实的神性意义。

呼请神性是陈应松小说最鲜明的特点，这和他的文学观紧密相连。他认为：“文学就是一种宗教。我们在文学的巨川里向最圣洁的地方迈进，拖着一切羁绊，伤痕累累。远遁于文学的丛林，像一种被世俗和物质围猎的孤兽，寻找着文学这种神灵的庇佑，抚平惊恐成烦躁的心，体验然后诉诸于白纸黑字，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那就是宗教般的心血文本。”虽然陈应松十分推崇神性价值，但是，他并不是要劝导人们皈依于某种宗教。他对宗教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能剔除神话般的诺言(如神的再次复活、人的升天)以及对神的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恢复某种理性，其命运是堪虞的。”实际上，陈应松借鉴宗教，是呼吁人们要有信仰：“我们要有信仰，你不管信什么。在这个价值观、道德体系、精神世界都处于一种溃滑和迷茫的时代，心灵面临着巨大的不安和惊悸的时代尤其如此。”因此，陈应松小说对宗教思想的借鉴，最终旨归并不是神学，而是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思考，是对人类精神理想的追问。

三

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是陈应松小说最富有典型特征的深层结构。陈应松早期小说《乐园》、《龙巢》、《牛蹄扣》和《大寒立碑》等就以城市为参照，表现了乡村的道德理想。随后，《抽怨》、《归去来兮》、《寻找老鲢》等小说中的城市和乡村，开始作为对立物被叙述。而《人瑞》、《松鸦为什么呜叫》和《别让我感动》等小说，就形成了非常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从而体现了陈应松对于人类理想生存境界的构想。

《人瑞》表现了城市与乡村所代表的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对立。人瑞是一位乡村老人，据说有105岁。他按照神农架的自然规律生活，抽旱烟，穿脏衣服，长时间不洗澡。但是，现代文明的侵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他成为被都市人窥视的对象、传媒猎奇的谈资、旅游社的卖点。不仅如此，为了攫取更多商业利益，人瑞被重新包装：给他洗澡，给他穿漂亮的衣服，给他抽过滤嘴的香烟，甚至给他喝保健品。人瑞原本和神农架融为一体，和神农架大地同声相息、同气相连。但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现代文明，无情地剥夺了人瑞与自然间的天然联系，终结了人瑞的生命。由此可见，《人瑞》所叙述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功利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价值尺度的对立。

陈应松小说中的城市还是“恶”的代称，而乡村则是“善”的象征。《松鸦为什么呜叫》对比叙述了乡村的“善”与城市的“恶”。伯纬和王皋同为一村的修路人。伯纬承诺，如果王皋死了，他就把他的尸体背回家。后来，伯纬果真兑现承诺，把摔死的王皋从工地上背回了家。虽然旅途漫长、寂寞、恐惧、危险。但是，最终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王皋背回了家。尔后，当公路修到伯纬家门口的时候，他又自发地充当了车祸发生后背死人的角色。因此，陈应松小说中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其实就是“恶”与“善”两种不同伦理之间的对立。

陈应松小说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源于他对城市和乡村迥然不同的评价。他这样看待城市：“城市的膨胀是人心的缩影。金钱像肮脏的树叶一样卷起人心的深秋。人们不再传递着季节的喜悦，唯一关心的是行情。”物质欲望膨胀、道德沦丧，是陈应松对城市的基本看法。而乡

村被陈应松看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记得桑椹吧，记得红薯吧，记得碗堆的清汤和一把对夏天发言的蒲扇吧，记得父亲的驼背和庙宇的青苔吧。乡村…一已与诗十分近似，差不多都走进了诗里。因此乡村是我们精神的归途。”陈应松对城市和乡村的评价是如此截然相对立。这态度饱含了他对城市物质主义生存状况的批判，也体现了对乡村诗意生存的向往与歌颂。

三

长篇小说《别让我感动》在批评城市的同时，也把乡村推为诗意生存的栖息地，形象地体现了城市与乡村两种生存状态间的对立，从而彰显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结构的深层意蕴。李樯在少年时代的人生理想就是走向城市，他努力地一步一步地挣脱乡村奔向城市。但是，他最终发现城市是物质欲望的熔炉，并不是人生理想的栖息地。于是，他决定从城市后撤，踏上了返回乡村的旅途。他在城市开了一个“守护者酒家”，来自乡村的蔬菜，成为他走近乡村的纽带，也是他寻找诗意人生的重要体现方式：“重要的是菜。这里的菜好像与山有关，与一座深山靠得很近，似乎在餐桌上就能碰到山谷里腾起的雾气，从垭口吹来的风。当你咀嚼着碧生生、脆蹦蹦的小竹笋炒肉，吃着有山泉间苔藓味的石鱼时，你对人生的感慨会是另一种滋味。这些菜与城市无关，这些菜不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城里人能够构思出来的。”李樯对山间泉水、雾气浸润的蔬菜的亲近，表现了陈应松小说探询人类诗意生存的努力。

此外，陈应松小说还有另外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人类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依赖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得以生存。但是，现代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人类被看作是宇宙的主宰，按照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陈应松小说《神鹫过境》，叙述了人类和自然之间改造与被改造、利用与被利用的二。元对立关系。“号”是一只在迁徙途中掉队的神鹫，被丁连根抓获。丁连根企图通过熬鹫的方式来改变鹫的生活习性，使鹫成为丁连根捕捉其同类的诱饵。最终如其所愿，丁连根熬鹫成功，“号”的叫声呼唤来了过路的鹫，它们被丁连根一一捕杀。这篇小说中的自然，是被人类按照主观意愿随意改造的对象。它所叙述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典型的二元对立关系。《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对人类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叙述更加深入。它表现了当人类把自然当作支配对象的时候，自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抗和报复人类。《豹子最后的舞蹈》中豹子的母亲、妹妹、情人红果、情敌石头都被猎人老关杀死。豹子家族最后一只豹子，也死在猎人的手下。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仅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与利用的单向关系。豹子家族命运在走向灭亡的悲剧过程中，也残酷地惩罚了人类。老关的儿孙们在最后一只豹子的报复下，也走上了死亡之旅。《豹子最后的舞蹈》表明，当人类在无情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报复着人类。

《牧歌》从另外的角度反省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小说指出，自然并非只是从肉身上来报复人类，它也在精神上惩罚着人类。《牧歌》中老猎人张打狩猎一生，杀死动物无数。最终，他醒悟了。他意识到自然其实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精神伙伴：“人和大地的亲密关系早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之间带着深深的狐疑、猜度和敌意，在对大地的凌辱中，以为大地不会说话而忘记了被施暴对象的存在，其实这种施暴，像迎风泼水，那水会飞回到你自己的头上。沉默的山冈愤怒无声。我们人类罪孽深深。被施暴的结果不是通过呻吟和愤怒还给我们，而是透过那些慢慢秃顶的山峰，透过越来越岑寂、干旱和没有滋味的日子表现出来。”

《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共同阐明：当把自然当作单纯功利对象的时候，人类其实并没有得到幸福，相反会受到来自自然的抵抗、制约、报复。它体现了陈应松对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关系的深深忧虑，也透露出陈应松要化解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关系的愿望。

如何化解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对立?陈应松提出了人类和自然要和谐共生的观点。在陈应松看来，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固然要依赖自然才能生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类，包括人类社会组织，应该和自然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云彩擦过悬崖》是陈应松小说表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代表作。在苏宝良眼里，自然充满着生命气息，山上的植物、云朵、动物都是他的邻居和伙伴。即使他的女儿被动物咬死，他也认为动物一般的时候是不和人为敌。正是怀有这样的信念，他在山上从不猎杀动物。在自然中建立起的伦理尺度，也帮助苏宝良和人们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他和周围的乡民、过路客都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相互关照的良好关系。在临下山的那一刻，他决定放弃来之不易的下山机会，长期据守在瞭望塔中。

总之，陈应松小说的城市与乡村、人类和自然的二元对立结构，表现了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憧憬。它表明，诗意地、和谐共生地生存于万物之间、天地之间，才是人类的最高生存境界。

现代人被功利主义所驱使，陷入到了物质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这一严重的时代危机引发了陈应松关切的目光。陈应松小说通过神秘意象，召唤着现代人要对宇宙怀有敬畏感、恐惧感；运用修辞手法，试图确立起人类生存理想价值规范；而二元对立结构，则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境界的思考。他的小说通过各种方式，构造起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并由此构筑起了精神理想国。陈应松小说的精神理想国，迸射出坚守道德理想，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保持警惕、甚至批判、否定的思想光芒。它最终指向是：人类应该非物质地、非功利地而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