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克

一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艺术里,诗歌和绘画的互动是密切的,诗人和画家们的交往也是密切的。而我现在居住的宋庄虽说是个画家村,有两千多个画家,也有不少诗人,但他们似乎很少相互探讨诗歌和绘画方面的事,更多的情景是:一群诗人画家在某个人的院子里喝酒、聊天、唱歌、喧哗、疯疯癫癫。而更多更多的情景是:画家或诗人独自在自己的院子里过着寂寞生活,被孤独折磨着。尽管如此,我想,在诗人和画家们的生活里,诗意依然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背景,一种生活态度。

去年和今年,我在宋庄参与了两次诗歌民刊的编辑,也正因为此,才有机会发现宋庄居然住着这么多诗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还有不少诗人是我所不知道的。除了少数几个曾在诗歌刊物上发表过诗歌而被诗歌界知道的诗人外,宋庄的很多诗人其实都没有发表过作品,是典型的地下诗人。他们在暗地里默默地写着,既没想过发表,也没想要成为诗人,只是让诗歌自然地成了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份。值得一提的是,宋庄的不少诗人同时也是画家,比如王铁良、邝老五、敖月、半坡等等,绘画是他们的主业,诗歌则是随性而为。也有做音乐的,比如张敬和现已搬到别处去的盲人歌手兼诗人周云蓬。总之,宋庄诗人的身份比较复杂,所擅长的也五花八门。记得这么多年来,诗歌界一直有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要多。意思是诗歌已经日益沦为小众把玩的艺术,已经没有“群众”基础了。诚然,现在的诗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也远没有别人预想的那么缺少人关注。在宋庄,我参加过不少次朋友聚会,聚会上经常都能碰到一些写诗的人。

在宋庄,有些诗人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的,有些诗人是以画家或歌手的形象出现的,而有些诗人则是以导演的形象出现。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带着隐藏在自己内心里的诗歌行走着,让人难以察觉。至于不住在宋庄却时常来宋庄玩的诗人就更多了。自从我和潘漠子、安石榴、李云枫等人入住宋庄后,来我们这里聚会的诗人就更多了。我放在屋里的朋友签名板上签满了来过我屋里的诗人们的名字,比如林莽、王明韵、余心焦、谷禾、蓝野、王茜、五木、张绍民、祝凤鸣、杨拓、广子、黄金明、阿西、胡子博、唐卡等等。诗人们时常有些聚会,有时是街上的饭店和排档,有时就在诗人院子的葫芦架下。大家喝酒、唱歌,大声欢笑。由于宋庄的诗人画家多数都租住着一个院子,房间多,所以朋友时常会留宿一夜,第二天再走。有的则一住就是很多天。

宋庄地处郊区,安静,适合画画,也适合静心写作。

但是,宋庄只是一个居住地,有些画家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也会有一些画家从别处住进来。诗人也一样。我无法统计这么多年来进进出出宋庄的诗人有多少,但我相信无论在何处,我们都不会忘记宋庄的诗意。来自宋庄生活或弥漫在宋庄景观里的诗意。

这次编选的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诗人的诗歌作品,但也不啻是一场精神的盛宴了。

二

下面,我便就一些诗人和其作品简略地谈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说一说潘漠子。我和漠子多年前在广州和深圳就多有交游,后来我们都来到了北京。2005年,我俩和王顺健第一次来宋庄玩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并计划住到这里来,后来潘漠子和安石榴合租了一个院子,号称“潘安大院”,过起了浮夸的生活,里面时常人声鼎沸。漠子惯以写作长诗为乐。从他的第一首长诗《长城》到最近的长诗《汶川恋歌》,多年以来,他已经写作了不少部长诗。说起长诗,记得一九九八年我参加当时《诗歌报》的一个诗会时,大家还有过讨论,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不存在真正的“长诗”,所有的长诗只不过是一些短诗的拼贴和组合而已。当然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过,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所谓长诗,确实都存在着这些毛病:它们只不过是将一首短诗拉长,在其中添加一些类似于同意复指的句子,或将同样意思的句子和段落进行复制和组合,而没有增加整首诗的内在含量。

支撑长诗最主要的骨架是叙事。虽说叙事是自史诗以来的叙事诗由于记录史实和叙说故事的功能需要而曾被广泛运用,可这个诗歌中的古老元素在现代诗中已经衰落了。但叙事依然是现代诗歌中重要的元素,只不过现代诗中的叙事往往只以“叙事性”的结构性功能存在而已。

漠子的《汶川恋歌》虽以抒情为主旨,但支撑其抒情结构的,则是叙事。比如第一段女孩对妈妈的倾诉,叙事性就非常明显。对于长诗来说,必须要有个承载其长度的框架,而叙事则是常用的一个框架。短句的运用是漠子诗歌中常用的一种手法。短句音节短,节奏快,因而可以营造一种绵延不绝的激情。在《汶川恋歌》中,这种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出于叙事的需要,往往不得不损害语言的品质。我们看到,《汶川恋歌》中的三个段落,前面段落的叙事性依次强于后面的段落,因此相反,前面段落的语言也就没有后面的语言好,这就是我们感到漠子越是写到后来越找到了语感的原因。如何在叙事占主导的时候还不降低语言的品质,是很有些难度的。由于长诗涉及的诗歌元素过于庞杂,在处理叙事时,可能就忽略了抒情。一旦我们过于注重语言,可能就会削弱了诗歌的叙事或其它元素。总之长诗的写作时常使人顾此失彼。当然,由于汶川地震这个特定题材及其所限定的带有公共书写性质的限定,本身的写作难度就很大。它和写作政治抒情诗类似,在满足大众情感和审美需要的同时,往往吃力不讨好。尽管如此,《汶川恋歌》在很多写汶川的诗歌中也是很优秀的。相反,短诗涉猎的范围小,因此也容易写得饱满充分。漠子的一些短诗就写得很深入,打磨得也比较完美,几乎无懈可击。比如他的《苹果》和《灰麻雀》等。漠子诗歌中激情是他的优点之一,其批判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则贯穿始终。只是我觉得这种批评或对抗应该适当消弱,如此方可内敛,方可沉潜于诗艺本身。

长诗往往流于造势,短诗则比较容易写得深入。

安石榴也是我交游多年的老友,以前在广州我们时常喝酒,然后大醉。他写过不少优秀的诗篇,优点大家目共睹。他的诗歌语言精致,意象奇崛,时有出人意料的机智之语,缺点是有些诗歌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三

黄筝的诗,语言跳跃生动,语境开阔,自有其优秀之处。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他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死”、“血”、“疯狂”、“痛苦”等词,充满虚火。激情有余而沉潜不足使得让诗句虚浮轻飘,沉不下去。首先说说“激情”吧,这是黄筝诗歌中的一大优点,但激情若缺少语言或内容等方面的辖制和修饰,就会显得空洞浮躁。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帕斯的《太阳石》都是激情四溢的诗篇,但同时也充满了理性和思想带来的冷静。诗歌中的激情会激发语言、抒情等诗歌元素的活力,不至于使它们被动地居住在诗歌里,变得死气沉沉。但激情之下如果缺少语言、思想等诸多诗歌元素相互结构而成的坚实基础,那么,激情就很容易沦为青春期写作,沦为荷尔蒙过剩的宣泄和虚弱的叫喊。

其次,就是关于死亡这个主题,死亡是人类自古以来都在思考的几大主题之一,但对死亡的思考,却往往会让人感到敬畏和安静。写作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往往并不是写作死亡本身,而是把它内化为一种死亡意识、在死亡意识之下对生命或人类命运进行咀嚼、思考。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等诗篇中都有浓厚的死亡意识在里面,但他诗歌中弥漫出来的死亡感不但不是灰暗绝望、躁动不安的,相反,还绽放着麦子一样金黄温暖的光芒。波德莱尔描写腐尸的诗篇读起来也是美的。死亡、黑暗等关乎人类生命和命运的主题有力且充满重量,它们通常都是隐藏在我们写作或言说的背后,成为一种有力的背景。黄筝诗歌中对于生命、死亡等方面的激情和思考也是有力度的,假以时日,相信他会写得更好。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对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深入,一个人才能从炽热的社会生活和炽热的个人生活中冷静下来,才能让自己在时光缓慢的劝慰和安抚下安宁下来,从而才能写出一些安静的诗篇。

诗人沉沙和我很早就有过联系,他原名姚汝金,曾在《科普画王》做编辑,那时我还在广州,常给他的杂志投漫画稿,因此也就有了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后来我辞了职,和他也就失去了联系。2007年我住到宋庄后,在他租住的地方参加一个画展兼诗歌朗诵会时,意外知道他就是姚汝金,因此也就颇觉惊喜。

沉沙是一位老诗人了,写作功力自然不在话下。他的组诗《新疆,我的精神肖像》我尤为喜欢,让人想到了王昌龄的边塞诗和昌耀的诗。

雪山、戈壁、沙漠、胡杨、赛木湖的水,词语也是意象,单是这些词,已经在闪耀着光芒了:圣地或高台之上的精神光芒,来自家园之上的光芒。很多人都喜欢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几句,充满横亘历史和生命的重量。这是生命之诗,大地之诗。沉沙的这组诗,无疑也是这么开敞澄明的,显示着大地般的气象:

“来到新疆,我的心变得像天一样,干干净净。

来到新疆,我的心像天一样,那样高,那样远。 ”

四

下面,再说说宗教方面的问题。不论是香山还是宋庄的艺术家中,信教的人都不少,因此宗教也就成了这些地方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这里有不少家庭教会,有时,几个信教的人也会聚在一起朗诵《圣经》什么的,我就被一些朋友拉到一些家庭教会里去过。这些信教者中,有不少人的诗歌或绘画作品中都充满了宗教的气息。宗教信仰自由,我认为信仰什么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假如把自己在宗教方面的信仰、理念、或者宗教教义直接写入作品中,则会让作品变味,看上去像是一篇传教的文章。

无论基督教或佛教,信仰它,把它变成你现实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方式,满足于你的世俗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法(即方法论),却不能是宗教的。我们的科学如今是这么先进发达,基于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而准确的认识方法才是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的标尺。

对于创作而言,真正好的艺术作品也是符合“科学”的,不但其中涉猎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正确的,其在人性的把握上、语言的运用上,也是符合人文科学的。

西方是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尽管不少诗人在诗作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宗教内容,比如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虽也写过这样的诗句:

“上帝呢?据来自

伊甸园和圣殿的离婚协议,

上帝每年只看他的孩子们

一次,在赎罪节……”

但这样的诗句并不多,更多的,是这样纯粹的诗歌语言:

“有时候我的眼中突然溢满幸福的泪水,

犹如远处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一变换,

一条空旷的街道突然充满了汽车,

或者像内盖夫沙漠的溪流

突然注满来自远方的滂沱雨水。

然后,又是静默、空旷,

就像内盖夫沙漠的河流,就像内盖夫沙漠的河流。”

即便在我们所看到的其他西方伟大诗人的诗作中,涉及宗教内容的也很少。他们可能是虔诚的教徒,定期做礼拜,生活方式带有很重的宗教色彩,但写作时却不会把宗教纳入进去。因为,艺术有艺术本身的规律、要求、和准则。即便是《圣经》“雅歌”等篇章中的诗篇,涉及的也多是国家、民族、生活等关乎人类本身的博大主题,而不是狭隘的宗教传道或劝慰书。

诗人牛慧祥和于贞志都信教,且喜欢把他们的宗教理念贯穿到诗歌创作中,这是我对他们有些微词的地方。于贞志写诗多年,在诗艺上也属炉火纯青。他的不少短诗都很出众,但有些带宗教内容的诗歌,则是我个人不大喜欢的。比如这样的诗句在我看来就很虚假空洞:

“在春天的开始我要说出:爱!

说出新的乐园、新的原罪与救赎。

在春天谁胆敢以上帝的名义,

来抗拒上帝成就的言词?!”

即便涉及到宗教,把宗教内化为精神背景也远比罗列一些宗教词汇有力。

而牛慧祥《赞佛的歌》则简直就是一首向佛表忠心的决心书:

“檀香加沉香

献给佛的节日

玫瑰复丁香

装点此良辰”

要是减弱一下这种直接关于宗教方面的抒写,回到诗歌本身,牛慧祥还是能写出一些优秀诗篇的,比如他的《即景》系列就很优美,且不乏探索精神。

由于宗教元素的介入,导致诗歌中的其它元素被遮蔽扭曲,所书写的内容也变“小”了,离我们人类生活或我们真实的内心也就远了。

五

尚河诗歌的特点在于其舒缓冷静的叙事。比如:

“雨后,蜗牛爬满生长苔藓的一堆堆湿土。

想一想每一座坟墓,都向下:怎样的一个

庞大的空间。那里,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土地。

乡村墓地沉默着,一年年的扩大。”

——《乡村墓地》

叙事的尺度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变得口语化和日常化,毁坏诗意。尚河的叙事安稳冷静,不急不躁,像一个长镜头缓慢推向我们要观察的对象,不遗漏细节,在看似客观的不经意的叙述中完成了诗意的呈现,这是难得的。由于现代诗歌相对于传统诗歌在审美主旨上的改变,叙事这个诗歌元素对诗歌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危险。那些过于彰显叙事元素的诗歌,几乎都是失败的。当然,若苛求一下尚河的诗歌,就是我觉得他诗歌的语言还不够凝练,语言的方式也单一了点,这就造成了诗歌散文化倾向较为明显。

谢颖的诗歌轻快灵动,带有明显的女性感觉和女人细密敏感的小心思,男诗人是不大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而其对韵律的追求则让诗歌重回了歌谣的品质。月峦虽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诗歌却大气、有力,语言也干净。刘艳虽然学的是影视编导,但诗歌天分也很高,我和她以前住的地方只隔了几百米,算是我在宋庄这里最近的一个邻居了。至于十几年前我和她都住在香山,时常交往,后来她也来到了宋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近期又离开了这里。刮子除了画画,还做行为艺术,他曾将自己的无名指切下来,用指骨做了个项链,真是让人觉得既疯狂有惊心动魄,而他娶了个英国老婆也是让大家羡慕不已的一件事。王铁良虽受海子影响,但诗歌的品质也不低,比较开敞,充满无遮无掩的大地的气息。杨春白雪年龄很小,但诗歌却成熟得让人惊叹:无论语言的还是思想的。其他诗人的诗歌都各有特点,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评说了。相信通过这次的诗歌展示,不但能让别人了解北京宋庄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创作,也为以后考察宋庄诗人和诗歌留下一些难得的资料。

2009年9月22日写定于刑各庄。

魏克,男,诗人,漫画家。1970年大年初一生于安徽省肥东县陈集乡小魏村。

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95年起,在《花城》、《诗刊》、《星星》等杂志发表诗歌,诗歌入选多种诗歌选本。

2002年7月,参加《诗刊》社“第十八届青春诗会”。

2007年,策划“首届中国现代诗画大展”

出版个人漫画集数本,并为数十本书做过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