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兰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完成哲学大作《矛盾论》，其中有这么一句：“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言下之意。党内一些同志的见识还不如魏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魏征的赞赏。

195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矛盾论》，在文章末尾注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时有这么一句：“魏征(公元580年-643年)，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

魏征自从归入李世民帐下后，忠心耿耿地辅佐李世民，后被任命为宰相一级的侍中。为了匡正君失，魏征常与唐太宗当朝辩论，寸步不让，有时甚至唇枪舌剑，使唐太宗下不了台。唐太宗非但不怪罪，反而多次给以赏赐。君英明，臣耿直，上下齐心，唐代最终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毛泽东呼吁：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从1959年起，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加之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并出现了扩大化现象，使党内外干部群众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看法。这时，党内有识之士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意识到“万马齐暗究可哀”的不正常现象，希望党内外都能够敢于说实话、说真话，以应对困难局面。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卜，毛泽东对不敢讲真话提出了批评。他感慨地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现在缺少海瑞，把人坑死了。”

然而，紧接着召开的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当成“右派”海瑞，对彭德怀发动了错误的批判。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形势仍在进一步恶化。面对此种局面，毛泽东希望党内外干部做“魏征、左派海瑞式的干部”，向党中央出言献策，共度时艰。毛泽东如此，一些忧国忧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也在呼唤“魏征、左派海瑞式的干部”。

1961年五六月间。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阅读到了《资治通鉴》有关唐太宗的部分：有一年，李世民和魏征探讨他的政声，魏征以为不如过去，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李世民无可辩驳。最后只得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看到这里，王任重感慨万端，郑重写道：“要‘高价征求批评，要鼓励、引导批评，才能使下情上达。压制批评，堵塞言路，就一定要犯错误。这几年的教训很深，应当切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与会，史称“七千人大会”。针对当时许多干部染上不说真话、爱讲假话的恶习，周恩来在福建组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我们要提倡说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号召大家学习魏征，敢于说真话、提反对意见。

会上，邓小平也诚恳进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同志们不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了……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言外之意，领导者不能骄傲自满，要学唐太宗勇于接受批评；被领导者要敢于说真话，像魏征那样敢于批评领导，指正错误。

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深受启发，决定编写一本《魏征传》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会议期间，他让工作人员找到载有魏征传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给他看，看后指示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译注和出版，并指派出版处处长到出版单位抓进度，希望在与会代表离京时人手一本。他还派人不断打电话过问，并亲自写前言，亲自审稿，要求传记重点描绘魏征如何“有志气，有肝胆，能够不怕冒犯，向太宗进谏”，如何“坚强正直”，“激烈直率”。由于采取了边译边改，边排边校，加班赶印的“大兵团作战方法”，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魏征传》就出版了。

在《魏征传》前言中，陆定一联系当时大家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的实际，语重心长地说：“唐朝的魏征还是应该提倡……我们为什么不如魏征?”“魏征是唐太宗的死对头，提意见很尖锐”，“反对派讲话，昕起来味道是不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

《魏征传》出版以后，陆定一指示在党内外广为宣传。他要中宣部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组织学习，并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散发和推荐。这本书在有的地区被大量翻印，有些报刊也发表了宣扬“魏征精神”的文章，有的学校还把它作为教材。与此同时，彭真领导的jE京市委有关部门，还组织编写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打算把魏征搬上舞台。

在上海，提倡“魏征精神”的宣传也紧锣密鼓。1962年4月，《解放日报》一位编辑找到剧作家蒋星煜约稿，请他写篇历史小说，提倡魏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当时，蒋星煜不知道第一个提倡“魏征精神”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还是从《毛泽东选集》中去找写魏征的理论依据，结果在《矛盾论》中找到了相关论述。他还特地重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关李世民经常接受魏征的劝谏而改正错误的史实。很快，历史小说《李世民与魏征》刊载于7月8日、9日的《解放日报》上……

一时间，全国上下刮起了一股提倡“魏征精神”的劲风。

应该承认，提倡“魏征精神”让广大党员干部慢慢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不同意见，为战胜三年经济困难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造反派曲解《魏征传》。“魏征精神”惨遭“造反”

1966年5月，“文革”大潮汹涌而来，陆定一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分子被打倒，他当初提倡“魏征精神”竟然是罪状之一。

1967年1月，姚文元发表题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在批判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所谓鼓吹“海瑞精神”的“罪恶阴谋”时，指出：“1962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姚文元所谓的“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就是指已经被打倒的陆定一。

196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宣造(“中央宣传部造反派”之意)的《从<魏征传>的出笼看陆定一的反革命嘴脸》文章(以下简称钟文)，系统攻击陆定一“鼓吹‘魏征精神”的所谓“罪行”：

“陆定一炮制的《魏征传》，就是鼓吹‘魏征精神，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株大毒草。”“现在看得很清楚，陆定一炮制的《魏征传》，是继《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之后射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

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又一支大毒箭，是又一篇煽动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对于当年陆定一积极抓编写《魏征传》，钟文欲加之罪：“为了出版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陆定一这样的‘大人物竟亲自指挥，又如此兴师动众、十万火急，确实是异乎寻常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紧密配合当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文章说陆定一“借唐太宗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和彭德怀案挂上了钩：“1962年，陆定一又通过《魏征传》，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借魏征批评唐太宗‘得志之后，不虚心‘纳谏，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只相信一方面的话呀，。遏止真理的发扬呀。等等。他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鼓吹‘魏征精神时，还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我们党‘不要群众路线，只搞阶级路线……”“陆定一还利用《魏征传》，重复《海瑞罢官》的反动腔调，替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反攻倒算。”

钟文上纲上线，说《魏征传》“攻击三面红旗”：“1962年5月，陆定一更在一次会议上借魏征批评唐太宗的话说：‘不要打仗，不要杀生，不要奢侈，不要动员过多民役，静就安，动就乱。他还借题发挥说：‘我们还不是动员民役太多!”“‘陆定一借魏征之口咒骂的什么‘骚扰了百姓，什么‘不爱惜民力，什么建设多了要‘垮台，等等，不就是对三面红旗恶毒的攻击么?……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在1961年5月攻击三面红旗时，就曾恶毒地说：‘要知道，秦始皇是修长城，隋炀帝是开运河垮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出了题目，定下调调，陆定一就大做文章，大造舆论。”“‘不要打仗，‘不要用兵，‘不要杀生，这同苏联赫鲁晓夫念的‘和平经有什么两样?这不是反对革命战争又是什么?在帝国主义和其他阶级敌人还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刀枪入库么?陆定一之流装成一副阿弥陀佛的面孔，嘴上喊着‘不要用兵，‘不要杀生，正是妄想借此麻痹我们的革命意志，以便他们篡党篡政篡军。如果他们的这种阴谋一旦得逞，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

更让人吃惊的是。钟文竟然信口开河：“陆定一还通过《魏征传》狂叫：‘圣明的人乘机起事，把老百姓从危亡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自封为‘圣明的人，想要‘乘机起事，实行反革命政变。”

胡乱“妙解”一通后，钟文得出“高论”：“总之，陆定一通过《魏征传》所鼓吹的这一套，目的就是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妄想使新中国的航船背离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航向，走回头路。”

《魏征传》一遭批判，全国上下谈虎色变。乡间地头人们相互询问：魏征是谁?有人答日：死了1000多年了!谁也没有想到，死了1000多年的人，竟然有这样大的杀伤力。批判“魏征精神”后，全国上下“万马齐暗”，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魏征精神”重新得到充分肯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拨乱反正，并着手清理“文革”期间批判“魏征精神”的闹剧。

同年底，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代表丁惠民等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反映当地国营农场存在的问题。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人，勉励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期望他们立志边疆。建设边疆。谈话中，王震给丁惠民等讲了一个故事：唐太宗问他的左右丞相房玄龄和魏征，创业和守成哪一个难，他们一个说创业难，一个说守成难。唐太宗说创业难，守成也难。王震说：我们现在还是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接见。敢于提“魏征”，是思想、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之一。

邓小平一直准确地把握住了敢讲真话的“魏征精神”的实质，那就是实事求是。他曾经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对于魏征讲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和“谦冲而自牧”，他更是时刻牢记，经常给党员干部敲警钟。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怎么办?发动党内外干部群众监督。

为提倡学习魏征敢讲真话的精神，中共中央通过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出了“信号”。1983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唐太宗与魏征>等话剧在京公演》：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唐太宗与魏征》，通过唐太宗如何结识、任用魏征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贞观之治”初期李世民知人善用、勇于纳谏的政治家风度和魏征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的优秀品质。全剧主题鲜明，结构严谨，人物形象生动，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重新认识“魏征精神”的时代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硕果。

1999年8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李瑞环等观看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事>》：

名家荟萃、阵容豪华的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事》自8月22日在北京上演以来，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普遍称道。李瑞环、丁关根、昊邦国、王光英等先后观看了演出。《贞观盛事》讲述的是唐朝贞观年间，谏臣魏征以隋亡于奢靡为鉴，向唐太宗李世民力谏革除百官串乐之风，李世民毅然纳谏端正世风的故事。这出剧气势恢宏，亦庄亦谐，再现了中华民族史上明君贤臣励精图治，开创一代盛世的光彩篇章。

2004年3月12日，在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致辞：

党中央反复告诫我们，越是形势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唐朝名相魏征讲过一句名言：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以伐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古人尚知居安思危的道理，我们更要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