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龙　曹　勇

摘要：与以英语为代表的表音文字相比，汉语词语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很独特的文字理据性。这种文字理据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汉语对待外来词的态度和采取的吸收方式。本文从汉语词语文字理据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了语音转写、语义摆布和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等外来词的不同译介过程，进而指出外来词的翻译是与语言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不论采取何种方法，都应视具体情况，力求既要体现异域特色又要遵守汉语文字理据性的特点。

关键词：外来词；理据性；语音转写；语义摆布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100-04

一、引言

任何类型的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用文字来记录语言，就是使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建立联系。从音义结合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任意的、无理据的，而从词义形成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词的理据性和任意性就是这样矛盾地统一在一起。在具体词语的构造过程中，可以说，每个词都有来历，每个词的构成都有一定的理据。关于词的理据性概念，许多学者都有所定义。“词的理据指的是事物和现象获得名称的依据，说明词义与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陆国强1983：67)。“所谓词义的理据，是指词义形成的缘由，它是从发生学角度来探求词义的来源的”(曹炜2001：54)。“词的表达形式与词义之间有时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这些表达形式中推断出词的含义，这就是所谓的词的理据性”(许余龙2002：123)。学者们对词的理据性的概念表述不一，但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词的构成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因此，研究词的理据，可以阐明事物或现象为什么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名称，有助于认识词义演变和词义发展的规律，理解词形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合理地吸收外来词语。与以英语为代表的表音文字相比，汉语词语的文字理据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源于汉语独特的书写形式——汉字，“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王力1980：143)。汉字的这一“形义结合”的特征同西方文字“记音表义”不同，它不仅使得汉字单个语素本身具有理据性，而且还为多音节词语的理据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汉语词语的文字理据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汉语对待外来词的态度和采取的吸收方式。本文拟从汉语词语文字理据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外来词的译介过程。

二、汉语词语的文字理据

由于人类原始思维模式的同一性所致，象形文字成了人类语言文字的共同起点，是一切文字发生的通例，尽管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绝大多数文字都走上了表音的道路(黄巽斋2003：45)。也就是说表音的英语与表意的汉语的文字应该都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过来的。因此都是有理据的，只不过是理据的类型不同及不同类型理据性强弱存在差异而已。Stephen Ullmann(1962：57)认为词的理据主要有三类，即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很多学者都赞同Ullmann的这种分类。但是我们知道，词是音义结合的统一体，有着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两个方面。词的外部形式指词的语音及书写形式；词的内部形式指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因此，许余龙(2002：123)认为从文字书写形式与语义联系的角度来看，还应有一种理据，即文字理据。词汇的文字理据表现为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联系，即从一个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上可以推断该词的词义。世界上语言的文字书写形式大致有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由若干音素、音节组成的语音系统和由语素、词构成的词汇系统，四者都可以用符号记录。表音文字是用数目不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节，作为标记词语声音的字母，尽管一些字母最初是表意的，如字母A最初是牛头形，表示牛，但是后来只用作表音符号，逐渐失去了表意功能，所以，一般来说表音文字不具有文字理据性。表意文字是用成千上万个符号去表示或区别不同的语素、词的意义，“这些符号虽然经过历史演变，与词义的直观联系逐渐模糊了，但多少还留下一点理据性的痕迹”(许余龙20Y2：124)。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的表意功能通过部首体现在全部的汉字当中，这是由于汉字的部件都是有意义的。由构字部件合成的字既有这个部件字的字形，又有该构件字的意义，结果有相同构词部件的字获得了共同的意义范畴。在汉字大系统中，部首字的意义大致规定了所属字的义类、范畴，如从“足”字多与脚有关，从“手”字多与手有关，从“草”、从“木”字多与植物有关，从“虫”、从“鱼”字多与动物有关，从“金”字多与金属有关。一个部类就是一个义场，一个部类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圈。汉字的形义特征不仅使得其单个语素本身具有理据性，而且还在此基础上为多音节词语的理据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由于在多音节复合词中，充当语素或记录的字往往是曾经是或同时仍可以当单音词用的字，都是有义可寻的，因此，对多音节复合词也像对汉字一样，可以“由形及义”，由剖析它们的内部构成部件和关系来分析它们的意义形成，因为多音节复合词的形成过程中充盈着一种理据性。

汉语词汇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极强的理据性，由此也决定了汉语对待外来语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由于属于表音文字，文字理据性较弱，所以对待外来词兼收并蓄，大多是囫囵吞枣的语音转写。属于表意体系的汉语具有很强的文字理据性，“见字知义”是汉民族一种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人们在对待外来词时，总是要探究其中“字”的含义，因为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形式，而且是汉语语义、汉语理据的积极表现手段。

三、外来词的译介过程及其理据性

关于外来词的定义及内涵，语言学界历来都有分歧。其实，判断一个词是否为外来词，关键在于其表示的概念是来自本族语还是外族语。一般而言，由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当某一语言词汇所表示的概念移植到另一语言时，常常会出现词汇空缺现象，即另一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同一概念。这时，人们常常采用某种翻译方法将该概念移植过来，其移植的结果便是外来词。

外来词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时，要受到汉语语言内部规律的制约，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汉语的单音节、象形方块文字的特点等，使汉语对外来词的改造要比西方语言间的词语借用显得复杂，却又别具一格，更富于创造性。概括起来，汉语对外来词所采用的吸收方式主要有语音转写、语义摆布、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三种形式：

1，语音转写

语音转写是最简单最省时的外来词翻译方法，是用与外来词的语音对应或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词的语音移植过来。在民族交流接触的过程中，当大量反映外来新生事

物的概念和外来词语涌来时，人们难以很快了解外来事物的本质并找出一个贴切的词语去指称，这时，人们往往采取“拿来主义”，从实用角度出发先行语音转写。语音转写方法的使用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有众多西域动植物名称和佛教词汇经语音转写的途径进入汉语，其中有些一直延续使用至今，例如：苜蓿、骆驼、罗汉、忏悔等。近现代，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更是有大量的语音转写词出现，像“图腾(totem)、尼龙(nylon)、逻辑(logio)、幽默(humor)”等已经融入我们的语言文化。

语音转写有记音和谐音之分。记音是指用于语音转写的汉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这种只取其音、不取其义的翻译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迅速吸收外来词，并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它。不足之处是汉字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形式在从原语言到汉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丧失殆尽，成为一种无内部形式的词”，“我们无法对之作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切分，也就是说我们已无法从形式上看到它们‘概念的构成和其内部的‘言语组合规律”(王艾录、司富珍2002：309)，这样通过记音而来的词就丧失了汉语言由形观义的文字理据性特点。由于汉民族具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民族心理，他们极不喜欢那些与字义脱节的因而起不到任何听音知义、见字知义作用的无意义非语素音节(字)(王艾录、司富珍2002：314))。所以按照汉民族的具象思维习惯，当看到“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烟里士批纯”(aspiration灵感)或“斐洛苏菲”(philosophy哲学)这样由意义上毫无关联的汉字堆砌起来的译词时，就会感到杂乱无章、没有理据。

谐音不追求字音和语言单位实际音值的严格对应，在译音的同时，采用既接近外来词的发音又尽量表达原词意义的汉字，所选用的汉字往往掺合了对所指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审美情趣。尽管这类谐音转写的词的内涵与其相对应的外来词意义不尽相同，但所组合的音节可以同时暗示词义，使人读后产生相关联想，符合中国人顾名思义的民族心理。如：safeguard(香皂)舒肤佳，给人一种使皮肤舒服佳美的联想；Benz(汽车)奔驰，给人产生奔跑速度极快的印象；Coca-Cola(饮料)可口可乐，使人一看就能产生美在口中、乐在心中的联想，进而产生购买畅饮的欲望；TOEFL(外语考试)托福，会使人产生考试取得成功而交好运的感觉。谐音虽然也是原词发音的转写，但汉字的意义在转写时没有完全消失，还在起作用，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和回昧，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和汉语文字理据性特点。目前人们在词语使用上正形成一种趋新、求雅、尚异的社会心理，这与谐音转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语义摆布

摆布理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核心理论，它认为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某种程度的摆布，摆布就是一种重写过程(Lefevere，Andre 2004：11))。语义摆布是以重写外来词词汇概念或其构成要素内涵的方式，将其语义吸收到汉语中来，即按照原语语义用恰当的汉字表达出来，构成新词。语义摆布包括两种，一种是将外来词汇构成要素的内涵逐一重写，其组成成分的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与外来词汇相同。如：blackboard黑板(black“黑色”，board“木板”)、football足球(foot“脚”，ball“球”)、democracy民主(demo意为“民众”，cracy意为“统治”)、hotbed温床(hot“热”，bed“床”)、background背景(baek“背面”，ground“底子”)、cold War冷战(cold“寒冷”，wars“战争”)、soft landing软着陆(soft“柔软”，landing“着陆”)。另一种则是重写外来词汇概念的关键义素，如：president总统、fallacy谬论、authority权威、inflation通货膨胀等。

一般说来，汉语外来词最初大多通过语音转写的途径进入汉语语言体系，当这些词使用了一段时期之后，人们逐渐了解它不能反映出原词的概念或内涵，同时也发现某些语音转写词尤其是记音转写的词未能体现汉语的文字理据性，人们就常常运用语义摆布的方法，尽可能使外来词字面意化，让意义进入构词成分，以合乎汉民族思维习惯、造词心理和语言规则。同语音转写相比，语义摆布有一定的优越性。语义摆布关注的是目的语文本及其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以及那些影响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因素(王巍2005：79-82)，所以往往比语音转写更容易理解，如：ultimatum译为“哀的美敦书”，读者非得通过注释方能看明白，而翻译成“最后通碟”却令人一目了然；语义摆布比语音转写简洁明快，有些词语的语音转写用词冗长，读起来拗口，记起来费劲，而通过语义摆布翻译就简单明了，如：president译为“伯里玺天德”，而今却翻译为“总统”，形式言简意赅，读音上口；语义摆布比语音转写歧义少，有的语音转写而来的译词本身不含意义，只是读音而已，但有时却引起必然的联想，极易导致读者误解，如：massage译为“马杀鸡”，其字面意义确是不伦不类，无法理解，而通过语义摆布译为“按摩”就一点也不费解了。历史表明，通过语义摆布吸收的汉语外来词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更能在汉语中生根，因为“汉字不仅是音节的符号，而且是意义的标记。当新词出现时人们习惯地期待这一词语应有一定的理据，或者说，人们习惯地从组成这一词语的汉字来揣度、理解它的含义”(李冬1992：167)。

一些外来词的语音转写被后来的语义摆布所取代，这是语言发展的一种趋势。但这并不能否定语音转写的价值。语义摆布的译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但失去了国别标记，没有了语音转写的新鲜感、神秘感。现代语言学的语用翻译理论也认为，译者如果要表现原语文化特征，增强译著的异域感，则应尽量译出原文的形象和习惯(何自然1997：196)，以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

3，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

在外来词的译介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和不同的视角附会组合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力争使语音转写与语义摆布合二为一。这种结合，弥补了语音转写和语义摆布各自的局限性，满足了人们既接受新事物又保留汉语见字知义的文字理据性的心理，减少了外来词进入汉语系统时所遇到的阻力，是近代外来词的新特点。首先是语音转写加原词语残存的内部形式。例如：hula-hoop译为“呼啦圈”，“呼啦”是hula的语音转写，hoop在英语中是“圈”的意思，是残存的原词语内部形式。类似的译词还有：mini-skirt(迷你裙)，dioxin(二垩英)，ice-cream(冰淇淋)，Internet(因特网)。再有就是语音转写加表义类汉语语素。如：beer啤酒，该词中的“啤”是beer的语音转写，配置一个表示该词

所指的类别“酒”；bowling保龄球中的“保龄”为bowling的语音转写，后面加上了表类名词“球”。类似的还有：ballet芭蕾舞，Eden伊甸园，shark鲨鱼，valve阀门，Pisa比萨饼，rally拉力赛，等等。还有一种是汉语特有的翻译方式即语音转写加汉字偏旁，这种方式是对外来词语音转写的“意化”，具体表现为对语音改写成分增加表意偏旁即义符，使之在偏旁上同原词语义保持某种联系，从语义上给人以某种联想。如：lemon柠檬，其中的汉字偏旁表示树木含义；anlmonia氨，偏旁表明与气体有关；calcium钙，偏旁表明与金属有关。很明显，这种“意化”是和汉字表意性强的文字理据性特点息息相关的。

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是外来词翻译的最佳境界。语音转写系语音翻译，不考虑词义问题；语义摆布根据原文词义翻译，不考虑语音问题。而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则同时兼顾语音和词义，使译文既要在语音上与原文相近，又要创造出一种能体现原文特点但又非原文词义的词语。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兼有语音转写和语义摆布的优点：保留了原词的语音或部分语音，留下“外来词”的标记；避免了语音转写引起的歧义和误解，填补语音转写的语义空白；限制了语义摆布的随意性和多样化；产生了合乎需要的联想，即语义增益，对因翻译而损失的信息加以补偿；给一些汉字赋予新义，形成新的语素和构词成分，丰富了汉语词汇(胡清平2001：28-31)。在对外来词的翻译上，构思新颖、奇妙的通过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而来的译词不胜枚举，这些词既表音，又达意，且传神，堪称一绝。这些译词的词义虽说与原文意义不尽相同，但体现了汉语文字的理据性特点，使源语词汇中明无而实有的含义在汉语译名中显现出来。因此，当我们看到米老鼠(Miekey Mouse)、俱乐部(club)、芒果(mango)、爵士乐(jazz)、镍(nickel)、铬(chrome)等译词时，就如同看到汉语本土词汇一样亲切和自然。

四、结语

整个人类文明的过程也正是各民族不断接触不断融合的过程。所以，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是要与其他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这些影响这些融合便会在它的语言中有着清晰的体现，这就是语言中的外来词。外来词的出现是语言与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汉语中的许多外来词已经融合成了汉语言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为丰富汉语言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外来词的译介过程也是与语言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或语音转写、或语义摆布、或二者兼顾，诸多渠道，各有所长，应根据具体隋况来处理，力求既要体现异域特色又要遵守汉语文字理据性的特点。实际上，汉语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汉译外来词的典范，如语音转写的译词Vitamin维他命、utopia乌托邦；语义摆布的译词crisis危机、grammar语法；语音转写兼语义摆布的译词geometry几何、fossil化石。这些外来词之所以在汉语言文化中能被公众有效地认同、接受和传播，是因为它们都反映出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特色，遵守了汉语文字理据性的特点，在今天都已变成汉语规范的语言，成为汉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