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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夤《雅道机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

2009-06-20

中州学刊 2009年3期
关键词:咏物诗物象

谢 琰

摘 要:徐夤的《雅道机要》作为诗学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其视为唐末五代诗格整体庸俗化、琐屑化、机械化潮流的一部分而予以贬低和忽视。但事实上,《雅道机要》并非比附风雅、脱离实际之作,而是与晚唐五代的相关批评、创作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徐夤个人咏物诗创作的理论总结;其“求意”的咏物观,具有鲜明的新变特色和丰富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雅道机要》;徐夤;比附风雅;物象;咏物诗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3—0218—03

徐夤的《雅道机要》是徐夤个人咏物诗创作的理论总结。作为一部诗学专著,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品格。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其视为唐末五代诗格整体庸俗化、琐屑化、机械化潮流的一部分而予以贬低和忽视①。但事实上,《雅道机要》并非比附风雅、脱离实际之作,而是与晚唐五代的相关批评、创作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求意”的咏物观,具有鲜明的新变特色和丰富的可操作性。

一《雅道机要》所论甚杂,前半多与齐己《风骚旨格》雷同,或摘抄而成,后半多抒己见。就理论与创作相结合的角度来说,其中讨论“意”、“象”的条目最值得关注,因为徐夤创作中“体物之咏尤多”,《雅道机要》没有把概念玄虚化,而是明确地将“象”限定为“物象”。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篇认真审视《雅道机要》的专论。只有王运熙、杨明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②与张伯伟先生的《古代文论中的诗格论》③能够对《雅道机要》中的重要诗学概念“物象”给予严肃的观照。前者多执贬词,认为《雅道机要》中所说的“意”、“象”关系实质是“比附风雅”。后者多辩护,把“物象”问题抽象成“体”、“用”问题,尤其是“物象类型”一说,已触及“比附风雅说”的软肋。本文拟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之上辨析《雅道机要》中的以下几条:

《明物象》:“残月,比佞臣也。珠珍,比仁义也。鸳鸯,比君子也。荆榛,比小人也矣。以上物象不能一一遍举。”

《明意包内外》:“内外之意,诗之最密也。……赠人:外意须言前人德业,内意须言皇道明时。诗曰:夜闲同象寂,昼定为吾开。送人:外意须言离别,内意须言进退之道。诗曰:遥山来暮雨,别浦去孤舟。题牡丹:外意须言美艳香盛,内意须言君子时会。诗曰:开处百花应有愧,盛时群眼恨无言。花落:外意须言风雨之象,内意须言正风将变。诗曰:不能延数日,开即是春风。鹧鸪:外意须明飞自在,内意须言小得失。诗曰: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闻蝉:外意须言音韵悠扬,幽人起兴,内意须言国风芜秽、贤人思退之故。诗曰:斜阳当古道,久客独踟躅。”

《叙搜觅意》:“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凡搜觅之际,宜放意深远,体理玄微,不须急就,惟在积思,孜孜在心,终有所得。”

《叙通变》:“凡为诗须能通变体格。摹拟古意,不偷窃名人句,令体面不同,不作贯鱼之手。凡欲题咏物象,宜密布机情,求象外杂体之意。不失讽咏,有含情久味之意,则真作者矣。”④

《明物象》条是“比附风雅说”的主要论据。徐夤这种几乎要求“回到《毛诗》去”的论调,的确与其他诗格声气相通。

收稿日期:2008—11—10

作者简介:谢琰,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比如虚中的《流类手鉴•物象流类》,简直就是把《雅道机要》“不能一一遍举”的“物象”举了个遍,有55条之多。中谓“圆月、麒麟、鸳鸯,比良臣君子也”、“浮云、残月、烟雾,比佞臣也”、“蛇鼠、燕雀、荆榛,比小人也”⑤,皆与徐夤雷同。可见在晚唐五代诗格作者的心目中,都有一幅大同小异的“比物图”。然而,“比物”未必意味穿凿比附。结合诗格作者本人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词格中所归纳出的“公式”无法践行也无须践行。因为诗格所举大都是“物象类型”,而落实在诗作中则是具体可感的“物象”,这便有了种种时空限制,不可能千篇一律地表达同一个雅正的意思。比如虚中《流类手鉴》中说“日午、春日,比圣明也”⑥,而其《春诗》云“春雨无高下,花枝有短长”⑦,诗句清淡闲远,毫无附会之感。再如徐夤《华清宫》“帘影罢添新翡翠,露华犹湿旧珠玑”⑧之句中的“珠”显然不是指“仁义”,否则即与诗题的讽喻指向背道而驰。因此,“比物图”很可能只是在举例、打比方或启发,即使产生了一些穿凿比附的解说,穿凿也不是其目的。或者说,它们并不是要求诗人在选择、组织物象时都必须归附到它们所规定的种种雅正义理——“照那样写”,而是必须“像那样写”。以虚中本人为例,其“春雨无高下,花枝有短长”句,在义理上虽与“圣明”无关,但在功能特征上却有一致之处——“圣明”与“春”都是普泽无私的。而“无高下”与“有短长”的对仗,也似乎在刻意锻造一种思力。这也许意味着,虚中所谓“比圣明”,未必需要“意归雅正”,而只须“有意可归”即可。

我们如果从“有意可归”的角度理解《明意包内外》条,或许就可以获得与王运熙、杨明先生不太一致的判断。王、杨两人是这样解释“鹧鸪”条的:“所举二句为郑诗之颔联,描绘暮春鹧鸪飞鸣景象,极富神韵。但无论此二句抑或全诗,都绝看不出忘怀得失之意。”⑨在这里,他们认为徐夤要求写鹧鸪就得“照那样写”,于是感到荒唐难解。其实,“小得失”只是一种比方,比喻的是鹧鸪不择栖处、随遇而安的习性,可同“飞自在”的“外意”相呼应。郑谷“雨昏青草”句正是用一些迷离的风景和漂移的身影衬托出这种“物性”,传达出一些超脱物象之外的神韵,所以他才得了“郑鹧鸪”的美誉。更值一提的是,徐夤自己也写过一首《鹧鸪》:绣仆梅兼羽翼全,楚鸡非瑞莫争先。啼归明月落边树,飞入百花深处烟。避烧几曾遗远岫,引雏时见饮晴川。荔枝初熟无人际,啄破红苞坠野田。⑩此作表面“绝看不出忘怀得失之意”,几乎全袭郑诗,而中间用两联强调了不择栖处、随遇而安的神韵,与“雨昏青草”句的风景、意趣皆极似。以此类推,对于《明意包内外》全条,我们只要把雅正的义理暂且消解掉使之生活化,就容易理解了。比如:写送人须示进退,如“遥山来暮雨,别浦去归舟”以山水景物的去来进退衬托心情的动荡;写牡丹须写得时,如“开处百花应有愧,盛时群眼恨无言”显现了高傲、盛大、得天时地利的气局;写花落须明变势,如“不能延数日,开即是春风”写尽了时光流变之迅疾。同样,这些写法在徐夤诗中也可找到佐证,比如《别》中“东门匹马夜归处,南浦片帆飞去时”(11)句,正是一进一退。再如《牡丹花二首》:看遍花无胜此花,翦云披雪蘸丹砂。开当青律二三月,破却长安千万家。天纵秾华刳鄙吝,春教妖艳毒豪奢。不随寒令同时放,倍种双松与辟邪。万万花中第一流,浅霞轻染嫩银瓯。能狂绮陌千金子,也惑朱门万户侯。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12)第一首立意正在“时会”。不过,牡丹本身却不再承担“君子”的意旨——“妖艳”、“豪奢”云云,皆以牡丹为嚣张群小,不是“君子得时”,倒是“小人得志”了;而种松云云,方是君子行为。第二首的立意更加明显,以“诗书满架尘埃扑”的君子,对比“能狂绮陌千金子”的牡丹。

综上可见,物象的“比附风雅”,一旦落实在具体创作中,就不再是机械的义理,而成为生活化的态势或道理;不必袭用固定的意旨,而可以重新搜寻、组织物象,达到新的意旨。这些“比附”本身也并非空言,至少在以上的例子中,有不少是“实副其言”的。也就是说,徐夤在《明意包内外》中所作的“比附”,仅仅是比方,是启发;而非教条,非公式。他所比附的种种雅正义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真正目的在于鼓励作者求“意”,正如上引《叙搜觅意》、《叙通变》所云。

事实上,我们只有破除“比附风雅说”的成见,才能正确理解《叙搜觅意》、《叙通变》二条的真义。王运熙、杨明先生在处理《雅道机要》各条关系时,不自觉地进行了主观衔接,把徐夤所说的“搜觅意”简单理解为“比附”,因而也犯了比附的毛病。

其实,我们细究《叙搜觅意》中的“搜觅”、“密布”、“放意”、“体理”、“积思”这些措词,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意”并不仅仅指那些机械的义理,而应包含更广阔的诗学内涵。徐夤所说的“意”至少揭示了两项“求意”观念:一是诗意,即就全诗而言,必须先有思意,再寻物象,不可拘泥于物象,而须抽取象外之意;二是句意,即就诗句而言,既要摹仿古意,又须有所创新,而句间关系也须安排缜密,自具体面。结合徐夤诗尤其是其咏物诗,我们就会发现,他很好地实践了这两个观念。比如:《和尚书咏烟》以“无根无蒂”(13)贯穿,《鹰》以“害物伤生”(14)贯穿,《恨》以“事与时违”(15)贯穿,《咏灯》以“人世明灭”(16)贯穿,都是意在象前、贯穿通体。再如:《水》“莫言通海能通汉,虽解浮舟也覆舟”(17)化用荀子语而天然成对,结尾“洪波激湍归何处,二月桃花满眼流”(18)化用骆宾王《咏水》“态逐桃花春”(19)句意;《灯花》“贪膏附热多相误,为报飞蛾罢拂来”(20)暗用骆宾王《挑灯杖》“终知不自润,何处用脂膏”(21)句意;《蝉》“壳蜕已从今日化,声愁何似去年中。朝催篱菊花开露,暮促庭槐叶坠风”(22),未从咏蝉诗惯有的“怀才不遇”上立意,而是巧妙化用刘言史《别落花》“明年纵相见,不在此枝头”(23),着重感叹时间变幻,正如他在《明意包内外》里称许的“不能延数日,开即是春风”那样,把落花的“物性”移植在蝉身上,便收到“摹拟古意”而又“体面不同”的效果。又如《咏笔二首》(其一):秦代将军欲建功,截龙搜兔助英雄。用多谁念毛皆拔,抛却更嫌心不中。史氏只应归道直,江淹何独偶灵通。班超握管不成事,投掷翻从万里戎。(24)该诗仿效韩愈《毛颖传》、陆龟蒙《管城侯传》,首联言笔之源,颔联言笔之用,分叙“用”与“弃”,颈联言笔之性,分叙“直”与“随”,尾联言笔之升华,取“投笔从戎”义。全篇次序绵密,意致井然,虽然缺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才力,但不可不谓密布机情、一句一变。综上可见,徐夤咏物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注重“求意”。其物象世界是一个用思力组织起来的“意义世界”,这就与齐梁咏物诗那种“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25)的“表象世界”截然不同,与盛唐咏物诗所确立的以“感兴”、“达情”为基础的“感物世界”也有明显区别。而此“意义世界”,同《雅道机要》中关于物象的理论构想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至少在咏物问题上,《雅道机要》绝非无关文学实践痛痒的穿凿比附之作。

二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力图赋予物象以理性意义,并且不惜以各种风雅义理来作大规模比附的诗学观念,在晚唐五代是否有其“场”?

首先,从文学批评风气看,“意”或“理”在晚唐五代时成为重要的批评术语。最典型的就是杜牧《李贺诗集序》: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26)这个论调几乎画定了李贺在整个晚唐五代批评史中的面目。比如吴融《禅月集序》云:“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27),相对地,则称赞贯休诗“多以理胜,复能创新意,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之际。然其旨归,必合于道”(28)。《北梦琐言》卷7《高蟾以诗策名》也说:“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29),又说高蟾“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30)。这些论调实质上是在“风雅”的大旗下倡导一种与逞才滥情相对立的美学原则。这种原则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旨归大抵是理智化、内敛化、含蓄化。

其次,从咏物诗的创作风气看,晚唐产生了两种新变:一是把原来具体的“物象”抽象成“物类”,如李山甫的《风》:喜怒寒暄直不匀,终无形状始无因。能将尘土平欺客,爱把波澜枉陷人。飘乐递香随日在,绽花开柳逐年新。深知造化由君力,试为吹嘘借与春。(31)该诗放弃了外在状貌的吟咏,而是分析、剥离出物的属性、功效、媒质、因由、态势等抽象因素,再用各种相关物、典故或虚词去填充。二是把原来的“非物”也当作物来咏,如李商隐著名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32)如果剔去咏怀的尾巴,其主体正是一首咏物诗,因为它已失去抒情主体和抒情实境,脱身于情感之外,视情感为外物、为活物、为乾坤万物之一属。它所表达的不再是情感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影响,而是情感对于芸芸众生的意义与效果。要之,晚唐咏物诗在体物写态和因物达情之外,开始关注物象背后的道理和态势以及情绪之外的意义与永恒。这种创作风气,促成了《雅道机要》的理论总结,也造就了徐夤的咏物实绩。

总之,徐夤《雅道机要》中所体现的“物象观”,与晚唐五代的相关批评与创作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徐夤其人其书的意义与价值需要重新界定。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夸大徐夤的意义,因为我们毕竟可以在晚唐诗中找到徐夤咏物诗的先驱或同类,也可以在中唐、盛唐乃至初唐诗中找到给予他种种启迪的吉光片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徐夤的典型性与启发性——他第一次用鲜明、完整的理论方式规定了吟咏物象应当以“意”为宗,并且用自己大量的、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咏物实践,证明和发展了“求意”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雅道机要》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和清醒的实践品格。

注释

①如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第十二章第一节《重功利的文学主张流为虚假与庸俗化》与第四节《初期诗话的繁琐倾向》;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五章第三节《机械的比兴与琐碎的技巧分析》;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七章第三节《偏狭的审美情趣》。

②⑨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62—768页。

③张伯伟:《古代文论中的诗格论》,《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④⑤⑥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426—447、418—419、418页。

⑦⑧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31)《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9607、8143、8173、8178、8150、8172、8173、8178、8175、8177、848、848、8145、863、8181、5325、8175、7361页。

(25)王夫之:《姜斋诗话》,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65页。

(26)杜牧:《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27)(28)《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8643页。

(29)(30)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丁如明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69页。

(32)李商隐:《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1636页。

责任编辑:一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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