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李辉 湖北随县人，著名作家、人文学者。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业余从事历史研究和传记与散文的写作。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巴金论稿》《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部分作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今年二月份以来，我因为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接下来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又写到黄苗子和冯亦代。文怀沙是我公开质疑的，黄苗子的传记是我写的，冯亦代的日记是我整理出版的。幸与不幸，我都卷到了这三个人物的漩涡当中。

一九九六和九七年，我为黄苗子郁风夫妇写的传记，书名是《人在漩涡》，讲历史就是一个大漩涡，我所写的对象是卷在百年的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当中。其实我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也身不由己地卷到漩涡中了。

这是我的题外话。不管怎样，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当事人，以及晚辈参与历史叙述的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历史，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你最终都摆脱不了历史对现实的一些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史料，包括档案、日记、书信等等，我们过去所见不到的东西的陆续公开，把我们更深地卷到历史的恩怨当中。我从事历史的叙述，已有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永远要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借这次讲演的机会，我谈谈自己对历史叙述的一些体会和思考，包括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读，以求教于各位听众朋友。

先简单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写作过程。大约三十年前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复旦大学，有幸听到从美国回来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做演讲，他是李宗仁和胡适回忆录的整理者。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对历史事件和材料是非常隔膜的。譬如，在思想解放开始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历史事件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在大学里上课是没有教材的，这个月我们在讲堂上讲彭德怀是反党的、反动的，但是下一个月可能就平反了，七八、七九年两年不同的说法替换得非常快的。当时，听到唐德刚先生用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讲历史应该怎样叙述和整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知道历史是可以有多种渠道进行展示和叙述的。

我后来又写人物传记，写沈从文、巴金，一直到最近十年写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中国人物，其实我是想从文化延伸到政治，就是把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历史打通，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叙述方式。以下结合写作过程中我自己多年的体验，简单谈一些看法。

第一，要尽量多的收集资料，坚持客观的、多方面、多角度地接近人物历史的真相，在描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揭示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都是将人物脸谱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伟大，要么是渺小，没有中间地带，而实际上很多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现象也非常复杂，我们做历史人物和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一九八四年前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写胡风集团，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完全平反，很多地方是一个禁区，文章还不能发表。一九八二年我到北京晚报当记者，第一次写了关于胡风的报道，《北京晚报》还不能发，因为胡风在北京，发不出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有兄弟合作关系，我写胡风的报道就寄到广州来，在《羊城晚报》发表的，胡风集团最早的公开报道，实际上就是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当时有很多禁区，但是又想做这个工作，怎么办呢？我就想趁老先生在的时候能够采访他们，能够让他们提供多一些资料，尽量多的收集。在此后有三四年的时间，我采访了几十个人，全国各地跑，还有查阅档案。后来到人民日报工作，报社的档案室也有当年发表文章的记录，最初的校样，邓拓批了送上去，然后又怎么改，毛主席又怎么将标题改为反党集团的，这些东西都是看到校样的修改过程，对事件发生的突变性才会有真实的了解。

做了大概四年左右的准备工作，才开始写胡风集团。我在大学时认识了贾植芳先生，他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判刑坐牢十几年，他对我写作和研究的方式有很深的影响。他提出一定要看最初发表的版本，而不要看后来修改的版本，这样才能看出当时发表的一些状况，而修改的作为参考，看为什么进行修改，从修改的背后看历史对当事人的一些影响。另外他告诉我们，做学术首先是要从资料收集入手，研究历史首先要找到每天活动的记录，透过资料把握现象，才能不被表面的情况简单化，甚至会对表面化、简单化的东西，有一种过滤，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学识的准备。贾先生从来对历史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最早提出胡风对毛泽东完全是很忠诚的，而且是愚忠的思想。贾先生知道我要做这本书，认为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看《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看清代、明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制造的，对中国的历史才会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历史有时是重复的。他的这些建议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也是尽量多收集资料，尽量不受情绪感情的影响，因为我接触到的胡风集团的人都很好， 但我写这本书不只是要为他们辩护，而是要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左翼知识分子对党一直是非常忠诚、有理想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集团，对宗派或者宗派行为是反对的。知识分子有集团、有宗派更复杂，也更可怕，正是宗派主义和权力相结合造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有一些胡风冤案的当事人也对我有意见，认为我真的把他们写成了一个集团，我认为这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写出历史的真实性与丰富性。

还有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丁玲在八十年代初写文章批评沈从文，说沈从文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所以他对三十年代丁玲、胡也频等参加革命是害怕的。我们作为后辈也是将信将疑。一九九〇年我就做了一项工作，人民日报有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作家姜德明对我说，有时间可以把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找出来，与刊物发表时的版本进行校勘，过去他想做但是总有运动，没有时间做，现在可以做，又年纪大了。 于是,我找出一九三三年的《国闻周报》和沈从文的书进行校勘，发现有一百多处删节，有几千字。删节有两大内容，一个是对国民党当时的白色恐怖对丁玲左翼运动的迫害的批评，言词是非常激烈的，还有就是对左联的批评。《国闻周报》最初发表时已经有很多××，而出书也有了更多的天窗。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要求你审你删，但是你可以保留你删的痕迹，此处删去二百字，就×××二百字。我在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对着，从删掉的部分看，沈从文当年为参与营救丁玲等人所发出的呼吁都是非常激烈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对独裁统治是控诉的。当时在出版文化界还有空间，同时沈从文他自己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是不赞成丁玲等人作为一个作家参与政治，而认为他们应该写写小说，这才能够证明你的价值。而丁玲认为文学是第二位的，首先是要革命的，这实际上是人的观念的不同、思想取向的不同，而不是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勇敢或者懦弱的问题。

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仅仅是做学术研究，我认为有必要还原沈从文的丰富性，将沈从文被人忽略的一面展现给读者。当时丁玲的先生都很支持，还有像巴金、萧乾等等，我都采访过。后来我专门写了沈从文和丁玲交往六十年的过程，看看沈从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做人物传记，写传的时候很容易仰视，就有可能回避一些问题，回避一些复杂性的描述。当然过去在这个方面我也是做的不够的，最早一九八〇年代我写萧乾传，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叙述来写他的爱情、婚姻，而缺乏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描述，那时因为年轻嘛，刚二十多岁，尝试开始写作，越写越觉得历史很复杂，越写越觉得不敢落笔，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心情。

再说一个人物，宋子文。我们过去的印象他就是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蒋家王朝就是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二〇〇〇年我开始研究美国《时代》周刊，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是在中国做传教士的后代，一九二三年才离开中国，对中国非常关注。我选择的课题是，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周刊封面，我目前完成了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部分，明年会继续写一九四七年之后到一九六六年的部分。已经完成的作品里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等，四九年之后就是毛泽东了。我在看《时代》周刊时才第一次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宋美龄上封面时，时代周刊有一个专版介绍，发了大概十几个人的照片，讲的是“蒋身边的人”，大概十几个人，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等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有，唯独没有宋子文。我觉得很奇怪，宋子文在过去我们认为完全是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后来我又去查找当时美国人的回忆录，还有《时代》周刊前后的报道，于是发现，宋子文其实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到九一八，和蒋介石一直是若即若离的，而且被西方人看作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反独裁的，他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强权是持反对态度的。九一八之后他是主张立即对日宣战的，很多观点是与蒋介石不一样的。

一九四四年，在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曾经在中国有传言支持宋子文来取代蒋介石，让以宋子文为核心的留美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取代以蒋介石为主的留日派。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我们过去并不知道，我在写封面中国时也是要还原历史，通过回忆录、通过档案，将历史的原貌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出来。当然对于这些档案、日记，我们也不能全信，也要分析，但是至少比后来的材料要让人更有可信度。

写一个人物要尽可能地写出他的复杂性，尽量的立足于资料和多了解一些细节，来反映出人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讲述人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第二，在历史叙述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表达。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写一篇散文，写的越感动人越好，写历史也一样有感情和感动，但是更要有真实性。叙述历史时一定不要被感情左右，不要被个人倾向所左右。二〇〇二年，我和几个作家、学者到日本京都参加一个研讨会，内容是关于一九六八年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重点是讲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怎么影响了日本和法国的青年运动。当时圆桌会议，大家发表意见，我提出从对母爱运动的批判看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当年红卫兵运动的非理性、疯狂，那种打老师，甚至跟家长决裂、砸烂一切文物，我们把红卫兵看作是一个疯狂的运动。但是研究历史我们要想红卫兵运动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要表现出这种冷酷的情感。一九六三年，中国教育界进行过一次对母爱教育的批判，起因是南京有一位有名的小学教员斯霞，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她强调要有母爱对待儿童，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温暖中得到教育和成长。当时作为正面报道，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通讯。但是很快就有了讨论，教育部的《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认为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跟党的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强调为党教育孩子，而不是为母爱教育孩子，应该以党的原则、党的思想来教育小学生。在六四年之后，这个讨论非常热烈，编辑部收到了上千封信。当然这些信的言辞比我刚才的转述要严厉得多，毛泽东一九六二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主题，母爱教育批判也就自然成为教育界当时重要的事件。

一九六二年之后，学雷锋运动也成为中国的高潮。现在我们也强调学雷锋，但是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把学雷锋还原到六四年前后的背景下，你就会觉得学雷锋当时强调的恰恰是雷锋的阶级立场，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雷锋运动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是错综复杂的，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母爱教育的批判、学雷锋运动的推广，导致了红卫兵一代的形成。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小学生就要有批判的眼光，要学雷锋，对待敌人像寒冬一样冷酷。因此，我在发言中阐述红卫兵运动不是简单形成的。

我这个观点刚刚提出，一个东北的教师出身的与会者，就和我吵起来。他说我们教师在文革中受到那么多迫害，现在竟然把责任全部推到教师身上。我说我谈这个问题，不是说是老师造成的红卫兵，不是你们该挨打，而是看红卫兵形成的历史原因。在整个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可能也是参与者，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正为如如此，巴金在《随想录》里最早提出，文革的形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这个基础上他谈到，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思考、应该说真话。巴金提出这些想法，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亲身体会，所以在大家揭露批判“四人帮”时，他能够在七九年就率先对过去批判胡风等问题进行反思。这就指出了我们在历史叙述时应该有冷静的一面、客观的态度，不要被个人的情感所左右，因为情感会有煽情的力量，使读者很感动，这是文学写作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不够客观，就难以把情况完整地提供给读者，就不容易解读历史的复杂性。这是我个人写作的体会。

第三，要正视历史叙述中的编造现象。

自从唐德刚先生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之后，中国大陆的历史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口述实录越来越多，而且这也是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也是电视媒体、平面媒体涉及的越来越多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我们必须正视它，这就是关于编造的问题。

编造不仅仅限于中国，和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的外国著作也有编造。杨天石先生对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有过研究，他谈到，有个作者叫考尔斯，一九四二年曾随美国当时的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这位作者写了宋美龄在重庆时与美国特使有怎样的风流韵事，蒋介石怎么带着士兵拿着自动步枪去捉奸。他的著作八五年出版，八六年香港明报翻译发表，因为这是轰动的历史事件，后来台湾的像李敖等人的书里使用了很多，大陆出版的宋美龄传记也用了。

杨天石先生做了很认真的考证，经过他的认真研究之后，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美国特使到重庆访问大概有六天时间，他阅读了当年《大公报》的报道，以及每天的活动安排、工作记录、档案记录，发现威尔基和宋美龄单独呆的时间都没有超过十几二十分钟。这些还是次要的，关键是美国特使的身份和宋美龄的身份，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威尔基一九四〇年和罗斯福竞争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民主党人，威尔基是共和党人。威尔基当时的政策就是要抗击日本，他的思想就是one world同一个世界，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有一半与这一样。威尔基主张，美国和中国要早日站在一起对付日本，当然他后来竞选失败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采取了对日宣战政策，这时就要密切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就派来了一个一直主张和中国搞好关系的人来做特使。威尔基到中国来，是有很高地位和身份的。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发生传记作者所说的事。

现在我们就回到文怀沙先生身上。大家可能会想,你怎么会在二〇〇九年的春天公开质疑文怀沙呢？我在文章里就写过，我对文怀沙的情况是了解的。在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我就和他所在单位青年艺术剧院的一些导演、演员的关系很熟，当时，我曾经去他所在的单位采访，整个青艺的情况我非常熟悉。我在晚报副刊的时候，和卞之琳先生也很熟，他的房子漏雨，我也找房管所的人帮他修过，他的妻子就是文怀沙的前妻。这是人家过去的事情，与我当时关注的事情无关。问题是九十年代之后，文先生为自己历史编造的故事越来越生动，而且因为他年纪大了，大家很尊重他，他说什么媒体都当成是真的，也不去考证，也不去想可能不可能。比如说，他陪着艾青的夫人去新疆的艾青纪念馆，他脱口而出说跟艾青早就很熟，参加左联活动等等，实际上我们知道他跟三十年代初期左联的艾青一直没有关系，但是媒体就进行了报道。

这几年随着国力的加强，政府要宣传中国文化的理念，宣传我们的文化传统，所以全社会对国学越来越推崇。文怀沙先生在将自己的年龄、入狱原因，进行了一些编造之后，他就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学大师了。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在他的个人网页里和自我介绍里都是这么说的。《新京报》曾经发过很大的照片，他做演讲，背后四个巨大的字“泰斗出山”下面还有“国学大师”四个字。所以，这就纳入到了一个娱乐化的范围。我们需要有对历史的敬畏，需要有对文化的崇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文先生利用这样一个背景，有意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然后就和官场的潜规则、商业的潜规则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国学就由他这样的人进行代言了。我公开质疑他，是针对他当前的行为，而不是过去的行为，就算我知道他过去的行为再多，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质疑。

我一定是知道十件事、二十件事才会说一件事。研究历史最基本的要求是，同一个观点必须找三个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至少是三个，就像是办案做证一样，必须是三个人证明在法律上才能成立。如果你不再有一些公开的对我的反驳，或者是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我说错了，我当然不会再写文章了。我有一系列的准备，文章的准备、资料的准备，包括法律的准备，因为索赔我一个亿啊，这不得了！我倾家荡产也没有一个亿啊！我一定是想好了各种可能性，才会去做这件事。

我们已经对编造、抄袭、剽窃见怪不怪了，文坛上如此，教育上更是如此。我们见过多少教授抄袭论文啊！有人跟我说，现在博士生的论文很难说有一个是完全独立地在做，包括博导在内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也看到一些文章，说你为什么要捅破这个窗户纸呢？这不是挺好吗？百岁老人又会说又会吟诗，还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叙述者，我们现在谈四十年前的历史，那么过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之后，那一代人也会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进入新千年中国的文化环境，居然让这样一个不断编造自己历史，连出生年龄和自己重大人生经历都能够改变的人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化代表，那我们脸上还有光吗？有人说李辉要出名等等，说我要出名也好，或者我对老人不尊重也好，你都可以用这些理由来批评我，但有一个事实得承认，他的东西是编造的，他是有欺世盗名之嫌。如果你不能反驳我的观点，你就是赞同欺世盗名。

关于文怀沙的事情，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很难说，有没有新的进展我也是拭目以待。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没有必要借这个事情为自己出名，我做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历史人物，我知道很多人的隐私，写一个我都可以很出名，一天一篇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有必要吗？

文怀沙的年龄问题，有人说那时为了结婚，为了年纪不相差那么大，就将年龄改了。 在“五四”之后的中国，在四八、四九年的中国，夫妻年龄相差之大根本不是问题，那时文化界也好，政界也好，丈夫和妻子相差十岁不算什么。说文怀沙那时为了结婚而把年龄改小，从逻辑和历史背景上这是不成立的，而且中国四九年之后的政审制度相当严格，每一个人每一年你做了什么，必须写清楚的。你想，一个人的年龄一两年可以错过，但是如果相差十年，你这个十年说不清楚，很可怕的。这十年你很可能是特务，是间谍或者是汉奸，或者是脱党分子，很麻烦的，也是任何情况下不可能成立的。

我们讨论一般人的年龄，也许可以不较真，但是文怀沙被说成是国学大师，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人物，我们讨论这样一个人的年龄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惯例，何况文化打假也是必须要做的。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当然方方面面要很仔细，文怀沙称一九二八年当大学教授，当年的两所大学都没有材料证明，其中一所大学四六年成立。二八年就是教授了，怎么可能呢？你能不能把你当时在什么地方上的小学和中学说出来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抗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二十七岁了，不可能没有记载或者是交往，但是我们看不到。他教过的中学我知道，恰恰是抗战后期，而不是抗战早期。所以如果他能够拿出小学之后每一年大致的记录，才能证实他自己的说法。证明他的年龄不能够按照回忆，有人证明他是那个年龄的，但是我也可以拿出很多证明他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当时的文字记载，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文怀沙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产生这么大的轰动，其实我在《广州日报》发表的专访里就说到，我的目的主要是打假。当然现在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关注点和我不是太一样。一开始，我的文章没有写得很具体，他入狱的原因我不便公开，文先生自己知道。后来有朋友看到说你这个没有说服力，你得有说服力，这样我就把确切原因给说出来了。而这个入狱原因对于年轻读者来说是很吃惊的，但是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不吃惊的，因为公开审判是在青艺剧场，整个文化界都是知道的，这不是一个秘密。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人的档案揭露，我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档案，就像到人民日报查李辉，李辉哪一年出生的，花名册就是当年最简单的人事记录，这和档案解密之间不存在关系。有人采访我，说你能不能把花名册的图片公开，我说我没有必要，我只是提出质疑和问题，只要你解释清楚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假如进入法律程序，说我诽谤、诬陷、损害名誉，自然就有各种取证，各种证据就自然而然可以拿出来了。

我一不留神 了浑水，但是我并不后悔，这些事总要有人出来说，其实这之前也有人发表文章提到这些事、提到这个人，但是这么明确的说，我还是第一人。我了解情况这么具体，我如果不出来说，也对不起我研究历史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我们读老人的回忆录都要提醒自己注意。前几天，我见到几个报纸的编辑，说今年是建国六十年，要请很多当年的革命者、红军战士来回忆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无法求证，只能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记录和发表。这里面肯定会存在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时间久了确实记忆不清了。还有就是有意或无意地说了假话。真的，我们看革命者的回忆录或者是将帅的回忆录，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花大力气去考证。

我九十年代出版过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当时我想，写传记很难，就找不同的人，有他的亲戚、朋友，还有挨过周扬整的，还有周扬的部下，由不同的人来回忆周扬，有人说他好，有人骂他，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回忆里是不同的。我认为不同的回忆才是真实的，才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丰富一面。当然作为媒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责任要考证这个东西，但是做媒体的肯定是不要轻易的相信。

第四，历史档案的挖掘与整理。

到目前为止，我主编的书已经有二百多本，基本上都是回忆录、传记、档案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前面所讲到的，对于口述回忆越来越不敢相信，目前来讲最可靠、最可以让你相信的，应该说就是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把历史叙述基本上分为这么几类：回忆录、传记、口述实录和档案整理，当然还有一些史书的写作。

回忆中有很多生动的细节，这些都可以参考，但是要真正进入当年的真相，档案的整理、公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禁区是与档案有关的。在档案没有公开之前，我们有很多的结论都不敢保证是可靠的。根据我的理解，档案主要是日记、书信、档案记录、文献，甚至包括当年的一些新闻报道，我都把它归为档案、史料一类，是当年的东西。当年可能也有编造的东西，有痕迹，比如说我们读雷锋日记等。有的日记写出来就是为了公开发表，可信度就要打折扣的。但是有些日记就是为了自己备忘，就是真实的记录，是一种备忘录，就是可信的。鲁迅日记就是鲁迅时代重要的档案。

进入新千年之后，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档案类的史料整理。目前为止我做过几套书，比如说和陈思和一起主编的“火凤凰丛书”，自己主编的“沧桑文丛”、“历史备忘书系”、“大象人物日记丛书”、“大象人物书简丛书”等等，日记书信类的书，大概出版有五十本以上。其中包括“沧桑文丛”中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这些东西的整理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就像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对于研究现代史是非常重要一样。

我以上说的是个人的日记、档案。还有一些是属于官方的重要档案，对于解读现当代史的重大事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已经有了档案法，多少年内的档案可以公布，现在五十年代的外交档案已经公布了，六十年代的档案已经开始公布，虽然是有选择性的公布，但是比没有公布要好。档案的公布给史学家、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历史档案面前，很多现当代史，甚至近代史的学者都是如履薄冰，可能第一天结论是如此，第二天就被推翻了。

比如说，沈志华先生搜集到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就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中共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影响和作用。吴冷西先生在一本回忆录里讲到，中共代表团的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见了匈牙利领导人，但是根据解密的档案，当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匈牙利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去，而匈牙利代表团到莫斯科是十一月份，这时中共代表团已经回到北京了。所以根据档案，可以说回忆录中这一点是不准确的。这就是档案的重要性。

档案的整理和挖掘，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五四年发生了潘汉年事件，那么这和胡风事件有没有关联呢？将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就有了肃反运动，这波及到所有民国时代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公务员、教授等。我不知道毛泽东是看到材料之后觉得问题很大要搞肃反，是胡风事件促成他搞肃反，还是因为潘汉年事件之后决定搞肃反，而胡风事件恰恰是契机，使他决定由文化事件入手来进行肃反运动？我们不清楚，而这些只有等未来档案的公布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档案的公布对于我们认识当事人的历史变迁，对于认识政治事件、文化事件的内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助这项工作。首先要将民间档案能够整理的就整理，能够出版的就出版。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和目的，在九十年代，我就鼓励冯亦代先生将日记整理出版，反映一九六〇年前后知识分子、右派群体的活动状况，当然也包括他受组织之派将见到章伯钧的一些情况向上汇报。对于冯亦代先生能够同意我进行日记的整理和出版，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位老人能够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用这样的形式告知于后人，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我在整理的时候，前面写了一个前言，我没有展开谈，只是简单写了几句，我是这样说的：“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在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今天看来，《悔余日录》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它记录的是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但却从一个特殊角度呈现出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这对于剖析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有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事人的勇气是非常重要的，冯先生在七九年之后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他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三十年来中国人文思想的形成，包括我们这一代年轻学子当时的一些成长，应该说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记的整理应该尽量保持原貌，吴祖光的日记，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也是我整理出来的，除了家庭的纠纷，因为也是家里的鸡毛蒜皮的事，根据家属的建议删除之外，基本上都是完整的，非常真实，包括对拍摄梅兰芳的纪录片，从开始的敬仰到后来的有意见和反感，对苏联专家的批评，都是原封不动的出版，这是整理档案的一个原则。

从我个人收集档案来讲，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整理冯亦代日记，而是我九十年代在潘家园收集到一箱的资料。本来这些资料不应该流出来，却偏偏被我买到了，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个人档案，包括田汉、吴祖光等人的，最完整的是杜高先生的档案。杜高从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就已经有了政审材料。当时我并没有想公开，只是想给当事人看。买到这个档案之后我非常兴奋，我给杜高看的时候，他一边看一边落泪。当时朋友揭发他的，他揭发别人的，他非常难过，也非常激动。后来，我说这些情况都是历史了，能不能把它整理出版。杜先生犹豫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可以，我们原封不动地进行整理，包括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这本书整理出版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所谓原始文本，就一定是尽量不加任何删减，严格按卷宗的时间顺序和排列，这样档案才会有完整的面貌。杜高先生非常支持，而且他来参与整理，遇到问题他帮忙解答，在整理出版时我和他做了一个很长的对话，谈档案的背景以及他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我非常敬重杜高先生，他能够正视自己人生的阴暗面，或者在大的背景下被迫做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是他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在文革期间被迫写检讨或者是检举揭发别人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片历史空白。其实从五二年开始就有了写检讨和互相检举揭发，而五五年胡风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和文人们已经进入了不断地检举揭发的循环当中。如果撇开环境，我们很容易得出简单化的结论，但是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对这段历史，对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恐惧，就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同情。我佩服杜高的勇气，能够将这些历史的原始文本公开。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录:

现场提问：很高兴听到李老师今天的讲座。我是读经济专业的，对文化方面的兴趣属于跨学科，开眼界。有个先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作为一个打扮历史的人，应该有一个打扮的套路，就是逻辑思路和价值取向的问题。由此我提两个问题。一个，对你所要研究的历史你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第二，对你自己本身的一部历史，你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是说打扮套路是什么？

李辉：你的问题足够我写一本大的书了。你讲了两个问题，其实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面对别人的历史和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叙述历史需要有良心，只要你认为值得去做，就应当努力去做，至于说叙述的准确不准确，不是由你自己说，而是需要别人的判断。对历史怎么看，不同的叙述者是有区别的，至少我在做这件事情时，肯定不会先入为主地想这段历史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历史学家更多是以问带史，有很多问题，而我认为恰恰是应该以史带问，看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现在很多历史事件，大家不清楚，我们要告诉读者历史的细节和发生的过程。重点不是叙述国共之间的历史替换到底是怎样回事，这不是我应该讲的，而是要讲替代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是怎么报道的，档案有怎样的记录。今天的报纸明天就是垃圾，但是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要把新闻纳入考察的范围，就是要告诉读者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最近报道的八百壮士魂归大陆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关于这八百壮士的故事呢？包括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讲的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抽象的问题可能我还没有能力回答你。我用什么方式来打扮历史，我想历史不在于打扮，而是叙述，叙述靠的是细节和故事，故事不是编的，而是告诉现在的读者过去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牵涉到一些人，这些人的关系怎么错综复杂，而且场景也是互相衬托的。比如说抗战，一定不能只说中国的抗战，还有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些战争都影响到中国的抗战，也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壮大，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任何一个方面漏掉都是解释不清楚的。我想历史不在于打扮，而是要还原。

主持人：刚才有现场的朋友传纸条上来，提出一些问题。 有人问：你刚才说到聂绀弩和冯亦代的事，社会公众有求索真相的热情，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追索历史真相的时候？

李辉：历史还原真相是必然的，而且是一定要做的。我们必须将真相弄清楚，比如说聂绀弩档案，我读寓真的报告文学得不出章诒和所下的结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他所引用的档案都是不明确的，不知道档案是谁写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当我们谈历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大的环境之中，无法摆脱。我们要看这些档案，了解这些事是哪些人做的，而且这些事与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寓真先生作为法院的院长，应该知道档案的法律效用。我是主张档案全部公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那个时候才会还原历史。才会搞清楚，那个时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是主动还是被动，就是说是上面要他们做，还是他自己主动做。还有举报材料的厉害程度等等，涉及到个人道德的问题，涉及到组织原则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具体分析，但是在档案公布之前，我们无法做这些研究。寓真先生有义务和责任将档案完整公开，根据手迹或者签名我们都可以辨认是什么时候做的、怎么做的。要进入完整的考察过程和确认结果，我们就需要看到档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公开是否成为一个必然？或者说根据档案法，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这些档案可以公开，但公开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时间越往后，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我们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如果没有整体的把握，我们很容易纠缠于单个人和单个的事。打一个比喻，如果我现在不谈肃反和胡风事件的全过程和大背景，随随便便拿出某个重要人物在报纸上对胡风的批判，说胡风是反革命，现在的人肯定会震惊，因为一般读者并不了解当时所有的报纸和人都在讲这件事。再比如说聂绀弩先生，我很熟悉，晚年因为胡风事件我采访过他，九四年我在《收获》的专栏“沧桑看云”系列中，第四篇就曾经写过他，题目是《鹤》，写他那种思想的敏锐，玩世不恭和不拘小节，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他的表现是与众不同的。我也算是他半个老乡，我们的两个县是挨着的，我下乡的山那面就是他们县。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他和胡风的关系也很好。聂绀弩一生也是很复杂的，他是一个党内人，但是他的思想是超越政治理念的，他对党内的事情非常了解。我们谈一个人、一个事件，一定要有前因后果。回归历史真相，从我的愿望来说希望早日到来，但很多事情未必如我们所愿。

现场提问：很敬佩李辉先生，佩服你的研究精神，同时我觉得你遇到了好时代，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出于某种需要，已经知道的历史真相而要被有选择的遗忘时，这时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些事情，李辉先生怎么想？

李辉：其实前面很多内容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有选择的遗忘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存在的，我为什么要编一些历史档案的书？其实我们的历史也有很多空白，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些空白会减少一些，当然新的空白也会出现，这是我们个人所不能逆转的。我们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为减少空白做点事情。比如说入缅远征军的事，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作品里已经有了表现，像邓贤《大国之魂》。还有张正隆的写国共东北战争的作品《雪白血红》，也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还第一次正面写到林彪，还有长春围城。我们今天做历史，往往要看重它的现实意义，我深知这一点。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写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之后人们要看的作品，我们就应该有讲真话的态度，历史研究就是要找历史的空白点，尽可能地找到一些原始的资料、档案进行解读，包括当事人的回忆。我在《封面中国》一书里写到一九二三到一九四六年的历史，我就写了那时中国真正的战场和事件的关系，以及国民党当时的抗日事件，包括联合国的问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等。我们可能不知道，二十世纪对中国最有野心的不止是日本，还有苏联，而对中国一直有野心的就是苏联，外蒙古的独立就是从沙俄到苏联造成的。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外交问题，当然也反映出过去很多历史情境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要尽量多的采用多角度来描述。包括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怎么参战的、为什么参战、参战对中国的影响是好是坏，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现在不便于讲。这些问题都有人在研究，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历史研究充满诱惑，这是我想研究历史的原因。而且我牢记我的老师贾先生常说的“要把人字写好”这句话。我们从事写作和人文研究的人，要有道德上的自我要求，有说真话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甚至要有勇气承受一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些就是“写好一个人字”。“写好一个人字”，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特别重要。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曾经做过巴金研究，巴金先生的遗愿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您是怎样的态度，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具有纪念和教训意义的文革博物馆呢？

李辉：建文革博物馆是巴老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未来三十年、五十年都会是一个被我们关注的话题，至于说能不能建立，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在“两会”上才可以提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重要，能不能建不重要，首先就是我们心中得有一个文革博物馆的概念，我们历史研究者应该有这个概念，现在网上也有这样的一些帖子或者是资料，做了很多，包括六六年破四旧期间整个中国被砸掉寺庙的名录等，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地方有类似文革博物馆的去处，像广东汕头有文革墓地，四川重庆有红卫兵墓地，还有成都樊建川的文革博物馆，还有网上的旧书店可以搜集文革资料等。我也买了很多，成千上万，没有来得及读，但是如果丢掉了就没有了，尤其是一些文革小报，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所能进行文革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有老同志咨询我，如何研究文革历史，我说，你把你所在的工厂，你那座城市的具体事件弄清楚就是研究，譬如六七年的武斗到底闹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这些都是“文革博物馆”必须有的内容。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等到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做，难度就更大了。

民间和官方意愿结合起来的时候，我想“文革博物馆”就可能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