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创作的负面评价不绝于耳。平心而论，我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同样怀有不满，我也认为这些年来文学领域确实是作品多而精品少，某些格调低下、艺术平庸的作品以“垃圾”呼之并无不妥，但是，我却不同意因此就将当下的文学创作说的一无是处，进而从整体上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成就。这里，有一种事实必须看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包括那些群星璀璨，影响远播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就其作品的质量构成而言，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金字塔型：大量的一般化的、甚至是比较平庸的作品，充当着塔的基座，而少量的精品佳制只是塔的顶尖。不妨以唐诗为例，《全唐诗》收录诗人二千余家、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而其中真正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堪称名家、名篇的，却是很少的一部分。清人蘅塘退士仅以七十七人、三百一十首的规模，就完成了一次雅俗共赏、且被历史大致认可的遴选。即使换了当代古典文学权威余冠英等更具学理性的眼光和说法，也只是：“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而由他们主持选编的古典文学读本《唐诗选》，也不过收入诗人一百三十余家，诗作六百三十多首。较之浩如烟海的唐诗总量，这无疑少得可怜。宋词的情况也不例外。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所辑词人逾千家，篇章逾二万，但内中被历代选家所关注并足以传世者，不过几十家、几百首。今人胡云翼的一本《宋词选》，以不大的篇幅就囊括殆尽。再来看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明清小说。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现存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总数为一千一百一十六种。这当中有多少属于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精品名著呢？按照明人的说法，曰“四大奇书”，即《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当代美籍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将名著的范围稍作扩展，即除“四大奇书”之外，又加上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认为：这六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我们不妨再从一般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出发，进一步放宽名著的尺度，把“三言”“二拍”，《隋唐演义》《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也算上，但其总数依旧超不过二十部。相对于全部的古代通俗小说，这委实不啻于凤毛麟角。然而，有必要郑重申明的是，这些在数量上很少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却分别代表着他们各自时空里的文学高端，集中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智慧和艺术成就，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峰峦。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有这些为数不多，但却卓尔不群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存在，我们面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就不能不肃然起敬，心驰神往，就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具有独特贡献的、伟大的文学时代。因为天才的作家、诗人和优秀、不朽的作品，永远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根本标志。

立足于这样的文学背景与观念，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即可发现，作为一座文学的金字塔，它的庞大基座虽然有泥有沙，异质混杂，甚至不乏废品和垃圾，但其塔顶的风景却依旧流光溢彩，绚丽可观。当然，构成这片绚丽风景的暂时还不是唐代诗国般的高峰林立，也不是现代文学式的巨松比肩，而只是若干优秀作家与作品的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是一种各见精彩的群体效应。这令人不禁想起冰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过的，新时期文学缺少大师，但整体水平比现代文学高的观点。这个高端群体究竟拥有怎样的阵容？我们一时或许难以确指，但它起码应当包括：舒婷、北岛、西川、昌耀、于坚等人的诗歌，季羡林、史铁生、余秋雨、韩少功、南帆、王充闾、李国文、张承志等人的散文，汪曾祺、铁凝、余华、贾平凹、马原、莫言、迟子建、李锐、苏童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徐迟的报告文学、魏明伦的戏剧剧本……即使单就反映着一个时代整体思维能力的长篇小说而言，它的名单里至少可以列出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暗示》、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张之洞》、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以及出自贾平凹之手的或许不是无懈可击，但终究属于传世之作的《废都》和《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