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天津文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叫《新港》。

1958年我与这个刊物打过一次交道，记忆中留下了某种“欺骗”的嫌疑，其实我主观上并没有欺骗的意图，只是想打个“马虎眼”，不料阴差阳错，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欺骗”。为此，我几乎在半个世纪里惭愧不已。

1952年我开始发表诗歌习作，1956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大会。像后来文坛上的一些风云人物王蒙、邓友梅、流沙河、刘绍裳、从维熙、白桦等，都是那次会议的代表。我从“青创会”归来，出现过一个写作的“高峰期”，诗歌、小说、特写（即现在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什么都写。尤其又长了“第三只眼”，学会了观察与比较，多了一些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写过一些干预生活的作品。

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可是刚刚整了一个头，大概是有些人的意见太认真、太动情，因此显出了恨铁不成钢的激烈，用有些人的话来说，不够“和风细雨”，或是缺了一点拐弯抹角，太直白了，于是整个中国在“一篇社论”的引领下，亿万人民心领神会，使整风运动顺其自然地转向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在整风阶段里，我参加过几次文学界的鸣放会议，也在《沈阳日报》等报刊上写过几篇鸣放文章。说老实话，我那时候的思想是偏“左”的，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文艺宪法”，发言、写文章从不跑调儿，更不会发表可以拼成“右派言论”的意见，反右斗争开始时，我还写了若干首斗争锋芒很强的“反击右派”的诗歌、散文。

我出身革命干部家庭，11岁（l946年）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前身），反右之初还是积极分子。所以我的亲人、战友、朋友，谁也不曾想到我会被打成右派。但是我与单位的一把手走得不近，处得不是很和谐，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只是我给他提过两次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连批评都够不上，加上我写过一些批评官僚主义、溜须拍马和“风派”的讽刺诗，那年头，只这两点，给你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已经绰绰有余了。简而言之，我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戴帽以后，把我下放到沈阳第三机床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翻砂车间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是打箱、除砂。这活不需要什么技术，有力气就行。那年我才23岁，年轻，身体好，有力气，加上人家工人也没觉着干这种活就是改造，就是惩罚，所以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屈辱。只是工资拿掉了大半，无权写作也没有稿费收入，一时“经济形势”有些危机。

曾经有几个来往密切的诗友，一度还成立了一个“竹园诗社”，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歌创作，也议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彼此无话不谈。我一向以“老革命”自居，动不动就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他们嘲讽我是“竹园诗社”的“指导员”、“政委”。我被打成右派后，他们吃惊之余谁也不曾认同。组织上劝告他们要与我划清界线，最好不要来往。他们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无话不谈，从没听他说过不利于党的话，他倒是时不时地批评我们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有一个诗友就因为不认同我是右派，竟然被下放到沈阳郊区猪耳屯劳动一年。

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几位诗友不但没有离我而去，反而越发亲近，跟我来往得更勤了。他们说：“你现在更需要友谊，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与支持。”我反右前写的一些尚未发表的诗，已经无法发表了，诗友们就用他们的名字发表，有一首长诗《伏在云端的岩石上——写给母亲的信》，还在1958年第三期的《北方》上发了头条。

诗友们对我的理解与关爱，使我虽身陷敌我矛盾的边缘，心中却仍有一线同志的光明与温暖。有一个星期天与诗友们分手后，激动不已，信手写了一首《忠实的朋友》。我在诗中假托一个有了“过失”的青年，不但没有遭到朋友们的抛弃，反倒获得更多的友谊与关爱。过了几天，我把《忠实的朋友》与另外两首诗寄给了《新港》，不敢署“高深”这个名字，署了一个假名“竹人”，意思是“两个人”。信笺上只写了“寄上组诗《忠实的朋友》，请编辑同志不吝指正！”信封下方总要写上寄信人的地址，我未加思考就写上“沈阳市铁西区沈阳第三机床厂翻砂车间”。当我把装着稿件的信封投进邮筒的那一瞬间，比我1952年2月有生第一次投稿时还胆战心惊，好像是做了贼似的。

三月的沈阳，春意并不怎么浓郁，北墙根还有成堆成片未融化的残雪。我猜不出这组诗歌的命运，也不知道它将给我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往日投稿的快乐与自信已荡然无存。

稿子寄出去一个多月了，常去厂收发室看信，结果是“诗”沉大海，音信杳无，看来十有八九是不会采用了。其实诗寄出后我就有些后悔，怕有人说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批倒批臭。所以安慰自己：不发表也好，免得露了馅，再挨批斗。

大约在5月中旬，我意外地收到两本当月的《新港》，《忠实的朋友》发表了，还是诗歌栏的头题。令我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在作者“竹人”的前面，居然署了“工人”二字。右派分子用假名发表作品，还冒充工人，这可是非同小可。可是我没有勇气给《新港》编辑写信说明真相。有十来天，每天我都提心吊胆，惟恐什么人找我谈话。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寝食不安。

整个5月和6月，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我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不过好像没有人发现什么，《新港》编辑部一定是根据投稿人的地址才加上“工人”的，刊出后并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因为不久我就在传达室“截获”了寄给“竹人”的稿酬。显然厂子里并没有人发觉“竹人”就是右派分子高深。

没有发生曾经预料的不幸，竟成了一种无形的鼓励，过了两个月，我蠢蠢欲动，又想化名竹人再给《新港》寄一组诗歌。就在这时，我在一位诗友那儿看见了1958年第三期的《文学研究》（即双月刊《文学评论》的前身），这本权威性的评论刊物刊载了老诗人力扬的一篇文章：《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文中用很长一段文字评论了“工人竹人”的诗《忠实的朋友》，不仅给予很高的评价，还几乎引了诗的全文。读了力扬的文章，我立马又吓出一身冷汗，这一回“右派分子冒充工人诗人”已成了铁案，使我又回到那些惴惴不安打发光阴的日子，走在路上，总觉着有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他就是冒充‘工人诗人的右派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比刚戴上“右派”帽子时还恐惧。

从此在摘帽之前，我再也没有胆量化名投稿了。今天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当时的《新港》编辑既有眼力又很正派，一个文坛无名的“竹人”，不经任何人介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但采用了稿子，且置于头题地位发表。力扬是我崇拜的为数不多的老诗人之一，他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我曾反复拜读，不失为新诗的经典。他给予《忠实的朋友》那么高的赞誉，足以说明《新港》编者的慧眼。时隔5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此事，仍然对《新港》编辑部肃然起敬，钦佩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