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颜子推的这部《颜氏家训》，不长，只有数万字，花一点时间即可浏览一过。其中有许多足资启迪，耐人寻味，引发思考，感触良多的地方，虽然那是公元四世纪文人士子的点点滴滴，却能隐隐绰绰看到21世纪作家诗人的依稀影像，这大概便是文学的不朽了。

·作 者·

牙防组

牙防组，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名词，但是，利用亚权力牟利的牙防组现象，却不因这个名词的过去而过去。

其实，医学会口腔医师专业分会，既非行政机关，更非权力部门，只是行业同人自行组合的团契而已。挂靠在分会的牙防组，其职责也就是宣传口腔卫生，如何爱护牙齿，如何正确刷牙罢了。根本与权力，与亚权力，甚至与权力的影子，也靠不上边的。可是，连权力的一根毫毛也摸不着的牙防组，却堂而皇之地对全国口腔清洁用品进行认证。于是，几乎天天在电视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牙防组，给这种牌子的牙膏，给那种牌子的牙刷，啪啪地盖上公章。

此等咄咄怪事，所以能够招摇过市，长达十年之久，一是利用国人对于公章的信任感，一是利用生产厂家的求名心切。所谓鱼目混珠，所谓假戏真做，一些头脑灵活的牙医，就设计出来这种生财有道，稳赚不赔的主意。因为，盖这个章是要你掏支票的，不打过钱来就不给你盖这个章。于是，牙防组就凭这枚公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牙防组所以能够吃定这些厂家，一是这些生产牙膏牙刷厂家不能不在乎全国老百姓对于这颗印鉴的信赖，二是这些生产牙膏牙刷厂家利用这枚公章造势，做广告，上电视，名气搞得越大，产品卖得越多。

所以，求名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推销。对厂家来说，为了推销产品；那么，对文人而言，则是推销自己。而文人之求名、追名、爱名、慕名，也是想制造舆论，追求效应，扩大影响，抬高身价，以便卖出一个好价钱。

文人求名的第一步，先是自我期许，自吹自擂；后是自我膨胀，自炫自售。

南北朝时仕于北齐的颜子推（530-约591年）在他的《颜氏家训》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求名心切的故事：

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 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装悲哀，装可怜，装凄苦，装孤寒；或者，装嚣张，装狂放，装浑不吝，装老子天下第一，都是中外古今文人的惯技。追求轰动效应，本不是一件很值得非议的事情。一个母鸡，下了蛋后还满世界聒噪不已；一个小贩，尚且在街头大声叫卖其货色；一个文人，写出来一部作品以后，夸张一点，自负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但像这位大贵，为装孝子，将戏演到过分的程度，便弄巧成拙，贻人笑柄了。

文人求名的第二步，通常便是让别人来吹捧了。于是，就得起动文学评论界的牙防组诸公了。

在《颜氏家训》这本小册子里，就有这样一个不入流的文人，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

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即嘲笑，而邢（子才）、魏（收）为当时北齐文坛数一数二的人物，骂名人求名，也是出名之一道。

接下来的“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八字，我们便看到北齐时期牙防组的群贤毕至的场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喝着香片，嗑着瓜子，围坐在多功能厅环形会议桌旁，或赞不绝口，大拍其马屁，或褒誉交加，大捧其臭脚。看来，大师推倒在地，红包派送出去，牙防组的长舌蛊惑，这位“好为可笑诗赋”的文人，自然达到名满天下的最佳境界了。

由此可见，文学评论界的牙防组，也是吃定作家求名的这根软肋。不是他需要你，而是你需要他。无论是推介某位作家的某部力作，或者是鼓吹某位诗人的某部华章，无论是大谈某部报告文学，如何奏出时代之强音，或者是强烈推出某位文学新秀，如何极富创新精神。虽然手里没有公章，但他们写出来的文章，胜似公章。出自权威之手，载于权威报刊，白纸黑字，连篇累牍，集束攻势，振聋发聩，要比牙防组那种认证，更具广告效果。

不过，与已成为历史名词的牙防组收费方式不同，这些评论家虽系大家名流，但无个人账户，所以只要红包，不收支票。

麦道夫

麦道夫（Bernard Madoff）先生，美国大亨，前纳斯达克主席，看来，要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了。

这是一位看起来蛮面善，挺和蔼，很富态，保养得不错的美国绅士，如果没有发生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他大概还会在华尔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虽然尚未开始他的铁窗生涯，但时下此公的处境，与在公共汽车上当场抓住的扒手一样，应该是相当尴尬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你无法不佩服她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以波澜壮阔的气势，令世人刮目相看。譬如打伊拉克，一次没打过瘾，再打第二次；譬如造航母，她拥有的数量，几乎是全球其它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再譬如这位金融诈骗犯，所设计的这个白手套狼的局，一下子竟捞到高达五百亿美元的巨款。不但全世界上当的傻子傻了，全世界未上当的骗子也傻了。然而，就这么一个美国佬，用这个并不高明的骗局，瞒天过海，硬是骗过了全世界高明的人，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纪录。因此，你不能不佩服无论干什么都出奇出彩的美国，包括这个麦道夫。我想，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对美国之膜拜，之向往，也许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连一个骗术并不高明的麦道夫，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全球的银行家耍得三魂悠悠，七魄荡荡，统统为之晕菜，能不对出现麦道夫的这个国家五体投地，赞不绝口吗？

其实，文学世界，也非净土，小而言之的空手道，玩不到麦道夫那样庞然大物的程度，但颇类似麦道夫手段的文人，也是不绝于缕的。

《颜氏家训》就说过北齐文坛上的一位麦道夫：“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抒，遂设宴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忍笑为吾说之。治点子弟文章，以为身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尽管颜子推的意思，假的终究是假的，伪装早晚会剥去。但是文坛也是各色人等上场表演的舞台，你不是城管，你也不是文化市场的稽查员，你也不会把谁从台上拉下来。于是，在这个舞台上，谁最能跳会蹦，谁最夺人眼球，谁就是真正的主角。没有一个好事之徒，如东莱王韩晋明那样来进行测试的。休看这位北齐麦道夫一篇狗屁作品也拿不出来，由于他肯下本钱，提供“酒犊珍玩”，由于他极善公关，大力“交诸名士”，由于他巧言令色，使得那些“甘其饵者，递共吹嘘”，上下跳踉，左右逢源，于是，大作家是他，名作家也是他，唬得当时的北齐王朝政府，以为他是块料，竟派这个草包出国当文化大使，与美国政府委派麦道夫当纳斯达克主席，是差不多的意思。

据说，麦道夫先生的语速极快，他的好友，也被他骗得好惨好惨，最后不得不自杀了事的德国某家银行的老板，极赞这位白手套狼的美国人之能说善道，之能言善辩。看来，骗术之术，全在一张嘴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炒作”了。老实讲，在文学这个舞台上，那些翻筋斗的，拿大顶的，扯嗓子吼的，跳脱衣舞的，哪一个不是在炒作自己呢？这其中：

百分之百的写作，百分之二百的炒作，这是老实人；百分之五十的写作，百分之四百的炒作，这是时代骄子；而百分之十的写作，百分之一千的炒作，那就是毫无疑义的当代英雄。

如果，这位作家，百分之零的写作，百分之一万的炒作，那就是当之无愧的文学麦道夫了。你还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风声一紧，有多少头魂不守舍的大瓣蒜，幻想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那1000万瑞典克郎，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而从梦中笑醒啊！

猪流感

突发于墨西哥、美国的猪流感，已造成全球性的恐慌不安。

我记得2003年非典，有多少精英跳出来，捶胸顿足，大放厥词，责难之声，甚嚣尘上。这一回，这班精英的精神家园，他们灵魂的托儿所，居然也会出现大范围的传染病，而且，是比禽流感更可怕的猪流感，来势凶猛，不可扼制。一直到今天，仍处于束手无策的阶段，惟有勤洗手，不扎堆的消极防御。这一回，他们竟然一不责备隐瞒疫情，二不声讨政府无能，一致保持着难得的缄默。看来，这些人也许明白，流行性传染病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应该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连。

据说，这种流行病，几乎无药可治，而且，任何人都不具有免疫能力。于是，我马上想到相类似的文人病，那就是嫉妒。文人的嫉妒，同样也是无药可治，也是任何人都不具有免疫能力的病患。不过，与猪流感不同的是，这种病，不死人。

按照《圣经》的说法，因为伊甸园里的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禁果，才产生嫉妒的。其实，嫉妒是地球上最原始的本性之一，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嫉妒存在。人如此，动物也如此，文人岂能幸免？于是，流派之争，门户之见，互相排斥，怒目而视，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曹丕在《典论》里说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是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些性格弱点的。因此，出现各较短长，互不相能的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曹丕说的这个文人相轻，说穿了，就是文人相嫉。而作家、诗人的神经又比较脆弱，又比较激动，一旦类似猪流感的嫉妒病发作起来，文坛这个本是文人集群的所在，便有许多好戏可看。

颜子推在他的这本书里，提到了北齐的邢劭和魏收，这两位当时北齐文坛的大哥大，彼此不大买账，而且拉帮结伙，形同水火。邢劭师法沈约，以诗文为佳；魏收仿效任 ，以著作见长。本来，经营自己的天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在辽阔的文学世界里，井水不犯河水，该是一个多么大有可为的机会。然而，年长的邢劭嘲笑魏收，小伙子，一味模仿“文体本疏”的任 ，可不足为训哦！魏收年少气盛，也反唇相讥邢劭，老先生剽窃沈约，竟不以为耻么？这两位非要扎在一口锅里搅马勺，显然就是这种猪流感式的嫉妒病发作了。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叹服沈约而轻任 ，魏爱慕任 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颜子推说的这个“邺下纷纭，各有朋党”，也就是我们在文学界经常听到的话语，谁跟谁是一个圈子，谁跟谁不是一个圈子。我在文坛也厮混大半辈子了，常常看到这个圈子里的人，对别的圈子里的人，森严壁垒，界限分明；同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核心部分的人和边缘部分的人，边缘部分的人和外围部分的人，至少存在着一米线，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如果你不是那个圈子中人，非要往圈子里挤，倘不被当场拒绝，那种霜降以后的冷脸，很难让你有赏心悦目的感受。

于是，你就不能不佩服米兰·昆德拉的这番话，是多么地切中要害。他说：“两个鞋匠在同一条街上补鞋，只要他们不是挨在一起，彼此就可以相安无事。而两个作家在同一城市写作，无论他们是不是邻居，他们都会彼此把对方搅得不得安宁。”

因此，不管猪流感多么猖獗，是会过去的；但文人的嫉妒病毒症，会过去吗？我很怀疑。

安乐死

安乐死，和安乐而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当代中国文人来讲，不存在安乐死，倒的的确确存在着安乐而死的忧虑。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基础。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安乐而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撒烂污。惟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不过，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乎，真还得两说着。尽管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采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所以，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4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31岁。

在颜子推的这部《颜氏家训》里，也谈到这类因快乐而死的现象：“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簸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颜子推本是南朝人，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常侍，后因侯景之乱，先流落西魏，后滞留北齐。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历仕四朝，可谓历经战乱变故，阅尽人世艰辛。特别是他亲眼目睹故国的兴起衰微，亲身感受建康的繁荣没落，对于他的那些耽于安乐，也死于安乐的家乡同胞，不胜感慨之至。“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

安乐，也许并不见得必死，但太安乐了，对于作家来说，他人是死不了的，但他的文学则是非死不可，而且是死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