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冲

最近有几件事，折腾得很是热闹：被指涉嫌抄袭的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辞职；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世杰被曝雇用枪手；新一轮张爱玲热。这几件事本身，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还应该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一想，让我想到了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各种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伦理标准，于是就有了一个“谁管谁”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是低阶位的伦理服从高阶位的伦理，但在实际上，对于究竟哪个高哪个低，人们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孝”，本来是一个很高阶的伦理，素有“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一类说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妈的事只能后搭搭。“义”的阶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较容易“两全”，问题是就怕碰上“大义”，一旦碰上了，就有“大义灭亲”一说了。不过那个“大义”得弄对。当年儿子揭发、批斗老子，其实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没有大义，连小义都没有。

高阶位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辈子一闪念都不曾闪过，自应受到尊崇，但这种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况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儿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人不利己。这种要求不高但却是做人底线的伦理，也是一种高阶位的伦理。

当作家，搞创作，有种种的写作伦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来说，创新意识只是起码的要求。再降低一点，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应该不难做到。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学者模仿模仿别人，一个江郎才尽的老作者重复重复自己，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然而，不抄袭，不剽窃，却是写作伦理的底线。既然底线属于高阶位伦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越过这条底线的借口。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线又经常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受到某些话语强势者的挑战。郭敬明抄袭案就是一个彰明显著的例子。

2003年末，庄羽将郭敬明告到法院，诉称被告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丝，一直没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击庄羽。终审判决出来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袭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罚款和精神抚慰金，但是却拒绝道歉。这个“不道歉”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声，但是——至少据我的印象——仍然高不过郭的粉丝们的支持声。然后，人们又看到了法律的边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权者道歉，但是无法强迫其道歉。这也对。道歉本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别人（包括法院）很难强迫，而且强迫出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办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应该说，这是一种比强迫出来的假道歉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当于明白昭示那个当事人没有悔改之意，亦不失为对粉丝们的鼓噪一个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终决定天平向哪边倾斜的，是另一家机构。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个拒绝道歉、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举同样明白地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观。从协会的性质看，这应该是一种官方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伦理价值观。虽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协会会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协会的伦理价值观，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继续谴责抄袭者，而新疆作协更是毫不含糊地将抄袭者遥远开除出会。但是，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协会员，还是作为地方机构的地方作协，其实际社会影响力都是无法与中国作协相比的。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讲，一个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照样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意味着抄袭行为已不再是写作伦理的底线。如果抄袭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筹码，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输赢仍在两可之间。郭敬明就赌赢了。遥远则是赌输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嘲讽，“很少有抄袭的作家像他（遥远）这样倒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被指抄袭一事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就不免带上了一种怪怪的味道。

这事儿咱们从后往前说。最近事情有了结果，有报道说：“承德作协前任主席刘英被指新作《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涉嫌抄袭后，承德市文联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士开始核实详情。调查人员分别对刘英、出版社等相关人士进行调查，文联调查人员发现，《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书中收录的文章的确与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承德市文联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刘英是否抄袭其他作者文章，‘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文联没有权力对是否抄袭进行认定。”

看来承德市文联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态时，还记得他没有“认定”权。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实际上也没有“调查”权。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查”权、“认定”权，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如果只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是抄袭其实很简单，因为《草叶》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说还可以抄情节、抄人物关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关的文字两相对照，应该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刘英的抄袭与否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拿“有很多相似之处”打马虎眼。至于确定是抄袭之后，数量有多少，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难做出文学上的考量。

所以，这件事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本来没有涉及诉讼，却偏要拉开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义上的考量。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风景线：按报道中开列的名录，被抄袭者人数众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们的作品被人抄袭，却没有一个人起而维权，倒是一些旁观者在那里义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这事儿抱打不平，就理应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情吧？像承德这样的“厅级”，它的“市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该协会的会员是什么样的作家，它的协会主席是哪一级干部，是怎样的“文坛掌门人”，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看到过一篇文字，其作者说曾在网上将“刘英”百度了一下，发现在有限的几个条目中，除了说到她是承德市作协主席，开过什么会，在会上讲了什么话，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该作者仍然只是将这些当作挖苦的材料，却没有想一想，虽然抄袭确实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对于这样一个没什么像样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吗？何况那本《草叶》根本不是正版书，只是买一个书号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种。这种书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更赚不了钱。从常理上讲，确确实实没什么值得闹腾的。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拒绝道歉、毫无悔意的抄袭者郭敬明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人们既然对大抄郭敬明无可奈何，就只好拿刘英这样的小抄来足足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正义感了。

刘世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个职位应是副厅级。他在一部“小说”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这部“小说”他没写过一个字，甚至没抄过一个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它是个什么“案件”，就难说了。如果让法庭来判，未必多么难判，问题是和前一件事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人进行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不署小说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个由电视剧改编的“小说”，署不署原编剧的名，很可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很多个编剧，而这些编剧们没人把那个据以改编为“小说”的剧本当作自己的作品，只认为自己干了其中派给自己的那份活儿，并且已经得到了该得的报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议论纷纷、纷纷议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谁才是这部“小说”的无可争议的作者！有报道说，“书的真正作者是女诗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谓被雇用的枪手。虽然我对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极为同情，但我仍然认为她只是个写作者而不是创作者，最多是个改编者。说白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从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小说”，一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小说”。如果有谁真想有意义地闹腾闹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闹腾一下的地方。当一部电视剧可以有很多编剧，却没有一个编剧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时，当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又被书商找来写手改编为“小说”，因而这个“小说”已经不存在确定的作者，以至电视剧的制作方觉得自己有权“指定”谁是作者时，我觉得——至少是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文学已经死了”。文学都死了，谁是作者还有什么可闹腾的？

张爱玲热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有人喜欢、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很不喜欢，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总是隔几年“热”一次，隔几年又“热”一次，每次都“热”不了多久，慢慢凉下来，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热。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并不是真正喜欢她的作品的人炒起来的。张爱玲是个特点突出的作家，这些特点决定了她的价值，决定了她的局限，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喜欢她的小说，而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不具有把她炒热的能力。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两年前，借电影《色·戒》上映，一轮新的张爱玲热卷地而来。它几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次张爱玲热，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炒家们估计的那么健忘，结果大热变成了大凉。两年以后，更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再次卷地而来，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团圆》的长篇小说。跟着掺和的还有一部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掺和而已，从三万字的小说变成了36集的电视剧，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姓张，已经是很难说清的事了。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本质上决不是对她早年那些作品的关注。那些能“代表”她、决定她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们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一个人还配活着。真正在那里来回“炒”的，不是张的这些作品，而是张本人的“行状”，说白了就是她和胡兰成那点事，最多加上那点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渣子。炒《色·戒》时如此，炒《小团圆》时仍然如此。炒《色·戒》时，《南方周末》发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后引用德国在二战后清理“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连忠与奸都不可辨了，还有什么伦理价值观可言？最近炒《小团圆》，《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对陈子善的访谈《张爱玲也许不高兴》（2009年3月26日），说“张爱玲被胡兰成连累了”，并质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做此质问，居然还提到逻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先生真的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比如，鲁迅在周作人当汉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张爱玲是在胡兰成正当着汉奸时成为他老婆的？

在对《小团圆》的炒作中，经常引用张爱玲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其实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正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结。她在为《色·戒》辩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说到王佳芝行为的心理依据时，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态”。总之，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么理由都可以用，连“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确立了王佳芝引诱易先生是出于爱国，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国。“冰雪聪明”的张爱玲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说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为汉奸辩护，更没有歌颂汉奸。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于——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国家立场是“大义”，是伦理底线。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她知道。这是她的态度，是她的选择。围绕张爱玲热所出现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这种选择和态度，我们应持什么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分水岭，就在于伦理价值观中的伦理底线有没有刚性。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背后却是一个利与害的问题。强调伦理底线的刚性，对某些人显然不利；而对这种刚性的削弱乃至抹杀，则明显有利。

如果要找个人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为什么不选郁达夫？即便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做出最高的估价，也高不过郁达夫——再退一步，高不过很多吧？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含糊，决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失范必定会带来某种普遍性的反应，所以就有了张爱玲热，就有了中国作家协会接纳郭敬明入会，就有了拿大抄无可奈何便拿小抄表示义愤，就有了认为自己有权指定小说作者的电视剧制作方，就有了几个人便能代表“中国”来“不高兴”，就有了——当然，就有了余含泪、王幸福、范跑跑、孙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