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

假如中国真有决心和措施清除假货，只需几年甚而几月即可奏效。要想肃清伪货，用上百年也未必告捷。伪物，伪人，伪事，伪口号，伪知识，伪学问，伪见识，伪文化，伪成就，特别是伪才子，伪精英，伪名士，伪大师，已近于铺天盖地，层层辈出，尤其是已成为世风和时尚，治伪何其难哉！

有人认为假和伪是同义词，认为两者所指的是同一种东西，不对！识假是较容易的事，连智商不高的人或十足的文盲，只要细心一点都可以判断出假货，而辨伪则要难多了。包括聪明人或“大文化人”，有时也在伪货面前犯犹豫，犯糊涂。为什么？因为伪是经过加工、添彩、上釉、包装的假。有时，连作伪的人本身，久而久之也幻觉般地（甚而由衷地）把他的伪品当成真品了。你认为他是在骗人么？不！他首先是在骗自己，骗自已骗惯了也就把伪品看成真品。例如，他本人明明是伪货，起初他很可能是明白的，一经吹牛成了惯性，别人又成群成伙地吹捧他，他也就鬼使神差地认为自己是真人、卓人、奇人、圣人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方说，一瓶兑了水、掺了假的酒，任何愚人、文盲式的酒徒只要喝上一两口，就会高声骂道：“呸！这是什么操蛋酒？假的！”

好，给他换一瓶。酒还是那种酒，只是换了瓶子，而瓶子又像白玉制成的或玛瑙制成的，连酒的名字也像皇上喝的御酒、贡酒，酒徒也就当了真。反复品尝几番，很可能觉得此酒“果真是好酒”，若是旁边再来了一位冒牌的“品酒大师”，唠唠叨叨地大讲此酒有怎样的来历、珍藏史，有什么样的特殊酿制工艺，有何等特殊的养生价值，已有醉意的酒徒即使出于显示自己是“老酒仙”的目的，也会抢着说：“这才是真正的好酒，我懂！”其实他喝的却是十足的假冒伪劣之酒。

假，往往假得赤裸，假得俗浅，假得直接骗人，因此能识破的人也较多。而伪则常常伪得有本领，有技巧，有文化，有学问。

中国的伪人伪事之多，由来已久。即使连老百姓，也有伪百姓，更不要说名人了。当年，江青就常常四下里宣布“我是小小老百姓”。但被不少人热烈欢呼的“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果真是老百姓么？恰恰相反。

即使百分之百、彻头彻尾的老百姓，一经被升格为“革命群众”，或被加封为“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闯将”，就本能地挺起了胸脯子，像打了鸡血、吃了兴奋剂、喝了高度酒一样，便发昏般地真把自己当成“战无不胜”的英雄了。结果如何？只能越发落得既愚且穷。那样的伪，伪在哪里呢？伪在“红袖章”式的标签上、符号上。

那时最滑稽的事，要数以“文化”名义弄出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权且不说“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后才出现的社会群体，在中国的“小农汪洋大海”中哪里会形成什么“无产阶级”，即使以文化而论，让一伙文盲、半文盲、文痞去搞“文化大革命”，也是世上第一流的胡闹！由愚而野，由野而刁，由刁而伪，必将成批量地冒出“红色”滥文人。

什么“批儒评法”，什么“批《水浒》”、“评《红楼梦》”，什么滥捧秦始皇，都是文化上的发疯式作伪！即使靠此而出了名的“红秀才”，有几个真懂（包括真读过）儒家经典、法家学说？有几个真读遍、读通《水浒》、《红楼梦》和《史记》中有关秦史的原著和后人的诠释、评注？文盲、半文盲对上述的古人古事滥批滥捧，滥喊口号，滥说的和滥写的话至多只能叫假货。而文人们为显示其能而写出的东西，则叫伪物！

什么叫伪物？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原来“创生物”的谋利性复制、伪造、滥销。与老老实实地写出对原创品的说明书、注释书、介绍文章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孔子的《论语》（后人代为收集的语录），特别是老子、庄子的学说（后来成书为《老子》、《庄子》，以及唐诗、《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都带有认识度上的或是表述上的极强原创性。后来有很多忠实的读者和诠释者，也都值得尊重。为什么？人家老实，述而不作，即：只探究原著原意的本身，没有去干卖弄式的“六经注我”勾当。真正的好书是干什么用的？只是为了读者去读的，而不是为了去演讲的，不是雇人去替读者读的。更不是为了在听众面前显示自己高明，而借原著来兜售自己的杂七杂八“搭配物”。什么是注经者、诠释者的真本领？我看头一个本领就是有能力激发读者精读原著的愿望。有人大肆讲一气，使读者误认为听讲胜于阅读，尤其是认为听某人的误讲、曲解、怪见、戏说、打诨比自己读原著更有价值，这是最大的误人！

某些学者、名人本身未必精读过原著，也不屑于甘当原著的忠实解说员，而热衷于吃古人，吃死人，吃前人，且又胡乱地以古解今，这也是“心术不正”的典型标志。

古就是古，昔就是昔，死去的人和事就是尸体。挖掘它，解剖它，包括进行DNA鉴定，首要的目的无非是探掘古人、古事、古理尚未通透的东西，而不是故意提升“古”的炒卖价格。

今天，吃古人、吃死人、吃前人的风气颇盛，对“今”的实际发现颇可怜，这是悲哀。若是以此而沽名钓誉，就有戏台上的丑角意味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对历史的反刍绝对是必要的，但这不等于让古人、死人、前人还阳，或敬尸为仙。

即使吃古、吃史，也有个吃的本领问题，也有个“会吃”与“胡吃”、“善吃”与“滥吃”的问题。当年有个词儿叫“百家争鸣”，能否真的凑够百家？这就要看一个社会有没有相应的思想生产力和相应的允许度。名曰“百家”，其实都是依照“一家”的模式作“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状，有什么意思？至于“争鸣”则尤为可贵，“百家”必须“争鸣”起来才叫真正的文化繁荣。不能只由一个鸟或几个鸟站在高枝上自鸣得意，既不愿听听异声也没有勇气和多鸟对鸣（包括对斥、对喊），这叫什么本事！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在相互争吵、相互否定中形成的，那才叫真“家”、真“鸣”、真文化。后来的某些名家去“吃”前人前事，也不乏真正的会吃者。如唐代的柳宗元，之所以比韩愈品位高些，就在于他否定当时很威风的儒典。例如他写的《非〈国语〉》、《六逆论》等文，就狠狠地“吃”了一下古人的传统定见。而且人家会吃，嚼得很透。今天的“百家讲坛”，大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争”的余地，当然也包括缺乏“争”的应有勇气和本领。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就更无“辨伪”的本事。

近来，“揪”出了一个又一个“伪国学大师”，将那样的丑角模样予以曝光，而且大都属实，这样的好事，社会早就该做了！

当年鲁迅谈论“国学”的时候，从未使用“大师”一词，至多只是提及“懂国学的人”。而且鲁迅认为连“懂国学的人”也极少，无非是王国维、章太炎一二人。此外某些大讲“国学”的人，鲁迅认为他们无非是胡闹而已。

今天，将任何接触一点古知识或四下里大讲古书籍的人升格为“懂国学”，继之又被哄抬为“国学大师”，这样的事多了起来。可笑、可悲之处在哪一方？其实各方都不例外。

甲方的丑角模样在于：自己很希望戴上“大师”的帽子，或希望别人给他戴上“大师”的帽子，而且心里格外美滋滋，当了真；乙方的丑角模样在于：自己心里空荡荡，发闷发慌，一定要捧出一个或一伙“大师”才过瘾。

眼下造出的各类“大师”不仅太多，而且有与日俱增趋势。好像名人一旦死了就必然被追封为大师，有时索性推销活人，将某些因作秀（包括作假）有术而出了名的人授衔为大师。实际上，那些“大师”无非是某业的小业主或暴发户而已，离真正的贵族相距甚远。例如，某些演戏的，唱曲儿的，说相声的，说评书的，演魔术的，无非只是出了一点名的演员而已。但一经由于此人死去或年老，或有一点授徒经历，便可能跃升为“艺术家”，甚而越位为戏剧大师、音乐大师、相声大师、评书大师、魔术大师了。必须承认，真大师是有的，但上述的人不是。

另如写了一点文学作品或学术作品的人，被称之为作家、学者就应当满足了。若是没有太多的高于同行之处，虚领“文学大师”、“学术大师”之衔，与挨骂无大区别。

但是位居台下的观众、听众、读者，某些人也有当丑角的惯性，好像他们的主要兴趣就是鼓掌、喝彩、吹捧，并将此当成自己的“文化品位”。

这样的事，已很可悲可怜了。如此世风，就尤可忧可怕！

有句话叫作“一睹大师风采”，这句话仔细玩味起来挺有意思。有些人，本无实实在在的情采、文采、辞采，跑到台上只是为了享受别人的“睹”。这种人越是眉飞色舞，作名人态，出言超深奥或超俗陋，连长的模样或奇高、或奇矮、或奇丑，都能产生非同一般的“睹价”。至于台下的人，一有“睹名人”的机会便一窝蜂地奔了过去，近于形成了“睹瘾”。

两者的共同悲哀之处在哪里呢？在于迷信“价格”而不讲求“价值”，致使“贵人”与“贱人”的属性十分模糊，混为一体。而他们去干的事，最终必然把名副其实、德智双馨的真正大师逼得走投无路，沿街乞讨。

中国的天灾人祸很多，其一便是“大师”灾、“名人”灾，和沽名之祸，吹牛之祸，以及骗与被骗之祸。骗人者是丑角，被骗者也是丑角。因此，治世离不开治丑。

看一个民族是否具备应有的理性，看一个时代在文明程度上是否达标，我认为首先要看社会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是什么人，以及台下看客中的喝彩者是什么人。如果两者都有基本的文化素养，社会气氛必然清馨。反之，一出戏以丑角为主，以打诨卖俏为主，台下的看客主要心思是花钱买笑，别无它趣，这样的社会也就近于变成了另一种俱乐部。

社会也像人的身体一样，真健康与伪健康的区别之一就是：对药剂是否有依赖性。药剂有很多种，其一便是兴奋剂（包括亢奋剂）。健壮的人是不吃兴奋剂的，但不健壮又故意装成健壮模样或梦想一下子成为大力士的人，是离不开服用兴奋剂的（如同古代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常吃所谓的“仙丹”一样）。社会不太健康时，文化也会依赖（或制造）三种兴奋剂，用以提神儿。这三种兴奋剂是：一，因行时而争荣的文艺；二，因媚政而得意的学术；三，因哗众而取宠的名人（包括“大师”）。

当年鲁迅首用了“民族兴奋剂”一词，主要指的是某些“艺星”。她（他）们在日寇侵华、民族危亡之际，仍然大搞庸俗的游戏活动，并称之为“爱国”。正式军人只是溃逃，弃枪卸甲，而女艺人却穿上军装，举着枪，在戏台上大搞“模特表演”式的亮相。正所谓“雄兵解甲，密斯托枪”，换取的只能是国民的“伪兴奋”。

那时的文学界也有此类现象，莫说有人写的抗日作品，最高品位无非是告诉读者当外国人的奴隶不如当自己人的奴隶好，而且有的文人（如周作人）索性当了汉奸。连文带人，都当了另一种“民族兴奋剂”，那样的兴奋剂也包括鸦片。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优秀的文艺作品、学术作品也不少，它们是提高民族素质的营养而不是兴奋剂。但文人基于心之伪、利之诱而写出的东西，即使以“忠于革命”、“爱国利民”名义而写出的成名之作，也有推销“兴奋剂”之嫌。而且社会的苦难越多，这样的兴奋剂也会越容易出手，古今皆然。即使以今而论，六十多年的“当代文学史”中，作品和作者的名字可以有一大串，但有再认识和复读价值的人和文近乎难寻，或是越来越陌生。是什么造成的？“心之伪”是主要原因。今天的趋时作家、诗人、学者，虽然喊出了“只有我自己是最真实的存在，我只追求真实”之类的口号，但将个人功利视为帅旗的人，摆脱种种“伪化”行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作品的雅俗，都与伪雅、媚俗沾边儿。

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例如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中国的种种“运动”已经越来越将国家推向国穷民愚境地，但文人、艺人照样写《荔枝蜜》、《金光大道》那样的歌功颂德作品；艺人们（尤其是唱歌的、说相声的）也照样唱或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伪货，其实都是为了掩饰民族羸弱的兴奋剂。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为了单一地讴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然不理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一味去吹“大款”、“富翁”以及“个人主义的合理性、神圣性”，将任何俗昧的丑陋当成卖点。到后来为了强调“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又将伪学问、伪名家、伪大师推向文化市场。好像这样的事物和人物一经有了兴奋剂作用，就等同于政治活跃、经济腾飞、文化繁荣。而真正文明、真正先进的国家或社会，肯定不是这种模样。治国需要的是真君子和真才子，而不需要各式各样的油子、戏子、混子、赖子，更不需要被胡乱地哄抬起来的骗子！

伪有时是一种才气，一种本领，一种智能，这话不假。但伪就是伪，它只能强化各种事业的负效应。兴奋剂也毕竟是兴奋剂，用之于实实在在的益人、益世、益时是绝对不成的，因为它往往和社会上的各种灾难互为形影！

去伪，是真正文明的第一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