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新

[摘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作者群是当代台湾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知识社群。他们的论述实践重构了“台湾研究”的问题意识。台社知识社群接合传统左翼、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论述资源，力图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历史关联，进而确立“民主左翼”的知识立场。

[关键词]台湾研究；问题意识；接合；左翼；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56-06

一、《台社》与“台湾研究”问题意识的重建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的出场意味着“台湾研究”问题意识的重建，即从“何谓台湾”的历史论证和本质化思考到当代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为何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主义”和所谓的“国族论述”逐渐演变为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的主导话语，甚至建立了文化霸权的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全面覆盖了乃至化约掉了台湾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主流的“台湾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化为某种“台湾论”。与这一潮流相反，《台社》知识分子从反思、批判和边缘的位置发声，试图回返到“台湾问题”的具体性和政治经济脉络，重构“台湾研究”的问题意识，试图解构主流“台湾论”的意识形态性，重构“台湾研究”的反思性、当代性和批判性。

从创刊伊始，《台社》就确立了以台湾特殊而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在1988年春天的《发刊词》中，《台社》早已经提出：“我们这群关心台湾社会发展及其未来的青年社会研究工作者，认为台湾社会研究必须涉入地立足在孕育着无限生机的广大民间社会，具有自我批判意识地割舍一切……不具特殊而具体之问题意识的形式主义命题，站在关怀台湾未来命运之前瞻的、以台湾之特殊而具体的问题意识为主体之自主的、以彻底挖掘问题根本并追求解决与改变之基进的立场，自台湾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历史一结构的角度，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问‘我们是什么这个有着伦理实践意涵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流的“台湾研究”的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一是“台湾经验”论——即如何阐释台湾的发展“奇迹”——倾向；二是纯粹技术化和量化倾向。所谓“台湾经验”的研究包括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依赖发展”理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范式影响下产生的“儒家伦理”论以及“东亚发展”的文化论等等；而纯粹技术化和量化研究倾向只是对西方社会研究典范的某种复制，其繁琐的技术化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台湾的传统社会如何趋近于欧美的现代社会，或趋近现代性的程度如何。”在《台社》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欧美中心主义或西化主义思潮在“台湾研究”领域的具体表征，这导致主流的“台湾研究”难以生成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早期《台社》企图把主流的对台湾成功经验的阐释转变为对台湾社会发展问题的历史化与结构性的分析。1988年的《台社》推出台湾发展问题专辑、台湾都市问题专辑、台湾文化与思想专辑，都涉及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如“原始积累、平等与工业化”，“内在的社会政治关系如何强化以及改变经济结构”，自由主义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及其转化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台湾的边陲资本主义发展脉络与都市化及空间生产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表明早期《台社》的“台湾研究”具有一种温和的和边缘的批判性格。

应该指出的是，《台社》的“问题意识”是一种对当代思潮和社会状况的积极应对和批判性反思的意识。在1995年《台社》创办7周年之际，《台社》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台湾社会研究?什么是“基进”(激进)的台湾社会研究?“基进”(激进)的台湾社会研究在现阶段的台湾究竟指涉什么?与早期的温和的批判性相比，7年后的《台社》的“问题意识”显得更为尖锐更具批判性，对当代思潮的介入性也更突出。批判的“台湾研究”如何重新认识和阐释“解严”后尤其是90年代台湾社会的巨幅变化?左翼知识分子又如何应对如何介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匆匆七年已经过去，就在喧扰、抗议和各种势力纠缠对峙的历史发展进程里，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巨变环境，如今已经逐渐呈现不同的面貌。”旧的威权政治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治机器的打造，政党政治的纷争，资本与政治机器的更有机的整合，“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逐渐趋向稳定的‘台湾化”，“国族话语”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它“不仅吸纳了民主反对运动多年来积蓄的大量动能，也淹没了八十年代爆发的各类社会运动，正式为九十年代的台湾政经发展定下了新的日程表。”90年代的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90年代是否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新意识形态”的大规模生产、繁殖和扩张又遮蔽了什么?在90年代风云变幻的文化现象和种种政治话语的背后，《台社》知识分子群体意欲调整乃至重建“台湾研究”新的问题意识，试图以具有历史感和整体意识的左翼“基进”立场理解、阐释并正面回应变化了的台湾现实或新的历史社会状况。这个新的问题意识包括以下相互关联的3个方面：

第一，新的政治机器和体制的性质为何?与旧的威权政治有何区别和共同点?《台社》认为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表象背后，新的政权机器在本质上是一种“民粹威权主义”。这种“民粹威权主义”正在实施的“霸权计划”为何?其“霸权计划的象征政治”又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新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它又如何笼罩和遮蔽台湾社会的真实面向和种种差异、分歧与矛盾?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发现和揭示出被掩盖和遮蔽了的台湾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诸如资本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产生的阶级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工阶级的新困境，社会福利体系的脆弱，社会运动的衰退，等等。

第三，“我们是什么?”即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如何重新确立批判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和理论立场?“在可能的改变远景中，我们身为以基进自许的学术工作者，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功能?”《台社》认为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从问题的厘清和提出开始，因为“问题决定行动的方向与目的。”看来，90年代中期的《台社》知识分子社群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当下的处境?如何解构新意识形态?如何揭示出被新意识形态遮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并未把提出某种进步的替代方案或重构某种社会图景作为思考的主要方向。直至2003年，在《台社》创办15周年的研究会上，《台社》编委会再次发表了“基调”性的文章：《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社》知识分子社群才初步提出了一种“民主左派”的计划与构想，提出了一种以“公共性”超克“后威权”的替代方案和想

象的图景。这或许可以表明，《台社》的知识分子社群开始把工作重心从纯粹批判过渡到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并重。但究竟何谓“民主左翼”?“民主左翼”在当代台湾有没有社会基础?“阶级政治”是否因而彻底退场?《台社》的“民主左翼”理论同样要经受艾伦·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激进民主”论述曾经提出的一系列质疑。

二、《台社》：“差异”的接合

从《岛屿边缘》到《台社》，对于当代台湾的“新左派”而言，“接合”一直都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它涉及“后现代左翼”或“民主左翼”的论述形构策略，也关涉“后现代左翼”或“民主左翼”与传统左翼的分野。“接合理论”甚至不只是一种话语策略，而且是所谓“民主左翼”建构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台社》知识分子之所以引入并十分倚重“接合理论”，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基于《台社》知识分子对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政治状况和“新社会运动”以及思想状况的基本分析与认识；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和启发。

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默菲曾经如是分析左派思想的当代处境：左派如今处于十字路口。过去那种“显而易见的真理”——传统的分析形式和政治预测、对冲突力量的性质和左翼斗争的意义与目标的认定等等——都因为历史的一系列剧变而遭遇到严重挑战。“那种丰富和多元性质的当代社会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理论的危机。”《台社》知识分子认同拉克劳和默菲对当代思想和政治状况的基本估计，认为90年代以后的台湾也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中：女性主义、原住民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同志运动、绿色环保主义、性别人权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动物保护主义、青少年解放运动、反贪腐运动、教育公共化运动、移民移工人权运动、妓权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新社会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扩展到更为广泛多元的领域。当代社会运动的多元性质瓦解了统一的同质的和普遍的主体概念，也导致传统左翼构想的解放方案失去了可靠的基础。左翼思想如何应对这一状况的挑战?如何重构有效的左翼论述?《台社》知识分子在“接合理论”中找到了一种思考的方向和可能性。

所谓“接合”，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话说，“接合即是在差异性中产生同一性，在碎片中产生统一，在实践中产生结构。接合将这个实践同那个效果联系起来，将这个文本同那个意义联系起来，将这个意义同那个现实联系起来，将这个经验同那些政治联系起来。而这些关联本身被接合成为更大的结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接合理论”经历了葛兰西、拉克劳和霍尔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接合”(artic-ulation)概念的最初出现应上溯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形成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政治的主体——严格说来——不是阶级，而是复杂的‘集体意志，同样的，通过执行文化霸权的阶级来接合的意识形态的组成成份，并不具有一个必然的阶级属性。”事实上，集体意志是对分散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历史力量进行意识形态接合的成果。真正系统地阐述“接合”概念并把它发展为所谓“社会主义战略”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默菲。在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拉克劳赋予了“接合理论”彻底克服“阶级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重要意义，认为构成意识形态的诸种要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形构是不同的历史因素或诸种差异之间一种偶然的“接合”。在认识论上，拉克劳的接合理论显然具有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特征。而在1985年出版的《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拉克劳和默菲把“接合”理论推向了一个极端，即彻底放弃“阶级政治”而转入“话语政治”，偶然性接合取代了“历史必然性”，“阶级主体”被替换为言说结构内部分散的“主体立场”：“主体立场的这种分散依旧不能构成为一种解决的方案：设使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种最后设法把自己巩固起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立场，那么在它们内部就有把不可能存在的总体这一视野重新引进来的一种多元决定的游戏。正是这场游戏，才使得文化霸权的接合成为可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肯定了拉克劳接合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对他把任何社会实践都视为“话语”范畴的观点。在霍尔那里，“接合理论”变成意识形态分析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它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理解社会思潮中充满分歧和矛盾的多元因素如何被整合为某种主导话语，也有助于左翼知识分子思考和构想一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形构策略。

我们以为，《台社》知识分子对“接合理论”的兴趣，或“接合理论”对《台社》知识分子的启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接合理论”为分析方法和批判工具，试图揭示出90年代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构策略和过程，即揭示出“民粹威权主义”话语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个主导话语如何有效地“接合”了台湾社会复杂多元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情绪。这是意识形态批判工作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批判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解构“民粹威权主义”话语。某种意义上看，意识形态的批判、去蔽和解构工作即是破除“接合”，揭示出在某个特别的时机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接合”事实上是对种种“差异”因素的遮蔽和化约。《台社》对9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族”话语、“本土”论述以及“人民”概念的解构就采用了这一批判策略，这也是斯图亚特·霍尔在批判“撒切尔主义”时曾经使用过的分析策略；二是以“接合理论”为形构“民主左翼”论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如何形成抵抗“民粹威权主义”的运动同盟?如何把“反对运动”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彻底解放出来?如何在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和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思想运动中发现和建构新“接合”的“节点”或“枢纽”，进而重构“反对运动”和批判的“左翼”论述?这些都是《台社》知识分子长期探索并且迄今还在不断地尝试实践的时代课题。“自主公民”、“公共性”、“社会正义”以及“民主的再定义”等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都可以视为这一论述接合实践的一部分。

以上我们简要讨论了《台社》与“接合理论”的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台社》的“民主左翼”论述并不只是对葛兰西、拉克劳和霍尔的“接合理论”的某种复制，尤其不能简单地把《台社》的左翼论述视为后马克思主义在台湾的表现形态。因为《台社》“民主左翼”思想的提出还有其台湾当代思想史的具体脉络，它与陈映真代表的左翼传统和殷海光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存在内在而深刻的关联，这个关联形成了《台社》独特的思想与方法。

三、传统左翼与自由主义的遗产

乡土文学运动发展出来的传统左翼思想和“自由中国运动”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想，无疑是台湾当代思想史的两大精神遗产。对于《台

社》知识分子建构“民主左翼”论述而言，如何认识和接合这两大精神遗产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台社》从乡土文学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元素，包括“第三世界”理论、“世界体系”思想、“依赖理论”以及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尽管《台社》发刊词曾经不恰当地把“依赖理论”也视为西方主义倾向中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上，《台社》持续不断地把“依赖理论”纳入新左翼论述的重要资源之一。这种理论选择迄今还未改变，我们可以从《台社》近年来对“全球化与台湾学术生产”关系的讨论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台社》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乡土文学运动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在精神上也一脉相承。陈光兴的重要著作《去帝国》与陈映真左翼思想的内在精神联系同样密切。陈光兴如是而言：《去帝国》的“主要论点深受鲁迅、陈映真、法依、霍尔、帕萨·查特基、沟口雄三所代表的批判传统的影响。”也正如谢金蓉所说的：“自从北京传出陈映真病重的消息后，我经常想起他后半生致力于解套的东亚后冷战台湾处境。在这一条踽踽独行的山路上，能在学院里和他对话的，大概只有清大教授陈光兴了。在病榻前拚搏性命的陈映真，如果知道陈光兴12年来拚搏的成果终于出版成《去帝国》(行人)一书，而且书里两度感谢他给予的启发，心中应该快慰不少吧。”的确，陈映真所建立的阐释台湾处境的“内战一冷战一后冷战”框架深刻地启发了陈光兴的“去帝国”论述。某种意义上看，陈光兴的“去帝国”可视为陈映真思想在新语境下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日趋商品化的语境中，在理想和价值也日渐沉沦的时代里，对于批判的知识分子而言，陈映真的理想主义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但无论如何，《台社》知识分子群体的左翼思考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传统左翼的阶段。在他们看来，传统左翼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主义概念以及解放方案已经不能有效应对变化了的台湾现实，所以接合“差异”进而重构左翼论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种“接合”当然包括当代台湾的自由主义传统。根本上看，《台社》所谓的“激进左翼”或“民主左翼”既具有后现代左翼的色彩，同时也具有自由主义的元素。《台社》的“基进立场”并非是一种“革命”的立场，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深度追求，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寻求政治公共性和社会正义的实现。这个目标和理念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矛盾，相反有着某种共通性。某种意义上看，在当代台湾的思想光谱中，《台社》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左派的立场。在台湾，纯粹的自由主义早已深陷困境，显得孱弱无力。在左翼作家郭松棻1970年的作品《秋雨》中，我们感受到了自由主义在当代台湾的这种困境和无力：“在殷师思想的后期，步步走上反抗现实的路途，背后的推动力自然就是他的自由主义。然而待与权势交锋时，这只是维持在原则性主张的自由主义便一时暴露了它的虚弱，而一点也产生不了力量。”《秋雨》写到殷师后院不远的“一洼池水”和池水中的殷师喜爱的莲花。《秋雨》的结尾，郭松棻留下了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一洼池水，到底是活水还是死水?”和“殷师的那抹犬儒的微笑”，“向现实一径横扫过去的那抹犬儒的微笑。”某种意义上，郭松菜从存在主义转向左翼社会主义，回答了《秋雨》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在威权时期，自由主义活得艰困乏力，那么，“解严”以后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又如何呢?其中的两种走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澄社”的道路；二是与左翼的结合。1989年由“自由派教授”发起成立的“澄社”是标榜“自由主义”的重要社团，声称要“追求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追求真正的多元与开放”。我们从澄社出版的重要报告《解构党国资本主义》(陈师孟、林忠正、朱敬一、张清溪、施俊吉、刘锦添合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可以看出澄社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化”。1993年出版的另一份重要报告《解构广电媒体，建构广电新秩序》阐述的是新闻传播领域的“自由化”观点。但是正如澄社社长瞿海源所指出的，澄社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异质性，其中有些成员明显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确，参与撰写《解构广电媒体，建构广电新秩序》的冯建三、王振寰等人在理论立场上与纯粹“自由化”的观念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公共性”和“政治参与”论述更多地代表了《台社》的立场。现今看来，自由主义的“澄社”道路的演变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思考和反省：一是经济的“自由化”主张演变为放任自由主义，如此就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台湾的顺利登陆打开了大门；二是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理念的“澄社”知识分子或所谓的“自由派教授”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和批判的政治立场而蜕变为新政治权力的依附者和“新意识形态”宣传者。

“解严”以后台湾自由主义发展的另一种倾向是与左翼的结合。我们在《台社》知识分子群体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走向。其实，早期《台社》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存在某种重大分歧。《台社》1988年冬季号的“文化与思想专题”反思和批判当代思想史的三大思潮：新儒学、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该专题同时刊发了傅大为的《科学实证论述历史的辩证》和钱永祥的《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两篇反思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文章，暴露了早期《台社》内部在如何认识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方面的分歧。傅大为的批判性思考对准殷海光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以及这一倾向对当代台湾思想史的影响，傅大为的论述过程是复杂和辩证的，但理论立场和结论却十分明确：“从弱势的抗争到强势的专横，从论述自由的渴望到论述霸权的维护，从攻击蒙昧落后到宣称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从垄断政经体系的挑战者到霸权政经体系的妥协支持者，这个过程，是50年代以来台湾科学实证论述‘历史的辩证。”与傅大为批判台湾自由主义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明显不同，钱永祥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关注的则是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在钱永祥看来，正是在对这个命题的思考上，自由主义的意义与局限同时呈现了出来。一方面，自由主义在承认意志正当性的同时又认为政治秩序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起源与法则。这样，“自由主义既保全了近代的主体性原则，又为这项原则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规范，以遏制意志可能发展出的狂热与虚无倾向。”但另一方面，传统自由主义却没有追问“政治秩序”这个理论前提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正是这个忽视导致自由主义无法有效应对当代的政治状况，现今，在各种政治势力争夺下，所谓“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早已转化为诸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战了。钱永祥肯定了《自由中国》经验在当今的思想意义，甚至认为自由主义所欲维护的价值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他也指出自由主义必须发展出新的论述策略以应对变化了的政治现实。如何完成殷海光未竟之事业?或如何重构自由主义?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命题。对此，钱永祥提出了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方向：“自由主义一向强调社会领域必须有

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在过去，它向一套非政治性的秩序做诉求，以保障这种自主，结果不过是剥夺了社会领域形成政治意志的能力。如今既然秩序本身已成为政治争议的对象，那么让社会领域积极参与这类争议，反而有助于社会力量在政治秩序的形成中取得主导权。这或许才是自由主义再度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力量的机会所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台社》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正是沿着这个思考方向进一步展开，并且把自由主义的精神遗产作为重要的价值维度纳入其“民主左翼”的论述之中。

《台社》之所以把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政治维度纳入其“民主左翼”的论述，其最终目的正在于构建政治与文化的公共性和正义性。对于《台社》知识分子而言，殷海光和伯林的意义在于维护近代主体性和意志自由的原则，在于承认价值多元性的事实并且尊重和维护个体在价值抉择上的自由权力。但问题在于：“既然人与人之间在信念、价值与利益各方面都相异甚至冲突，社会的共同生活如何可能?”钱永祥等人的思考从殷海光和伯林的局限处开始，试图发展出一种“多元的平等主义”，认为这是“社会的共同生活”或“社会整合”的基础要件。它包括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承认分歧多元这件事实，因此允许最大程度的自由；第二，承认分歧各元的平等地位，因此以公平的方式对待它们。”这个理念在《岛屿边缘》中曾经有过初步的表述：多元民主平等抗争、反对任何论述的优先论。但钱永祥等人的思考显然要深入细致得多，他们已经认识到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自由与平等以及分歧与整合的关系，认识到重构自由主义即是发展出一套“有制度涵义的政治原则”，这套政治原则包括“基本权利、宪政体制、民主程序和社会分配制度”等方面。钱永祥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发现超越古典自由主义局限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启了自由主义的新方向。那么，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中哪些重要观点如此深刻地启发了钱永祥们呢?这即是罗尔斯关于正义的“政治观”，它包括3点：近代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结构，容许思想的歧义和价值观的差异，宪政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从2003年发表的“社论”或“基调”文章《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看，《台社》知识分子已经有效地把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纳入和整合到其“民主左翼”论述的框架之中，并且以之为理论武器抵抗“国族”论述霸权。而这正是我们把《台社》的“民主左翼”视为一种自由左派思想的根本原因。饶有意味的是，《台社》之外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政治公共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宋国诚发表了以《阅读左派》为题的一系列文章，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富有深意的工作，旨在为台湾左翼思想的重构提供新的参照和理论资源。宋国诚也是在“重建公共性”的维度重新解读汉纳·阿伦特左翼思想的当代意义。这种共识的出现是否表明台湾的新左派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社会发展方案?这确是一个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责任编辑周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