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文化研究]特约主持人刘达科教授

[主持人语]辽金元文学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特定的时代氛围决定了它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范型，也使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姿和神韵。改革开放30年来，辽金诗文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的冷寂局面，并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增长点。元曲研究也有长足的进展，目前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显学。由于辽金元皆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三朝文学也存在着一些内在联系和共同特点，因此，将其连属统合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把握，是学界的普遍趋向。为推动辽金元文学研究跃上新的平台，我们于2002年创设了这一专栏，以期为学术信息交流提供园地并对完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格局有所裨益。

本专栏曾三度易名。起初为“金元文学研究”，后更名为“辽金元文学研究”，2006年起又改为现在的称谓，以发表文学研究成果为主，同时兼及文化方面的内容，容载量和涵盖面也随之不断扩大。文学、文化并称的依据在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疆域和内容虽互相迭交但不能彼此替代，如同艺术与美学的关系一样；文化研究只涉及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无法包涵其全部内容；文学研究自有其特定的内容、特点和规律。

7年来，很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都是通过我们的专栏得以披露，其中包括著名的前辈专家邓绍基、李修生、周惠泉和中年学者张晶等先生的分量厚重的大作。登载于本专栏的论文，有不少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摘录、选目或全文收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许多国内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这份深情厚谊一直是鞭策、激励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本期专栏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不久，春江水暖的季节便会接踵而至。欣逢本刊被评定为“双核心”之时，我们谨向曾为本专栏的成长给予过帮助的所有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各界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惠赐质量上乘的稿件，并经常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促使这一专栏办得更有活力和生机。让我们携手同进，互帮共勉，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一道推动研究工作跨入新的纪元。

[摘要]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关键词]金代文学；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中国文学史；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28-06

金朝(1115年-1234年)是我国的北方民族女真族创立的多民族政权，雄峙于祖国北半部120年之久。有金一代，由于北方民族异质文化的崛起和南渐，使金代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汉民族统治时期文学的多维多元的新的格局和新的特点。与之相应，金代文学不仅包括历史悠久的汉族文学，也包括特色鲜明的女真族文学。但是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比如由本人协作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总纂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代文学部分，即把汉语书面文学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满族说部”，将金代女真人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成为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重要资源，给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人创造的口传长篇叙事文学在女真族后裔满族中的发现，说明金代文学原本是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当时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共同发展，构成金代文学气象万千的多样性形态，使中国文学史在有金一代大放异彩。

满族作为女真族的后裔，通过口耳相传难能可贵地将女真族的传统说部原汁原味地保留至今，实属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金代文学的，20余年来一直留心女真族文学的发展状况。但是在现存文献中女真族文学作品寥寥无几，十分稀见。特别是我在追寻女真族口传长篇文学的努力中，更是毫无进展，一无所获。进入新的世纪以后，我有机会应邀参加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的工作，在普查、论证满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说部”的过程中，满族先民女真人口耳相传的长篇叙事文学不意数见，令人喜出望外。由于传统说部蕴含的珍贵价值，“满族说部”由吉林省申报、2005年实至名归地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着由我承担主持的研究项目“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也在2006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民间的原生态文化，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有书写的文化，更有口传的文化，这也正是19世纪人类学民俗学所秉持的文化观念。按照这种文化观念，不仅应该重视书写的文化，更应该重视口传的文化，其实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巴黎)的要义所在。可以说北方民族口传的文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苍莽朴直、本真原始的民间文化珍品，也给我们提供了生气勃勃、特点突出的传播范式——口传心授的传播范式。这一传播范式虽然不具备书册印刷、金石刻载的便利，却更紧密地同民间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理想、乃至民俗民风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下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原生态作品，正是以这一传播范式通过女真族后裔满族传承、保留下来的。满族民间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可以说是对于擅长讲唱传统说部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最大褒奖和最高夸赞。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两千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说法，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却进行了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热烈争论，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就“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传神描述。而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于“书、言之辨”，而不在

“言、意之辨”。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一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战。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年-1935年)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1912年-1991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希腊荷马史诗的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起密切关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说部于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吉林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试点项目，从而使这一魅力无穷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崭露头角，见知于世。

创立说部的通古斯一女真一满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众多民族中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实属凤毛麟角，先后两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绝无仅有。而非常有趣的是，为数不多的这几个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850年，接近这段历史进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和满族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410多年，接近北方民族统治时间的二分之一，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独特的现象，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包括女真人和满族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与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与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而作为北方民族中的女真族，历史十分悠久。三千年以前的肃慎，是女真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周武王时，肃慎人曾人贡“楛矢石砮”，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即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接着又陆续称勿吉、靺鞨、女真。唐朝时，粟末靺鞨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曾经建立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地方政权。女真人则在辽、宋、金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论疆域则广于辽，论实力则强于宋，以长江、淮河为界建立了让南宋始而称臣纳贡、继而称侄纳贡的大金政权，女真族及其先民则由长期形成的纳贡主体转变为名正言顺的受贡主体。至于女真族后裔满族，又称满洲族，是明朝后期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为主并融合少量其他民族成员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在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后金为大清；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称帝以后清人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挥师入关，进而一统天下，成为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稳定的时期。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疆域。由于女真族和满族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女真一满族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必不可免地乃是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民族的成长

壮大，与陆续融合周边民族不无关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自然会有选择地吸纳边缘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同边缘文化互动互补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四大古文明之一。文明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可以保持独特性，但是完全与外界隔绝要获得发展是无法实现的。中华文明同人类的其他古文明相距遥远，中国西部是耸入云霄的高山和人迹罕至的沙漠，东西落差构成巨大的三级阶梯，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形成若干色彩斑斓而特点鲜明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区域环境。正是在不同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环境之上形成的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特别是包括女真族在内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广阔地带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就存在一个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北南并存、相互对应的文化中心，从而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这个和燕山山脉接壤的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先后孕育了几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化。传统说部，就是北方民族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朵文学艺术奇葩。

传统说部口耳相传的特点，在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这些民族创制文字的时间相对滞后，因而其早期作品大多是以口头的形式出现的，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的口承文学传统。而女真人和满族是一个讲究慎终迫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从而对本氏族的英雄业绩和非凡经历进行讴歌和礼赞。在目前采集完成的满族说部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世女真人的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便歌颂了女真完颜部叱咤风云英雄人物的辉煌业绩。这些说部作品讲述传扬的生动事迹，当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作品中关注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即完颜乌禄，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五十年”的鼎盛局面，形成了元人所极口称颂的“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王磐《大定治绩序》，《元文类》卷三十二)的太平景象；而且异常珍惜女真族纯朴真率、原始自然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女真族无比生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乌禄的不懈鼓吹和积极推动，女真文化才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乌禄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敦厚朴直之风，一再倡导女真人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下)。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戊寅完颜乌禄临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日：‘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当时“群臣皆称万岁”(《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乌禄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完颜乌禄即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日：‘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乌禄在内心酝酿、发酵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11年以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付诸实施，并在上京驻跸将近一年之久。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翔实的记载。《金史·乐志》称：“(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日：‘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极欢而罢。”(《金史》卷三十九《乐》上)金世宗完颜乌禄这一不同凡响之举极大地张扬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在朝野形成轰动效应，为民间以颂扬先人辉煌业绩为主要内容的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带来了强劲的助推力。女真族这一口承文学传统后来为满族所沿袭和接受，使女真族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历经上千年仍在满族居民中以“说部”的形式口耳相传，从而为女真族保存了大量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女真族文学之大幸，也是金代文学之大幸。

女真一满族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升华为长篇叙事文学，形成饱含天籁真趣和原始活力的原生态作品。传统说部的活态传承和横空出世，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壮举和重大发现，将给多维多元、北雄南秀的中国文学史增添无限的光彩，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开创新的局面。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文献著录的文学成果，很少留意口耳相传的文学资源。文献的著录记载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无疑十分重要，口耳相传的文学资源同样不可或缺。可以说二者构成了文学传播范式相辅相成的两翼，必将为人类文学遗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做出独特的贡献。辽、宋、金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

的时期，就文学创作而言篇幅短小的抒情作品很难全景式地再现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因而女真族口耳相传的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就难能可贵、不可或缺了。这些口传文化的珍品承载着金朝统治民族女真族的“民族文化记忆”，蕴含着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不仅为金代文学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足以有声有色地填补辽、宋、金时期文学的空白。正如20世纪初期鼓吹文学改良的领袖人物胡适所指出的：“庙堂的文学之外，也有草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之外，还有平民的文学。”甚至还明确指出：“真正的文学却在民间”，“专重模仿的古典文学，不能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变迁。”可惜历经一个世纪之后，忽视民间文学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本世纪伊始钟敬文先生再度语重心长地指出：现有的文学史著作“总的来说，在民间文学方面，取材的量还是很少的。”如果说民间口承文学属于原生态，那么作家书面文学只能屈居于次生态了。胡适先生、钟敬文先生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令人不安的状况还不仅仅出现在文学研究上，反映在文学教学上的问题则更为突出。据我所知，有些大学的中文系近年已经错误地取消了民间文学课。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则以远见卓识理直气壮地抵制了这一不良风气。相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深入人心，上述做法会逐渐改变。据称十几年前取消民间文学课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已经带头恢复了民间文学的课程。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民间文学课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应加强。要把民间文学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使民间文学具备更加科学的理论形态、与时俱进的人文高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要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免子孙后代丢掉民族文化的根基、迷失人类精神的家园。我们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崛起，必然为民间文学的发扬光大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而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将为人类的口承文学传统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提供无比生动的新的资源。

中国文学的内涵原本博大精深、无比丰富，其中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口头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属于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长期以来备受轻视和冷落，而传统说部可谓兼具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品格，因而对于21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创新体系十分珍贵、非常重要。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闪亮登场，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动互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中彰显于世、受到瞩目，必将极大地提升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日显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架构实现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转型与嬗变；与此同时，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从文化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个侧面为丰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周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