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副主教与《愤怒的葡萄》中的吉姆·凯西牧师,都是深受西方近现代历史观、科学观、人性观濡化的神职人员典型。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在宗教与人性(灵与肉)的激烈搏战中,他们都在试图从神的世界退守到人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克洛德未能经由人性觉醒走向人性回归,而吉姆·凯西则在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与同情中,最终成为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反抗者——罢工组织者,完成了个体的生命升华。

关键词:克洛德 吉姆·凯西 爱欲 传教士形象

关于宗教的起源,休谟指出:“信仰上帝不是导源于思考、好奇或者纯粹爱真理,而是由于热中于快乐,害怕来世的悲苦,恐惧死亡,渴望报复以及嗜好食物和其他必需品。”[1]克利福德·吉尔茨则断言,宗教能“把人类行动调整到可预见的宇宙秩序上来,并把它投射到人类经验的水平上。”[2]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既是神圣的、彼岸的,又是人间的、此岸的,它本质上具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性的必要资源。然而,具有实体性质的教会——如基督教会,是否也是神圣的、大公的与普世的,即使在基督教宗派运动中也曾是颇多争议的命题。当代宗教神学家麦格拉思即指出,“教会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经验都显示,教会和教会成员都有许多罪。”[3]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深受西方近现代历史观、科学观、人性观的催发,西方世界出现了许多反对基督教文化、表现教会扭曲、戕害人性的文学经典,那些性格立体、创痛很深的神职人员形象至今仍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放异彩、魅力永驻,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副主教、《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牧师、《牛虻》中的蒙泰里尼神父、《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神父、《愤怒的葡萄》中的吉姆·凯西牧师等等。其中,克洛德副主教和吉姆·凯西牧师作为此间深受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濡化的艺术典型,不仅在主流文化精神上彰显了西方近代以来反神权、反宗教的人文主义理念,而且凭借各自形貌殊异的艺术刻镂,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文学中的教士形象谱系。

一、克洛德:爱欲的亏空与迷陷

《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副主教既是一个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宗教魔鬼,又是一个放射着人性光环的叛逆精魂。正是在宗教与人性(灵与肉)的激烈搏战中,这个形象迸射出独具时代文化品格的悲美意蕴。在苦痛磨砺与宗教迫压中,两次人性觉醒的受阻导致克洛德由宗教向人性回归的失败:“人的感情”的狭小是第一阶段,性爱能力的压制是第二阶段,二者相继剥夺了他回归世俗的两种可能。

首先,宗教对人性的禁锢是造成克洛德在十字架下徘徊的根本原因。克洛德的宗教人格在抚养襁褓中的小弟弟事件中破天荒地挤进了人性因子。在亲情中,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奇怪而甜蜜的人的感情”,书本不再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然而这点儿人性光环却又是十分渺小和暗淡的。如果说此前处于纯粹宗教人格阶段的克洛德,人生追求的全部就是各种出色的灵修业绩——学习各种学科,各种文字,摘取学士、教师、学术大师等各种知识桂冠,那么,此时生活内容的扩大,“教育小兄弟”已经与“研究科学”成为他生活中的两件主要工作。人性的力量终于凭借偶然的机遇闯入了克洛德密封的神性世界。虽然从人性的范围上看,“只要爱一个小兄弟”的世俗愿望过于狭窄,但它标志着克洛德性格中人性与神性对峙结构的形成。可是,随着小弟弟堕落成一个“十分放肆的真正的小魔鬼”,随着“他在自己的科学里给自己造成了一道深渊”,“他在自己的心灵里也给自己造成了一道深渊。”于是,克洛德在神性与人性的双重危机面前进退维谷、举步维艰——小弟弟的不成器扼杀了他的“人的感情”,而从事圣职的苦修之路似乎也在困境中走到了尽头。

其次,宗教禁欲是导致克洛德魔鬼性格的直接成因。根据天主教教规,性爱是邪恶的。陷入人性与宗教僵局中的克洛德,在渐渐老去的岁月中日益呈现出性格的扭曲与怪癖。最尖锐的表现就是他对女人的态度。他对女人既充满了极度的恐惧感,又躁动着不可遏制的情欲与占有欲。在清规戒律的桎梏下,“作为副主教的克洛德习惯性地压抑着作为人的克洛德,而作为人的克洛德又在强烈反抗着作为副主教的克洛德”[4],“他用祈祷书和工作台抑制生命本能对他的侵扰。这种对肉体生命强行压抑的结果,便是精神中潜在危机的加剧,一旦防线崩溃,爆发出来的能量便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扭曲人性。”[5]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健美而艳丽的波西米亚姑娘爱斯梅腊达出现了。她的“灿烂夺目的景象”、“女酒神”般的舞姿强烈地吸附了克洛德的整个灵魂,当爱而不能之际,陷入生命痛感的副主教凄然喊出,“多么不幸!看见过你两次以后,我便希望看见你一千次。”“假若你是从地狱来的,我要同你一起回去,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你所在的地狱,就是我的天堂。”诚然,在面对克洛德陷害、毁灭爱斯梅腊达的种种罪恶和疯狂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不择手段、灵魂泯灭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对爱斯梅腊达的每一次迫害,他自身也随之付出了内心极度痛苦的代价。譬如:当一度误以为爱斯梅腊达已被处死后,他在昏热的状态中跑向了郊外,“思想痛苦得难以忍受,竟用双手紧抱着脑袋,想把它从肩膀上拔出来在地上摔个粉碎。”所以,在这种精神撕裂的痛感中又何尝不包含着克洛德人性回归的某种契机?进而言之,被爱或许正是克洛德能否获得人性疗治的拯救之途。他在爱自己的小弟弟时,不是也推己及人地收养了丑陋的弃婴伽西·莫多吗?然而,克洛德没有这样幸运。生活在教会中的他不仅从未拥有过健全的爱欲能力,而且他在教会铸就的“镜城”中也从未感受过人世间的真爱——哪怕只是亲情意义上的。他的每一次爱的扩展都充满了精神的冒险,偶然、狭小、单向、孤注一掷的特征使他的爱浸满了毒汁,克洛德正是在这条不断下降的“回归线”上最终沉入了生命的深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有值得人们同情的一面。因为教会不仅直接剥夺了他性爱的权利,而且又间接地造成他爱欲能力的流失。这使他最后的人性觉醒激变为人性毁灭。

二、吉姆·凯西:走向底层的愤怒斗士

斯坦贝克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现实主义力作《愤怒的葡萄》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崭新的传教士面孔。书中的吉姆·凯西牧师是一个既同于克洛德又不同于克洛德的牧师形象。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凯西也历经了宗教与人性的冲突;不同之处在于,凯西在人性觉醒的召唤下,在对底层痛苦生活的关注与同情中,不仅成功地从神的世界退回到人的世界,而且最终成为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反抗者——罢工组织者。

凯西在讲道生涯中深深地为自己的淫欲行为倍受煎熬,作为一个“热心的传教士”,他“常到水沟旁边给许多悔罪的人讲道,人多得站不开,有一半都差点要掉下水去淹死了”。然而,在人们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感恩时,“我把那些女孩子中的一个带到草地上去,跟她野合。每次都这么干,干完了我又感到懊悔,于是我就反复祷告,可是祷告是不济事的。到下一次,他们和我都对圣灵着了迷,我却又干那种事。”所以凯西自责道,“一个人到了满脑子都是耶稣的道理,应该抵挡得住邪恶的时候,为什么偏要想到去解开裤子钮扣呢?”痛苦和迷惘的凯西终于醒悟到,“我并不知道有谁名叫耶稣”,“我们所爱的也许就是一切男男女女;也许这就是所谓圣灵……也许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加深了凯西作为传教士的罪恶感,被基督教认为充满原罪性质的人性则上升为生命的真理,神性与人性发生了力量上的颠倒,而真正使凯西的人性变得强大坚固的则是严酷的生存现实,是赤裸裸地向民众施暴的政治与强权。

当然,最终斩断凯西的宗教情结的是宗教与底层(或无产者阶层)文化的冲突与对峙。在残酷的生存面前,凯西认识到,“人们饿得慌,很想吃点肉,他们偶然弄到一点儿,也吃不饱。”“我以前总以为祷告可以解愁”,“我时常给他们祷告一下,好让一切苦恼都粘在祷告上,好像苍蝇粘在苍蝇纸上一样,祷告往天上一飞,就把苦恼带走了。可是现在这一套再也不灵了。”凯西在沉痛的现实面前戳破了与现实统治文化具有共谋性质的宗教的罪恶实质,从而彻底摆脱了为统治者充当帮凶与走狗的卑劣地位。在现实精神的感召下,牧师的性格蜕变为革命人格,他站在底层立场上,打了凶暴的警察,代乔德被捕入狱,走上了团结斗争的道路,并成为罢工的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最后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上所述,克洛德副主教与吉姆·凯西牧师分别是代表西方不同时代本质的教士典型:在雨果时代,“人性、善意、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脍炙人口”[6],反教会压迫、尊重理性和人权等近代观念已成为哲学主潮,克洛德的形象深刻地再现了启蒙运动冲击下神学必然没落、人学傲然崛起的历史进程,但作为一部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历史小说,小说人物注定无法冲破宗教阴霾而走向精神救赎,克洛德的悲剧几成宿命,难以改变。但当历史指针对准20世纪上半叶时,无产阶级运动已成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潮流,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一切文化鸦片与反动意识形态。吉姆·凯西牧师的平民立场与革命殉道者形象就是这一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的精神显影,在西方宗教文化视野中克洛德式的个体觉醒,在新的文化形势下就被收编入革命范畴,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话语与形象显现。

注释:

[1][6][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7页、第422页。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4页。

[3][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孙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4]陈召荣:《西方文学中的传教士形象与基督教教义的对位渗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5]林学锦,詹扬文:《试论雨果小说中神父形象的人道主义内涵》,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法]雨果.巴黎圣母院[M].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美]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伊彩霞 牡丹江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系 15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