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飔

如今,各类企业和政府组织都高度关注竞争信息,并且开始组织实施对竞争对手、商业环境等相关方面的情报收集监测和分析研究。在各类组织中就出现了大批的兼职、专职信息情报工作人员。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信息收集能力甚至成为基本素质要求。但是,笔者在对通讯、金融、化工等行业的企业进行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存在重搜集、轻分析,甚至不会分析的情况,甚至由于缺乏分析判别能力而不知道搜集什么,对重要情报线索视而不见。最近,笔者在给一个通讯运营商做竞争情报培训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意识已经被局限到非要去撬开竞争对手的保密文件柜或者雇佣黑客攻陷商业对手的服务器的地步。

实际上,情报甚至竞争对手的情报随处都是,只看你是否长了情报眼。是否能够在看似平常的信息背后挖掘出意义来。情报分析人员必须具备分析技能,掌握在信息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现事实、判断真伪、寻求意义的技巧。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既是光辉实践的榜样,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摸索学习的路径。下面就介绍包括钱穆先生在内的几位分析大师进行信息情报分析研究的几个例子,以供学习参考。

信息情报分析的纲领性方法:博综和会通

钱穆先生治学既强调博综——博采文献记载,又强调会通——参照各家,融会贯通。这恰恰是信息情报分析的纲领性方法。做学问和解决各种问题原本就是一脉相通的。钱先生讲“片言只字,冥心眇索,曲证旁通”,即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以认识事物。他常用“微窥而知”四字,认为在确实可靠的证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通过经由此事的时代气氛、思想脉络、人物心情等各方面的分析而加以判定。分析考证“贵于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窥而知也。”“此虽未有确证,要可微窥而知也。”尽管确实证据、直接证据不多,甚至没有,但相关事物的信息还是有的,依据这些线索,连缀其若干不够直接的资料依据,可由“心”——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观点、见识。相对于情报分析而言,正是解读一篇文字。可以了解文字出现的时代(特殊时间)特有的风气、人们的心情、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政治经济环境等,以知世论事。

比如,解读一篇题为“任正非的用人理念”的文章,此文出现在《劳动人事报》2007年底2008年初。那你一定要与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华为与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该时段华为的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等等,一起结合起来才能发现其含义和目的。此为知世论事,是笔者自己的归类。钱先生讲的是“知人论世”,我们竞争情报则讲“知人论事”。

发现一条信息,要尽可能了解信息的生产者、采集者、发表者、传播者的情况,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心境、情境,目的、利益关系,技能水平(所能和欲能)。对于判断信息的真伪,识别信息本身的含义以及信息背后的含义,非常有帮助。比如,识别一份竞争对手资料是否为公关稿件、宣传软文,对于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兑水程度”就非常关键。另外,了解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而产生的亦很有用,写给领导的汇报、写给报纸的稿件、写给股东的回报报告、写给下属的指导文件、写给用户的广告性文档或应用指导等,均是我们分析判断情报的重要依据。上面所讲的分析方法,其实正是情报分析所需要的境界。

对文本信息相关信息的关联解读

对于文本信息的相关信息的关联解读,又是钱先生治学的一大见功底的技巧。钱先生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补篇》中把这一方法做了一个现身说法,讲的是他读《水浒传》的演进过程,“余幼年读《水浒传》,而不知读金圣叹批注,往往仅见其事,不知其情。真伪莫辨,是非不明。嗣得小学中一顾老师指点,乃知读金圣叹批注,始恍然大悟。士先器识,而后才艺。俗又连言知识,知只是仅知其事,识乃识其内里之情。内外议题始为真识。徒求于外,则乌从而知其体。”

著名作家刘心武因重新解读《红楼梦》再度引发“红学”热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刘先生的讲座引起轰动。听过的人应该注意到,刘在讲话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就是“脂砚斋”,“脂批”(脂砚斋做的红楼梦批注)正是刘心武“索引”曹雪芹真意的一把金钥匙。这和钱穆大师的再读“水浒”不是如出一辙么?

李敖:“资料工作”做得最好的人

文化名人李敖也是情报分析的大家,只不过被他更引人瞩目的成就和张扬的性格所掩盖,人们多不了解而已。李敖自称读书多,其实并不仅仅是书,而是可以称为文献的一切东西:画片、信件、草图、报表、广告……可以说,李敖是笔者见到过的“资料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人。看到过李敖讲演的人一定会记得,李敖总是旁征博引,并且不时向观众展示一些信札、剪报、书刊摘页、图片等。有这些信息“硬通货”作证,你不得不相信他的论点。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为达到特定目的和效果,有选择地提供信息。

李敖的情报分析功夫非常了得,在这里试举一例,了解李敖是怎样通过极普通的公开资料——电话号码簿进行分析研究,最终获得“台湾当局和前苏联的秘密交欢”的秘密情报的。这是李敖先生自己讲的一件事情,关于他是怎样发现和挖掘情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叫法克斯.巴特费尔德来到台湾找到李敖。寒暄过后,就问李敖有没有什么消息能提供给他。在这位《纽约时报》记者的眼里,李敖在台湾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不仅因为李敖是著名的文史专家,还因为他是特立独行的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且以抨击政局为能事。他一定了解台湾政府的很多内幕信息。我们并不了解法克斯.巴特费尔德是否具有情报背景,但是他希望从李敖嘴里挖出情报是确定无疑的。他就问了,“李先生有什么消息给我么?”李敖就说,“有啊。”随手就拿起一本台湾的电话号码簿,说消息就在这里面。这位记者当时就愣了,以为李敖是在和他开玩笑。“李先生是在拿我开玩笑吧?”李敖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呀,你看在这本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地方的内容和去年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有一个机构的名称变了,它原来叫作“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现在它变了,叫作“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这个组织正是蒋总统夫人宋美玲领导的。这个组织的更名背后一定有其重要的背景。李敖相信这正是《纽约时报》也是美国政府非常关心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李敖是不是当时已经做过了解,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并没有告诉那位美国记者,而是提供给他这个线索,让他去了解。那个记者就设法去了解了这件事情,发现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那时候,台湾和日本还有外交关系,在东京有“大使馆”。就在某一年的苏联(前)国庆节前夕,驻日本的台湾大使馆收到一封请柬。请柬是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发出的,邀请内容是参加苏联(前)的国庆招待会。台湾驻日大使馆的官员看到那个落款USSR(前苏联)大吃一惊,这是“敌国”来的呀!打开一看内容,更是吃惊不小,该不会是送错了地方吧?于是连忙向苏联使馆求证。那边给出的答复是,没错,就是发给你们的。惊愕之余,连忙把这个事情上报台湾政府,“直达天听”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对此也是吃惊不小。其时,台湾也正处于国际环境的强大压力之下,急于改变国际形象和外交局面。此时,超级大国苏联(前)伸过来的橄榄枝就好比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还不马上接着!于是赶紧调整对苏关系策略,其象征性行动之一就是,把总统夫人领导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改成“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去掉“抗俄”一词。前苏联抛过来一个媚眼,台湾马上发过去一束秋波。

这件事的个中细节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情报,关乎台湾对苏、对美关系政策和策略。对《纽约时报》也是非常好的新闻题材。在这个情报搜集案例中,李敖所使用的是变化和关联术。变化不会毫无缘由地发生,必然有驱动它发生变化的因素。变化必然影响到相关利益者,而影响最大的是谁?在此例中当然是美国。谁对此最为关心呢?发现这个情报对谁最有价值呢?《纽约时报》是其中之一,它非常高兴为这个信息情报的获取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