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成川

2004年，突如其来的民工短缺现象确实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在信奉“看不见的手”信条的学者看来，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的“假问题”。以至于当发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蔓延开来，已波及甚广的情况下，坚信不疑新古典神学的经济学家们，依然认为这只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暂时性局部现象。

作为中国工业化进展到中后期阶段出现的新现象，“民工荒”其实是一系列经济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经济矛盾演化的最新表现形式。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不仅是经济发展表象的变化，更是经济发展内在机制和要素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如果不注意和分析其中深层涵义，将可能丧失发展优化和产业升级的历史契机。

开放中国的独特工业化道路

中国经济20多年的发展成就，无疑可以从政策导向和体制转型方面找到增长加速的动力机制，但经济增长的源泉还在于生产要素的贡献。拨开历史的迷雾，当我们理性看待中，国工业化的突破性进展时，不得不承认，构成中国独特工业化道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性要素的，是城乡分割下的农民工体制。

源源不断的打工仔、打工妹，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接近“无限供给”、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农村身份和根留原籍的体制安排也使企业不必为其支付社会保障、职工福利等生产之外的成本。正是凭借这种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中国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竞争力迅速占领世界市场。

从劳动力结构分析，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中国最后一个人口出生率的高峰，这一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相继进入劳动年龄，也构成了外出打工民工的主体。劳动力在人口中的高比重，无疑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战略，恰逢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这使中国得以承接国际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浪潮，在中国廉价而较为优秀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下，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也纷纷把制造基地设到中国，从而大大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国际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状况这两大要素，决定了沿海外向型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共同塑造了其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

一方面，作为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业，加工工业的利润率很低，同时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这就使企业只有采取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策略来占领市场，把工资尽量维持在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最低限度。

另一方面，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使企业对劳动力掠夺性使用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为求温饱的农民大量涌向沿海企业，9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收益的下降，对“民工潮”又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业的竞争使民工长期忍受着低工资、低待遇的恶劣工作条件。有学者调查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而即使是如此微薄的工资也往往不能按月及时发放。有些企业每月加班达130小时以上。

剩余劳动力众多导致的国内就业激烈竞争，为国际价格竞争约束下中国外向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以低成本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但这种低水平的、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的制造业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当人们指责这些企业污染环境，不重视工人基本权益，肆意剥夺工人的时候，道德的义正词严虽然响亮，但忽视的却是其背后经济规律的无情作用。

“民工荒”预示原有发展模式到期

“民工荒”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口结构的“红利”只是阶段性的。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20世纪80年代比之前的人口出生高峰少生了7000万人以上，而由于沿海工厂用工标准多限制在18—25岁之间，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民以80年代出生人群为主体，显然，这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减少。

而与此相应，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年型。今后较长时期内，60岁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

虽然较长时期内中国总体上劳动力不稀缺，甚至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但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对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将是深刻的。加工制造业对劳动力掠夺性使用的增长方式将不可持续。

按照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民工荒”本不该产生。当劳动需求增加或供给减少时，劳动力价格自然会提高，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看不见的手”在这里之所以失效从而出现“民工荒”，原因就在于全球化竞争中的价格约束。“民工荒”的实质，并不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是企业在低成本的约束下，支付不起在市场中提高了的劳动力价格。

同时，为保持对外竞争力而一味简单地奉行低成本、低工资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内需不振，第三产业难以发展，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性越来越强，损害经济健康成长的基础。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条件的变化，原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必须改变也不得不改变了。

以发展转型实现良性发展

“民工荒”既提示我们即将到来的挑战，也为发展转型以实现良性循环提供了契机。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以其对发展公平性的关注而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他从人的自由的视角对发展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阐释，认为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财富的增长只是手段，自由才是发展的目的，对发展和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而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

当中国的发展超越了温饱阶段，开始以追求“共同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时候，森的提醒也许可以使我们对发展内涵的理解和发展方式的选择更为成熟而理性。扬弃粗放的增长方式而升华出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对我们民族智慧和能力的一场考验。

因此，在生产要素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增长方式，以在全球化竞争中确立新的比较优势。这需要我们超越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循环机制，以新的良性发展克服“民工荒”问题并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严格贯彻《劳动法》以及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确立法治经济，是第一个关键性环节。法治经济既是市场各要素主体为各自利益长期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是社会为公共利益、保护弱者确保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生共赢而制定规范的行为。

禁止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随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工资水平，不仅将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也是让所有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必需途径。工资等成本的上升，在短期内对依赖低价战略的加工工业的对外竞争力会产生影响，但能使不正常的竞争力回归正常，这要求企业必须抛弃单纯追求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向“以质取胜”，实现产品升级。

同时，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发展第三产业，进而形成经济发展更良性的循环。

而另一个当务之急，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体制，对工业化曾经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已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农民工每年大规模的盲目流动，不但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实际上也增加了勞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