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写始终是葛亮小说创作的一脉，自《私人岛屿》《阿德与史蒂夫》以及短篇小说集《浣熊》开始，都市男女的情爱遗事以及人物对宿命的焦灼感始终是小说的主题。但在这些现代写实风格的作品中，香港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属地存在，它为小说提供了叙述的背景，城市的主体性还没有被建构起来。换言之，葛亮在前期写作中迷恋对故事本身的“造境”和“实验”，利用悬疑、冲突，或错位导致的悲剧触发情感，依赖于情节冲突、伦理矛盾形成高潮，而对于城市文化和历史显得兴致寥寥。自“南北书”进行古典主义转向之后，他经历了文化历史的追踪和再认，于是近年来有关香港题材的作品《飞发》《书匠》及《燕食记》都内嵌了本土地方文化的脉络和肌理。但是到了《灵隐》，或许才可以说葛亮对香港进行了全方位的深描和塑像，从其新作的香港书写中可以明显勘探出作家对香港城市的适应性融入和文化认同趋向。

这种香港书写和香港城市文化认同的生发，借助的是一套“地方性”理论体系的生成。为了消弭均质化的文化表达，“地方性”的概念是受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的话语表征，香港携带地理、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地方性知识”恰好供给着文明的参差和多样性。故此，“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不只是一种出发点和姿态，而是一种方法论的缘起”。葛亮立足于地方，深入港人的内心褶皱以及历史源流，通过地理、身体、伦理以及哲理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