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高光”时期

“我在抗战八年期间发表过150篇以上的中篇与短篇小说，但以短篇为多。……其内容是以农村生活和抗日战争的题材为主，也写了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有关爱情方面的题材是很少的，而《中条山的杜鹃花》却是以爱情为主的中篇小说。”[1]

姚青苗先生1988年在《秋夜小记》一文中回忆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姚先生是一位富有才华、激情的进步青年。他身陷囹圄，在狱中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汲纳“五四”文化与文学，加入“左联”并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他怀抱赤子之心，献身抗日战争洪流，搞创作、办报刊，从事抗战文化工作。他创作了大批文学作品，有论者称姚雪垠、姚青苗、姚奔为抗战文学时期的“三姚”。[2] 新中国成立后，姚先生转换岗位，成为大学教授，转向了文学研究。

“在‘七七’卢沟桥的炮声里，我开始踏上了流亡的路。在烽火连天的第一年里，我居然从极北的塞外辗转而到极南的百粤，把庞大的祖国作了一番纵的巡礼，在我渺小的生命里，我要算它是一件奇迹的。而今，我要把‘流亡’作一总结时，便把这些行踪记录下来，我无意纪念我个人，我纪念着祖国。”[3]

郭根先生于1939年在他新出版的《烽烟万里》一书中如是说。同样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先生从乡村走进城市，先后在北师大附中、国立山东大学求学、毕业，其间他阅读、接受了较完整的中国新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继而又深受“左翼”文化与文学的熏陶，成为一位激进的、革命的文学青年。1937年抗战爆发，他携妻挈女，从他工作的塞外古城，一路南下，历经千难万险，抵达上海“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