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河湟地区的治理中，藏传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但不同时期所采取的羁縻强度是有所不同的，呈现了前强后弱的特点。换言之，有明一代，明廷对河湟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着由“羁縻”到“直辖”的转变。当然这种微妙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多维而复杂的，但本质上是明代河湟地区多元民族的流动交融所致。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正德年间迁牧于青海的“西海蒙古”，这些民族流动交融都直接影响了河湟地区的民族结构和地方秩序，从而又深刻地影响了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和变迁。本文力图从空间历史的角度阐释明代河湟民族流动和该区域内藏传佛教寺院分布变迁中的历史逻辑关系，从而系统构建起明代汉藏蒙古三族交流共融下，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图景。

抚寺安边”：明初河湟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特点

洪武初年，朱元璋在统一中原后便立即挥师西进河湟地区，面对西北地区的“残元势力”，为达“北拒蒙古，南捍诸番”（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的战略目的，一方面，积极整合河湟番族部落力量，“弁椎结，译侏俪，因即故州置军卫焉”（苏铣纂修：《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从洪武四年（1371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逐步构筑了“西番诸卫”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明廷注意到该地区民众“俗犹崇释”的信仰状况，沿袭了“因俗而治”的政策，但明廷也有所创新，将早先制定的中原僧官制度引入河湟地区，在注重“抚寺安边”的同时，也试图将河湟寺院僧团势力纳入大一统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