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八月

姥姥：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相信学校。课本上那些内容需要六年完成吗？把人留在学校里，是不是因为大家想让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待在院墙里，别乱跑？“等十五岁再……”

“等十八岁再……”该受教育的年数，是怎样计算的呢？有没有可能是先决定能把人放出去的合适年纪，再反推的呢？

我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多尊敬学校，遵从学校的规则，带着神圣的感觉。那种崇敬的感觉有点像走进当时小学里设置的“微机房”，进门前，我们排队脱掉沾着操场上灰尘和湿气的鞋子，换上专用的塑胶蓝拖鞋，书包和水杯在走廊墙脚放成一排，屏声敛息地走上化纤地毯。微机房里既干燥又安静，背部弓起的大显示屏上蒙着薄布，像家里的电视机似的，不过这里的蒙布没有花纹。窗户关紧了，窗帘纹丝不动，唯独窗台上放着一盆叶片肥厚深绿的君子兰。每周一堂微机课，一年下来，君子兰仿佛没变过样子，空气中透着“无”的味道，还有灰尘的气息。那么严密的防控，灰尘还是闯了进来，藏身在蒙布上、主机里。什么都是凉的。

真难想象，现在我们办公室里的电脑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放着。旁边水杯也有，糖纸也有，显示屏几乎不关，始终是热的。过去我们多怕显示器沾到水啊，多怕鞋子带来影响线路运行的静电，多怕吵闹的声响会伤害机器那复杂精妙的系统。我们走进微机房，就轻声细语起来，不需要再多加提醒。偶尔有几个声音大起来的“叛逆分子”，很快就被叫到楼道里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