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物象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一类是偏于历史的研究，即以中国古代小说为材料，撷取文本中对特定物象的描写，借助小说摹物赋形的具体性、生动性，同时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其根据，还原物用存在的具体社会生活情境，代表作如扬之水《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另一类则是立足于文学本位的，尤其从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本体性出发，讨论小说物象的文学成色与叙事功能，代表作如刘紫云《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等。[2]

后一种研究的出现，是古代小说研究面临新时期学术转型的必然。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而叙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卷入人物”；没有人物，叙事也就无法成立。同时，小说（尤其古代小说）的文本主体或焦点是场景，即对话与动作细节，而人物是场景的中心。所以，无论从叙事的角度去看人物，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形象，“人”都是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核心。但孤立、片面地考察“人”的艺术成色与叙事功能，容易走入瓶颈，也无法真正还原小说的文学景观与叙述组织，研究者便自然而然地将视点由“人\"转向“物”，进而从后者本位出发，展开专题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不仅可以集中反映充斥于小说文本的“物”是如何参与文学书写，尤其服务于叙事的，也有助于更为周延地反向观照“人”。正如傅修延所说，文学既是“人学”，也是“物学”，只有在“人一物”的辩证关系中，小说的“人学”才能得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