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清水江流域产生的社会纠纷分为两类：一类是重大狱讼，一类是民间细事。所谓“大狱讼”，即指重大刑事案件，基本上是人命抢劫重罪和其他应判死、军、徒、流刑的犯罪。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中央王朝为了在贵州实现政治上统一、经济上获利、军事上扼守战略要地、思想文化上“以汉化夷”的目的，在贵州各地积极开拓“生苗”区，如雍正六年五月至八月，时任贵州按察使张广泗深入苗疆地区宣传清朝政策法纪及雍正仁政，“在八寨化得大小230多寨，6300多户，男女共20000多丁口”。（韩昭庆：《雍正开发贵州的决策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2010年第24辑）贵州地方官员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通过政策宣传、军事干预、文化引导将“生苗”区逐渐转变为“熟苗”区，对“熟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设置府县，遴选得力官员，派出封疆大吏，统辖域內行政、司法、财税、军事等诸事务。为了将清水江流域苗疆地区的土地、人口、资源纳入国家体系，中央王朝建立了较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秩序。对于严重危害清朝统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刑事案件，由县、府、州流官直接管辖，统一适用清朝的律例判决。而与“大狱讼”相对的民间细事，则包含了婚姻、继承、钱债、田土之类，官府都不会主动管辖。清朝时期，民间逐渐盛行讼狱，其大多产生于小纠纷，乾隆年间编撰而成的《镇远府志》对这一现象有所记载：

狱由于讼事所必至，往往民间小有罅隙、少有忿怨，遂多方交构，酿成祸胎。此必有主唆之人，胥役与之通同土豪籍其罗织，或两欲息而蛊之使缠，或阳主甲而阴输于乙，用意侵渔，则费一而匿十，驾言贿赂则肥，肥而诬官，巨滑成谋，愚民刷骨可为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