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珂

在2019年，由金伯·李（Kimber Lee）创作的《未被命名的该死的西贡小姐》（UNTITLED F*CK M*SS S**GON PLAY）获得了当年的布伦特伍德剧作奖国际奖项。该剧以最猛烈的炮火戏仿、解构、质询了支撑着《西贡小姐》《南太平洋》《蝴蝶夫人》之类充满东方主义凝视戏剧作品的底层逻辑，并探讨了“东方”究竟要如何打破一再重复的亚洲刻板印象，如何去掌握自身身份的叙事权力。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底层逻辑并没有被打破，而是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观众，至少是西区观众的脑海当中。由同样的逻辑同样思维所支撑着的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在全英巡演后又在西区加演三个月并获得了西区观众的掌声雷动即是明证。

东方主义究竟是什么？萨义德（Edward Said）概述了东方主义的四大原则：首先，东方主义通过话语构建了一个先进、理智的“西方”形象，而将东方描绘为发展上较为滞后，处在一种追随西方的自证状态中。接着，它将东方与其历史中的经典文献和固有印象相联系，而忽略了讨论东方当代的实际情况。此外，东方主义将东方视为一个永远不变、内部一致的整体，认为可以轻松地全面理解东方，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具体复杂性。最后，东方主义还暗示了东方具有某种恐怖和威胁的形象，因此被视为需要被征服和控制的对象。如果我们将此四条原则一一运用在《国王与我》的音乐剧上，便可以发现它是如此的完美契合。

在1951年《国王与我》首演时，作曲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和剧作者汉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 II）曾表示：“东方的故事很少以任何真实的面貌出现在西方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