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瑶

一个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孩子会经历什么？4年后、10年后呢？

近两年，农村名校生在互联网上受到不少关注，此后类似问题就被反复提及。可公众的讨论大多基于对这个群体的标签化特征和刻板印象，例如，更擅长答题但缺乏视野。

在这种偏见之外，“农村名校生”的身份在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体验和认识自身人生转折的意义？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人生收获？

为了找到以上答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谢爱磊，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反思，专门做了一项长达十年的调查，深度追踪了上海、广州、武汉与南京四所“双一流”高校里近2000名学生，并将采访结果汇成了专著《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

这些受访学生中，有家庭年收入两三万、从农村考入一线城市精英学府、依然勤奋读书、笑称要保住“学霸”人设的孩子，也有父母务农、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几乎丧失学习兴趣的、感觉前途迷茫的孩子，还有感觉童年生活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孩子，他们时常在精英大学的环境里感到“失落”与“匮乏”……

类似的经历，谢爱磊自己也经历过。他是从安徽农村一步步考出来的名校生。小时候，他的学费来自家里的稻田和鱼苗，通过读书，他从农村一步步到县里、市里，再到上海、香港、剑桥，一路读到博士、博士后，最后成为教授。

一路辗转腾挪的过程中，谢爱磊和很多农村出生的高材生一样，多少都因为原生文化积累、价值审美与社交能力等不足，感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挫。原生环境与阶层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轻易抹去的烙印，熟悉中产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往往在自我设限与掣肘中畏葸难前。

作为从这条路径里走出来的极少数幸运儿，如今已是教授的谢爱磊，在学术生涯中坚持最久的研究，就是关于农村籍学生的发展。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让他发现，教育是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重要路径，但这条路很不容易。许多农村孩子不断复制父辈的命运，像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短暂的出逃后，总有人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回到原点。

在谢爱磊看来，外界对于农村名校生擅长应试的偏见，包含一种特别的隐喻。这不仅指从中学到重点大学的适应过程中，固有的机械式的学术训练与新环境中的多元认知与固有思维之间的错配和冲突，而且指代一种社会流动中稍显沉重的生存心态和情感代价。

采访的两小时内，他无数次向南风窗记者强调，农村名校生只是依赖应试的思维，而非擅长。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一种极其容易被流行概念掩盖的结构性社会秩序。他自己不喜欢这部分孩子被贴上这种标签，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

“我们今天的教育，太过强调筛选，而忽视了其中的社会化功能。”谢爱磊认为，如果大学的社会整合功能，势必会让一部分学生感到吃力，那么是否有可能，“在高中与大学之间，构建某种必要的联系，帮助刚刚脱离中学模式的孩子，适应大学里更多元的学习生活模式？”

可能性建立在变化之上，好在，谢爱磊已经开始看见并致力于切实的变化。

“如鱼离水”

在社会学里，“反身性”指一种自指行为，指行动者识别社会化力量并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能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念里，反身性指“在社会学处理其目标时，将其自身视为分析的对象”。

谢爱磊援引布尔迪厄在《继承人》里提到的概念，化用一个中国成语“如鱼离水”来解释：“我们长期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离开这片文化水域之前，便如鱼儿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离开水，陌生感和窒息感就随之而来。”

谢爱磊的思考是从自己开始的。他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徽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前，他从未去过城市。初中时妈妈带他去镇上，难得买了一根五毛钱的冰棍。谢爱磊咬下一口，觉得味道很怪，以为变质了，于是将冰棍扔掉。后来，在外地上学的哥哥带回来一盒巧克力，谢爱磊尝了一块才恍然大悟：当时他吃的那根冰棍其实是巧克力味的。

高考那年，谢爱磊是当地省重点中学的文科第一名，按照他的成绩可以上全国最顶尖的大学。但在他当时的认知里，因为家境不富裕，认为自己应该去上有学费补贴的师范，于是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之所以不填北京师大，是因为当时觉得“华东的地理面积比北京的大，华东师大肯定要好过北京师大”。

当年还是按照估分填志愿的方式，小地方的学生普遍都比较保守，不敢赌，谢爱磊不知道“专业服从”的意思，也不知应该把最想上的专业放到第一位，于是理所当然地按照专业序号大小填表。最后，他阴差阳错被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录取。

上海对谢爱磊而言也是另一个世界。他惊讶于学校里每一寸路面都铺上了地砖，宿舍比自己家还漂亮。他第一次知道，打羽毛球是可以有球网的。

入学后，谢爱磊花了一段时间去确认“我是谁”。他发现，和他一样从小地方来的同学，脚上穿的是跟自己一样的布鞋，与此同时，一些大城市来的同学更习惯穿运动鞋。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谢爱磊感觉，自己过去的认知正在被消解和陌生化。他所熟悉的课余休闲，诸如在稻田里抓泥鳅，在新的世界里无缘存在。他也目睹着与自己同一个学校的“别人家的孩子”会弹钢琴、跳舞，一起出去玩，而溜冰、KTV，谢爱磊都没接触过。在英语学院，国际音标、伦敦巴黎、莎士比亚和歌剧，这些东西都离他太远了。

后来在采访里，一个农村出生的学生向谢爱磊形容自己与大学生活的格格不入：“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的天气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他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年，但认为自己还没有跟这座城市产生实质的联系。”谢爱磊感慨万千。

对于这种现象，谢爱磊在书中援引布尔迪厄在《继承人》里提到的概念，化用一个中国成语“如鱼离水”来解释：“我们长期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离开这片文化水域之前，便如鱼儿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离开水，陌生感和窒息感就随之而来。”

农村和小镇背景或工人阶层的孩子，凭借着在学校里不停地刷题来考取更高分数，以此朝着广阔的环境和平台进阶，却在真正抵达那个世界后，发现自己似乎并不擅长游泳。在文化积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与见识等方面，他们都感受到难以忽视的割裂与陌生。

“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父母的认知、文化投资都是搭成这种建构的重要条件，譬如定期旅游、参加夏令营、博物馆、音乐会，但它们的效用，则要到进入大学后通过与其他城市同辈的对比才能体现出来。

谢爱磊采访的不少学生都向他反映，他们从农村到大学后，体会到了“失去坐标”感。课余空闲时间一下子多出了太多，找不到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新环境不再看重做题和应试技巧，旧的生存法则与心态忽然失效了。

一位名校历史专业的大二学生告诉谢爱磊，大学老师要求他们去“理解”，而非像高中那样要求“记”；一位来自陕西东南部某县的学生则迟迟不能习惯大学里的小组合作，感慨“凡事到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另一个来自广西小镇的学生则常在大学里做梦，梦见一次又一次参加高考，但总有题目解不出。

中学与大学之间出现了一层断截。成绩是他们进入学校的唯一入场券，他们本以为，像人生前十几年那样一步步积攒分数，就可以沿着既定的阶梯一步步往上走，哪怕流汗也踏实。

可紧握那张浸满汗水的入场券进去后，他们也许会发现，身边有不少同侪都手握不止一张入场券。在后者眼前铺展开来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旷野，而非用“一心只读圣贤书”构建的唯一轨道。

谢爱磊借由沃尔夫冈·莱曼的观点阐述：“社会流动、跨越社会阶层通常意味着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否定旧的自我，并会因此减少与过去的联系。”

不过，谢爱磊认为，这种对环境的敏锐觉知，会促使和他一样的农村孩子更多去意识自我，反躬思考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篇英语阅读理解里有大量关于坐飞机流程的词汇，比如“取票”“安检”“托运”。谢爱磊想，如果有过坐飞机经历的孩子，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猜它们的意思。而那个年代的乡镇的初中生，少有坐过飞机的。

而这种适应过程是必要的，这是大学功能的一部分—帮助一个刚成年的孩子适应真实世界。

做题机器人

谢爱磊在不止一次采访里对记者纠正道，“农村孩子是‘依赖考试进入大城市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更‘擅长考试”。“事实恰恰是，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这部分学生其实更难通过纯粹的刷题改变命运。”

10年前，谢爱磊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对农村名校生的关注还没像今日这般热切。但在当时，在与不同学校的学生交流时，他发现“刷题”已经是他们最频繁提到的一个词语。如果把访谈语句用大数据整成关键词图，“刷题”两个字一定当之无愧地占据“C位”。

那时候，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形容为“做题机器人”，“机器人”这个词语强调的是被迫持续的存在状态。一种反问可以轻而易举地消解这一群体的“优势”：“别的孩子也是通过考试进来名牌大学的，他们怎么可能在答题上不如我们？”

“所谓的‘更擅长也许只是一个机遇问题。”谢爱磊说，自己念小学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通过考试升学的，很多小伙伴因为只差一点分数便无法升学。“你能说第二名跟第三名第四名之间有本质区别吗？一分两分而已，但他们就无法再升学。所以我不觉得我比我的同辈更聪明，只是多了一点幸运。”

谢爱磊认为，精英家庭里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毫不费力”，背后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铺就和助力。

他察觉到这些年的社会主流价值变动。比如，在他念书的那个年代，个人努力是被极大强调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就是用功，只要你用功，哪怕你资质平庸，你也是值得赞颂的，你也可以被大家喜欢。”但如今，社会似乎更强调“松弛感”，精英获得精英的地位最好表面上是“毫不费力”的结果。谢爱磊觉得，这种对“毫不费力”的成就的崇尚，背后更多是一种天赋论，“但天分某种意义上也是被社会建构的”。

如今，谢爱磊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父亲。他从女儿念小学时就发现，现在的课程设置和要求，与上一代人的境遇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特别强调理解能力”，尤其是“对人的灵活性（的要求）”。

同一张卷子摆在城市和农村的两个孩子眼前，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农村孩子从小阅读量少，一天到晚接触的全是硬性课本，他或她也许没有读过这么多书，很多背景性的知识跟城市学生比起来是稍微欠缺的、无法掌握的。”

包括数学这类理科学科，谢爱磊听见过女儿的小学老师这样讲：“阅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其他科目。”而在谢爱磊自己念书的时候，数学题目大多还是可以按照公式去嵌套，但今天的教科书和题目，不少都开始参考国外的理念，把一个概念、公式的来龙去脉阐述给你。

任何学科都包含对现实生活的内化，即便不明显。谢爱磊还记得自己初中时，一次英语考试，一篇英语阅读理解是描述一个人去机场乘机晚点的经历。文本里有大量关于坐飞机流程的词汇，比如“取票”“安检”“托运”。谢爱磊想，如果有过坐飞机经历的孩子，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猜它们的意思。而那个年代的乡镇的初中生，少有坐过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