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陈独秀为《新青年》六卷写文，在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大笔一挥，将两位“先生”引荐至国人面前。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西洋人）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德先生和赛先生，“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在1919年的横空出世，让五四的舞台从此有了引人瞩目的两位“顶流”。

但其实，与德、赛先生同期出现的，还有另一位“顶流”费小姐（Freedom）。

问题来了。为何民主与科学意涵的人格化，是两位先生，而代表自由的，却是一位小姐？

前面的问题比较容易从历史中追溯到答案。按照钱玄同之意，“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在此语境内，“赛先生”“德先生”的知识性质，是优先于性别内涵的。

至于“费小姐”的来源，普遍观点认为是，当时相比男性，女性之自由解放，仍是新文化运动之难点。因此，费小姐成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旗手。

妇女解放运动，在当时大受五四的欢迎。鲁迅化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发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追求自由之问。李大钊在《平民主义》的小册子中写道：“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

在“德先生”“赛先生”与“费小姐”三位“五四”精神导师的引领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分水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文化、旧道德受到冲击，近代以来的“育成贤妻良母主义”遭到唾弃，取而代之的是，男女同校开始出现，男女教育平等被写入学制，各地纷纷设立女子中学、兴办女子高等学校。

女性受教育权利得到了与男性一样的保障，理所当然地，智识与才华本不因性别而有所差距的领域，开始出现一批女性先驱。

最耀眼不过的，非科学界莫属。吴健雄、王明贞、何泽慧、谢希德、陆士佳等现代女性，受益于开明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先后到世界顶尖高校学习，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吴健雄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唯一的女性科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母”，谢希德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与丈夫钱三强联合发现铀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何泽慧，是“中国居里夫人”……

这批近代女科学家，在五四画卷中，是启明星般的存在，是“五四运动”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生动写照。正是这些勇敢的女性先驱们，用她们的智慧和勇气，为后来的女性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锻造了无穷的勇气，铺就了更宽广的路。

妇女解放运动，历经百年风云，让当今中国科学苍穹里的女性身影，似繁星闪耀。

如今，我国已有4000万科技“巾帼”，占科技界总人数45.8%，屠呦呦、李方华、张弥曼、颜宁……一批杰出女科学家在全球科学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女性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已经撑起中国科技的半边天。

女性也可“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