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一年一度的高考连着端午节，1354万考生角逐450万左右的本科录取名额，浓厚的节日氛围让人印象深刻。家长举着应援牌，焦灼地等在考场外；朋友圈里有人技痒，晒出刚做的高考试卷九宫格，还要附上中肯的难度点评。但很快热闹在烟青色的晚霞中褪去，今夏成功学意义上的教育赢家，还是张雪峰们。

当然，人们可以一味强调这只是单次的咨询服务消费行为，避而不谈那些更深层更难解的问题，从而让陷在自我欺骗漩涡中的脆弱心灵免于责难。

毕竟，在严丝合缝的结构性力量间走钢丝般求生存，就已经要耗尽成年人的生命力。而在积极让渡自决权和规避担责风险时，当下最好用的自我标榜，便是形势严峻，信息有限，难以把握，“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比较好”。

然而，简单的事实是，技术性的信息分析难以穷尽生活的可能性，人的生命历程也不能像选“跑跑卡丁车”赛道一样，提前锁定。因此，有必要大言不惭地指出，这股中世纪教众抢购赎罪券般的狂热，还是没能摆脱“用战术上的勤奋，掩饰战略上的懒惰”的窠臼。

我们都熟悉森林大火熊熊燃烧、动物惊险求生的可怕景象。而极尽功利算计之可能的社会氛围，恰如烧不尽的森林野火，人们怕自己的生活被过早席卷，葱郁不再。即便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存在不可化约的动物本能，人也毕竟不是袋鼠。家庭教育也好，大学教育也罢，作为整体的社会意识，如果想找到克服时代焦虑症的药方，就需要意识到，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时刻：教育者必须开始学着分清“照料”与“教育”。照料一棵植物、驯养一只可爱动物，和将一个幼婴培养成可以自我负责的人，有本质区别。

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写到他的家庭教育经历。他的父亲并不介意让孩子早早体验到“父亲的局限性”。在他拒绝了体育老师的服从性要求，被控违反纪律，必须在向老师道歉或者被学校开除之间二选一时，父亲告诉他：“你必须为自己做决定。我只能向你保证，如果校长想开除你，我会一路找到政府部门，确保你留下来。但我怀疑，部里永远不会推翻校长的决定。因此，你必须为自己决定你要面对的风险。”

在他的学校教育即将结束之际，父亲再次郑重地把他叫到房间，讨论他的未来。父亲给他看了账本，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因为“你必须知道我的资产和收入是多少，这样你就知道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以及极限在哪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观察到他对艺术和历史的兴趣，并且愿意听从他的天性，鼓励他进入这些领域：“你必须考虑，首先是这个职业能真正让你满意。如果你只要生活，就没有必要赚很多钱。”

至于母亲，他曾问如果自己想去印度，并且可能不会再回来，她会说什么？

母亲说：“我会让你去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生活。”

很多这样的时刻，在雅斯贝尔斯的心目中，留下了由充分的认可所奠定的确定性，他说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信任”，让他从来不曾怀疑过，当他严肃认真的时刻，无论打算做什么，父母都会和他站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被这样的父母抚养，在他们的关怀下成长，让他保持了对生活的基本信任，在后来的纳粹德国时期，他靠着这份信任，和自己的犹太人妻子，在无数次想要放弃的冲动下，互相支撑着坚持了下来。

相较之下，结合自己的经验，我们难道会难以洞察另一种教育思维的本末倒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