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钢,李文晓

中国传统师道的真正定型是在孔子手中完成的,对于传统师道的践履,亦以孔子的表现最具代表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他树立了人师典范,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师道传统。其后的孟子、朱熹与王阳明等历代儒家师者,则堪称古代中国社会践履这一师道传统的杰出后继者。及至现代,钱穆则成了对中国传统师道亲身践履的突出代表人物。自十八岁登上杏坛,钱穆就投身于教育事业,他自称:“由小学中学而大学,上堂教书,是我的正业。下堂读书著书,是我的业余的副业。”[1]毋庸讳言,钱穆一生以师为业,从乡村教师到大学宗师,钱先生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余年。身为一名师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师道的坚守贯穿了他治学施教的一生。

一、钱穆教师生涯前期的传统师道践履:从乡村小学教师到大学讲堂宗师

在《师友杂忆》和《八十忆双亲》中,钱穆回顾了自己的早年家教以及求学经历。从中可以窥见,早年所接受到的良好家教以及新式学堂教育,对钱穆尽其全部教师生涯勤苦不辍地践履传统师道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根源性影响。

钱穆自幼饱读诗书,虽家道中落,但书香未断,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一位乡村教师,在七方桥设馆授徒,为人仗义执言,族人乡里莫不敬之。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特别谈及了父亲对他的影响:“先父之得人尊敬,则日进而益深,愈远而弥殷,环居数十里间,士大夫读书人中,实无有更出其右者。”[2]“窃谓《论语》有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即如先父,庶堪当之。”[3]钱父虽因体弱绝意功名,但一直躬行“士志于道”的传统。父亲的“士君子”形象更是在钱穆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此后的施教育人中,钱穆一直以父亲为榜样,担当起传道重任。钱穆的母亲蔡氏,虽不识字,但与人为善、安贫乐道,特别是在钱父英年早逝之后,她秉承钱父遗志,毅然决然地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钱穆双亲对其子女严慈相济,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启发诱导和言传身教。对于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钱穆自言:“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4]“先父似从不做正面教诲语,多做侧面启发语。”[5]这一教育方法也被钱穆运用在其之后的教书育人中。

在《师友杂忆》中,钱先生记述了深深影响了自己的良师益友。钱先生所受的学校教育虽短暂,但却收获了浓厚的恩师情谊。在果育学校受教求学的四年中,钱穆先生遇到了影响其终身的老师,如体育老师钱伯圭,他曾教诲钱穆不要再读《三国演义》,应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批判性地看待中国历史。钱伯圭的教导不仅给当时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还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和社会政治关怀。果育学校还有像顾子重、华紫翔等诸多良师,他们教书绝不限于知识传授,而是兼通古今中外,以渊博的学识为学生所推崇。钱穆在这些良师的教诲指点之下,眼界逐渐开阔,这也为他以后的治学施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钱穆后又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校长屠孝宽对他爱护有加,并且钱穆还收获了与吕思勉浓厚的师生情。吕思勉是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教师,时有鸿议创论,深得学生喜爱。钱穆治学受吕思勉影响极深,而后两人皆成名,仍然相互切磋,互有补益,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可见一斑。

当时无锡乡间的重教兴学之风十分浓厚,对老师也是尊敬有加。钱穆在其师华倩朔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教师的重视与推崇,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影响。钱先生此后汲汲于复兴师道,并直言天地君亲之上最尊贵者为“师”,或许源头即在于此。可以说,学校教育的经历让钱穆不仅感受到了传统的尊师重教之风,更是在其所遇诸师身上窥探到了师者应有的模样。钱穆先生对传统师道的呼唤,也正是因为少年时期受到了良师道义力量的感召,他所做的也不过是循着先师的足迹,将这种精神力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虽结束了学校的读书生活,但幼年的家庭教育与中小学七年,受父母双亲与学校诸师教益良多,钱穆的立己处事以及治学根底,皆由此时期奠定。在果育小学读书时,钱穆收到其国文老师华山赠予的日本著作《修学篇》,书中讲述自修苦学成才者数十人,钱穆深受鼓舞。虽有未继续深造入大学的遗憾,但他并没有丧失斗志,而是矢志自学、苦读不辍,成为“善自得师”的典范。

1912年春,经由远房亲戚钱冰贤引荐,钱穆任教于三兼小学,一人教授国文、算数、史地等诸课,这是钱穆从事教育生涯的起点。此后六年,钱穆先后执教于鸿模学校、梅村县立第四小学。钱穆虽以执教谋生,但他从未放弃读书,一边循循善诱地教人,一边孜孜不倦地治学。

钱穆的教学始终是以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为本的,他服膺于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认为儒家教义的核心在于“教人好好做一人”,这也是他后来对师道最切近的阐发。从个体修身来看,钱穆不仅致力于个人德性的提升,坚信“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6],还将这种道德自觉贯彻于自己的一言一行。落实在其教书育人之中,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他以身立教的教育方式。在梅村县立第四小学任教时,钱穆讲到劝人戒烟的一篇课文,当时他便告诫学生不要沾染抽烟这个坏习惯,如若养成也一定要下决心戒掉。他将自己作为反面教材,坦言了自己养成抽烟这个习惯却无法戒掉的无可奈何。课后,钱穆思来想去觉得上课所言实为不妥,如若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学生又怎会真的信服?钱穆遂决定戒烟,在人格和行动上做出表率,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育方式也令学生很是敬佩和称赞。

1919年秋,钱穆改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一职,在此期间,适逢杜威访华,宣讲教育哲学。杜威的讲辞让钱穆看到了中西教育思想的相异之处,他改任初级小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与幼童的直接接触,做一番实验,探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异同得失。再者,当时的初级小学教科书都已经改为白话文字体,钱穆想要亲自体验幼童初学白话文的利弊得失。这两件事一直萦绕于钱穆的心头,于是他开始了独立担任教育行政工作的初次尝试,并在后宅初级小学进行了大胆的教育改革与探索。

钱穆的教育改革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期课程生活融为一体。落实到具体实践上,钱穆则是改变了课程安排,废除体操唱歌课程,将其作为学校全体活动,并安排在每日上下午让全体师生参加。这样一来,体操和唱歌就不再仅仅作为课程,而是真正融入了学生的生活。二是废除体罚,因势利导。如在对学生杨锡麟的教导上,钱穆不仅不对其体罚,而是根据该生的具体情况,就其所长引导教学,把对学生强加的外在规矩束缚转化为心灵引导。实践证明,他的教学方法颇具成效,后来还被称为“活教室教学法”。三是推广国语,创新作文课。钱穆所教的国文科是以作文课代替的,他常常带学生去校外观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教学。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之下,学生皆踊跃作文,兴趣大增。钱穆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在做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他一直用白话文教学,并采用白话文自行编纂教材,经过他的努力,学生的白话文写作能力大为提升。如此种种尝试,我们可以窥见钱穆先生的良苦用心。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所重视的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即教育不仅仅指课堂知识的传授,更包括人生的各个方面,这也是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人文教育或者全人生教育。显然,后宅初级小学的尝试与钱穆心中理想的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教育改革与探索也深受学生爱戴和家长信任,时任泰伯市长邹茂如对其称赞道:“君等来,校风大变,皆三师善尽教导之功,一镇人皆称誉。”[7]这可以说是对钱穆教育实践的深切肯认。

1922年后,钱穆又执教中学八年,先后任教于集美中学、无锡三师、苏州中学。在此期间,钱穆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还将课堂教学与治学研究相融合,在三尺讲台之外开辟出自己的学术天地。事实上,在此前的十年乡教中,先生虽常以未能继续进入大学深造为憾,但他却一直深信学问来自功夫,教学相长也深深贯彻在他的教育实践之中。在乡村小学执教期间,钱穆就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如他在梅村县立第四小学任教授《论语》时,就仿照《马氏文通》体例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也是钱穆平生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任教中学期间,钱先生不仅撰写了《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著作,还在1929年完成了他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而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也大体在此完成。

循着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与理想,钱穆一直走在践行师道的路上。综观钱穆十八载的乡教生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教师成长之路和治学之路,完全是一步一个脚印下的不断思索和不断实践之路。除却乡村艰苦环境对他心境的磨炼,更为深层的原因或许是他对“求师贵在自得”的体悟和践行。钱穆一生所奉行的是孔子的士人君子之道,“孔子之学,以人道为重,斯必学于人以为道。道必通古今而成,斯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可知道无不在,惟学则在己。能善学,则能自得师”[8]。钱穆认为孔门之道虽无处不在,但道在人身,唯自学方能通于人道,求师向学即贵在善自得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师道》一文中,钱穆又对求师之道进行了阐发:“人道即本于天道,自可教之人,使人同知道。此见为人之道贵在‘自学’,不在师教。”[9]钱穆所言即表明了对“求师贵在自得”的肯认,中国传统教育重在“教人好好做一人”,尤其重在教人能自得师,钱穆将求师之道落于个体己身,重在强调自学自得,有志为学者即可善自得师。他进一步指出:“他既能自得师,自能懂得推己及人,如何去引导人,劝诫人,教人好好地做一人。因此师道却是人人皆能,只需有一个起码条件,而此起码条件,却同时已是为师之道最崇高的目标了。”[10]

虽然蛰居乡村以执教谋生,但钱穆读书极其勤奋,在教书之外逐渐奠定了学问的基础,堪称“善自得师”的典范。在钱穆种种努力的背后,若隐若现的则是一位师者的师道践履。对于自己之前的苦读求索,钱穆在晚年感慨道:“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11]乡教十八载,钱穆孜孜不倦地苦读书籍,日求长进。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正是他对传统师道精神坚守和传承的最好体现。虽无师友在旁指点切磋,先生却能“善自得师”,在茫茫书海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断冥思求索的积淀,他才能从乡村教师一步步成长为大学宗师。

1930年,在顾颉刚的推荐下,钱穆奔赴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进入大学任教,钱穆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到燕京大学之后,钱穆深感大学与中学环境的大不相同,始念应于职业之外,自求生活。作为一名师者,应专心于自身学业并传授于诸生。在燕京大学的校园中,钱穆专心治学,完成了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但最终还是不能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任教一年便辞职匆匆南归。1931年,钱穆又北上执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是他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的开始。

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得益于北大自由讲学的传统,先生并没有按照学校课程规定的内容讲授,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层层剖析,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这种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听课,其讲授内容也深受学生欢迎,钱穆也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钱穆也在清华、燕京、北平师大教授“秦汉史”课程,提及钱穆上课的风采,李埏回忆道:“他一登讲坛,便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地讲。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12]可见,钱穆的授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入北大史学系后,钱穆先后主讲过“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诸多课程,他将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故而能在讲授中旁征博引,很有说服力。学术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这也是他在北大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

北大的从教经历深深影响了钱穆,在北大建校四十五周年纪念时,钱穆还发表讲辞称赞和肯定了北大自由的教育精神。这种自由的教育精神不仅给予了钱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他找到了复兴中国传统师道的可能。在钱穆看来,师道复兴依赖于学术自由,而这必须依靠教育精神之独立而实现。“教育以师道为生命,师道之兴本于学术,学术之昌原于自由。政府之与法令,奖掖之,护养之,而群雌无雄,其法不育,师道之兴,仍有待于社会学术自由空气之酝酿,其事固非政府法令之所得而预”[13]。钱穆意在表明,师道的复兴要靠社会自由的学术和教育环境的酝酿,如若政府横加干预,只会适得其反。之所以有如此论断,除却钱穆对于当时教育的深刻洞见,或许与他在北大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正是因为他亲身体会到了学术自由的环境与风气,所以在他后来思考师道复兴问题时,才会提出教育精神独立的解决之道。

卢沟桥事变后,钱穆随学生辗转多地,先后又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等。抗战时期,钱穆讲学的足迹遍布西南。在西南大后方,他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或著书立说,或奔走演讲,以“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定力和勇气,展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和担当精神。他在抗战时期写成的《国史大纲》,被他的学生余英时称为“为中华文化招魂”的著作。书中展现了钱穆先生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为要凝聚全民族抗战,必须弘扬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此他提出,要使国民能真切地爱国家和民族,就必须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有学生回忆道:“人们在这场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读了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又将为如何?”[14]可见,钱穆先生所阐发的民族思想在当时对激发国人民族意识和唤醒国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名学者,钱穆先生为国难之时的书生报国树立了一种典范。而作为师者,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丰富治学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学生,在培养人才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努力下,成就了李埏、严耕望、钱树棠等学术名家。钱穆对学生极尽关怀,当年跟随钱穆学习的严耕望这样回忆道:“先生领我到住处,对于一切起居饮食,乃至铺床叠被、整理书物诸琐事,都细心指点周到。而且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来我房间五六次之多,诚恳关切,宛如一位老人照顾自家子弟一般,令我感到无比的温暖。”[15]除了给予生活上的关怀,钱穆还告诫学生读书治学要着眼于远大处,要做领导社会和移风易俗的大师。钱穆之所以对学生有这样的嘱托,是因为他坚信“学贵致用”,任何一个学者的为学都要有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不能只埋头做学问,不问世事。在严耕望自感天资有限时,钱穆又鼓励他:“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16]钱穆的谆谆教诲深深影响了严耕望,他一直没有忘记先生的嘱托,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制度史和人文地理的研究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钱穆教师生涯中期的传统师道践履:创办新亚书院,施展教育抱负

在近代教育理想失落下,钱穆汲汲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在且行且思之中孕育出了理想的种子。1949年钱穆只身赴香港,怀着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条件下创办了新亚书院,这也是他毕生教育思想的升华与教育抱负的施展。

在《新亚书院招生简章》中,新亚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7],这一理念可以说是钱穆办学宏愿和教育理想的凝结。钱穆一直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的教育即做人的教育,“我自民国元年起,即已从事教育界,忝为人师,至今还没有转变过,也没有休息过。当时我即深深明白得一项道理,即不懂得如何做人,便无以为人师。此一道理,却是自我心底深处明白得来。至今五十三年,我对此番道理,深信不疑”[18]。

钱穆的此番感悟,实际上是针对近代教育的种种弊端有感而发。“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激荡共进、古今中西之争风云涌动的社会与文化发展进路构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19]。钱穆认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近代国人惊奇于西方的富强,逐渐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与之而来的便是全盘西化、实利主义、模仿主义的竞起。在这种影响之下,中国的教育也呈现出了外化的倾向,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对西方的态度几乎是“照葫芦画瓢”,相对应的便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否定。钱穆认为近一百年来,教育制度与内容正在逐步革新,知识传授成为教育的唯一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好做一人”的教育则退居不重要地位。钱穆痛批当时的教育乱象,特别是对于师道的沦丧,他痛心疾首地说道:“教师只成一知识稗贩者,他教的是书本或技能;学生呢,也只是在书本上技能上学,教师与学生双方,在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日渐生疏。于是,师与道,便明显地划开,成为有师而无道。换言之,是只剩了教育方法,而没有教育精神。”[20]

秉承“教人好好做一人”的师道精神,钱穆把陶冶做人作为其教育的主要目标。做人的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并且体现在修身处世的每一环节。这一教育思想被贯彻到了新亚书院办学的方方面面,在钱穆亲自撰写的《新亚学规》中,前三条便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21]此三条学规,明确阐发了“教育即做人”的思想。在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中,钱穆也提到了一切教育方针,是为了让学生切实明晓做人和求学是一回事。

1953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作校歌,歌词中提到的“新亚精神”就是一种以儒家道德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新亚书院的人格教育之中,秉承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它将做人放在了第一位。钱穆之子钱逊在了解父亲创办新亚书院的艰难历程之后,开始懂得了父亲的理想与苦心。尤其是在读过《新亚遗铎》之后,他领悟到“新亚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父亲的精神。对于这种精神,钱逊先生称之为:“继先圣堂堂正正做中国人,启后学切切偲偲为孺子师。”[22]可以说,“新亚精神”也是钱穆先生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钱穆一直主张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融通,这一教育理念为新亚之后的办学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亚书院以中外汇通思想为指导,将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与西方大学制度相结合,这源于钱穆对中国传统书院的坚持和对西方大学导生制度的借鉴。在此教育旨趣之下,新亚书院的一切课程,皆是先重通识,再求专长。“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训练,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课目,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智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者真切认识自己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整个人生中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23]。这也就是钱穆所一直提倡的“融通古今,融通彼我”的“通学”。他反对选科选课的专门教育,主张“通人尤重于专家”的通识教育,他在《新亚学规》中也谆谆告诫学生:“理想的通才,必有他自己的专长;只想学得一专长的,必不能具备有通识的希望。”[24]这一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他对于理想大学教育的论述中,新亚书院则成了他实践这一思想的沃土。

在教学方面,新亚书院重在对学生生活理想的陶冶与培养,要求学生日常生活应与课业打成一片,内心修养与学业打成一片。钱穆强调教育与生活理想融为一体,“新亚不仅是研究学问之所,还当学做人。人生不是单调的、呆板的,而应是新鲜的、活泼的,不但当富有教育意义,亦当富有人生情味”[25]。此种教育亦可谓儒家的情意教。在教学上,书院实行导师制。这一举措可以说是钱穆对传统师道复归所做出的努力尝试,以导师的人格与学问为学者的学业与人生成长作指导,以此方式方法救治当时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的弊病。[26]导师要在精神上感召学生,在学问上引导学生,因而学生在与老师的接触中,不仅能够训练自学精神,还能够促进自身人格的完善与发展。

教育应有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在钱穆看来,承担教学职责的师者也应该是独立的。“每一位教师从事教育事业,都有他一个独立的人格,而且都有他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那即是他的讲堂了。教师在讲堂,是最尊严而伟大的,也是最自由而独立的……教师在学校中,有其独立与自由,谁也剥夺不了他教育青年之志愿与独立精神,他有一份奋斗的可能”[27]。可见,钱穆先生认为学校不仅要为教师创设自由的学术环境,还要尊重其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作为知识的化身,教师身份本身就是独立自由的,这是教师的权利,也是历史赋予教师的一项伟大责任。

新亚书院占据了钱穆十八年的光阴,他创办新亚,就是希望中国青年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思想在教人如何做人,中国传统师道就贵在能“教人好好做一人”,因而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学做人。钱穆自小就接受这种传统教育,钻研古代典籍不仅使他获得了诸多学问,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为人之道。钱穆晚年总结,他一生最信守的便是《论语》第一章孔子所教的做人之道以及做学问的纲领,毕生追求的也就是学习孔子品德的千万分之一二。儒家文化深深影响了钱穆,他以自己脚踏实地的奋进,笔耕不辍地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开辟新道路,所以“终钱穆一生,无时不在为传统文化,为学术旨趣,而奋力亢进中”[28]。而他所创办的新亚书院,也将继续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完成自己伟大的事业,为人类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钱穆教师生涯后期的传统师道践履:寓居素书楼,晚晴传薪火

1967年,钱穆离开香港,寓居台北素书楼。虽已年逾古稀,仍矻矻不休地讲学著述。其著述演讲始终围绕复兴中国文化与儒学传统而展开,印行成书三十多种,成果颇丰。自钱穆在果育学校从学受教,中国文化问题就始终萦绕于他的心头。钱穆一生学贯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终极旨归则落在文化问题上,其终极关怀则是中国文化如何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他毫不掩饰,他一生传道授业,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

钱穆之所以离开新亚书院,实是为学术急流勇退。移居素书楼后,钱穆便潜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历经七年之久才成就此鸿篇巨著。《朱子新学案》写成后,先生又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研究所教席,在家继续传道授业。前来素书楼拜谒求教的,除了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还有台湾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一些社会人士。此时的钱穆已是古稀之年,但却毫无倦怠之意,对一切来听课的人,他都一视同仁,有教无类。1977年夏,新亚书院为阐发中国文化之价值,并感念先生创建新亚之贡献,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年先生八十三岁,在大病初愈、双目已不能见人的情况下,以《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在新亚讲演,可见先生传播民族文化之苦心。之后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先生又谆谆教诲学子:“为学必先做人”“学做人的第一步便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需要我们,我们要对中国文化负责”[29]。这无一不体现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深情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1978年钱穆先生患眼疾后,视力渐衰终至失明。但先生勤读勤写,永葆读书人本色,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在夫人胡美琦女士的协助下进行撰述。1984年,先撰写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一书,阐扬中国学术传统与民族文化精神。1986年,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六年的笔录口授、反复增修之下,又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晚学盲言》,其宗旨亦为阐发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双目已盲的艰难情况下,先生如此不畏艰难繁琐,笔耕不辍地弘扬中国历史文化,此种精神真是令人感佩至深。同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为学生上告别讲坛的最后一堂课。在最后一堂课上,先生意气风发,不减当年神态。临别赠言听课的诸位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在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30]这是先生对后辈的深切期望,亦是对国家民族文化的一腔热忱。

1990年,在漫天风雨中,钱穆无疾而终。一代大师隐入历史,所闻之人莫不哀思悼念。作为一名师者,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其谢世之后,诸多受教于先生之弟子莫不追忆先师,展现了先生的师者风范和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对于学生而言,钱穆是一位良师。在读书治学上,他教导李埏:“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无止境啊!现在你应该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学者贵自得师,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啊……”[31]这番教诲,李埏自言一生受用不尽。对于余英时而言,钱先生塑造了其生命。他感言自己是在患难中从学受教于钱穆先生,这种情感已经很难用“师生”二字来形容,甚至超乎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情。先生逝世后,余英时写就《犹记风吹水上鳞》追忆恩师,在他的笔下,字字句句皆是对恩师的敬仰与怀念。“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32]。在余英时的心中,钱先生俨然是一位人师。他后来赴美深造,在异国他乡仍孜孜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可以说与钱穆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在许多亲炙钱穆教诲的弟子口中,我们可看出先生的人格风范、学问之道乃至一生行谊无不落在了他所说的师道的最切近处。对其弟子和追随者来说,钱穆是可作楷模的教师。“钱师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学者的风度,和他敦厚朴实的生活作风,在我心中,他就是祖国历史上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再现”[33]。太史公《孔子世家》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34]钱先生的精神血脉就流淌在其学问著述中,流淌在他对弟子的培育敦勉之中。有学生回忆道:“在我们读他的著作或听他的演讲时,他的话都有雷霆万钧之势,震撼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在知识之上,还接触到一个人格,一个热爱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伟大心灵。”[35]可见,在为人处世及教学诲人上,钱穆都力行“好好做一人”,特别是做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对中国传统师道的坚守和践履,不仅成就了自身的德性生命,也成为他人效法学习的道德楷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钱穆先生可谓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像先生这样完全靠自学苦读取得一番成就的,恐怕找寻不出第二个人。他是一位史学家,其弟子严耕望将他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先生茹古涵今,望重学林,可以说是集经史子集于一身的“通儒”,因此有学者也称先生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他又是一位最质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培育无数英才。尤其是他创办的新亚书院,为香港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钱先生的一生与20世纪中国的忧患相终始,怀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他毕生都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精神。其思想脉络始终围绕中国文化的传承,先生的忧患发愤之作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深具影响,还推动了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播的伟大事业。以上种种皆不能涵盖先生的全部,不管是在为学、为师还是为人上,钱穆都树立了时代的典范。钱先生虽已作古,但其精神志业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无数的后来者接过他传承的文化薪火,走在了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道路上。诚如他的学生余英时所言:“钱先生走了,但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36]

四、结语

自孔子为中国社会首倡“师道”,由其奠定的师道传统被历代儒家师者所传承。及至近现代,在传统教育理想坠失下,钱穆接续儒家师道传统,成为对中国传统师道加以践履的突出代表人物。在文化顷圮、国魂飘失的变局中,不乏坚守儒家师道传统、挽文化大厦之将倾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如致力于教育现代化探索以期实现理想之国家的陶行知和胡适,他们可以说是“一生都在追寻如何培育人的民族性、国家性和世界性,寻找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教育之道”[37]。其师道践履不仅蕴含着教育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还展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显示出了时代的印迹。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比,钱穆的师道践履显得有些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完全是靠自学成才摸索出来的道路。在钱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传统守护者的君子风范,但这并不代表他固守传统,其思想洞见更多的是敦促国人首先体认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此基础上再去融通西方智慧。他更像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在艰辛探索中用生命和时代风潮搏斗,或许也因为这种悲悯的心境,他的师道践履才会显得如此坚韧与坎坷。

综观钱穆一生经历,他之所以能从最底层的乡村走向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之所以能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苦中创办新亚书院,还在耄耋之年犹不倦于著书立说,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究其本源,是因为钱穆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教孔子之所教,并将这种自学与教人精神落实在了人生的方方面面。《论语》开篇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8]此为孔子一生为学自述,也是钱穆先生的毕生经历。钱穆一生之立身行事,不在于欲求成贤成圣,而在于学与教。其一生师业,即在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正是在所学所教中,钱穆实现了对儒家师道传统的继承,并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师道践履。

谈到钱穆的师道践履,应明晰他所坚守并汲汲于复兴的传统师道到底为何?毋庸讳言,对于传统师道内涵的界定,是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教育语境的。在此语境之下,传统师道的内涵无外乎三大面向,即尊师之道、为师之道、求师之道。就尊师之道而言,师之当尊源于师之所传之道,其身份的独特性也是由“道”确立。就为师之道而言,落实到最切近处,即钱穆一直所强调的“教人好好做一人”。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师道,其实是重视人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师道的另一解法便是“人人即可为人师,并可为圣人师”。而其实现之径,便是以“学”为始,孜孜不倦地躬行人道。这又与求师之道相贯通,求师贵在自得,有志为学者即可善自得师。质言之,中国传统教育不仅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师道文化传统,更决定了师道的根本关切和本质内涵。而师道的内涵也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师者还是要以所传之道为根本依据和终极旨归,所谓师道的最切近处“教人好好做一人”也是道的具体表现。

钱穆先生对于传统师道的探研,也是依循于此并与时代境况相关联。一方面,他对于传统师道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湛深体认自得于艰厄之中,因此他一直强调“求师贵在自得”。另一方面,历代儒家师者都有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使命感,这源于孔子之学之教本身还内含着一种必然的社会政治含义。这两者的叠合,使得钱穆的师道践履既有对儒家“学以为己”教育理想的阐发,又体现出了对时代境遇的深沉关切。在历史的演变中,师道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核心精神在历代儒家师者的赓续中得到了更为绵远的传承,并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独具特色的师道文化。所谓师道的现代践履,也应着眼于此,即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之下,如何将这种师道精神传承下去。在此意义上,回望钱穆的师道践履,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钱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道之师,他所传的“道”是人生大道,更是中国文化复兴之道,他的“授业”和“解惑”也皆是以“道”为中心的。钱穆所说的“道”,也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统。钱穆认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就是师道传统与文化传统的中断,为此他讲道:“要复兴文化,必当复兴师道。纵说要舍旧谋新,尽量破弃旧传统,建立新风气,但此一期望,仍必要仰仗教育,尊重师道。”[39]钱穆一生崇师,他格外强调教师在师道复兴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师道复兴赖乎于教师自身之觉醒,为人师者应自尊自重,在对教育事业的信心中,在对青年前途的热忱中,激发出作为师者应有的责任感,那么师者人格自会不断提升。钱穆对于教师问题的深刻洞见在今日看来仍发人深省,教师要自尊自重,实现内心觉醒,首先就是要认可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正如有学者所言,“纯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永远无法激发教师内在的认同,只会促使教师沦为教育教学的工具,而有情怀有温度的教师必然在文化中汲取营养”[40]。质言之,教师内在道德的生成离不开历史文化精神的根植,现代教师的立身行教更是要以此为本,在对文化的体认和感悟中,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

中国传统师道最切近处在于“教人好好做一人”,对教师来说,必先得好好做一人,才能够传人生大道。这不仅是为师的最起码条件,也是为人之根本。钱穆一生都在“教人好好做一人”,背负着教育的行囊,他真正实践了儒家的师道精神。自十八岁初登杏坛,到九十二岁在素书楼上完最后一课,再到告别讲台后的笔耕不辍,这是钱穆诲人不倦、勤于著述的一生。先生的人格风骨、传道情怀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榜样,也是今日教育的标杆。一代大师虽已隐入历史,但回望钱穆的师道践履,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条指引当代教师继续跋涉的教育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