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旺,黄 鹤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中存在过的沙龙,史学界的不少研究者已经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纵览既有的研究成果,[1-13]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是在文化史、文学史、知识分子史等视野中对沙龙进行观照,力图阐释现代中国特定区域或大学中的沙龙与特定区域或大学的文化气质、文学流派、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等方面变化的关联。显然,在既有研究中,教育史的视野缺失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毕竟现代中国的沙龙,或者以大学为中心展开,或者就在大学中生根、开花,大学里面的教师与学生是沙龙活动的主体。既然教师与学生都参与到沙龙中,在沙龙活动展开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互动、相互塑造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就此而言,从教育史的视野出发透视沙龙,尤其是大学中的沙龙,是非常自然、合理和有意义的。本文便拟从教育史的视角出发,对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沙龙进行剖析,希冀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发现西南联大创造“教育神话”[14]的秘密。

一、西南联大沙龙扎根的土壤

西南联大师生共同参与的沙龙,可谓极一时之盛。无论是哪一个系科的师生,都是沙龙的热情组织者、参与者。在教师蛰居的斗室、校园的一角,校外的林泉佳胜之地、静谧的茶馆,都留下了沙龙的影子。那么,为什么在西南联大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这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一)探究性教学的引发

具有探究性的课堂教学,不是陈列式、平面化地将既有知识结构的图景展现出来,而是把既有知识结构图景的生成过程及其有机关联充分显现出来。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

通过课堂教学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生成过程的教授中,闻一多无疑是一个典范。他“开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讲自己研究的东西”[15]。如在讲唐诗的时候,他曾说:“唐代的两位大诗人李太白、杜工部,我不敢讲,不配讲。不能自己没有踏实研究,跟着别人瞎说!”[16]在文学史上,李杜确实很重要,但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很少,就尽量少讲李杜,对于不太重要的诗人,如陈子昂、孟浩然、大历十才子等,却用了很多时间来讲。这就体现了闻一多只是讲自己研究成果的授课特点。在其授课中,由于其层层深入,直探唐诗的奥秘,“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17]。所以,才会导致“闻一多的课堂挤得人山人海的,教室里坐满了,外面窗台上、走廊里都是人”[18]。

对于唐兰的授课特点,马识途曾经这么说:“唐兰教授讲授‘说文解字’课从来不按其五百四十个部首的顺序讲,只从他研究有心得的字来讲,既生动有趣,又有学术价值,而不像古时候甚至现代许多老学究讲的课那样循规蹈矩、枯燥无味。我们听得很认真,研究兴趣渐浓。”[19]唐兰不按部就班上课,而是把授课的焦点聚集在自己研究有心得的地方,使得学生“研究的兴趣渐浓”。其探究的色彩,显然是非常浓厚的。

在谈到钱锺书的授课情形时,许国璋在《回忆学生时代》一文中说:钱锺书授课,从来不满足于文学史实的铺陈。凡是具体的史实,都是一掠而过,总是“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20]。钱锺书所授的课是“文学史”,但不注重具体史实的说明,而是着眼于理出思想发展的脉络,使其每一堂课都成为“一篇好文章”,其探究的特征,也是清晰可辨的。

张景钺虽然是一个植物学家,但其授课风格,与上述文科的教授也非常相似。他在讲授“普通植物学”这门课时,把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实验结合在一起,既让学生看活的植株,又看标本,从种子的结构和种子的萌发开始,一直讲到新一代的种子成熟,才把课程收尾。生物系和地质系的学生一起上这门课,两个系的学生“都觉得这门课程太棒了”。有一次,张景钺提出要增加一次课,同班的一位同学马上说,增加几次课都可以,上这门课是一种享受,不是负担。以致上过他的课的学生总结道:“如果生物学的各门课都能刻意改革,达到这门课的水平,生物学就不会再被讥讽为‘死物学’或‘名词术语学’了。”[21]可见,在“普通植物学”这门课中,张景钺充分注意到了这一课程的独特性,把知识系统的展示和实验有机结合起来,由实验来印证知识探索、推进知识探索,把人类对于植物发生、发展、终结的探究历程做了完整的、鲜活的展示。使得学生从来没有把上这门课当作负担,而是视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总之,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教授们注重的是各逞其才,把自身独特的探究逻辑、思索历程、特色成果呈现给学生,从而表现出一种“智性的迷魅”,深深地吸引学生、震撼学生。沉浸在智性之美、智性之震撼中的学子,往往会发现与自己性之所近的值得探究的领域、问题。这成为其参与教师组织的沙龙、与教师切磋琢磨的根本动力。

不过,即使学生有强烈的与教师交流、碰撞的意愿,倘若师生之间关系隔膜,疏于交往,学生参与教师组织的沙龙还是难以实现。幸运的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关系亲密,师生交往甚为频繁、自然。这就为学生参与教师组织的沙龙铺平了道路。

(二)师生密切交往的推进

由于战时条件的特殊,导致了西南联大师生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多,师生之间在课外的密切交往成为师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姚秀彦曾说: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完全像一家人”。学生到老师家里,和老师打牌,一起吃饭,“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在老师家里,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后来的大学,规模很大,学的东西很多,但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关系没有了。[22]赵瑞蕻也曾说,西南联大的师生“可以随意接触”。在春秋佳日中,师生常常结伴漫游,或者一起喝茶下棋,促膝谈心。而师生之间交流的内容可以说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23]。二人所说的师生“完全像一家人”“可以随意接触”“无所不谈”,正是对师生交往密切的最好概括。

为什么说是战时的特殊条件导致了师生的密切交往呢?这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师生居住区域的高度集中,使他们形成了一体化意识。对此,曾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何炳棣说,西南联大和战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最大的不同”是,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变,“生活空间”发生了“骤然紧缩”。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主要集中在昆明旧城西北角的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到大西门,斜着横贯东西的文林街是西南联大人日常生活的大动脉。在这条街上,商店、书店、茶馆、饭馆林立,与西城垣北段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成为西南联大人整日泡茶馆的理想所在。因此,何炳棣断言:“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24]可见,何炳棣在此想要表达的是,与之前教师与学生住宿的高度分散相比,到了战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及其家属、学生都聚集在昆明城西北角很小的一片空间之中。这一师生共同生活空间的极大压缩,自然使得他们形成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是师生能够密切交往的重要原因。

第二,师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最大限度缩短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对此,冯至曾经说:“跑警报时,人人的心里各自有不同的忧虑,有几次昆明市内遭受轰炸,也感到气愤和担心,可是日子久了,见面时却都面带笑容,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把人们融合在一起,生死存亡也置之度外了。这种心情,跟平日在自己房屋里那种独自一人的感觉迥然不同。每逢警报解除了,一想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中,与那些看厌了的简陋的用具厮守,应付一些生活琐事,对于郊外阳光下的会合,反而有些依依难舍。”[25]在这里,冯至想要说的是,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生存境遇,所以,虽然日寇的轰炸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是,人们却因为心贴得很近,反倒超越了对死亡的威胁的本能恐惧,对于跑警报的日子有几分留恋了。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心情,正折射出师生关系的亲密无间与二者接触的自然和谐。对于这一点,陈岱孙也曾说:“老师与学生亲密一致,这与抗战有关。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26]这种在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生存状态无疑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战争使他们的接触变得亲切自然。事实上,不仅是教师们有这样的体验,学生亦然。任继愈就曾说:“日军投降后,北大迁回北京,郑先生生病,我们几个老学生去医院看望他。在正常情况下,对生病的师长也很关心,但是缺少抗战时期那艰苦与共、患难相扶持的亲切感。”[27]由此可见,艰难与共的生存感受是师生之间心理上贴近、频繁接触的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西南联大的师生交往密切,成为一个不争的、普遍的事实。这就使得学生可以非常自然地加入教师组织的沙龙中,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生硬、牵强的成分。

(三)超越襟抱的支撑

沙龙在西南联大的萌芽、扎根,固然需要充沛的动力、适当的着力点,想要使其铺展开来,成为联大中人共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还需要特定的支持力量,这一力量便是大学中人的超越情怀。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谈到其师长一辈人时曾说,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为人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28]。在这里,汪曾祺点出了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具有超越情怀。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士穷乃见节义”。意思是,只有在困境中,才能看出人的节操。这可谓知人论世的真知灼见。我们就从这一点出发,一窥西南联大教师的这一品格。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人面对的最大困境,便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求生。从1938年9月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西南联大的师生便处于时时有可能遭受日本侵略者空袭的危险之中。

空袭给人们带来的直接伤害是,死亡的阴霾随时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巨大的心理恐慌挥之不去。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留在许多西南联大人的记忆中。

1940年10月12日,近30架日本飞机一举侵入昆明的上空,投弹多达“百余枚”。这次轰炸,重点目标就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因此,使得“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整个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几乎被夷为平地,西南联大教授集聚的文化巷也被炸得面目全非。文化巷口棺木罗列,更是让人感到死神如在眼前。其时的西南联大人“惶惶无所归宿”,便再自然不过。当天晚上,吴宓准备继续讲授“欧洲文学名著”,但是,因为选课者到的极少,“仅到许渊冲等二生”,只能放弃上课的打算。到了15日,在吴宓再上“文学与人生理想”时,“到者五六学生”[29]。吴宓是公认的西南联大的名教授,授课认真、授课效果好,在学生中颇有口碑。就是这样的授课者上的课,在轰炸过后,都很少有人上了,可见学生在其时心理上的震骇、恐慌是何等强烈。当然,心理上极度震骇、恐慌的不只是学生们,即使是西南联大的教师们,也是如此。这从曾昭抡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就可窥见一斑:“昨日敌机狂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学校负责人,竟不露面。在办公时间内,全校无一人办公。”[30]他的日记中所说的“昨天”,显然是1940年的10月12日。在10月12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后,第二天,在偌大的西南联大,居然一个办公人员都没有,整个学校处于“停摆”状态。如果不是因为教师们在心理上的极度恐惧、不安,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

持续的轰炸、死亡之兽露出其狰狞的面目虽然对西南联大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困扰,但是,这种困扰还不是无时无刻的,真正无时无刻不在困扰联大人的是生活的极度贫困。对于联大教师们生活的极度困顿状况,不少人都有过声情并茂的描述。

闻一多一家八口人,不得不住在一个“楼下就是马厩、牛棚”的小房子里,床上、地铺上,挤得满满的。为了弥补食材的不足,傍晚的时候,他领着孩子们到收获过的稻田里捉蚂蚱和田鸡。尽管节衣缩食,但还是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只好“借贷度日”。甚至还“拍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忍痛卖掉自己最心爱的藏书”。[31]

闻一多的生活穷困如斯,历史系教授吴晗的日子也没有好多少。他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虽然是楼房,但房子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全是纸糊的。在楼顶的瓦缝中,还能看到蓝天。在吃饭的时候,灰尘常常从楼顶掉到饭碗里。[32]知名大学的名教授,居然只能住在四面漏风的破楼里,真可谓君子固穷矣。

与吴晗相比,华罗庚的日子就更苦了。他们一家六口住在距离昆明城二十里的一个村庄的小厢楼上,楼下是房东饲养的牲畜。“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楼下猪马同圈,常常听到马踩到猪身上,猪发出尖厉的叫声,把人从睡梦中惊醒。[33]他们住的楼,不但破,还是危楼。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何能至此?

针对西南联大教师的生活境况,经济学家杨西孟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性描述:在西南联大,表面上看起来,教授们的收入是几百元,拿的是高薪水,其实,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他们只是享受“战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这样的收入水准,如何能够维持他们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呢?这就需要“消耗早先的储蓄,典卖衣服以及书籍,卖稿卖文”。就是这样,生活依然难以为继。最后,只有销蚀“健康和生命”。因此,“回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会感觉有如噩梦一场”[34]。在战时,西南联大教师只能靠典卖书籍、文稿、衣服等来过活,但这依然使他们挣扎在疾病甚至是死亡的边缘,让身历其境者感觉如噩梦一般。就此而言,其穷困之状,几乎是无以复加了。

面对这样的危难与困苦,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超然、平静,甚至是喜乐。

虽然身处危难之中,但西南联大学人依然保持着文人特有的智性情趣。他们中的不少人,依然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诗论文。如浦江清就曾说过,在“天阴,寒甚”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不仅“传观诸人近作”,还纵论近人诗作。在谈到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的诗时,“尤有劲”。[35]在战乱中的天寒地冻之时,他们却能围炉论诗、赏诗,且兴致勃勃,可见其心境之从容。

除了谈诗论文,唱昆曲也是西南联大学人们的喜好。生物系的教授崔芝兰及其丈夫、哲学系的教授沈有鼎、数学系的教授许宝騄、中文系的教授罗常培等,与云南大学的一些教授,经常聚集在一起,一起唱昆曲、赏玩昆曲,甚至把当时还是学生的朱德熙、汪曾祺等也拉进去,他们称之为“同期”。[36]

这些西南联大学人,在空袭的危难中依然不忘论诗、唱曲,可见其心境之坦然、平静。

即使生活在危难中,他们还能把日常生活中的苦涩之美发掘出来,让人禁不住粲然一笑。

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做的屋顶,如果遇上下大雨,雨水打在铁皮上面,声音很大,往往会盖过教师讲课的声音。一次,经济学院的陈岱孙教授给学生上“经济学概论”,讲到一半时,风云突变,下起了大雨,教室顶部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尽管陈岱孙极力提高嗓门上课,学生依然听不清他的声音。此时,陈岱孙苦笑着转过身来,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下课赏雨。”对此,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笑了。[37]

在昆明遭受空袭时,西南联大师生都要“跑警报”避险。此时,不少人都要急急忙忙钻入防空洞。针对这样的情景,陈寅恪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38]。这是把常用成语与生活实情做了非常自然的嵌合,真有妙到毫巅的意味。如果没有在危难中超然、达观的心境,断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妙联。

西南联大学人身处危难之中,甚至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乐。如金岳霖在躲避空袭期间,寄居于同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钱端升家。钱家有两个小孩,乳名分别是“都都”和“弟弟”。金岳霖一见到这两个小孩,就用“都都……”“弟弟……”的声音来哼唱《马赛曲》,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让两个孩子特别开心。这两个孩子一见到金岳霖,就高兴地大叫“金爸,金爸”。[39]金氏这种和同事的孩子经常逗趣的举动,无疑是其内心潜藏的喜乐的外化。

对于西南联大学人的这份超越情怀,汪曾祺曾经这么说过:“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旋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40]作为亲历者,他对当时西南联大学人的那种胸襟、抱负体会甚深。这里所说的“不颓唐,不沮丧,恬淡冲和”,正与笔者的判定如出一辙。

西南联大学人的这种难能可贵的超越情怀使得他们不至于陷溺在日常生活的危难、艰苦中,整日愁眉苦脸、抑郁不堪,而是可以从容应对生活的苦难,并从日常生活的无奈、琐屑、困苦中腾跃而出,以自在、安然之态,沉浸在师生之间智慧火花的碰撞中,乐此不疲。

二、西南联大沙龙的突出特点

(一)谈经论道与人间烟火的融合

师生在沙龙中“坐而论道”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是与师生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谈经论道被自然地镶嵌在充满温馨气息的生活环境、情调中,温馨、淡然的生活为谈经论道注入了生活的温馨、生命的温情。从下面的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闻一多、冯至与新诗社的学生在沙龙中坐而论道时,常常选择的是西南联大“后面铁路边的‘英国花园’。那是个荒芜了的园子,离联大不到一公里,长着很多大树。树林围着过去的主人设置的蔷薇花架,旁边都是草地,可以躺着看书,看蓝天上白云飘,老鹰悠闲地在高空中盘旋”。真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地方”。在这样一处地方纵论诗道,他们选择的是月圆之夜。傍晚的时候,闻一多、冯至与学生们“挨着蔷薇花架,围坐在草地上。一张白布上面放着月饼、花生和昆明特产、清甜肉嫩的宝珠梨”。其时,“乌鸦一批批回巢,聒噪着”,“圆圆的月亮从浮云中探出头来,光照大地。架上盛开着浓密的蔷薇花,雪白的、粉红的,她们比白天更美、更幽静,也更有诗意”。[41]在这里,满架的蔷薇、溢满香气的草地、明亮的圆月,加上可口的昆明特产、各式精美食品,为师生谈论诗道营造出浓浓的温馨的生活气息。

冰心与吴文藻邀请西南联大的朋友、学生到他们的“默庐”中开办沙龙,他们往往是“一边喝咖啡、清茶,一边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很是愉快”。冰心颇有生活情趣,把居室布置得非常雅致、整洁。给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房的窗台有一个小花瓶,“不名贵华丽,不过是竹木为料的手工作品,但小巧玲珑,很是雅致。瓶之一侧,有一行清秀的小字: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都让刘绪贻禁不住大发感慨:“面临这新木焕香别墅、这绮窗、这雅致花瓶、这‘西风人瘦’题词,联想到易安居士词与文中跃动着的高雅生活情趣,这些都使我铭刻在心,至今如在目前。”[42]在这样的漫谈中,高洁、雅致的生活与超越人事烦忧的“谈天说地”是那么融合无间。想必沉浸在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漫谈中的妙人,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叹吧!

吴宓就曾经组织椒花诗社,定期对诗学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这一点,在吴宓的日记中,有若干记述。据1939年9月17日的日记,当天,吴宓到了昆明市富春街洞天饭店参加椒花诗社的沙龙。那一天在饭店做东的人是郑侨,共6人参与讲论诗作的沙龙。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由侨钞整前作,众评定甲乙。并推定宓为下次社主(第四集)。出题如下:(1)《无题》七律。(2)《昆明竹枝词》七绝。至少二首。”[43]可见,该次沙龙的主要活动是,大家一边饮酒品菜,一边品评诗作,并且确定下一次沙龙活动讨论诗作的主题。1939年9月29日的日记记载,吴宓当天步行到绥靖路东方酒楼,“赴椒花诗社第四集之宴”。那天,由吴宓做东,另外有7人与宴。大家在“评阅社稿而外,并以东字飞觞,行酒令。9:00归舍”。[44]从上面的记述可以看到,这次沙龙依然是宴请与品评诗作交织在一起。与上次沙龙不同的是,这次沙龙将文人的飞觞、行酒令等雅趣融合其中,更有一番情趣。总之,椒花诗社的沙龙活动,其组织者主要是吴宓,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诗作优劣以及相关诗学观念进行讨论。虽然人数不多,但少而精,且将饮宴与诗学的讨论融合在一起,颇得将学术融入生活之妙趣。

(二)轻松自在的论学氛围

当教师与学生的坐而论道融入生活中,与生活贴合无间时,受生活的自在、闲适气质的感染,论学这种似乎应该板起面孔、以严肃姿态对待的事情,便具有了特别的轻松质地。

在忆及“南湖诗社”组织的沙龙时,赵瑞蕻说:“闻先生和朱先生都来了……随意聊天似的,谈些关于诗歌创作、欣赏和研究的问题,很引起我们的兴趣,受到真正亲挚的教益。闻先生说话风趣得很,几次说自己落伍了,此调久不弹了,但有时还看看新诗,似有点儿瘾……而朱先生较严肃,说话慢慢的。他说新诗前途是光明的,不过古诗外国诗都得用心学。朱先生总是仔细地看我们送给他看的诗稿,提些意见。”[45]可见,在这样的座谈中,教师和学生都很放松,完全是“随意聊天”式的。处于这样的氛围中,闻一多、朱自清全都以本来面目示人。闻一多是外向的、情感丰沛、颇具幽默感的人,故是以亦庄亦谐的姿态面对学生;朱自清则是一个内向的、情感内敛、严肃认真的人,故以近乎呆板的严肃姿态面对学生。

赵瑞蕻在谈到他与同学们常常去燕卜荪组织的沙龙论道时曾说,燕卜荪在与学生们的“随意谈笑”中,很轻松地讲述“西洋文艺和哲学的故事”,还告诉学生,“他喜欢读约翰·邓恩、布莱克和布莱尼等的诗。法人诗中,他最推崇的是波德莱尔,他能够背得出《恶之花》集子里的许多诗篇”。谈得累了,燕卜荪就和学生站起来,“一起凭窗眺望”。这时候,仿佛有某种奇妙的力量驱使,“窗子犹如一扇灵魂的眼睛,有一座桥,从室内的心灵通向室外的风光”,为学生“打开了精神的远景”。[46]显然,赵瑞蕻想要说的是,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参与探讨诗道、人文之道的师生,精神是非常放松的。所以,诗人自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娓娓而谈间,为学生们打开了辽阔而悠远的精神世界,让后来的这位中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永志不忘。

在闻一多、冯至与“新诗社”的同学在沙龙中纵论诗道时,闻一多坐在一张用虎皮铺的椅子上,冯至则与同学们一样坐在草地上,团团围坐。冯至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不时和闻一多耳语几句。当主持的学生宣布沙龙开始时,先是闻一多讲话,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谈诗的美,谈诗和人民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闻一多的讲话结束后,“大家一个个站起来朗诵自己的习作,伴着掌声笑声”。[47]可见,在这样的聚而论道中,坐在虎皮椅上的老师,始终笑眯眯的老师,团团围坐的学生,让讨论诗道的行为染上了轻松、愉悦的色彩。因此,闻一多的思绪在诗歌的美学问题,诗歌和人民、生活的关联等阔大的运思空间中渐次展开,激荡在同学们的心头,成为“不朽的声音”。同学们的诗歌朗诵,也充满激情地铺展开来,荡漾在草地、花丛、树林间,更使得他们谈论的诗道渗入了生命的温情、直观的智慧。

(三)师生之间平等论学

在沙龙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与在课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课堂上,一般是教师为主导,学生只是顺着教师的思路亦步亦趋。而在沙龙中,教师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了,教师和学生是以平等的姿态展开讨论的。这种精神气质的讨论,在“十一学会”组织的集会中体现得特别显著。

“十一学会”大约成立于1942年春天,其成员中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教授,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吴征镒、王瑶、季镇淮、李埏等尚在助教与学生之列者。该学会的学术集会,最初定为每两周聚会一次,由其中的一名成员作学术报告,报告结束之后进行讨论。如果是教授作报告,学生必定要听;学生作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后来,虽然因为学会的部分成员准备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等因素,不能保持每两周一次的频率,但报告、讨论的活动一直断断续续进行。在讨论中,联大教授常常对学生们讲:“你们讲的,我们未曾研究过。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也可以做老师嘛。”[48]可见,在“十一学会”组织的沙龙中,教师不是以权威自居,凌驾于学生之上,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学生在学术的局部能够超越教师,虚心听取学生的想法,与学生平等地交流。

这样的情形,在朱德熙等人组织的文林街沙龙中也可看到。据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1941年,朱德熙住到了文林街地藏寺巷2号,不久,这里就成了他和众多师友聚谈的沙龙。经常参加这个沙龙的西南联大教师有杨周翰、王还夫妇,西语系的教员李赋宁、哲学教授沈有鼎。学生有哲学系的徐孝通,中文系的汪曾祺、朱德熙、郑孝胥的嫡孙郑侨等。他们经常聚集在地藏寺巷2号,“谈论学问,谈论时事,无所不谈”,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风民主”。[49]由此可见,讨论范围广阔、师生平等论学,是这一沙龙的重要特点。

(四)学术水准高超

因为参与沙龙的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都具有相当的学术积累,所以,在沙龙中,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展开讨论,其水准颇高。在这一点上,大普集的学术茶会体现得特别明显。

大普集的学术茶会的举办地点不在西南联大,也不在昆明城内,而是在昆明北郊的龙泉镇司家营。它是战时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西南联大多所研究机构就设置在司家营及其附近。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设在龙泉镇司家营十七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外宝台山响应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也设在这里,加上居住在司家营周围的学者,这一区域尽管地处郊区,但是因为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人才的集聚,使得学术氛围相当浓厚。因此,在这个地方,自然形成了大普集的“学术茶会”。西南联大生物系教授汤佩松在《为接朝霞顾夕阳》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大普集的这个学术茶会,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在大普集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三个研究所的人员之间在业务上的交流和合作。在我们搬到大普集新址后不久,由金属研究所余瑞璜发起组织在这三个所工作的部分朋友,加上家住附近梨园村在西南联大教课的一些朋友,每月定期(星期天)在大普集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由每人轮流作自己的工作报告或专题讨论。”[50]

从汤佩松的这一回忆性著作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一些学术茶会的情形。首先,集会是以茶话会的形式进行,和正规的学术演讲、学术讨论会存在着很大差别;其次,学术茶会的发起人是金属研究所的余瑞璜教授,该茶会并无正式的组织形式,也无正式的负责人,每次集会的时间和主持人都由上一次集会决定;再次,参加茶会的大多以当时西南联大理工科的教授为主,有余瑞璜、黄子卿、孟昭英、吴有训、王竹溪、任之恭、赵忠尧等,因而大普集学术茶会是一个偏理工科性质的学术茶会。由于大普集学术茶会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蓝本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故其研究者认为,大普集学术茶会是“中国的皇家学会”。[51]能够当得起“皇家学会”之名,足见其学术水准之高。

吴宓与贺麟等曾组织心社,定期就心灵哲学问题进行探讨,其水准也颇高。在吴宓的1939年与1940年的日记中,有不少关于心社的记载。如在1939年11月20日记述,吴宓到翠湖的茶座,遇到了贺麟与任继愈,坐下来叙谈。其间,吴宓大谈自己创办讲论心灵哲学的学会的想法,欲将学会定名为“心社”。贺麟大表赞同。于是,二人商定,分别做筹备的工作。在当天的晚饭之后,吴宓撰就了《心社简章》。[5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心社的创办是由吴宓、贺麟共同倡议的。吴宓在1939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下午赵紫宸到吴宓住所,讲述传教工作的原理。到了四点半,贺麟也到了吴宓的住处,三人“共商‘心社’事”,最终决定以文林堂作为集会的地方。[53]从这里我们不难明白,为组织心社,吴宓还认真咨询了神学家赵紫宸的意见。对于心社组织起来之后探讨有关心灵哲学问题的状况,吴宓还有如下几次记述。其一,1940年1月17日日记记载,晚上七点半,吴宓独自走到平政街68号赵紫宸的住宅,赴心社会集。在会集中,先是由吴宓讲述《石头记一书对我之影响》,继而心社众成员“自由讨论人生爱情各问题”。十点半才结束。吴宓与任继愈、石峻二人共同步行返回住处。[54]其二,1940年3月20日日记:晚上七点到十点,心社成员在赵紫宸住宅集会。先是由贺麟讲《道德标准之进化》,其内容甚为精深邃密。后来,大家自由讨论。在讨论中,吴宓居然表现出甚为愤激的姿态。[55]其三,1940年4月3日日记中还写道,当天晚上,吴宓依然到平政街赵紫宸住宅,参与心社聚会。其间,先由朱宝昌讲《释悲》,继而大家畅所欲言,“语皆精正”。到十点,吴宓方返回住处安歇。[56]在这几次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社的集会往往是采用一人主讲某一个与心灵哲学有关的专题,众人围绕该专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方式。由于参与者人数不多,且均是学养深厚、对心灵哲学问题有深切体悟者,所以,其报告、讨论往往是高水准的。

石社组织的沙龙也是不得不提到的。该社也是由吴宓倡导成立的,最起码吴宓是倡导者之一。对此,吴宓曾经如此记述:傍晚五点,顾良、黄维到吴宓住所,三人共同到曲园赴朱宝昌的宴请。其间,大家行红楼梦酒令,开怀畅饮,且纵论人生、学术。集会将毕,宣布成立石社,且确定“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晚十一点,集会方才结束。[57]从这一日记可以看到,石社成立于1940年5月12日,倡导者是吴宓、朱宝昌、顾良、黄维等人。也可能只是吴宓一人是倡导者,其他人只是响应者。虽然这个组织确立的使命是“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但从他们在诗酒唱和中成立该社,就可以看出该社的非正式性质。在该社成立后,陆陆续续有不少教师、学生或被邀请,或出于对《石头记》的喜好,纷纷加入了石社。如教授中的刘文典、沈有鼎、毛子水、郑昕,最初为学生,后成为助教的李斌宁,学生中的顾良、黄维、王逊、张尔琼、翁同文、王般、关懿娴、杨树勋、王先冲、房季娴、王映秋、秦文熙、王年芳、李宗蕖等。如对《石头记》亦研究有素的刘文典就是受邀加入石社的。对此,吴宓日记中也有记载:“五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1-3寝息。3-4至昆北,介绍顾良见刘文典,邀入石社。”[58]

意味深长的是,除了极少数对《石头记》研究有素的名家是被邀入社外,如欲加入社,吴宓提出了一个看似随意却很苛刻的条件:每一个想要加入该社的人,必须在《石头记》中找一个可以和自己对应的人物,且自己和这个人物的对应要得到大家的认可。[59]初看起来,这个条件似乎很容易达到,但仔细一想,这个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因为要满足这一条件,需要几个前提:第一,想要入社者必须对《石头记》很熟悉,熟悉到了解其中每一个人物的性情、精神气质。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读者对《石头记》非常喜爱,经常阅读《石头记》。靠这一个条件,就把很多“假石头迷”排除在外了。第二,想要入社者必须与《石头记》中的某一位人物构成精神的契合、认同。这个就不仅仅是要求读者对《石头记》的喜爱了,而是进入痴迷的境界。读者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情怀投入《石头记》中,找到其中的人物与自己心息相通、相契之处,以至对《石头记》的阅读欲罢不能,才可能实现这一点。这就把只是喜爱《石头记》但对其中的人物没有灌注生命情怀的人排除在外了。如吴宓在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就说,他在《石头记》中自比的人物是紫鹃。从表面上看,吴宓与《石头记》中的紫鹃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从性别上看,吴宓是男性,紫鹃是女性。从职业上看,吴宓是大学教授,紫鹃是大家族中的奴婢。从人生经历上看,吴宓是一生走遍四大洲、阅人无数的哲人,紫鹃是一个终身在贾府为奴、人生阅历极其简单的仆人。但是,如果深入精神气质的层面,我们就会看到,二者是高度相通、相契的。紫鹃虽为奴仆,但在精神上却是高贵的,其高贵体现在其对林黛玉至死不渝的追随。在紫鹃的心目中,林黛玉是至美的、纯洁无瑕的化身,值得其终生不渝地追随。所以,无论林黛玉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风光无限之时,还是被富贵逼人者弃置、奄奄待毙之时,她都要无怨无悔地追随。这里闪现的是一种唯美的理想主义精神。吴宓恰恰也是这样一位唯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始终以殉道、殉情自任。就此而言,吴宓要在《石头记》中找一位对应的人物,非紫鹃莫属。在这一甄选社员的条件中,正为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吴宓希望进入石社的人,是情趣相投、精神上相契的教师、学生。这就保证了能够通过这一独特的甄选条件进入石社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精神境界接近的人。由这样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坐而论道,其学术水准一定是不低的。

总之,西南联大的沙龙,往往进行的是非正式的学术研讨。其组织即使有会、社之名,也无明确的、正规的负责人与详密的工作章程,更无固定不变的成员,只是一人倡议,三五知己、十数同好聚集在一起,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其间弥漫的散淡、开放、平等、高明的气息,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的。

三、西南联大沙龙的影响

(一)对学生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师生共同参与的沙龙中,大家往往沉浸在没有精神负担、具有相当超越色彩的轻松之中。在极度放松的心态下,教师在与学生的对谈中,灵感纷至沓来。各种学科的知识在不知不觉间被调动起来,各种奇思妙想进入谈论的中心。这对学生最大限度地打开知识面、获得做学问的灵思,有着极大的好处。在下面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于沙龙之于学生一辈的作用,施蜇存在忆及抗战时期身处昆明的岁月时曾说,在当时,他和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闻一多、罗庸、唐兰、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历史系的陈寅恪、张荫麟、向觉民、孙毓棠,哲学系的冯友兰等人,“课余时常聚集在一起,有时在翠湖公园里散步聊天,有时在圆通公园喝茶,渐渐地似乎也融入了这个沙龙圈子”。在不知不觉间,这个沙龙对他产生了“治学方面的影响,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60]在此,施蜇存所说的在参与联大文史哲诸位教授组织的沙龙中“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正是对沙龙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上所起作用的如实概括。

不仅施蜇存有这样的体验,李赋宁也是如此。在谈到其与老师们在沙龙中畅谈学问的岁月时,他说:北门街71号是清华大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单身教授宿舍,里面住着不少或单身、或身边无家眷、或信奉独身主义的教授。一些学生辈的人物常常和这些教授就学术、文化问题进行讨论。其间,“浓厚的文化氛围及沙龙式的自由辩论使我产生了思想的火花”。正因为如此,他才感慨道,北门街71号是他“出国留学前上的最好的学校”。[61]一个沙龙,竟然被李赋宁称之为“最好的学校”,可见其对李赋宁影响之广、之深。“产生了思想的火花”,只是其参与的沙龙所起作用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所以他才在追忆中专门点出。李赋宁在其中的受益之处,当远不止此。

(二)对教师的影响

在师生共同参与的沙龙中,学生无疑是主要的受益者,毕竟沙龙是课外教育活动中重要的影响源之一。但是,沙龙教育作用的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它对于教师具有反哺作用。从西南联大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参与沙龙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也不同程度受到了促动、影响。这一点,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1944年以前,闻一多对国民党是持支持态度的。在1942年,闻一多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抗日依然充满信心。[62]在1943年,闻一多还曾经动过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为此,曾经专门找朱自清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的事情,可是,因为朱自清拒绝加入的态度很坚决,他才没有加入。[63]可是,在1944年之后,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反对国民党最坚定的“民主斗士”。这一思想、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与他在参与沙龙活动中青年学生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一次师生讨论新诗的沙龙中,闻一多曾经倾吐过自己这方面的心声。对此,他的学生李埏是这么记述的:在西南联大旁边的小楼里,闻一多组织一批喜爱新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起了新诗沙龙。因为房子太小,人不少,又没有太多的凳子,只能把稻草做的垫子叠起来,大家靠墙坐着。闻一多原来是被大家让到床上坐着的,可是,在沙龙进行的中间,他就和大家挤到草垫子上去了。大家坚持要他坐到床上去,他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以为我到你们中间是干甚么来的?”不等学生回答,他接着说:“你们也许以为我是来教你们的吧?那样想就错了。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其实,哪里是我领着你们,那是你们推着我走!”[64]

在热烈地讨论新诗的沙龙中,闻一多不但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主动和学生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还直白地说,他是到学生中间来取暖的。不是他领着学生走,而是学生推着他走。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为什么闻一多会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似乎有失身份的话呢?那是因为,在与写新诗的年轻学生的交流中,他受到了他们涌动在诗歌中的理想、激情的影响,使自己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这一点,一位局外的观察者曾这样记述:在另外一次讲论新诗的沙龙中,闻一多这样一个追求唯美的、在“诗歌讨论中欣赏技巧的诗人,突然欣赏起田间来”。对此,大家都觉得十分惊奇。看到大家表现出这样的姿态,闻一多说:“以前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我现在才发现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为什么我会抛弃了以前的成见,走向田间的诗歌呢?应该感谢青年学生们,是青年们的诗教育了我。”[65]闻一多在这里直言不讳地坦承,他之所以会由一个追求技巧、唯美的诗人,转向一个欣赏直白的、带着战斗鼓点的诗歌的诗人,是因为青年们的诗歌“教育”了他。同样意思的话,闻一多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这样表达过,他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要一心躺在故纸堆上,要活在现实世界里,诗歌也要活在现实里,要能刺痛人的精神世界,我就是被年轻人的诗歌刺痛的,从而醒了过来。”[66]他说在这样的活动中他获得了很多东西,他要与年轻人为伍。在这一沙龙中,闻一多所说的“被年轻人的诗歌刺痛”而“醒了过来”,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获得了很多东西”,显然是在吐露自己受到学生深刻影响的心声。

对于闻一多从诗人向斗士的转变,全荃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抗日战争把诗人从诗境里、从个人的世界里拉到炮火连天的尘境中来了,拉到青年的世界中来。抗日战争起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与贪污腐败,祖国在受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奋斗。统治者的无耻,生活的现实,青年学生与民主人士的影响,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走向了民主战士的道路。”[67]就此,我们可以断言,虽然闻一多的转变不全是因为在文学沙龙中受到青年学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民族的苦难、反动派的无耻是最直接、最强烈的刺激因素。但是,在与青年学生的漫谈、研讨中,受到青年学生鲜活、充满激情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对于这一点,以前的研究者有所忽略。当我们从这个特定的视角进入闻一多的精神世界,发现了他与青年学生在沙龙中的互动对其影响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当然,在与青年学生的漫谈、研讨中,闻一多的转变不全是政治性的,尽管政治性的转变最为引人注目。对此,闻一多在1940年给一位学生的信中曾经如此写道:“十余年来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在涉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6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与青年学生的朝夕相处中,他沉寂的性灵得到激发,赤子之心复萌。这对于作为斗士的闻一多来说,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作为诗人、学者的闻一多来说,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虽然在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没有再写过诗,但是,在其“古代神话”“楚辞”“唐诗”等的课堂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的诗人的影子在闪动。[69]否则,他不可能讲出那样的融诗情、哲理、史实为一炉的“独步千古”的课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其重新获得的赤子般的纯净之心、明净之心关系至密。

李广田的心路历程与闻一多有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在到西南联大的初期,他一直视沉潜于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为自己的使命,对政治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到了后期,在参与青年学生,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参加的沙龙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他说:“在这里,我接触了更多的青年朋友,我从青年人身上得到力量,得到支持。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的精神,却是奋发的。”[70]从此以后,他开始学习、吸收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并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来阐发文艺理论。他的文章显现出“爱憎更加分明,更富于战斗性”[71]的特点。如他刊载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在蒋管区出版的机关报——笔者注)1947年1月2日文艺副刊上的《论马凡陀的山歌》一文就很有代表性。在该文中,他虽然指出了马凡陀(原作者注:诗人袁水拍笔名)山歌的一些不足处,但其阐发的重心在于肯定马凡陀创作的正确方向。对此,他说:“但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面向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却又是大家一致的,所以马凡陀的路又正是我们大家的路。恰如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生出各种各样的奇花异卉一样,只有在人民的大海里,才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诗人。”[72]在这里,他鲜明地亮出了“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这面革命文艺的大旗。这样的举动与主张,在西南联大初期的李广田,一定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做到了,而且做得光明正大、无怨无悔。可见,在李广田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沙龙中,学生对其思想转变影响之巨。

总之,在西南联大师生共同参与的沙龙中,不论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各抒己见,还是十数知己促膝而谈,往往和自然、贴近人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弥漫在谈论者中间的,是自由、轻松、散淡的氛围。这种氛围的氤氲,使沉浸其中的人,把世俗的面子、人事的烦恼抛却开来,进入一种思维极度活跃的状态。于是,各种知识的缠绕、交叠,各种思想的融汇、打通,诸多天外飞来灵思的乍然迸发,都在其间铺展开来,使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拓展、灵感得到激发、创造性的思想种子得以萌生。同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在与学生热烈的互动中,不但获得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体认,实现了从沉潜书斋到广场上呐喊的转变,而且获得了成人世界极为稀有的赤子之心,使其学术进入至高境界。西南联大之所以会出现一大批充满爱国激情、关怀国事民瘼、学术水平高超的教师,与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关联。当一所大学当中有着这样一支教师队伍,身处其中的学生又有着开阔的知识面、灵活跃动的思维、纷至沓来的思想的种子,其书写出“教育神话”,进入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就会是自然而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