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林 郑新馨

（1.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坛一种日常化的存在，也是文化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很多时候，文学会议引领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嬗变。因其如此重要，所以自20 世纪80 年代始，学界就开启了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然而受“历史距离”的制约，这种论述往往止于会议的事件性介绍和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对会议本身的肌理、学术价值等还缺乏深入发掘。90 年代以降，学界虽对当代文学会议有进一步的关注，但整体而言，对其研究活动的开展依然难以承担其学术价值之重。这一方面体现在不少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具体问题仍未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会议全局性、系统化的研究至今也鲜有实践。

斯炎伟教授本着问题意识与直面困难的勇气，推出了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区别于已有的相关论述，该作融合“思想与史料、理论与实证、历史与当下、整体与个案”，通过外部整体观照和内部微观透视，多维度地建构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谱系，深入发掘了几个极具代表性和历史影响力的文学会议的学术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研究思路富有个性，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论和文学发生论，主要回答文学会议“是什么”和“如何影响文学生成”的问题，阐析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身份与性质、目标与内容、方法与形式，展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机制中的当代文学会议的领导、管理与具体运作的面貌；梳理文学会议的领导权与组织机制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当代文学会议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衍变；以组织方式、组办性质、原真性等作为依据，对庞杂的文学会议进行归类，进而论述不同类型的文学会议各自的内部构成及其功能价值；以方向、形态的选择，方针、政策的出台，创作任务、计划、方案的制定等为切入口，分析当代文学会议与共和国文学生发之间的内在关联。上编的论述视野开阔，内容厚实，既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定格分析，同时又辅之以制度化进程的动态爬梳，多维度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

下编是当代文学会议的个案论，主要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学术内涵。依据实际价值与个性化程度，该著选取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四个文学会议进行个案研究。这些会议看似类型不一，且分布于不同历史时期，实则并非彼此分割、散兵游勇的存在，经斯炎伟“知识考古”式的深挖细刨，当年的文学会议不仅得到了“重返现场”式的情景复现，而且对会议发生逻辑与运作机制的剖析，也揭示了这些文学会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在历史的对照中折射出当代文学会议的承袭与变革。由此我们可以说，下编既是对文学会议个案本身的细致研读，同时又与上编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知识谱系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

史料丰厚是《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阅读直感。无论是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论、文学生成论还是个案论，都显示出斯炎伟对相关史料挖掘的广泛、深入与细致。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向来较为零散，许多原始资料也未曾公开，有些则受到查阅的限制；不仅如此，由于当代文学会议的发生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关联甚多，因此文学会议史料的发掘工作还面临一个“跨界”的问题。凡此种种，都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增加了难度。斯炎伟怀着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学术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从庞杂的文献中打捞沉寂的当代文学会议史料碎片，呈现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渐模糊或业已隐没的文学会议现场。《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涉及大量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文件、发言稿、相关刊物以及当事人的日记、书信、谈话等，也触及了诸多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文化战略构想、文艺政策制定等领域的历史细节，将这些分散的史料连缀起来作为理论阐释的实证，显示出斯炎伟极强的史料搜集、辨别、判断与运用能力。在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知识谱系与研读文学会议个案的同时，斯炎伟激活了大量一手史料，也拓展了当代文学学科史料的版图。

视野的历史贯穿与腾挪延展是《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又一鲜明的特色。该著常采用前后穿插与互为比照的叙述模式，这是历史性考察当代文学会议的需要，也体现着该著学术研究的历史品格。论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视野绝不局限于“十七年”这一历史时空，既向第一次文代会之前左翼文学活动追溯，又发掘《讲话》与当代文学会议原始胚胎孕育之间的关联，还考察它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会议中留下的“影响因子”。同样，论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会议，也爬梳其与“十七年”文学会议的传承关系，以及它们与新世纪文学会议嬗变之间的种种联系。这种延伸不仅使研究参与到与当下文坛的对话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块状模式与封闭意味，拓展了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空间。这种历史贯穿与腾挪延展的研究视域也体现在对会议个案的考察中。斯炎伟对相关文学会议的主流叙述是尊重的，同时也是对话的，他呈现的文学会议不是单声部的，而是多声部的。会议的共识与某些小分歧，会议目标的设定与实际执行状况之间的龃龉，政治与艺术两套话语的协商与互渗等，斯炎伟都在充分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以史实来加以梳理和分析。这种研究视域与学术路径，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不是一本理论先行的著作，而是建立在斯炎伟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长期学术实践基础之上的成果。该著既没有“事件化”处理文学会议，也没有对会议研究作一种“零打细敲”式的增补；而是从文学制度视角，对文学会议作一种整体性与系统化的研究，囊括着文学会议“本质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构架，制度学、文学社会学、微观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连缀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的研究范式，不仅切实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实践，而且也对如何全局性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