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霏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来华西方女性的身份与时代背景

西方女性来华的踪迹在清王朝统治的前二百年十分难寻，直至《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在官方的记录中被称为“番妇”的西方女性才有机会逐渐进入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和原本难以涉足的内陆地区。西方工业革命的进行给她们的身份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背景，在维多利亚时期，西方社会中性别分工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而出现了变化，女性不再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身份设定，她们逐渐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并开始寻求更广泛的社会角色来实现个人价值。她们不仅仅是依附于男性的家眷，也具有传教士、画家、作家、摄影师等独立身份。抛却宗教使命和诉求，晚清来华的西方女性也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思想，其自然存在的差异必定与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产生碰撞和冲突，西方女性在晚清社会的公开活动无疑动摇了原本的社会伦理体系。来华的西方女性是晚清社会“西洋景”的一部分，她们在被中国人观察议论的同时也在时刻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这些女性也是当时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虽受各自身份的限制，但她们记录下的晚清中国更为立体和感性，以较为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一些鲜见于官方记录中的人和事。

立德夫人和康格夫人就是这一时期来华西方女性的典型代表，二人都是中年之时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对东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她们亲身观察和体验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接触到了各个阶层和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与此同时两人也都有勇气去尝试打破常规和传统。东西方生活背景的巨大差异赋予了她们天然的好奇心，两位女士对于晚清社会生活的兴趣和视角与同时期观察中国的西方男性有所不同。虽然西方人和女性的身份使得她们的在华活动受到传统社会规则的制约，但是与西方男性相比，她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她们笔下记录了位高权重的臣子，也描述了卑微求生的苦力。身为女性，她们有机会亲身参与到晚清女性支撑起的内宅生活之中，无论是贵族官眷还是乡村农妇都曾是她们交往的对象。

（一）立德夫人

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1845—1926），原名Alicia Helen Neva Bewicke，1886 年41 岁的她嫁给英国商人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次年至1907 年一直随夫在华生活，在此度过了20 余年。除了陪伴丈夫的妻子身份，立德夫人也是一位作家，自1868 年起发表了多部作品，结婚之前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有着十分丰富的旅行经历[1]，与同时代女性相比，她是一位阅历深厚、眼界广阔的女士，极具冒险精神，来华之后成为关注中国问题的著名作家。1889 年她陪伴丈夫驾驶“利川”号汽船完成首次由上海到重庆的长江之旅，随后又四处游历，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南方的各个经商口岸。身为作家的立德夫人学习和适应能力很强，来华后才学习中文，在旅途中需要克服各种突发情况（来自人群的围观甚至投掷石子）并适应简陋的旅行条件（不接待女客的老式旅社），全面体验了晚清的城市与乡村生活。在华期间，立德夫人根据在各处游历和旅居的经历，留下了诸多与中国相关的游记、小说和传记，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The Fairy Foxes:A Chinese Legend（Kelly&Walsh,1890）;My Diary in A Chinese Farm（Kelly&Walsh,1894）;A Marriage in China（F.V.White,1896）;Intimate China: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Hutchinson&Co.,1899）;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T.Fisher Unwin,1901）;Out in China（Treherne,1902）;Li Hung Chang:His Life and Times（Cassell&Co.,1903）;Guide to Peking（Tientsin Press,1904）;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T.Fisher Unwin,1905）。[2]

（二）康格夫人

康格夫人（Sarah Pike Conger,1843—1932），原名Sarah Jane Pike，1898—1905 年在华。她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家庭，父母都是普世教会（Universalist Church）的信众，这一教派鼓励女性实现自己的权益，因此在女儿的成长道路上，他们鼓励她不受任何限制地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包括且不限于求学、事业以及婚姻中与丈夫的平等地位。[3]7-8这样的家庭生活对康格夫人的求学生涯和婚姻生活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康格夫人在青年时期曾就读于盖尔斯堡的伦巴德学院（Lombard College），并在此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丈夫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康格先生于1877 年正式进入美国政坛，1890 年被哈里逊总统任命为驻巴西公使，随后正值盛年的康格夫妻开启了异国之旅。在巴西度过的八年使康格夫人开始反思自身的民族优越感，认为用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态度去批判和对比其他国家并不会给她带来太多益处。[4]31898 年1 月康格先生被麦金利总统指派为驻华公使，康格一家随即赴华，在北京度过了七年时光。在华生活期间，康格夫人的经历也十分丰富，这些经历通过书信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她在北京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始末，见证了庚子国变后清廷对于西方势力的态度转变，并抓住这一变化，成功与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交往，融入她们的社交生活，借此机会接触到了晚清京城贵眷的真实生活。她将这些生活点滴以书信的形式记录下来，归国后于1909 年出版，题为“Letters from China,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中译本为《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南京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北京信札》）。

二、晚清时期西方来华女性的关注重点

（一）相同的关注对象：中国人

从立德夫人和康格夫人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可以发现，她们对晚清生活的记录都是基于自身的感受，关注的对象都是她们在华期间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中国人。在立德夫人的著作中，比如已经译成中文的《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南京出版社，2008）和《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华书局，2006），都十分具体地描绘了自己接触到的中国人，其中包括旅途中遇到的普通人、为其旅行服务的“苦力”仆人，还包括她在华开展“天足会”运动时有过交集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物；在为李鸿章撰写的传记《李鸿章一生与他的时代》（新世界出版社，2013）中，她以感性的视角记录了对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荣禄、刚毅等晚清满汉权贵的感受与看法。康格夫人在其《北京信札》中也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她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有勤奋可靠的中国仆人、皇家宫廷内眷、来拜访丈夫的朝廷官员、与她建立亲密友谊的官员妻女等等。在这部作品中康格夫人特别记录了与慈禧太后交往的事迹，以女性的视角描写了她眼中的能够左右中国时局的关键人物。

（二）不同的关注视角：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践与平等包容的自我实现

因二人身份背景不同，两位女士在描绘晚清生活时，也各具独特之处。身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女性，晚婚的立德夫人对于婚姻和女性身份地位的思考，促使她更加关注东方古国的婚姻和家庭等方面的情况。苏珊·苏瑞（Susan S.Thurin）认为：立德夫人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相关的作品中体现了她的人道主义的精神（Humanitarianism），即致力于减轻他人的痛苦与折磨。[5]与其他19 世纪前后来华的西方人士相比，立德夫人的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且更具实践层面的意义。同期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作品中更多着墨于记录自身传播西方文明的经历，多以旁观者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视角来描述诸如缠足等社会陋习，对其大加批判以标榜自身的优越感。而立德夫人从1905 年开始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改善晚清女性的生活境况，勇于公开挑战当时社会“不能言说”的陋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她反对缠足的运动也逐渐收到成效，甚至引发了官员的共鸣，福州道台称其像“第二个观音菩萨”[6]206。余君伟（Eric K.W.Yu）在其研究中指出，立德夫人在中国游历期间的这种“菩萨心肠”，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热忱（moral earnestness），且无论中外，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质疑立德夫人为革除中国传统陋习所做的努力，其英文姓氏“Little”被译为“立德”也似乎在道德层面上体现了她的功绩。[7]

得益于家庭氛围的熏陶和旅居南美的经历，康格夫人能够以相对平等宽容的视角来观察晚清社会，对于悠久的传统和人民的习俗秉承着更为客观平和的心态。她承认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由于自身宗教和教育背景，她曾对非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异教徒都残忍、迷信和无知，因此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的习俗和行为是自己无法接受的，但后来她在长期的海外生活中开始反省自身，开始真诚地接纳并钦佩这些人的高尚品质。与同时期西方人相比，她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少了许多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她以女性细腻的视角观察记录身边的晚清生活，对于中国的生活多了几分理解与期盼。[8]结合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来分析，康格夫人的这种视角十分独特，于其公使夫人的身份来说甚至可以算是“异类”。19 世纪美国力求扩大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但相比于欧洲各国，美国吸取了英国的经验，与中国交往的方式相对“和平”一些，并不致力于硬碰硬地使用武力威胁，而是采取了相对怀柔的“援助”计划，利用新教的传教事业进入中国广大地区，但最终目的仍是保护自身在华利益，这种政策也曾被马克·吐温1901 年在《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发文讽刺为 “向身处黑暗中的兄弟们送去文明的祝福”（extending the Blessings of Civilization to our Brother who Sits in Darkness）。[9]康格先生作为外交官，与亚洲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甚少，也并非麦金利总统向外扩张外交道路的拥趸，但两人是奥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的校友，麦金利政府在衡量驻外使节一事上一向有些“双标”，选择任命公使时，外交经验并不能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3]17-18康格夫人作为其伴侣，在来到她印象“模糊”的东方国家时，用“耐心、专心和善心”来探索了解晚清时期的中国和人民，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她认为西方人的武力入侵并不能使得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的价值，只有靠国家的影响力才能赢得人心。[4]31也许正是得益于康格夫人这种相对真诚平等的态度，使得她能够在一众外交官夫人中脱颖而出，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并以此为契机成功融入皇亲贵戚的社交圈。

值得注意的是，1909 年康格夫人的著作出版时，署名时虽冠以夫姓Conger，但保留了她原本的姓氏Pike，如果从其家庭背景来分析，也可以视作是她对于自己女性身份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所以在她的信札中，对丈夫的辛勤工作一直大加赞许，但用更多的笔墨记叙了自身感受和生活交往经历，其中包括作为妻子和母亲对于家庭的经营，比如跟家里的仆人、保姆和厨师打交道的事项；同时又着重记录了她与晚清皇族和大臣之间的交际往来。1902年2 月1 日，在外国使节的斡旋和促使下，七位外国使节的夫人第一次得以觐见慈禧太后，2 月27 日康格夫人又受慈禧邀请再次进宫觐见。而后，康格夫人在美国使馆举办招待会，邀请皇室的福晋格格们共进午餐。[4]223-230这些与其他福晋、格格、官员的妻女们相互交往的经历，使她了解中国人的渴望得以实现，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家庭中的女性，同时，康格夫人也希望通过她们的交往，能够使中国女性稍微了解一些西方女性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在1904 年5 月2 日给女儿劳拉的信中，她写道：“我一步一步达成了心中的渴望，开始学会了解和热爱这些中国女性；同时我也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人生。”[4]305

三、晚清时期西方来华女性笔下的中国人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女士眼中的中国人是怎样的呢？在华期间她们真实地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依据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两位女士都在记录中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晚清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状态。她们的著作以感性的视角勾画了生活在她们周围的中国人，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形象、行为和想法，并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了不同于她们之前所熟知的社会现象。她们从身边小人物的行为入手来理解发生在晚清中国的小事件，再用这些小事件拼合成她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小见大，这些看似孤立的人和事却可以映射出当时晚清中国的大变局。虽然没有恢宏的历史叙事，但她们记录下的点滴使得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立体的轮廓。

（一）掩于内宅的中国女性

同为女性，两位西方女士都对晚清时期女性的生活表现出了巨大的好奇心，她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了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此时在华行走的西方女性可能有了很多特权，但入乡随俗，她们在华期间的行为举止还是受到了当时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约束，她们对于这种亲身感受的描写具象化地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生活模式：有身份地位的体面女子，都应该处于被保护陪伴的状态，她们生活的世界是限制于宅院之中的，只有为生计所迫的女子才需要抛却廉耻在外做活求生。礼教的约束并不意味着晚清时期的中国女性只是后宅中的金丝雀，在西方来华女士的眼中，中国女性也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作为。所谓女人靠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女性地位虽有所差异，但在这两位西方女性的记录之中，当时的中国女性即使被束缚于内院，但她们仍以中国的方式——相夫教子，体现她们的话语权，进而影响男性的生活轨迹。

立德夫人在华旅居期间曾持续感受到了身为女性的限制和不便。在旅行中，她不得不女扮男装，以至于感觉自己失去了女性尊严，因为有一些老式客栈拒绝接待女客，那里的伙计告诉她：“在中国，男女忌讳在行途中同宿一屋。中国官员出门在外时，其妻必须到女房与女眷们同宿一处。”[10]29-30在到访重庆时，即使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她出门要乘坐轿子，因为此地街道“英国贵妇不适行走”，但她还是尝试步行于城市的街道之中，虽然仆从抬轿跟在身后以彰显地位，但几分钟后她身后就尾随了两三百男人和男孩。[11]81这就足以说明在当时的一些内陆地区女性绝少有机会在街头独自闲游，且围观她的人群中也没有女性的身影。也许正是因为西方女性能够直接看到或是接触到的多是中国男性，才使得立德夫人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6]。

立德夫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可以接触并观察到许多晚清社会中的中国女性。虽然在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的女性“不得同非亲属的男子交谈”[11]169，但立德夫人观察到的晚清女性并非完全隔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她们虽自幼年时期就受到儒家教育影响，穿着举止更为保守，但在言辞交际方面，有时晚清女性可能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淑女们还要更为大胆泼辣[11]171，晚清女性也与男性一样，可以在她们自己的交际圈中对感兴趣的话题自由谈论。虽有出嫁从夫的现实规则，媳妇们在夫家的地位也基本由家中最为年长的女性长辈所决定，但作为妻子或是母亲，即便中国女性不能完全同男性一样游走于社会之中，她们也可以在一些方面干预、插手甚至决定家中男性的事务。立德夫人提到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在中国是女性当家，因为妻子掌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11]179她在来华之后将此形容为“总督的大印掌握在其妻子手中”[11]177，她打过交道的中国商人的妻子和母亲都会替家里男人保管重要的财物，川渝地区商人在做决定前也要参考“堂客”（妻子）的意见，在一些开放的通商口岸，女性已经脱离了“纳鞋底、看孩子”的内宅生活，也会去当地的工厂做工，也会抽烟、聊八卦、聚会（聚会地点经常是在寺庙）。[11]178从这些记录来看，随着国门的开放，一些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生活也在发生改变，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她们开始主动适应工业社会带来的变化，走出宅门，亲身参与到社会工作之中。

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经历，她初到京城时，虽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害怕中国人，他们没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害怕的地方”，但也不断被告知“女人是不能单独出门的，如果没有外国男士陪同，外国女士在出门时也应该有个中国仆人或马夫随行”。[12]62在外行走之时她也发现北京是“只看得见男人，尤其是普通男人的城市”[12]1，“中国人的家庭大都对外国人紧闭大门，将其拒之门外，或者藏藏掖掖，无缘得见”[12]258。在庚子国变之后，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级对西方人的态度开始转变，1902 年慈禧召见了包括康格夫人在内的各国公使夫人，皇家女眷也在此后首次应邀去美国使馆做客。自此康格夫人成功融入京城女眷的社交圈，得以与京城贵眷们亲密接触，由此她体验到了中国传统伦理统御下的社交生活。初到上海时，康格夫妇参加上海道台蔡钧的宴请，道台大人说着流利的英语，席间也是按照西方的习惯进行，但他的妻子却并未出席，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12]4，此时康格夫人还并不理解这种行为。直到她逐渐融入晚清生活，在参加恒夫人的寿宴时才发现中国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交场合中不能混合相处，即使在同一地点，他们仍分开参加社交活动，女士们待在阳台，男士们在下面的院子中。[12]259身处其中的康格夫人认为这种安排虽与西方规则不同，却也是相对合理的。

从康格夫人的书信记录看，虽然晚清女性的社交生活受到了社会规则的各种约束，但在一定范围内，女性之间的交往，比如拜访、书信、礼物往来还是相对自由且频繁的。虽然上述的一切活动建立在女性所从属的、由男性构筑的家庭伦理基础之上，家族的社会地位、亲属关系、满汉身份都是女性交往的前提，但从康格夫人结交之人来看，不难发现晚清时期的官员家庭对西方女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无论是宫廷的福晋格格，还是权臣的妻女，她们在与西方女性的交往中都更为自主，展现了自信从容的一面。虽然此时的中西女性交往受到庚子国变后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但在康格夫人的记录中，双方的交往还是保持着互相尊重的状态，且双方也在思想层面相互影响。分析此中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大部分女性与朝堂国事距离较远，内宅妇人之间的交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另一方面看，内宅女性的生活与交际也是整个晚清社会的缩影，国门开放也使得中西女性交往成为必然，相互尊重的态度是双方成功交际的前提，继而也促成了双方思想上的互通。

（二）不同阶层的中国男性

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内宅女性打交道需要打破藩篱，但西方女性想要观察并亲身接触这一时期的晚清男子则相对容易得多。无论是受其雇佣的仆从还是在正式场合见到的官员，这些交往都被详尽记录于来华西方人的著作之中。同期西方男性的著作在讲述晚清男性的时候，往往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记录重大事件，以西方人对李鸿章的描述来看，无论是写出西方世界第一部李鸿章传记的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抑或与之打了多年交道的濮兰德（John Bland），两人都是以重大事件为叙事重点，以此来还原他们眼中的晚清重臣。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立德夫人还是康格夫人，她们对李鸿章的记录都相对主观，更多是表现她们的直观感受，使其形象更为生动具体。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记录了游走于晚清社会各阶层的中国男性，比如立德夫人笔下的中国男性：上海纨绔公子“身着绫罗绸缎，脸色苍白，弯着脖子，四处张望，傲慢的目光让人想起帝国衰亡时颓废的罗马人。他们绸织的外衣，撅起的嘴唇，冰山般冷峻的眼神，还没有谁充分刻画过……他们蓄着长长的指甲，穿着麝香熏过的衣服，手持象牙雕就的鸦片烟管，精致地搭配衣着色调”[10]4；粗野的武昌汉子在被她呵斥时也会因礼教而“不安和脸红”[11]14。

1.辛苦谋生的中国苦力

中国苦力是西方来华女性最常见到的人群，包括她们在华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轿夫、独轮车夫、挑夫、纤夫等等。在介绍他们时，康格夫人在信中用了“toilers”（译为做苦工的人），立德夫人则直接使用音译“coolie”来形容他们。英国和美国在晚清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苦力们从事的工作基本交给了机器和牲畜，两位女士在本国很难见到类似的人群，因此，她们都用一定笔触来具体描写了这群靠体力辛苦谋生的中国人。康格夫人最初来华时在上海租界看到了很多的苦力，感慨于他们的艰辛：“像牲口一样干活，也受到牲口一样的待遇。”[12]3康格夫妇来华前对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很明确的了解，所以看到稠密的人口和苦力时会很自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人口众多，人们才会反对用机器代替人力。到达北京之后，康格夫人在使馆见到了为他们一家工作的苦力们，他们一天吃的米饭不过两碗，身上的衣服少得可怜。按照西方生活标准去衡量，这样的劳动量已超出了身体极限，很难保持健康，而事实上，中国的苦力们依旧身强体壮，乐此不疲地卖力干活。[4]7-8立德夫人在华时间更长，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旅居，所以日常接触到的苦力更多一些，主要包括他们夫妇雇佣来提供服务的中国人。虽然立德夫人没有将苦力作为特别关注的对象，但她通过很多事迹片段勾勒了他们的生活。在讲述中国人的婚丧嫁娶情况时，她特意提到了为他们挑水的苦力的婚事。他娶亲时大办特办，不惜通过举债来宴请众多亲朋好友，原本他精打细算，以为如此能靠着收礼金补齐花费，还能小赚一笔，没想到最后事与愿违，立德夫人怀疑他有生之年能不能把债务还清。在观察了解这些劳苦人民之后，她还发现了一个沉痛的事实，几乎所有为她服务过的苦力都曾丧妻，妻子去世时的年龄不超过40 岁。[11]189这对于流行晚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来说确实很难接受，毕竟立德夫人41 岁才结婚，写下上述那段话时她才53 岁，是来华生活的第十一年，即1898 年，如果再参照这一年刚刚来华的55 岁的康格夫人，晚清劳动人民的平均寿命的确较短，这也足以说明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

在西方来华女性讲述中国人品格的篇章中，苦力们往往被当作正面人物，虽然在一些人眼中，这些忠诚的仆人身上有令人不齿的奴性，但立德夫人认为她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值得信赖的美德。欧洲人对中国仆从保持怀疑的态度，但几乎每个来华的西方人都在危难时刻依赖过自己的中国仆人，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忠诚、可靠和机敏。[11]207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忠诚一直是社会美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君臣父子之道也被奉为圭臬，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对君主的忠诚是伦理纲常中需首要遵从的规则。从这些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晚清时期传统的道德体系有所动摇，但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忠义”依旧存在，体现在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的就是对于服务对象的忠诚，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能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康格夫人在写给侄女的信中也提到，在使馆被义和团围困的艰难时刻，留在他们身边的管家仆人也依旧耐心自觉地为他们服务。[12]131虽然晚清时期的苦力和仆从在西方人的记录中有相对具体翔实的描写，但多停留在表象，无法从现有的记载中发掘这些人当时的所思所想，他们所展现的忠诚似乎并不因主家的外国人的身份而发生动摇。如果要问晚清时期出现的排外情绪对这种忠诚有多大影响，仅从两位女士的描写来看，起码受雇于西方人的中国仆从在忠诚和敌视中选择了前者。

2.彬彬有礼的中国官员

晚清官员们面对西方女性时，在表面上不同于对洋人喊打喊杀的普通百姓，深受儒家思想教诲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了“东方绅士”的风度。立德夫人曾在英国领事馆偶遇新夔州都统，这位魁梧的满人显然并没有与外国女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对这次不期而遇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立德夫人这样记录了这位大人的言行：这个身材庞大的家伙转过身去，脸涨得绯红，像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傻笑。他对一个随从（他身后随从众多，分别负责持烟枪等类似物品）说：“有一位外国女士在这里，我究竟该怎么做？我不曾与这样的女士共处一室，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这位都统大人已经以极为标准的方式做得彬彬有礼了，展现出了“近乎殷勤的待人风格”，十分和蔼可亲，并热情邀请立德夫人到其家中做客，由他的儿媳来出面招待。[10]133-134从这位都统来英国使馆的目的来说，他似乎是有求于英国公使，可能是这层原因使他对出现在此处的外国女性表现得尤为殷勤，但他从最初的惊愕不适转变为礼貌热情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由此也可以推断，晚清官员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起码在私人层面上展现出了周全的礼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从立德夫人与李鸿章之间的交往中体现出来。她在回忆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会面时，认为双方虽需要通过翻译交谈，但会晤时的气氛仍然热烈融洽。李鸿章出访欧美时，曾因缺乏与西方新女性打交道的经验而在公开场合问出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虽有开玩笑的意味，但有一些也并不符合中国的礼仪[13]，因此这位好提粗鲁问题的清朝重臣饱受西方媒体诟病，但他在与立德夫人会面时，双方并没有因为什么过分的问题而引发尴尬的情况。立德夫人认为李鸿章虽然对她所倡导的女性解放事业表现得漫不经心，也没有对女子缠足表现出同情之意，但并未直接反驳于她，一直以和蔼的态度交谈。在此次会面中唯一较为紧张的情况是李鸿章身体前倾，直视立德，逼问其是否知晓被朝廷通缉的经元善的下落，因为他怀疑这个在“己亥建储”事件中公开表示支持光绪帝的逃犯是“天足会”的重要成员，与她过从甚密，立德夫人自然竭力否认这种指控，但也就此推断这是李鸿章愿意接见她的主要原因。[14]如果从这一细节去分析双方的会面，作为主人的李鸿章所展现出的礼貌和善很大概率是为了安抚住这位可能知晓内情的西方女性，从而获得有用的情报。作为传统士绅阶层的代表，李鸿章虽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但对于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出访欧洲时曾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出现“新女性”，因此他不太可能因为立德夫人发起的女性社会活动而拨冗接见。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看李鸿章所展示出的和蔼可亲，这种礼貌可能只停留在表面，甚至仅仅是一种交往的手段，其背后则掩藏着更深的目的。这一点从其他与李鸿章打交道的西方人身上也可以找到佐证，从他与洋枪队的华尔、戈登以及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李鸿章在面对西方人时始终存在不信任和提防之意，但即使是在双方立场存在很大矛盾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出现直接冲突的情况，起码还是能维持住表面上的礼貌。

晚清官员们所表现出的风度礼貌和内心所想是否表里如一，这个问题从康格夫人关于总理衙门的描述中也可以进行一下探讨。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皇室的逃离使得皇宫处于美国和日本的托管之下，因此在京的外国使节有机会进入这座不再对他们层层设防的宫殿。康格夫人作为美国公使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自然得以进入皇家内廷，她们看到了“精美绝伦，引人注目，极具东方美，同时绚丽多彩，宏伟庄严”的皇宫，大受震撼。[12]143原本外国公使们觐见清朝皇帝时都是从一个边门或某个后门进去，在一间专为此种场合而安排的装饰简陋的殿堂受到接见，康格夫人认为这是“清朝大臣希望把他们对外国人隐含的蔑视表现出来”，因为总理衙门是个“肮脏、了无生机的地方”，清朝大臣却一直都在那里会见外国公使，直到他们见识到了真正的紫禁城，外国人才发现这种来自官方的蔑视达到了何种程度。[12]159康格夫妇来华的时间，恰好是在1897 年11 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不久，在孔孟之乡发生这样的冲突，也体现了当时晚清民间社会对西方力量渗透的反抗，一些中国人行动起来，想要铲除入侵他们国度和思想的外国人。义和团运动对于西方来华人士的冲击是非常直观的，他们感受到了暴民的愤怒，也旁观了代表统治阶级的官员们在处理此次事件中摇摆的态度，因此，在康格夫人受困于京城的东交民巷，并亲身体验了炮火与死亡的威胁之后，她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晚清官民对于西方人的态度。

结语

晚清时期众多的西方人士各怀目的来到中国，并留下了诸多的见闻和记录，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立德夫人和康格夫人的经历和作品仅仅代表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相比于同时期中国人留下的记录与材料，她们笔下的晚清社会更为鲜明。在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上，她们感性细腻的女性视角能够帮助后世探求和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不同于官修史书和档案，她们笔下没有细致的数据和考证，她们所关注的内容本身也很难现身于严肃的史书之中，正如立德夫人所表达的那样，书中记录的是她所见到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经过严肃的调查研究，记录的目的是给没有亲历过的人们勾勒出一幅生活图景。当代学者虽无法亲历历史，但从她们的视角出发，可以窥探到晚清中国的事件和人物，重构平凡真实的晚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