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霞

（1.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3；2.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广东 佛山 528500)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我国“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广东省欲要打造文化大省的话，“岭南文化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一个必要和重要的课题。“岭南文化”指的是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区域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化。歌德曾经有句名言：“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客家围屋就是“岭南文化中凝固的音乐”，具有典型的岭南文化色彩。若要让岭南文化“走出去”，就必须借助于翻译，用另外一种语言符号表示出来，以达到传播围屋的历史及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引起世界各地的人的兴趣和关注，更好地促进岭南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在研究客家围屋的翻译中，基于岭南围屋复杂的历史成因和家族东方血缘伦理关系、聚族而居民族传统等复杂的文化因素，本文拟从语用学三论之一的顺应论角度，译者不断做出选择与顺应。本文以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的英文翻译、“中国红-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民居》及《古典建筑》中的围屋文化中英对照版本及广东潮州、梅州及福建的土家围屋旅游景点翻译为例，对此做出探究。

一、顺应论概述

语言顺应论将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概念作为一种视角引入语用学研究，是比利时著名语言学家Jef Verschueren 教授创立的一种语言学理论，为语用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理论意义，具有实践研究价值。Verschueren[1]首次在1987 年国际语用学会议上的题为“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s Adaptation（《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的文章中提出了顺应论，继而在1999 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Pragmatics（《语用学新解》）”[2]一书中更全面地诠释了语言顺应论的框架、概念和主要内容，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丰富了顺应论理论。他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是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对象以及交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选择不同的语言手段的过程，两者之间的相互适应体现为语言的顺应论，最终达成交际意图。

在语言顺应论的进一步研究中，Verschueren 认为语言顺应论有四个角度，即：（1）语境顺应(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2）语言结构顺应(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3）动态顺应(dynamics of adaptability)；（4）意识顺应过程(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这四个方面保证了语言选择和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

在国内的语用理论研究中，何自然教授将关联论、顺应论和模因论称之为“语用三论”，并编著图书《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其中，典型的研究理论为：（1）语言顺应论是以功能性视角(包括认知、社会和文化的分析)或综观对语言使用进行描述和阐释[3]；（2）语言顺应论是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出灵活的变通，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4]。

语言顺应论不仅丰富了语用学理论，也为翻译探索以及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价值。译者在从事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中，必须理解源语和再现源语信息，并需要做出连续的语言选择。在翻译活动中，基于译者自身的文化底蕴、文化立场、双语的掌控程度、理解力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等，从文本的理解、语义的分析、语码转换、信息加工到翻译文本的“诞生”,即从“译什么”“怎么译”“为何这么译”“怎么译好”等，无不需要译者不停做出选择。因此，顺应论能为翻译活动——双语转换复杂的选择及顺应过程提供解释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围屋文化翻译的顺应性体现

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离不开文化翻译。基于上述的语用综观理论框架内的顺应论,译者进行翻译时，在重构目的语的过程中，正是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对语言做出选择的过程。译者所做出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语言的顺应则具体表现为根据认知语境、交际环境、语言语境、交际对象以及语言结构等的变化, 做出动态的顺应,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确保读者在译文中正确把握原文作者的意图，以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本文从顺应论的四个维度来阐述围屋文化翻译中的案例。

（一）围屋文化翻译与语境关系的顺应

Verschueren 认为在语言的选择过程中，必须顺应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等，即顺应包括篇内衔接(cohesion)、篇际制约(intertextuali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三方面[2]的语言语境以及交际语境。这一理论映射到翻译过程，具体来说，译者除了对译文的篇内衔接等语言语境的顺应之外，还要顺应源语和目的语读者间不同的认知和情感、思维方式、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所处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从笔者搜集的旅游景点的围屋中英文翻译，及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的福建土楼的英文介绍和“中国红-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的两本书（《中国民居》及《古典建筑》）中的围屋文化中英对照版等语料来看，要做好这些翻译，必须首先得顺应好语境才能翻译出好的译文[5-6]。

首先，从“围屋”和“土楼”的术语翻译来看，无论是中文读者还是英文读者，从图片和实际的建筑来看，觉得都是一样的，结构和功用都差不多，但是中文的名称却不一致，这势必造成英文翻译上的困惑，这也就必须要译者对于围屋建起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东方血缘伦理关系、聚族而居民族传统以及文化因素等进行了解，如围屋始见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在两晋至唐宋时期，因战乱饥荒等原因，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南迁，历经五次大迁移，先后流落南方。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客家围屋。顺应了这样的语境，再选择合适的策略来翻译。经查阅相当多的资料后，有些人说这两者之间不同，有些人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没什么不同，连我们国人看了后，也是相当的混乱。后来，集合众多看法，发现造成这种客家建筑解说上的混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所导致的，比如：江西称“土围子”，福建称“土楼”，粤北称“四角楼”（或角楼）、“围”，粤东称“围龙屋”“四角楼”“围楼”，深圳、香港一带大都称“围”“世居”，台湾称“伙房”等，虽然俗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传统客家民居- 围屋，因此大多数将这些传统客家集合形民居统称“客家围”。

再来看看搜集到的关于“围屋”翻译，主要有五种版本：Hakka round houses，Tu Lou, Weilong house, Earth Tower,Round-Dragon house。由此可见，由于中文的俗称不同，造成的翻译也是混乱的，但Round-Dragon house是这四种版本里最不可取的翻译，“围龙”翻译成round dragon，没有顺应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本来对“龙”的概念和文化不熟悉，前面加个round，则这个翻译更让他们难以理解，有“圆龙”还有“方龙”？而翻译成Earth Tower，也没有顺应目的语读者文化心理和围屋的建筑特色背景和东方血缘伦理关系、聚族而居民族传统的文化内涵，Tower 体现不出围屋的指称关系。Tu Lou 完全是音译，2008 年7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福建土楼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们是以Fujian Tulou 的翻译出现在世界人的面前，时隔八年之久，这个指称已被广泛接受，在未被称为“土楼”的客家民居翻译时，完全可以用此版本的翻译，也顺应了西方读者的认知。但由于围屋的俗称比较混乱，用Hakka round houses 统一比较好，若要翻译成名称音译加上house 的这种形式，如Weilong house，可以在译文中译名的后面加括号加以解释（one kind of Hakka round houses.They are called “Weilong” by the residents in……）

所以，译者必须动态地顺应语境，才能顺利的解析和传达原文意义。

（二）围屋文化翻译与语言结构的顺应

围屋文化翻译除了在宏观上要顺应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渊源、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等，在微观上，则要顺应于语言结构，即：语码和语言风格、话语的构建成分等层面上做出顺应意义的表达的选择。下面的例1 就是一个顺应不成功的例子。

例1：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西、江西等省。他们原来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后来因为战乱相继南迁，被当地的人称为“客家人”。

译文：Hakkas mainly live in Fujian, Guangxi and Jiangxi Provincesin China.Originallyresidents in North China,they successively migrated south because of wars,where they werecalled “Hakka” bythelocals.（《古典建筑》：159）

在例1 中，第一句中“客家人主要”，从句子的语法层面来讲，没有问题，可是词汇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表示“主要”的两个词，mainly 指主要部分，突出在一系列事物中的相对重要性；而mostly 则强调数量占多半，近乎全部。所以，从词汇层面的顺应来讲，这里的mainly 用得不严谨，并不太成功，mostly 会更好点，这里还可以改成Most of the Hakkas……第二句话中，比较源文，译文在句子结构表层上没有改动，形式上是“对译”，但是翻译出来的语法和句义却是非常失败的，没有成功顺应句子层面，而且，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衔接，在语篇上的顺应也是缺乏的。另外，从词汇层面上来讲，中国北方翻译成North China 是非常不对的，查阅相关词典，应该翻译为Northern China 或the north of China。而North China 却指的是华北地区，这又是词汇顺应失败的例子。

例2：大万世居坐落在深圳龙岗西南的客家村，是典型的围龙屋建筑。大万世居创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距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

译文：The Wanshi Habitat is located in Hakka village,southwest of Longgang, Shenzhen.It is a typical Wei Long house building.The Wanshi habitat was founded in the 56th Reign Year of Qing Qianlong Emperor (1791),which has a history of 200 years.（《中国名居》：102）

对比例1，例2 在句子结构层面的顺应要成功得多，体现出句子结构方面的顺应，才能达到源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围屋文化翻译与动态顺应

Verschueren 指出“动态顺应”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语言顺应是语言使用的目的和结果，语言选择是语言使用的手段，要在时间、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上作出动态的顺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虽然没有福建土楼介绍的中文源文，但网页上的英文也是我们国家翻译过去的。下面例3 就是官网上介绍其被列为世界遗产的价值之一。

例3：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ulou is related to sustaining the tulou themselves and their building traditions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farmed and forested landscape setting.The integrity of the tulou is related to their intactness as buildings but also to the intactness of the surrounding farmed and forested landscape- into which they were so carefully sited in accordance with Feng Shui principles.

围屋的建造和布局有个非常讲究的原则就是：风水，这是一个中国独特的文化词，译者怎么去选择呢？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顺应论中，译者会因为时间维度而作出不断的调整，以适应不同的读者群体。在这里采用了异化策略，正是动态顺应的体现，在其余的几本书的翻译中也得到类似的体现，如“五凤楼”翻译为：Five Phoenix Tower 等等。

翻译是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在动态的语境、变迁的时间等去选择，虽然会受到语境因素、语言结构因素、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基于此，会考虑选择不同的语用策略，并灵活运用翻译技巧，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四）围屋文化翻译与意识程度

Verschueren[1]认为，选择语言、做出顺应的过程中要涉及某些认知心理因素，即为顺应的意识程度。翻译选择过程中，译者的意识程度的高低会影响翻译选择。意识程度高的译者会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做出某种特殊选择的过程，顺应某些认知因素，表达出译文。实践的理论会使大多数译者能有意识地做出符合顺应目的的翻译选择，如下面的例4。

例4：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用来蓄水、洗涤和防火；后半部为半月形的院落，称为“龟背”，象征长生不老、金汤永固。

译文：The front half of Wei Long house is a semilune pond used to store water, washing and fire prevention ; the latter is a semilune courtyard, known as “curvature of the spinal column”, symbolizing the ever-young and stronghold everlasting.(《中国名居》：100-101)

例4 中，译者在处理这句话翻译的时候，前半截用的是直译，也成功地传递了原文的意义，在处理句子结构层面上，也顺应了源文的结构。很明显，他在处理“龟背”这个词的翻译时，没有像前半句那样用直译，而用的是意译，也许他考虑到了“乌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笔者认为，他这样选择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乌龟在东方表示长寿或有时表示贬义，但在西方的文化里，乌龟无联想意义，所以“龟背”用直译更好，更形象，让目的语的读者对围屋的形状有更形象的想象。但译者这样做出的选择，恰恰体现了译者的语用意识，体现出译者在与目的语读者直接进行的一种协商与顺应，在欲成功传达源文意义的想法和他对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及文化因素考虑的矛盾冲突中进行选择。

三、结论

在国际、国内各省综合实力竞争的大战中，文化愈来愈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广东省欲要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就必须凭借翻译来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顺应论是语用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对翻译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启示，而且它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但这并不能就意味着在某一次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就可以全方位、面面俱到的顺应，毕竟源语和目的语中客观存着跨文化交际的差异。客家围屋是呈现客家人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精髓的文化载体，这些历经历史血雨腥风的号称“东方古罗马城堡”的古老建筑全面集中展现了中国建筑的特色和奇迹、传统的宗族观和风水观念、独有的防御功能，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而隐含在围屋的这些内涵是西方读者很难理解的，但是从国内为数不多的“围屋”翻译版本来看，翻译的质量差强人意，极大的影响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所以，如何在译文中成功体现这些文化特性又被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达到成功翻译的目的，必然要掌握好和选择好语言顺应论的各个层面，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实现相应的动态翻译，从而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最终让围屋文化“走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卓越的、史诗般的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