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新加坡正在变成一个日益亮眼的国家，这两年，它是旅行和移民的热门地。如果今天去到新加坡，不仅会看到它是一个经济发达、街道干净的国家，而且会发现它的社区设计非常开放，同时又保持了居民生活的平和，不同族群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处得融洽而自然，他们以自己的国家为豪。

这很不容易。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建国的，之前的它，没有自己的国家历史，在它1963年尝试与马来西亚合并但失败并且被后者踢走之后，新加坡面臨的局面非常棘手：它的人口由信仰、语言、文化、历史很不相同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各种族群的移民组成，他们并不具有共同意识，族群差异明显；它是殖民地，必须处理好宗主国英国的遗产以及与英国的关系；独立之初，它周边的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它都抱有敌意，而且比它大得多；新加坡的体量太小了，历史学家汤因比还曾预言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太小，并不实际可行。

这样的新加坡，处在生存的夹缝之中，不是生存就是毁灭，必须走好平衡，既摆脱对周边的绝对依赖，实现独立自主，又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经济，给各族群提供值得期待的共同愿景，和可以共处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国际环境和生存处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加坡的领导人，身上的突出特点是务实。他们并不过分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讲求实际效用，并且基于充分理解的现代原则，理性且小心地处理国家事务。

比如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在俄乌冲突中表态反对俄罗斯，理由是从新加坡自身来考虑的，“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如果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面对侵略，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新加坡说话了”。在他被问到中国的国企能不能走淡马锡的路时，承认两国国情不同，但坦诚地说关键在于国营企业是不是有竞争力，根据市场原则运作的，高效的，不享有特殊的有利条件。

他的务实风格，显然继承自他的父亲，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根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李光耀在美国对越战争期间曾访问哈佛，美国自由派的教授在他面前表达反对越战的态度，并以为会得到他的赞同，但李光耀请对方不要从他身上寻找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而要和他一起探讨需要做些什么。

有美国人赞扬李光耀在新加坡采纳了女权主义的原则，他回复说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因为好的发展必须有女性的参与。李光耀非常积极地招商引资，被人质疑是引来“资本主义剥削”，他说新加坡只有劳动力，要是想剥削，尽管来好了。他还说过如果独立运动和宗主国能通过合作来实现独立，这样的独立就最成功。这些话都很现实，不强调道德原则，好处是减少了争执不清的对抗，反而有利于境况的实际改善。

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讲汉语的华人占人口75%，但他不考虑把官方语言定为汉语，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不是华人的那25%会坚决反抗，他让英语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但并不以强制的方式，因为那样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他实行双语政策，所有学校也要教授英语，在长期的自由选择下，新加坡慢慢变成了英语第一，母语第二的国家。

新加坡领导人身上的这种特点，来源于他们极强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在小国领导人身上往往更为突出。因为他们更迫切地对世界的变化和自己国民的真实需求保持敏感，也会让他们懂得节制和审慎是一种必备的政治素养。这一点，是今天的政治家尤其稀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