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 宗美怡 张凯

摘 要：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渗透，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外迅速兴起。零工经济的兴起为我国的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本次调查围绕零工就业者的基本信息以及收入、工作形式和幸福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省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包括政府完善“守门人”角色，加强零工经济市场建设与监管加大零工平台企业支持；社会企业平台坚守“护航员”角色，为零工就业者提供优质的权益保障；零工就业者做好“主人公”角色，在参与零工经济时提升自我素质水平、职业道德水平与技能水平得到自我提升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零工经济；就业民生；结构方程模型；收入；幸福感

本文索引：陈雨露，宗美怡，张凯.<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8）：-163.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4（b）--04

1 引言

随着大数据、移动支付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以及数字经济的迅猛崛起，已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推动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便捷的就业形态——零工经济结构的出现。目前，日本和美国的灵活用工模式已经相对成熟，而我国灵活劳动者占人力资源行业的比例不到10%，并且获取经济报酬仍然是灵活劳动者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灵活劳动者大部分以工作的灵活性和打发闲暇时光为追求，这也说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能带动灵活用工群体的数量还有很大上升空间。零工经济模式的出现，既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企业和组织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效率。短短数年内，即时出行、即时送餐、互联网家政服务、按需软件开发、在线劳动众包等新兴行业就已发展成为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接近9亿人，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近16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近1036万人，零工经济的兴起为我国就业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零工经济为高技能劳动者和兼职劳动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总收入，但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则迫于生活和竞争的压力主动选择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增大。在如今全新的经济环境中，怎样更好地提升零工经济的参与度以此体现零工经济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基于江苏省劳动者的社会调查，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建立回归模型发现影响零工经济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同时检验其对零工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探讨零工经济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并就所发现的问题总结提出相应建议。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世界的技术发展使人们消费和生活成本增加，就业变化和信贷约束等促使共享和租赁的诞生，全球经济不稳定造成工作岗位供不应求的现象，失业率显著提高劳动力闲置，更多人渴望以劳动力换取收入，因而形成大量的“零工”。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方的新模式，产生了按需性和众包性动态匹配劳动力的新供需方式，催生了零工经济[1-2]。

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是其最大优势，对于许多劳动者而言，选择零工经济是为了逃离传统工作的束缚和限制。劳动者收入是影响零工经济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参与零工经济可能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灵活性，但也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3-4]。近年来，学者通过对劳动者的调查发现，收入水平与零工经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5-6]。对于劳动者而言，参与零工经济可以提高自由度、增加收入和改善工作体验。对于江苏省的劳动者而言，收入更是影响其参与零工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2022年江苏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位于全国人均消费支出排行榜第四位近3.3万元，高额的消费使得劳动者对收入需求剧增。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参与零工经济所获收入直接对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有正向影响。

工作形式是影响零工经济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宁（2022）[7]、王文举（2022）[8]等研究发现，截至2021年，我国零工经济的人口规模达到2亿人次，大部分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直播带货、餐饮、网约车、美容美发等行业，此类型行业往往较其他行业收益获得率更高，且对劳动者的学历、经验、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由此更多劳动者在闲暇之余更愿意参与此类零工工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工作形式调节了零工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除了劳动者收入与零工经济的工作形式外，劳动者幸福感体验也是影响零工经济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之一[9]。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内容相对单一，工作强度和压力相对较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结果，有近60%的劳动者表示参与零工经济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的工作乐趣和满足感，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参与零工经济所获收入将通过幸福感对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有正向影响。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3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依据前文假设，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表示个体幸福感，选项设置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1-5。核心解释变量Income為劳动者从事零工所获收入，中介变量Willingness为劳动者零工参与意愿，调节变量Work_Form表示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的工作形式，分别为自给自足和多劳多得。

3.2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在江苏省发放调查问卷共1238份，其中无效问卷206份，有效问卷1032份。无效问卷的评定标准为：在“您是否愿意参加零工经济？”和“您参与零工经济的意愿程度？”这两个问题中选择的选项逻辑相反。本次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6，大于0.7，即问卷内部一致性比较好；KMO值为0.924，大于0.9，显著性P=0.000，小于0.05，即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受访者包含43%的女性和57%的男性，24岁以下人群占比12%，25～35岁的人群占比64%，45～60岁的人群占比21%，61岁以上人群占3%。33%的人月收入在6001～8000元，32%的人月收入在4001～6000元，共有28%的人月收入低于4000元，月收入高于8000元的受访者仅占总人数的7%。民营企业职员占比最大，有360名；外企职员紧随其后，有243名；有157名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参与本次的问卷调查；学生、农民、退休或无业人员以及其他职业的人员共有272名。学历比例最高的是本科或大专，占样本总数量的52.30%，而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仅占少数部分，占比在9.30%左右。调查结果显示，在社会人群中其学历以大学本科或大专为主，此次调查符合学历分布的状况。

4.2 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由于本研究仅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探索因子分析来进行检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3个，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39.913%<40%，因此本研究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将收入、幸福和意愿三者的总均分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的关系支持进一步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参与零工经济所获收入和从事零工经济产生的幸福感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参与零工经济所获收入、从事零工经济产生的幸福感3个因子均为潜变量，其对应的14个观测变量为显变量。文章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用多种方法来考量模型的拟合优度。

基于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影响因素概念框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模型检验与拟合优度可知，模型中卡方统计量（CMIN）为119.721，其对应的P值为0.001，小于0.05，表现不显著。卡方与自由度（CMIN/DF）之比小于2。此外，CFI、NFI、TLT的值均大于0.9，RMSEA值为0.024，小于0.05。以上指标均满足模型检验与拟合优度的要求，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

基于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AMOS软件得到表3的结果。零工收入→幸福感、幸福感→参与意愿和零工收入→参与意愿三条路径均在P<0.01水平显著。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为[0.128，0.276]，不包含0，即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量为37%，即中介效应的效应量通过幸福感这一中介路径起作用。

根据路径分析结果可知，幸福感显著正向预测意愿（β=0.321，SE=0.046，t=6.918，p=0.000）；收入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β=0.606，SE=0.042，t=14.474，p=0.000），在加入幸福感后，仍显著正向预测意愿（β=0.330，SE=0.048，t=6.946，p=0.000）。这表明在收入对意愿的影响中，幸福感起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研究假设H3部分成立。

4.3 工作形式对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程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多群组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工作形式的调节作用，将中介模型在工作形式变量上进行分析，检验自给自足和多劳多得模型每条路径系数上的工作形式差异，若模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则说明工作形式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介模型在工作形式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工作形式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前半路径上起调节作用，置信区间为[-0.244，-0.040]。工作形式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后半路径中置信区间为[-0.058，0.236]，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在收入→幸福感→意愿的后半路径中工作形式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具体而言，在自给自足、多劳多得模型中，收入→幸福感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511、0.653。进一步检验自给自足、多劳多得类型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在自给自足模型中，幸福感的中介效应量为38.0%；在多劳多得模型中，幸福感的中介效应量为34.3%。研究假设H3部分成立。具体而言，相比自给自足的工作形式所获得的收入，多劳多得的工作形式所获得的收入对劳动者产生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更大，这一结果反映出多劳多得的工作形式受从事零工经济所获收入的影响更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零工收入对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零工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下，不同的零工工作形式对劳动者的吸引程度不同，因此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开始越来越重视工作形式。（2）当零工就业与幸福感联系不断加强时，劳动者会更加倾向参与零工工作。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人们会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满足与需要，这也包括对幸福感的更高要求。因此，本文预测未来几年灵活用工市场将会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本文提出以下提升居民零工参与意愿，缓解就业压力，助推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要采取“助推型”规制手段，明确劳动关系的认定。政府的立法部门要不断完善法制法规，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有法可依、无后顾之忧。政府要不断增加对共享平台企业的政策扶持与帮助，可以为包含灵活用工模式的企业提供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主动去优化企业事物的审批程序，相应的增加对该类企业的贷款金额力度，缓解当下零工平台企业融资难的压力，鼓励企业发展灵活用工模式，支持劳务派遣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要积极转变人力资源体系，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不断创新用工模式，以最大程度为企业自身减负，减少劳务成本支出。我国的共享平台企业具有多而杂的特点，企业要主动对自身进行分类与定位，让人才招募对接更加精准。为了更加规范灵活就业者的准入程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入职要求，以寻求更加高质量的劳动者，确保灵活就业者的综合能力。在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劳动者应积极转变传统的就业观念，从求高质量强稳定的要求向工作没有优劣之分，先工作不挑剔方向转变。同时，劳动者要深入了解就业市场，依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就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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