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林杰 綦清华 盖宏伟

摘  要：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使用泛化以及社会压力的激烈碰撞，社交媒体的吸引力逐渐式微，部分用户的新鲜感趋向消散，心理层面上开始浮现疲倦、厌烦或焦虑等情绪样态，行为角度呈现使用次数缩减、沉默潜水、屏蔽免扰甚至逃离退出等消极使用行为，社交媒体倦怠现象已渐成规模。故以社交媒体倦怠为研究对象，探析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表现特征，从主体、平台和环境三个维度解读用户倦怠行为的衍生机理，并构建个体自我平衡、平台服务适配以及用户数字素养提升的联动机制，为促使社交媒体用户回归以及提高媒介忠诚度和使用黏性提供可行性思路。

关键词：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倦怠；消极使用行为；情境重叠；在线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13（2024）－02－057－09

收稿日期：2023年05月19日

作者简介：

佟林杰（1986-），男，河北保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治理。

綦清华（2000-），男，河北沧州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用户行为。

盖宏伟（1965-），男，山东烟台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信息保护。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与保护机制研究”（HB21GL040）。

引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系统的日趋完善为社交媒体内容共享、资源传递和社群互动提供了支持条件。移动社交媒体对社会新闻的散播与解读、社会化交往的即时与便捷以及服务功能的新颖和多元不断满足着主体的认知情感需求，使其逐渐成为用户信息传播、观点表达和自我呈现的首选渠道。随着井喷式的社交媒体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其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诸如冗余信息泛滥、系统更新频繁、无用社交延伸以及隐私泄露压力等附加性问题逐渐削弱用户使用体验，降低参与热情，越来越多的用户经历了“积极使用→沉迷上瘾→倦怠疏远”的信息行为嬗变过程［1］。这类群体心理上普遍感知到无趣、疲憊、紧张、厌烦或恐惧等负性情绪，行动上伴随着降低移动工具使用强度，回避、退出或转移社交平台的消极参与行为，而这种倾向于与社交媒体相关联的不良情绪和负面行动统称为“社交媒体倦怠”。

社交媒体倦怠现象的出现似乎是新媒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折射出新媒体传播时代下的媒介危机问题。鉴于社交媒体倦怠持续作用招致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情感体验持续衰退，资深用户流失问题愈演愈烈。这不仅为用户身心带来负面影响，降低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信心，而且服务使用率的减少也不利于媒体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刺激用户重新唤醒社交媒介的情感寄托，号召失活用户重返社交平台，化解社交媒体倦怠的媒介危机成为学者重点研究课题。

一、文献回顾

社交媒体倦怠最早是由英国学者Adam Patrick提出，他认为社交媒体拓展了公众社会交互、知识获取与共享的边界，但信息过载、过度社交以及个人时间的割裂等问题让公众对社交媒体逐步产生厌倦的心理变化，在无聊、反感的情感症状下日渐催生屏蔽、潜水甚至退出等行为［2］。由于社交媒体倦怠对移动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考验，因而探究导致用户出现社交媒体倦怠的关键因素以及用理论模型对其合理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热点。既有文献研究重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生成逻辑与调适机制研究

第一，社交媒体倦怠概念研究。现有社交媒体倦怠概念界定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行为维度，Cramer E M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用户减少使用、逃避甚至注销账号彻底退出的行为倾向［3］；二是情感维度，Dhir A将社交媒体倦怠看成对社会压力刺激下的消极情感回应，表现为试用热情消退、无聊、疲劳和厌烦［4］；三是混合维度，季忠洋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由于复杂社交、海量信息、繁琐功能和隐私担忧等问题使用户产生认知负荷，导致个体对自身和环境的控制减弱，心理上唤起用户疲惫、厌倦、焦虑等多维负面情绪和兴趣降低、热情减退等消极情感，行动上呈现不持续使用行为，并逐步疏远、转换和退出社交平台的现象［5］。

第二，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国内外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因素研究多从个体、平台和社会维度构建因素模型进行剖析。Lee C C基于用户个体特征角度分析媒体倦怠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五大人格特质中，神经质与社交媒体倦怠呈现正向联系，而开朗程度、宜人程度、开放程度、责任感与社交媒体倦怠负向相关［6］；郭佳印证用户对平台使用价值的判断会影响其倦怠行为抉择，而感知转换成本将正向影响转换倦怠［7］；曹雄飞构建S-O-R模型分析用户不持续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交超载、服务超载和信息饱和等认知压力将正向影响用户倦怠行为［8］；Amandeep Dhir指出隐私泄露、印象管理负担、父母担忧与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呈现正向相关［9］；李慧通过研究发现认知成本是影响用户倦怠行为的首要因素，其后依次为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以及社会价值［10］。

第三，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结果研究。现有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结果研究集中在情感和行动两个层面。情感层面：Dhir A研究证明社交媒体的强迫性使用会引发社交媒体倦怠，受此影响个体会伴随出现焦虑、担忧和抑郁等情绪［4］；薛静基于扎根理论研究阐明认知观念变更生成的环境压力、多元角色冲突导致的角色压力和媒体负面体验附加的平台压力会引发社交媒体倦怠，主要表现为无趣、厌倦和失望等负面情绪［11］。行动层面：Ravindran T认为用户对社交平台的负面感受会催生三种行动反应：短暂休息、控制活动和停止使用［12］。杨轩发现社交媒体倦怠情绪对青少年群体的行为影响较为明显，主要体现为沉默潜水、忽略倦怠、屏蔽干扰与知识隐藏［13］。刘鲁川将社交媒体倦怠的消极使用行为界定为不持续使用和不使用行为，在此基础上划分为潜水、忽略、屏蔽、抵制和退出五种行为类别［14］。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更多采用定量方法关注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因素和行为后果的验证，对用户倦怠行为的特征描述、驱动逻辑与纾解策略的质性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以社交媒体倦怠为目标对象，从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的基本特征为切入点，探究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的生成逻辑，挖掘矫治用户倦怠行为负面效应的机制策略。

二、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的样态特征

（一）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泛在化”

现有社交媒体用户使用基数庞大，应用范围广泛，致使媒体倦怠现象愈发泛化。社交媒体倦怠行为泛在化集中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社交媒体倦怠行为影响规模的宽泛性。凯度公司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近些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互动次数不断减少，只浏览信息不参与讨论的用户达到46%，超过31%的用户认为使用社交媒体只会让生活更加糟糕，39%的用户已经关闭社交媒体的推送功能，90%的用户通过减少浏览次数甚至卸载软件降低负面侵扰，越来越多用户在媒体使用中饱受煎熬，媒体“隐退”征候正趋向蔓延［15］。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倦怠行为影响程度的深刻性。社交媒体倦怠对用户造成情绪枯竭、人格解体与效能衰减多重影响。情绪枯竭是用户感知心理倦怠的指向因素，表现为心理层面出现疲惫感、低价值感、无聊感，情感层面呈现厌恶、失望等损失情绪以及焦虑、愤怒等威慑情绪。人格解体是指用户调节媒体负面缺陷受挫后与媒体出现情感隔阂继而施与远离媒体的行动。用户难以摆脱倦怠情绪束缚，使用兴趣趋于减退，催生出远离媒体的倾向。观念上的逃离意图指导用户开始减少参与社交媒体某项活动的次数，控制社交媒体的整体使用强度，甚至放弃使用。社交媒体倦怠也会降低用户社交媒体自信度、衰减自我效能感，让用户在自我价值实现认知上出现偏差［16］，进而对个体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

（二）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防御化”

倦怠情境下用户面对复杂社交压力通常选择减少社会交互以实现自我保护。在熟人关系构筑的社交环境下，倦怠用户防御性展现为社交过程的符号化终止和公开展演的主动化节制。倦怠用户受制于庞大社交压力，疲于应付无意义的对话，在聊天中缺乏与对方深入交谈的耐心，厌倦组织语言内容，倾向使用表情包或礼貌用语终结对话。社交符号的有效运用在维持用户在场状态的同时又能规避疲倦情绪的加重。伴随着主体实际身份的持续转换，用户虚拟社交关系与现实社会关系不断覆盖累加，社交媒体沉淀各个阶段的好友关系，这使用户在自我表露时难以满足不同受众异质期待，加之受困于隐私泄露的潜在风险，倦怠用户会重新考量展示内容或衡量隐私边界，节制公开披露成为保护形象和安全的理性选择。在陌生关系构筑的社交网络环境下，倦怠用户防御性体现在重浏览、轻互动的网络围观。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交媒体成为倦怠用户网络围观的天然场所，弱关系社交媒体以共同兴趣为基础，陌生属性强，社会关系松动脆弱，任何用户都可就某一事件公开发表评价言论［17］。倦怠用户在弱关系情境中喜好以审慎姿态围观陌生人互动，在网络上保持缄默成为保护自己免陷舆论旋涡的防御行动。当倦怠程度不高时，用户还有精力围观浏览他人争论。但当疲惫不堪时，用户将完全丧失围观意愿，逐渐走向销声匿迹之路。

（三）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去社交化”

倦怠用户在社交中逆向色彩浓厚，社交功能不再成为倦怠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核心追求，“去社交化”演变为倦怠用户行为表征的常见样态。根据“去社交化”的程度差异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轻度“去社交化”表现为时间延迟、浏览粗略和互动频次降低。时间延迟正逐步成为倦怠用户缓冲社交张力常见選择，在网络社交中通过故意放慢回复速度来暂缓聊天节奏，为对方创设不在场的错觉，借助虚拟空间的隐秘性避免无效社交压力带来的倦怠增负［18］。群聊承载复杂的社交连通，用户惰怠倾向浓郁，非必要情形下不会加入对话，只是粗略浏览信息内容，有意识地降低知识分享次数。重度“去社交化”表现为策略性网络社交回避和自我隔绝。此类用户基本不再主动参与任何形式的在线社交，通常采取行动事先回避不必要的网络浸入，比如：谨慎加入群聊、将群聊设置成免打扰模式、退出缺乏价值的微信群，关闭信息推送功能，不随意浏览朋友圈内容［19］，阻隔不必要信息对网络生活的侵袭，实现社交媒体的高效“瘦身”。即便进行自我展示，用户也倾向于使用分组标签、动态隐私设置等情境隔离方式来分离受众，以求对个人社交空间隐藏与保护。

（四）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离聚化”

用户倦怠行为矛盾复杂，离聚特征显著。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离聚化体现为倦怠用户基于各种逻辑因素，企图通过回避转移、注销账号的极端举动减轻疲惫心理，但出于信息接收、人际交往和学习工作需要等动机，个体已完全与社交媒体深层捆绑至一起，用户想要逃离社交媒体却被无形力量强行拉回，这种自相矛盾的新型人机依赖反映了人们对社交媒体的复杂情感，用户不能通过转移退出等逃离行动转嫁消除倦怠效应。由重要性强且替代性低的社交媒体引发的倦怠问题具有极强粘黏性和持久力，用户只能通过潜水、屏蔽或克制使用等浅表行动来应对这种倦怠问题，往往在采取这些和缓行为后无法完全消除疲倦感，反而加重用户不能逃离社交媒体操控的无助感。既想远离媒体又不得不依赖媒体，这种自相矛盾的纠结心态将会把用户带至更危险的境地。

三、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的生成逻辑

（一）主体逻辑：社交压力超载“滋生”倦怠萌芽

社交媒体日益与用户深度互嵌，但无意义的泛化社交、人机关系失衡与主体沉浸失控等压力逐渐让用户增添负累，当认知压力超出主体认知承受阈值后，用户将会催生出逃离社交媒体的意向。

第一，过度连接延伸与表演性社交放大人情压力。社交媒体在帮助用户拓展社交广度的同时却稀释减弱了社交深度，这导致用户直接连接的好友数量激增，但真正保持互动的朋友少之又少，社交媒体被有过短暂联系的陌生好友占据，维持社会交际成本增加但实际收益下滑，人际关系失调愈发严重。面对朋友圈投票、拼多多助力等社交压迫任务，碍于关系性压力的用户无奈接受，加速社交资本衰竭。用户在社交平台要顾虑与亲人、同学、朋友、同事多重社会关系，这使个体不能依照意志自由从事活动，只能无奈进行表演性社交。伴随社交媒体的交际链条延伸至工作领域，工作群事务侵占个体私人领域问题愈渐严重，意味着有限的时间内非社交性操作将持续挤压社交行为，“隐形加班”现象屡见不鲜［20］。用户在承受现实生活压力基础上，还要额外忍受经营网络关系压力，疲倦厌烦情绪开始萌生。

第二，人机关系失衡加速用户流失。人机关系失衡体现为用户因泛滥信息、同质内容、网络暴力、技术漏洞等社交媒介自带问题与其出现情感隔阂，最终逐渐走向疏离。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不满意、不信任是造成人机关系失调的关键因素。首先，信息时代以海量信息为典型特征，信息以碎片式呈现给用户，致使用户产生碎片化认知，无法形成完整知识脉络，无形中增加认知负担和阅读难度。海量信息要求个体有意识地花费时间和精力甄选辨别，当用户对平台信息汲取趋向饱和时，造成信息处理能力持续下降。重复内容不仅不为用户带来新鲜体验，相反造成知识和时间资源的浪费，长此以往必将产生焦虑感。其次，网络乱象肆意横行，用户公开评论会遭到其他網友侮辱、指责和诽谤，言语攻击、恶意谩骂与人肉搜索成为现实暴力在网络世界的延续，用户极易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人身权益受到侵害［21］。最后，大数据的透明“窥视”让用户毫无私密可言，隐私泄露、诈骗骚扰问题随处可见。用户对媒体安全性表示怀疑，当涉及填写私密信息时，他们偏向跳过流程甚至放弃使用。

第三，自我沉浸失控的负向极化。自我沉浸失控下的用户不能合理掌控自身时间资源，长期驻留社交媒体最终耗费大量成本。错失恐惧是造成沉浸失控的重要原因。错失恐惧又称“信息强迫症”，是个人主观层面因畏惧错过社交媒体有价值的讯息而在行动上反复查看的一种扩散性焦虑现象［22］，研究表明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倦怠的产生具有正向影响［23］。用户在精神认知上迫切渴望知晓好友生活动态，担心遗漏有意义的信息，而朋友圈作为好友分享趣事经历的场域，用户的时间资源将被翻阅浏览行为无限分割。投入时间越久，沉浸感越强，用户越容易催生负罪感与逃离意向。用户在对重要信息的期待与并无实质内容的失落间循环往复，久而久之实际落差将冷却使用热情，用户对媒体的态度在不安情绪损耗下走向冷漠。强迫性使用行为不断给用户带来内耗与焦虑，长此以往将加重精神疲态，这将背离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以便获得消遣娱乐的初衷。因此控制媒体使用时长成为摆脱沉浸状态的抗争举措。

（二）平台逻辑：平台的逐利性“加重”倦

怠情绪

社交媒体运营商追逐商业利益，缺乏对平台信息推荐和系统功能维护，导致海量信息泛滥、隐私数据剥削、服务功能缺失，严重损害用户权益，削弱用户体验，加重倦怠情绪。

第一，社交媒体平台信息“把关人”角色缺位。逐利性会打破社交媒体平台信息供给“质”与“量”间平衡，为了吸引流量平台对信息的筛选、审核和监管的边界趋于模糊，游离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内容日趋增多，必然导致社交媒体平台信息输出质量退化。社交媒体平台“把关人”角色缺位使虚假信息广泛传播，用户在忍受信息数量同时也要主动分辨、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无疑增加用户负担［24］。社交媒体平台的盈利结构是建立在网络流量基础上的商业资本投资，因此营销广告会充斥在各大平台页面。部分社交媒体进入界面存在诱导广告，用户只能手动关闭，稍有不慎误点广告后软件自动跳转到其他平台，频繁消解用户使用热情。现有信息正呈指数态势持续增长，伴随着网民信息素养的提升，对信息真实化、客观化、专业化需求愈发强烈。当用户觉察网络信息的虚假化、主观化和偏见化后，将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逐步采取屏蔽和忽略行为对抗这一现象。

第二，社交媒体平台数据“保护者”角色失位。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对冲成为用户倦怠情绪扩散的重要原因。保护用户隐私数据对社交媒体平台而言至关重要，但它们却往往通过“数据积累”方式擅自收集，信息抓取已从“适度”异化为“过度”。平台借用算法技术随意挖掘用户数据以便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行为偏好数据在未经用户知晓同意前提下私自用于画像绘制，即便数据被变卖用户也浑然不知，这实则构成对隐私的肆意窃取和占用。个人聊天记录、数字行动轨迹、消费支付密码等数据隐私全部在后台盘剥，用户的行为痕迹都被终端存储，而信息保护技术存在漏洞，这使隐私数据窥探泄露存在潜在隐患。用户在安装软件后要求注册个人信息，但平台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未给予足够重视，网络营销和虚假诈骗都会让用户隐私数据处在被窃用的危险处境。“全景监狱”时代的到来让用户对平台信任感逐渐减弱，使用媒体更加谨慎。当用户感知个人信息被窥探、泄露、记录和传播时，他们就会关闭某些算法推送功能以及设置访问权限防止算法黑箱全线收编。

第三，社交媒体平台功能“服务者”角色错位。现有社交媒体平台主客角色倒置，错将自身视作功能服务的“提供者”，忽略产品价值和需求回应，造成服务目标偏差。已有社交媒体普遍存在鸡肋设置繁杂、核心功能残缺和软件更新频繁问题。平台一味追求新颖创新功能开发，但功能设计与用户需求反向适配，推出的附加功能很难吸引用户，固定页面空间与繁杂功能产生碰撞，消磨用户操作体验，对终端的数字产品设计和服务功能创新逐渐失望。社交媒体平台未有效践行“服务者”角色，在改进完善功能建构上有所欠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系统功能不稳定。应用软件需要频繁更新系统以修补技术漏洞，系统安全和技术漏洞的不确定性增加用户对平台怀疑；二是审核功能不完善。平台对信息内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筛选、审查和监管流程缺失，各种虚假信息与营销广告弥漫在各个页面，降低用户满意度；三是反馈功能不到位。用户在使用媒体时遇到的问题不能得以反馈，相关部门无法及时回应用户诉求，使用意愿逐渐走向被动。数字产品的设计研发不能只顾创新而罔顾价值伦理底线，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满足用户异质性需要，回归功能“服务者”的角色轨道，打造简约、高效、安全、舒适的操作环境［25］。

（三）环境逻辑：情境重叠与社交从众“倍

增”倦怠状态

第一，想象受众和自我审查的认知负担。社交媒体将不同类型受众压缩为扁平化系统，这将引起受众角色泛化和情境重叠坍塌，使用户认知活动趋于复杂化［26］。当用户向社交媒体中不同身份受众进行知识共享时，为寻求恰当的表达策略，用户在每次交互行动前都要在脑海中“预演”，将自身想象为受众，通过换位体验预判受众反应，深度揣测和迎合受众的隐藏需求，但这种想象是模糊的、不准确的。过去与现在，熟悉与陌生的朋友全部被压缩在同一空间，不停变动的现实身份让用户很难拥有清晰的想象可能，只会徒增用户的认知负荷。用户在向好友分享内容前会慎重审视内容合理性，基于好友生活状况和输出观点推测分享结果，但通常存在判断失误的风险，让自我审视增加认知压力。这种谨慎的想象受众和自我审查最终会给用户带来心理困扰和思想负担。

第二，失效的印象管理加重行动疲态。任何人都希望向外界展示完美自我，技术赋权使用户在社交平台塑造理想形象成为可能。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展示、分享动态行为，就是出于一定动机进行形象构建的印象管理过程。作为公开互动社区的朋友圈自然而然地成为用户表演舞台。个体根据社交语境不断调整和修饰输出内容，但情境重叠让用户很难拥有统一标准控制他人对自身的印象，无奈只能采取“最小公分母法”将内容限制为不同受众都乐于接受的积极内容［27］。印象管理具有情境性，必须在一定情境边界下得以开展。而在陌生人涌入以熟人为中心的社交语境后，用户私人边界收缩模糊。由于没有明确的边界管理规则，用户无法知晓分享内容能否被指定受众看到，同时又畏惧陌生好友过度解读，只能通过设置好友权限和分组隔离干预信息传播过程，但不断增强的弱连接氛围让情境分离行为更加细化，每一次分组和屏蔽耗费用户大量时间，操作负担繁重同时又不能保证精准掌控传播对象。失效的印象管理丧失原有乐趣，并以沉重行动成本为代价，长此以往用户会逐渐放弃自我披露。

第三，虚假盲从的上行社会比较。作为社会化的主体，个人喜好通过与他人单向比较获得自我定位。朋友圈作为展示生活状况的窗口，包含着与自身成长环境相近的朋友，因而主体常下意识与这些同龄人平行比较。朋友圈公开展示的内容是个体去除负面内容精心包装修剪的结果，真实性不得而知。用户在浏览社交圈时刷到“包装”的内容后便触发上行比较这一社会心理机制，着眼于他人亮丽的光晕，个体开始受到被比自己生活更好的人影响，会做出不如他人的评价［28］。过度重视社会比较的用户往往缺乏坚实的心理支撑，易形成嫉妒、自卑等不良心态，受情绪损伤影响用户易产生负面使用行为，这也是用户远离社交媒体的重要原因。并非所有人都会被上行社会比较干扰，社交定力强的用户不会在意这一盲从行为，此類群体将不易因消极比较产生疲劳情绪。

四、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的调适机

制构建

（一）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平衡机制

第一，社交连接“适度”平衡。社交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连接为用户生活带来饱和与压力，不持续行为正是用户探索“反连接”的实践表现。矫治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实则是消除社交媒体为用户带来的负面影响［29］。面对社交压力过载引发的倦怠问题，用户首先需要把握社交连接“度”，灵活合理控制自身闭合程度，保留独处空间。厘清线上线下情境，根据社交情形灵活调整交互策略。其次，建立一定“反连接”意识，通过离线方式恢复个人空间，有限度地暂时告别社交媒体可有效减轻倦怠心理，妥善找寻与社交媒体最佳相处方式。最后，用户要回归现实世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减少网络无用社交，致力于深度连接建立，提高社交质量，探求现实满足，实现虚拟与现实生活延伸平衡。

第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互联网时代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极速膨胀，用户对社交媒体依赖成瘾助长行为惰性，抑制了个体原始本能［30］。人们主动丧失自我批判、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被社交媒体背后的工具逻辑支配异化，社交媒体倦怠折射出媒介技术介入下用户对主体性人格流失的恐慌。这要求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发挥主体能动价值，保持人格理性，将社交媒体视为便利日常生活的工具，避免被拽入消费主义陷阱，减少媒体依赖与崇拜，摆脱时间绑架，平衡技术演进与价值蚕食之间张力。用户也应着眼于提升自我效能感，熟练管理自我情绪，提高自控力、自律力、认知力和行动力，采取合理措施自我纾解倦怠情绪。

第三，“主我”与“客我”认知平衡。人际交往的本质是自我展示和自我满足。社交媒体为印象管理提供伪饰和美化的可能，用户在接收好友精心包装的展示时，可能会被他人美好光环所欺骗，产生自身不如他人的认知偏差。个体对自我形象的认知来源于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主我”与“客我”的自我形象认知易在社交媒体干预下出现割裂与分离，这要求用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防御式印象管理策略，适度选择自我展示，摒弃过度粉饰，避免自我迷失，防止被夸张美化审美裹挟向前。保持自我理智，减少非理性攀比，返璞归真，做回真实自我。

（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适配机制

第一，优化平台信息审核管理流程。针对虚假、低质和低俗信息淹没用户问题，需要平台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强化内容传播把关作用。社交媒体运营商应适当增加信息审核部门，严格落实信息资讯的审查、筛选和评价工作，做好信息内容把控，删除低质量信息推送，确保信息发布者创作自由。在减少信息内容数量同时，保证内容生产者输出信息的真实、客观和专业，引导生产者产出健康、原创和优质内容。借用算法技术将信息精准投放给用户，但在推送信息时要把握向度，为用户留有自主空间，避免信息同质引发用户反感。

第二，提升社交平台服务产品创新能力。现有用户承受连接过度的重担，无奈进行表演性社交自我欺骗，进而产生压迫和逃离欲望。这要求平台守正创新，推行轻量化产品创新，打造轻连接、少连接社交平台。在发挥社交平台促进个体沟通的社交属性同时开发新社交功能，强化匿名发布信息功能，降低用户“社交人设”压力，归还用户私人领域。解决情境重叠问题要求平台优化技术准则，创新情境隔离设置，如在媒体功能设计上增加屏蔽、分组或动态隐私设置等功能，通过后台技术补救实现受众分离和隐私保护，建立用户与平台的情感纽带，增强用户归属感。隐私安全不确定性需要平台完善隐私保护功能，通过技术补救和优化来强化用户隐私保护的安全感知，降低隐私忧虑风险。

第三，畅通社交媒体平台投诉反馈渠道。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在面临隐私泄露和网络安全威胁时，因缺乏权益申诉渠道导致数字权益受损，在“受伤”后选择退出社交平台，因此填补数字权益维护缺口至关重要。社交平台树立保护使用者权益第一责任人意识，制定合理维权制度，开设用户权益申诉平台，切实回应解决用户利益诉求。此外，平台在接收用户诉求同时，实时解答用户问题，对于用户提出改进平台的建议，需要适度采纳。社交平台可成立调研团队，定期采访使用对象，主动接触用户了解真实需求，尽可能解决用户忧虑问题。

（三）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素养提升机制

第一，提高社交媒体用户数字素养。提高用户数字素養对帮助用户理性看待数字媒体的附加效应以及消除社交媒体倦怠至关重要。提高数字素养要以构建教育培育框架为靶向，政府应将数字素养划分为社交素养、信息素养、安全意识素养和问题解决素养若干模块，依照模块积极组织数字教育活动，拓宽教育场所，让数字素养贯穿在学校、社区和家庭等生活场景。创新教育结果考核评价标准，以实践应用和社会适应为标准，在实践中检验学习效果。个体要主动参与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树立自觉学习意识，理性看待数字媒体衍生问题，增强隐私保护意识，提升信息辨别能力，健康管理个人账号，通过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控制倦怠倾向的加深。

第二，在线社会支持维系用户情感取向。在线社会支持是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介从事社交活动时感受到的支持、尊重和理解的程度。通过在线社会支持可缓冲社交媒体倦怠的负面效益，减轻或消除用户对社交平台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导用户重新使用。其核心原理就是通过与信赖亲密的朋友沟通，以寻求心理的慰藉与支持。社会支持价值最大化发挥的关键在于个体感知外界对象的情感温暖。社会各界应给予社交媒体倦怠人群重视与关怀，学校、单位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关注组织成员心理状态，帮助个体调节情感郁结。亲人、朋友也应主动开导个体以化解负面情绪。当主体在使用媒介疲惫不堪时，主动向周围人群倾诉以寻求支持，往往最亲密人群的情感疏导能给倦怠人群带来精神鼓舞，重拾回归平台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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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Media Users Fatigue Behavior

TONG Linjie， QIQinghua， GAI Hong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generalization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the intense collision of social pressure， the attra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is gradually declining， the novelty of some users tends to dissipate， and emotional patterns such as fatigue， boredom or anxiety begin to emerge 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and negative usage behaviors such as reduced usage， silent diving， blocking and even fleeing and quitting are presented from the behavioral perspective， and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media fatigue has gradually become large-scal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social media fatigu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dia fatigue behavior， interprets the derivation mechanism of users fatigue behavior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platform and environment， and builds a linkage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self-balance， platform service adaptation and users digital literacy improvement， so as to provide feasible ideas for promoting social media users return and improving media loyalty and stickiness.

Keywords：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fatigue; negative usage behavior; contextual overlap; online social support

（责任编辑：陈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