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德 洋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一、引言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又叫协作学习,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被认为可以帮助缺乏合作意识和主动性的学生培养相关能力,提升学习效果。[1]有研究证明合作学习对学生的成绩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并有助于学生的情感发展。[2]可以说,合作学习是各学段不可忽视的教学组织形式,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我国的合作学习存在教学“知识本位”倾向和“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对“合作共同体”的建立具有一定阻碍。[3]学生之间缺乏协作意识、突出的“搭便车”现象、合作过程当中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等,都成为阻碍合作学习效果的障碍。[4]特别是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阶段的在校生主体,更多大学生发出不愿合作的声音,因此应重新审视过往合作学习的相关问题。作为出生于1995到2009年间的一代人,“Z世代”因成长过程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社会变迁,也被称为“网生代”或“互联网世代”,通常个性鲜明、视野开阔、理性务实、独立包容,具有独特的亚文化。[5]丰富多彩的互联网活动,特别是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对Z世代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也催生出“开放的人更开放,封闭的人更封闭”的分化现象。[6]在Z世代大学生群体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于合作探究抑或独立完成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也具有一定影响。尽管合作学习是教育领域老生常谈的“旧话题”,但Z世代的大学生缘何不愿意积极参与合作,而是更倾向于独立完成相关任务,是教育研究当中的“新问题”。因此,本文重点研究Z世代大学生不愿意合作的现象及原因,以期能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经验借鉴。

二、研究方法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中的两个个案分别为王小鹏和杨小浩(均为化名)。王小鹏,1998年生,目前为某“双一流”高校的文科硕士研究生。杨小浩,2002年生,目前为某省属普通院校的理科师范类本科生。本研究当中的两位同学都曾参与较多的合作学习,在合作过程当中经历过成功的喜悦与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但整体上都表现出不愿意参与合作学习的主观意愿,他们的心路历程可能与过往合作学习的相关研究有所不同。因此,作为Z时代的王小鹏与杨小浩,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探讨相关现象背后蕴藏的教育问题。

(二)搜集资料的方法

本研究对于两位研究对象研究主要运用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搜集资料。对于王小鹏来说,由于同处一所城市,研究者基于对其开展的3次非正式访谈,对相关问题具备初步了解后,进一步开展了约90分钟的正式访谈,整理出约3万字的访谈材料。针对杨小浩的研究,主要包括前期1次非正式访谈,后期时长分别为60分钟和120分钟的2次远程视频访谈,也整理出3万余字的访谈资料。同时,研究者也曾对两个个案进行参与式观察,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参与一些合作活动时的具体表现等,观察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材料。随后,研究者基于扎根理论,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深度分析,整理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三、悬而未决:合作学习尚未解决的旧问题

纵观已有研究,部分论者对合作学习持积极态度,认为合作学习有利于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如Sharan(1990)的研究指出,通过合作学习,大学生之间的人际互动显著改善。[7]与之相对的,一些学者指出合作学校当存在中搭便车、不当交流等问题,[8]并指出在课程中实施有意义和有效的合作学习是困难的。[9]可见,作为高等教育中一种有价值的教学策略,合作学习也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冲突,使得合作学习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合作的实质。

1.分工不均带来的“搭便车”现象

合作通常被认为是小组学习或分组完成任务的必然产物,但事实上,这却是合作学习当中的重要误区。[10]在合作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出现合作学习流于形式的问题,[11]即“真分组假合作”。在对王小鹏和杨小浩的深度访谈当中,也都有提到相关观点。

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合作,都是拖到最后一人负责一部分,最后一个人汇总整理。这样的合作我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王小鹏)

我感觉大家(合作学习)的积极性通常不是很高,有次思政课要分组做一个任务,都说好某个时间开会讨论,但是到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就个别几个人比较积极。(杨小浩)

研究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重点关注这种合作流于表面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小组分工不明确、不合理,是导致合作学习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

我们通常都是抽签安排大家的任务?要不就是轮流来之类的。总的来说大家的分工相对比较随机,并不能保证大家的工作量都是一样的。(王小鹏)

而杨小浩也认为,由于一些任务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搭便车”的现象存在。

完成“大创”和“互联网+”,平均分配的话就不现实。比如写申报书的时候,大家的能力差别也比较大,平均分配的效果就不是很好,所以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会在合作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划水”。(杨小浩)

不同于中小学阶段的合作任务,大学生之间的合作往往受制于任务本身的特性、繁重的学业等因素,从而通常难以进行科学的分工,缺乏深入的合作和沟通,甚至在最后期限之前匆忙完成任务。特别是“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Z世代的大学生缺乏合作意愿。

2.评价不科学产生的抵触情绪

基于已有研究与本文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合作学习的分工不均是较为普遍存在且难以完全改变的客观事实。因此,获得的分数客观与否更成为Z世代大学生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应该根据大家的贡献度打分,因为有人做的工作很多,有人就是“搭便车”没做什么,但大部分时候老师都是给近似的分数,我就会感到不公平,下次就不想认真去完成任务。(王小鹏)

从王小鹏的角度来看,评价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合作效果的欠佳。早在二十年前就有研究指出,合作学习缺乏系统化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导致合作学习无法达到预期目标。[12]而二十年过去了,评价失真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当下教师缺乏对合作小组成员实际参与度的充分理性认识,也从而只能给出相对接近的分数,进一步导致评价分数的失真。王小鹏在访谈当中也多次提到“正是因为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所以更多人选择‘摆烂’,而不是认真完成,这样合作没有意义,不如独立完成。”可见,缺乏能够切实反映各成员投入情况的评价体系,会让个性鲜明的Z世代大学生不愿意充当“老好人”,而是渴望更加公平、科学的评价体系,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3.教师指导不适切导致的学习效果欠佳

如前文所述,不科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师对于各组合作的过程不够了解,因此给出的分数会让部分同学感到“委屈”“不公平”等情绪,从而抗拒参与合作。对此,有论者认为教师的合理调控对于合作学习的有效与否具有关键作用。[13]教师应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必要建议,有助于各类学生在合作中充分提升自我。[14]但在本研究当中,王小鹏和杨小浩两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指出合作过程中教师缺位的问题。

比如一些科研项目,大多数情况下指导教师只给负责人说一些安排和修改意见等,甚至都不认识其他小组成员,更不要说对小组的合作提供充分的指导。(王小鹏)

课程的任务比较难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老师很少会过问我们的具体过程,所以很多问题我们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就这么过去了。(杨小浩)

在大学阶段的合作学习中,教师只充当着终极决定者的身份,缺乏对合作学习目的、过程、具体形式的干预,[15]使得合作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来说,在此境遇之下更愿意或者说无奈选择ChatGPT等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资源,独立开展学习和科研任务,对合作产生更为强烈的否定意愿。

四、日新月异:Z世代大学生具有的新特征

个案研究发现,过往提出的影响合作学习成效的问题依然未能充分解决,在Z世代大学生群体中还存在不同的表现和理解。为此,研究者对王小鹏、杨小浩为代表的Z世代大学生呈现出的新特征加以归纳与分析。

1.Z世代大学生更渴望展现自己的个性

但伴随着互联网的同步成长,Z世代早早接触到诸多具有冲击性的事物,逐渐实现“个性”觉醒,更渴望为自己而活。[16]在此背景下,Z世代大学生似乎更愿意突显自身亚文化当中的“抵抗性”,用异于主流文化所期待的姿态来抵抗主流文化,[17]抗拒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合作,转而突显自身个性。这在王小鹏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不想大家都一样。我就是想做出一些特别的东西展示自己。比如让小组汇报某某问题的研究报告,大家最后呈现的东西就很相似。我不愿意合作,希望能做出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即便主动或被迫选择合作,王小鹏也希望能够积极贡献自己的独特观点。

我们合作的时候,大家为省事都喜欢一些模式化的东西。但我汇报的一些项目,我就喜欢加上一些我自己的理解或者呈现形式,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让听众感觉到我的特色。

而当研究者进一步追问这种个性会不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时,王小鹏也给出肯定的答复。

当然是有的,我记得有次合作的小组,我们组有几个人都很坚持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想法,谁都不让谁,所有最后合作的效果我感觉也不好,就不如自己来(完成的效果好)。

可见,Z世代大学生具有更强的个性,更渴望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加以体现,甚至可能会产生激烈的观点碰撞,这也成为其不愿意合作的一项原因。

2.Z世代大学生更善于利用互联网开展任务

Z世代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其他世代相比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善于使用互联网搜集信息、开展任务。[18]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而言,完成学业时自学比重大、自由度高,加之Z世代大学生更倾向于在网络的世界中搜索信息、表达自我,展现出“部落文化”,[19]更加剧了其脱离合作小组转而通过互联网独立学习的可能性。

我挺喜欢一个人完成相关任务的,现在的网络上能查到的资源很多,甚至有时候还有老师不太会的内容,所以自己摸索一下之后我觉得效率很高。(杨小浩)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网络查各种资料,所以就很擅长利用互联网独立获得各种资源。小组合作的内容,其实和自己(从互联网)检索到的差不多,感觉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合作。(王小鹏)

对于Z世代大学生来说,极具个性、独立自主似乎成为很多人身上的“标签”。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代人,遇到问题往往会选择寻求网络的帮助,网络俨然成为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杨小浩提到“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好像我们这代人,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去互联网当中寻找解决对策,而不是去问老师。”甚至在合作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一些Z世代大学生也会下意识寻求网络的帮助,而非与组员进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似乎成为Z世代彼此之间的推力,导致Z世代大学生不愿意开展合作学习。

3.Z世代大学生更不愿意被他人改变自身计划

合作意味着需要彼此配合,相互理解,因而往往要根据团队的需要改变自己原本的规划。Z世代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都重视“灵活性”与个性,更容易做出注重自我满足的选择。[20]因此,在具有个性的Z世代大学生群体当中,合作带来的被迫改变似乎成为一种负担,会影响原本的规划,小组合作讨论的时间经常打乱我的计划。关键是有时候这些合作本来也没有什么效果和意义,所以感觉就是在浪费时间,不如按我自己的计划去完成有效率。(王小鹏)

在个案研究当中,研究对象杨小浩也对于相关问题表达出无奈之情。

我记得有次合作完成一个项目,我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安排,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按我的计划来,最后讨论很久才制定出新的计划。新计划我并不喜欢,而且最终的完成效果很差。(杨小浩)

杨小浩和王小鹏两位同学对合作开展相关任务的抗拒,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合作过程的不顺利,特别是会多次打破自身原有的计划。当合作效果不理想时,也会将其归因为没能够按照自己原先的计划去完成相关任务。这也成为Z世代大学生较为鲜明的特征,为分析大学生合作学习的相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五、坚持合作:Z世代大学生继续合作的缘由与价值

Z世代大学生对于合作学习表现出“委屈”“不满”等情绪,但依然普遍参与到合作学习当中。那么Z世代大学生为何不愿意合作却又较为普遍参与其中?对此,通过个案研究发现,Z世代大学生面临着复杂境遇。

1.身处“象牙塔”需要迎合生存法则

作为“象牙塔”中的大学生,Z世代也需要迎合大学的生存法则。较为鲜明的就是需要通过参加一些必要的合作拿到相应的学分,满足毕业的基本条件。

有时候也挺无奈的,但是我不参加合作的任务的话,我对应的平时成绩就没有了,我可能就没办法拿到学分顺利毕业。(王小鹏)

与此同时,Z世代大学生在高校当中的竞争日益激烈,尽管有“破五维”这样的改革,但“绩点为王”仍旧是Z世代大学生生存的法则。[21]对于更想表现自我,特别是想要在评奖评优和推免等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学生而言,参与合作才是自己能够生存并胜出的必要条件。

一门课想要拿到高分,有时候只靠自己一个人比较困难,但和比较强的同学合作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同时“大创”和“互联网+”项目,还有“美赛”等,对我们争夺奖学金和保研资格有很大影响,而这些项目都要求小组合作参赛,所以不得不选择参加合作。(杨小浩)

其实,对于“象牙塔的忧郁”,[22]仍然笼罩着Z世代群体。尤其是许多Z世代大学生被寄予更多的期望,面临更大的压力。通过合作学习完成任务,才是顺应“丛林法则”的不二法门。这也是Z世代大学生最终还是选择要坚持合作的重要原因。

2.“合群文化”对Z世代亚文化的压制

尽管Z世代大学生展现出极具个性的亚文化,并对当代中国的部分主流文化进行抗争和反叛,[17]但是在追求“合群”的主流文化圈的笼罩之下,过于独树一帜、不合群的表现,也会使得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们产生较为负面的评价,产生不好的影响。

如果我过于坚持自己的个性,拒绝开展一些合作学习的话,我在班级民意调查的时候,票数影响可能就很大,这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争取一些荣誉,还有入党等。(杨小浩)

我们组合作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分歧,谁都想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得选择“合群”中和一下,过于讲究个性最后分数不高,同学之间也会产生矛盾。(王小鹏)

对两位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当下主流文化是“合群”而非“单打独斗”时,即便Z世代大学生从互联网当中已经形成高度自我意识觉醒的亚文化,仍然会被迫做出一些取舍和屈服,选择“从众”而确保自身的发展不受影响。

3.合作本身也是一种有益于自我发展的资源整合

过往研究指出,合作学习对于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探究意识以及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1]即便合作学习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以及伴随着Z世代亚文化带来的新挑战,合作本身依然是一种有益于自我发展的资源整合。特别是具有异质性的群体开展合作,更容易帮助Z世代大学生整合资源,提升自我。[23]

首先,合作可以帮助Z世代大学生获得人际资源为己所用。通过合作学习,大学生之间的人际互动可以得到显著提升。[24]而Z世代大学生当下面临着“社恐”和“社牛”两极分化的境遇,无论作为哪种社交类型,都渴望拥有一定的人际资源对自己的发展提供帮助。我感觉我有些“社恐”,但是被迫合作还是能让我打开自己,多认识一些同学,将来遇到困难可能就有人求助,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好的。(王小鹏)

其次,合作有助于整合纷杂的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当前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Z世代大学生关注的升学、就业、提升绩点、参加竞赛等,都逐渐演化为一种信息战。[25-26]Z世代往往会陷入一种“信息茧房”,偏执的选择自己愿意接受和认同的信息。[6]这样的背景下,合作更是对资源的高效整合,帮助Z世代大学生打破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处境。

虽然我们组合作效率经常很低吧,但有时候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可能并没有关注到。如果合作对象是很厉害的人,也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让我能够提升自己。(杨小浩)

最后,有效的合作能够提升整体的完成质量。尽管两位研究对象表达出对合作学习或完成其他任务的一些不满与抗拒,但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合作不是真实有效的,而是流于形式或是缺乏指导的。因此,切实有效的合作还是能够帮助Z世代大学生实现资源整合,提升完成质量的。

合作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那个大创项目,虽然有人“划水”,但在合作当中大家都有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有人动用自己的资源寻求其他学长的帮助,我们最后还是充分利用相关资源,高质量地完成工作。(杨小浩)

所以不难看出,Z世代大学生不愿意合作的主要争议,在于是否能够真实有效地开展合作,是否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最终的任务,实现预期的目标。合作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当合作真实发生时,对Z世代大学生的个人发展还是会产生较多较为深远的影响。

六、结论与展望

作为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教学方式,合作学习不仅被局限在课堂内的研讨与交流,更被延伸到课外开展相关活动中。合作学习的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大学生群体对合作学习产生的抵触与抗拒情绪,更多聚焦于合作学习在组织策略或结果方面的成效。[27-28]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切入点。本研究通过对王小鹏、杨小浩两位较为典型的Z世代大学生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是合作学习的老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Z世代大学生群体所显现的新问题和挑战。总的来说,两位研究对象对合作进行学习或完成相关任务,都多次提到“不满”“拒绝”“讨厌”“委屈”等消极的、强烈的情绪体验,揭示出部分Z世代大学生并不愿意参与合作,而是渴望去独立完成。但最终,受制于主流文化和评价体系,两位研究对象还是选择妥协。他们所抗拒的其实并不是合作本身,而是缺乏有效性和能够促进自我发展的“假合作”,“真合作”依然可以帮助Z世代大学生提升学业成绩和培养社会技能。[9]本研究也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价机制,避免出现合作流于形式和“搭便车”的问题。[29]为此,教师应摒弃为合作而合作的观点,学习合作学习的技巧,提升教学水平,确保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30]特别是关注到Z世代大学生不同于过往学生的亚文化,尤其是Z世代大学生更加渴望个性发展及其在“象牙塔”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这都应该成为未来高校关注的焦点。同时,希望Z世代大学生在保持自身个性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正视合作学习的价值,借助合作充分整合资源,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