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懿

（上海建桥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2）

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于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的小说创作一直存在褒贬不一的观点。早期的评论者认为华顿的作品是对亨利·詹姆斯作品的模仿，“她坐在詹姆斯的脚下，毫无疑问，她在艺术上从詹姆斯那里学到了许多”[1]。同时又认为，相较于詹姆斯的作品，华顿的小说显得“苍白无力、令人不悦，并缺乏道德提升的力量”[1]14。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华顿充其量只是一位“守旧过时的风俗记录者”，她的小说已经“从内心死掉了”[2]。因此，华顿长期以来仅被视为美国20 世纪初期的一位二流作家。随着20 世纪70 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华顿的小说作品成为了绝佳的女性文学范本，“在80 年代和90 年代，大量的评论观点都坚持应该将华顿的作品当作女性文本来阅读”[3]。女性主义批评等新思潮为重新解读华顿的小说提供了全新视角，并已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然而，正如研究华顿的专家琳达·马丁所认为的那样，“与同时代的伍尔夫、凯瑟、巴恩斯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女作家相比，研究华顿的学者所使用的评论方法还不够丰富”[4]。可见，对华顿作品仍然缺乏更为系统和多元化的研究。以“老纽约”为背景的时代书写是华顿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又颇受文学评论界的诟病。许多评论家们认为华顿缺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尖锐批评，缺乏对于现实主义的革新精神，写作态度偏向于保守和势利。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华顿的小说没有任何道德价值。[4]127美国另一位知名评论家弗农·帕灵顿在对华顿小说中的叙事技巧表示认可的同时又质疑“她为什么要将技巧浪费在如此不重要的题材上面？”[1]294作为一位亲历过社会大变革的作家，华顿以其细腻的女性视角书写了20 世纪初新旧交替中的美国时代变迁。她的时代书写绝非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苍白和怀旧，而是充满了对于当时社会生活变化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

一、消费时代的崛起

伊迪丝·华顿所生活的年代正值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时期。“在19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和90 年代，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的骄傲居民，享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生活水平。”[5]华顿所生活的时期正值消费主义在美国蓬勃发展。在华顿出生的19 世纪60 年代，美国迎来了大批新移民，城市化进程加快，美国出现了以电力技术和交通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铁路的建设以及电力的普遍使用使美国的工业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飞跃。20 世纪初以福特生产线为标志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为大众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促进了物质产品的大众消费。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各种媒介铺天盖地地对消费时尚进行各种报导，就像华顿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记者们几乎在每一场婚礼、葬礼、宴会、歌剧表演以及舞会上占据有利位置，或手持记录本在婚礼礼品的迷宫里转来转去，或无所事事地盯着太太们漂亮的晚礼服，准备为好奇的公众提供从见面礼仪至服装细节在内的各种时尚信息。”[6]传媒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培养和消费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同美国社会学者哈伦·哈特吐恩的总结：“美国人开始乐于相信消费是一项体现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和主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在一个长期对财富和炫耀行为抱有怀疑态度的国度里，在一个将生产和劳动视为民主政治和公民道德核心的传统中，美国人开始接受大肆的消费行为，并将其看作是国家文化和民众习惯的标志。”[7]

在华顿的笔下，充满各种消费名目的纽约是对当时盛行的消费主义的具体诠释。《纯真年代》中投机商柏福特的“石头宫殿”、崭新的游艇、豪华的舞会，以及《欢笑之家》中韦力·布莱夫妇金碧辉煌的舞厅和花巨资搭建起来的复古舞台都无不彰显着以奢靡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倾向。《欢笑之家》和《国家风俗》中的两位女主人公莉莉·巴特和温蒂尼·斯普拉格正是当时喧嚣尘上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产物。尽管华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许多并非来自纽约的上流富裕阶层，但她们却喜欢花大量金钱购买奢侈的服饰和享受吃喝玩乐的生活，活得“比银行存折上表现出来还要阔气得多”[6]30。消费主义明显的负面影响之一便是炫耀式的消费攀比。“在1880 年至1920 年之间，美国兴建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多更大的乡村别墅。……橡胶大亨哈维费尔斯通曾问道：‘为什么一个人刚刚挣到了足够的钱便马上建一幢比他所需要的大得多的房子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不得不跟他的对手一争高低。”[5]166在《国家风俗》中，温蒂尼·斯普拉格从小便深受攀比消费的影响。“米莉之家酒店镶嵌着花纹的地砖、豪华的客厅以及各种闪闪发光的装饰物让斯普拉格一家远远凌驾于弗罗斯科一家。每次当温蒂尼在街上或是学校里遇到印戴安娜时，她都会漫不经心地提及酒店生活的奢侈与豪华，从而把印戴安娜比下去。”[8]出于攀比，斯普拉格不断购置大量时髦服饰，租赁剧院的高档包厢，“她喜欢看到在她周围充斥着这些东西——她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真正意义，但她感觉它们是一个漂亮女人理所应当具备的行头，代表着她总以为自己必须拥有的稀缺特质。”[8]349温蒂尼毫无节制的消费使其父亲入不敷出，而她的丈夫拉尔夫·马维尔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写作梦想，投身商界拼命赚钱以维持妻子的开销。对于温蒂尼而言，消费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同时也是一种对他人的炫耀，“她始终坚信在任何体面的生活中必须坚持两件事：乐趣和他人的羡慕。”[8]223同样在《欢笑之家》中，为了维持奢侈的开销从而能在社交圈中更为引人瞩目，莉莉·巴特“会到最好的裁缝店去购买合适于各种场合的衣服，要永远保持新意、优雅，并讨人喜欢”[6]272。为了满足虚荣的消费需求，莉莉向自己好友的丈夫格斯·特莱纳求助，以获得所谓高额的投资利息，最终却因贪图享受所欠下的债务而几乎落入特莱纳所设的诱奸圈套之中。炫耀式消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了左右莉莉和温蒂尼人生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炫耀式消费的环境中，人也被降级为一种可供攀比炫富的消费商品，因为在这个环境中，消费规则无处不在，物是商品，人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20 世纪初，“美国的女性一直以‘独立’、‘自负’、‘自给自足’和‘意志坚强’而著称。”[5]230与当时的欧洲女性相比，美国女性的确能更为自由地追求想要的东西。然而，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华顿敏锐地意识到，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物化为商品。“明显有闲阶级和明显消费是她们必须执行的任务的一部分……妇女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明显有闲，要这样打扮，老实说，就是因为她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务是为她们的主人的支付能力做出证明。”[9]在《欢笑之家》中，犹太商人西蒙·罗斯戴尔曾直言不讳地向莉莉揭示了这一点：“现在金钱对我而言已经无足轻重，除非我能把钱花在适合的女人身上。这才是我需要花钱的地方——我要让我的妻子使所有女人都感到渺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可绝不会吝啬。”[6]180根据消费规则的要求，婚姻不再以爱情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将女性能否满足家庭男性炫耀性消费作为唯一条件。夫妻间的关系建立在消费之上，而这种消费完全按照传统父权社会的要求进行，女性没有自主的权力。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更像是一件待估价的商品，就连思想独立的莉莉也深感“女人只不过是和香烟、鸡尾酒等物质刺激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商品而已”[6]86。消费规则所侵害的不仅仅只有婚姻关系，连最真挚的母子亲情也可被视为出售的商品。在《国家风俗》中，“他（指拉尔夫）与温蒂尼之间的清算竟然需要用美元和美分来解决，这对于他的梦想而言似乎是最痛苦的讽刺。”[8]285这也直接导致了拉尔夫在不堪重负的压力之下开枪自杀的悲剧结局。

华顿小说中的时代书写以表面上欣欣向荣的物质社会为背景，所有的东西都被纳入消费主义原则的考量之中，而人性中某些最珍贵的东西也在消费的考量中被消耗殆尽。作为老纽约上流阶层中的一员，华顿并不排斥物质上的消费。其小说中常见的社交舞会、歌剧演出、海外旅行以及各种奢靡的物质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华顿本人的真实生活写照。在她的作品中，人物品位的养成需要消费的支撑，繁荣的消费市场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华顿也清楚地认识到无节制的消费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性，她竭力排斥人在消费过程中被物质所奴役。这体现在她笔下颇具矛盾特质的女性人物身上。例如：《国家风俗》中的温蒂尼一方面追求奢靡的高消费生活，另一方面却也感到消费所带来的空虚感。“她知道自己花的钱太多了，她失去了年轻时对于自信的那份信仰。”[8]332《欢笑之家》中的莉莉尽管爱慕虚荣，但“私底下她对金钱那种赤裸裸的欲望感到羞耻”[6]35，“她的心里看不起自己努力追求的那些东西”[6]193，她始终犹犹豫豫地渴望逃离炫耀、豪奢的环境，去寻找心中的“精神共和国”。作为消费时代崛起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华顿在其小说中接触和洞察了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消费主义对于人的影响，为读者认清其时的消费主义文化提供了女性视角的解读。华顿小说中有关消费主义对于女性负面影响的描写也为之后的菲兹杰拉德、德莱赛等作家所继承和发扬。

二、时代人物：圈外人与新女性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美国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大转型，传统的道德价值以及伦理观念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以“老纽约”为代表的精英贵族传统正在逐步瓦解，而以新兴财阀和生意人为代表的“圈外人”开始登上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舞台。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撞是华顿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保守的“老纽约”风气依然要求人们尊重旧时的习惯，正如华顿在《纯真年代》中所感叹的那样：“是或者不是‘某个东西’在纽兰德·阿切尔生活的纽约所发挥的作用就和数千年前主宰其祖先命运的神秘图腾一样重要。”[10]另一方面，在新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中所滋生的社会力量要求颠覆传统的既定法则，他们要在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找到符合自身生存的新法则，“他们这个圈子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企图建立自己的一套信仰。”[6]255华顿笔下的“圈外人”便是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圈外人”属于“纽约开始感到害怕，但同时又被其吸引的‘新人类’”。[10]3在《欢笑之家》中，来自美国西部的哈奇太太虽然年轻漂亮，但却全然不顾“老纽约”精英阶层的道德标准，公然在“商场旅店”勾引小弗莱迪·范奥斯伯。犹太投机商西蒙·罗斯戴尔在莉莉·巴特的眼中是一个举止粗鲁、毫无上流社会时尚品位的粗人。就连他向莉莉表达的善意都被后者视为“粗鲁、放纵、贪婪式的善良，是一种肉食性动物的善良”[6]256。哈奇太太和西蒙·罗斯戴尔代表着上层社交圈外围的新贵暴发户，是新兴的物质消费文化介入下的一股力量。他们身上存在着许多与“老纽约”价值观完全相悖的东西。与传统的精英上层相比，圈外人没有传统、责任、身份和习俗等束缚，因此他们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显得更为直接。在《国家风俗》中，来自美国西部小镇爱贝克斯的温蒂尼·斯普拉格始终将婚姻视为追逐名利与财富的捷径，“她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但是有时她感到，如果她知道了还有别的东西，她仍然想要得到。”[8]376她完全无视精英阶层对于离婚的禁忌，她的三段婚姻暗合了新兴物质消费文化成长的需求，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精英文化的新道德理论。在小说结尾，温蒂尼与同样来自爱贝克斯镇的埃尔默·莫法特的结合，预示着这股新生社会力量已经初具规模，而被悬挂在温蒂尼新装潢的大厅里的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贵族挂毯，则象征着“圈外人”对于传统精英阶层的藐视与胜利。华顿笔下的圈外人充满了一种野性的生命力，他们代表了20 世纪初期在飞速的商业发展和巨大的消费浪潮中不断前进的新美国，传达了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下的准则和价值观。相比之下，华顿笔下的“老纽约”精英阶层则显得孱弱不振，不堪一击。无论是《欢笑之家》中的劳伦斯·赛尔登，还是《国家风俗》中的拉尔夫·马维尔以及《纯真年代》中的纽兰德·阿切尔，这些“老纽约”上流阶层的男性人物都显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当面对变革和挑战时，他们却显得如此困惑。他们或者选择回避，或者选择自杀或妥协。面对圈外人的步步紧逼，他们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正如温蒂尼的好友伯恩所感叹的那样：“可怜的拉尔夫是一个幸存者，然而他注定会在与新崛起的力量的冲突中沉沦。”[8]177面对“老纽约”的一蹶不振，华顿在其回忆录《回望》中这样分析：“那些先驱和开拓者的精神都去哪里了？也许成就他们的那些力量都已在下一代中耗尽了。也许克服了那些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成功所带来的即便不是懒惰，也至少是对于世事变化的冷漠。”[11]在华顿看来，曾经和圈外人一样野性勃勃的“老纽约”由于自负和自满而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阶层。他们只需要遵照古老的习俗准则便可以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研究华顿的专家亨利·坎比索认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单纯的，并不了解婚姻中存在的不道德，也不知道生意场中的不诚实和夫妻间的不和谐。他们不喜欢家庭中的激情、疏忽和强烈的情感爆发。他们定了规矩，规定了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12]《纯真年代》中的纽兰德·阿切尔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用各种符号表示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甚至想都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达。”[10]49他们虽然表面继承并尊重所谓的精英传统，“遵守小社会的纪律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10]287-288然而，其本质却是“盲目害怕变革，本能地逃避责任”[11]22。与此相反，那些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新贵圈外人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中找到了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纽约从来就是一个商业社会。在纽约没有超过三个家族敢说自己拥有真正的贵族血统。”[10]44《纯真年代》中阿切尔夫人对于纽约商业城市本质的揭示说明了美国社会重商的天然属性。“圈外人”用赤裸裸的商业投机和拜金主义迎合了新的社会道德准则，预示着维多利亚式的传统美国时代正在瓦解，而以商业消费文化为特征的现代美国时代正在形成。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美国也正值女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在当时关于“女性问题”的各种社会大讨论中，华顿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女性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处境，并在其作品中创造出了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是19 世纪末在美国社会崛起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群体。“新女性之所以会获得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到了19 世纪后期她们以强健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和文学作品之中。她们的出现不仅体现了新的价值观，并且也向现有的秩序提出了挑战。”[13]《欢笑之家》中的莉莉·巴特是华顿创造的第一位新女性形象。尽管她的身上存在着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等缺点，但她始终保持着强烈的道德感和自尊心。她不愿依附于权贵，也不愿与西蒙·罗斯戴尔等新贵圈外人为伍。在劳伦斯·赛尔登所提出的“精神共和国”的感召下，莉莉逐渐脱离虚伪卑鄙的纽约上层社会。她最终宁可以自杀的方式来摆脱痛苦也不愿意寄生于男权社会，这是她自我发展和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作者华顿对于20 世纪初期美国女性问题的有益探索。与莉莉·巴特不同，《国家风俗》中的温蒂尼·斯普拉格则是一位在日益衰弱的“老纽约”中迅速崛起的新贵圈外人中的女性代表。她不是莉莉那样逆来顺受的弱者，而是成功入侵“老纽约”上流社会的女强人。她懂得女性青春美貌的价值，并毫不犹豫地以此来换取她所想要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尽管华顿对于温蒂尼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持批判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温蒂尼身上所体现的精明果断和对传统道德的不屑一顾，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需求，预示着女性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征服男权世界。在《纯真年代》中，现代女性意识显得愈加强烈。艾伦·奥兰斯卡有意识地维护着自己作为独立女性个体的尊严。在发现波兰贵族丈夫堕落的真面目后，艾伦毅然选择离开居住多年的欧洲回到美国。即使在家族强大的劝说攻势之下，艾伦也拒绝再次充当丈夫的玩偶与花瓶，而是将独立生活作为返回欧洲的首要条件。在和纽兰德·阿切尔擦出爱情火花时，艾伦拒绝以情妇的身份留在他的身边。与《国家风俗》中将婚姻视为名利跳板的温蒂尼·斯普拉格不同，艾伦对于婚姻的态度既包含着对于自我的追求与尊重，同时也包含着对于他人的责任，正如艾伦对纽兰德所说：“只有放弃你，我才能够爱你。”[10]251艾伦热爱自由，但同时也懂得自由的边界；她崇尚真正的爱情，但同时也懂得理智地控制情欲和守住道德底线。在《法国作风与其含义》一文中，华顿这样写道：“理性的诚实以及勇敢地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是心智成熟的最初考验。”[14]在华顿看来，对现实的理性判断是现代人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这在艾伦身上显得尤为明显，就像她对阿切尔说的那样：“我们要看的不是幻象，而是现实。”[10]259如果按创作时间进行排序，从早期的作品《欢笑之家》中莉莉对于“精神共和国”懵懂的认识与追求，直到晚年的作品《纯真年代》中艾伦对于爱情、家庭、婚姻等问题成熟理性的态度，华顿主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这不仅和20 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也和华顿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老纽约”上流社会中的一份子，华顿从小谙熟老纽约循规蹈矩的生活。在家人的安排下，23 岁的华顿嫁给了比自己年长13 岁的爱德华·华顿。婚后华顿开始尝试写作，“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具有想象性的世界，她才能忍受婚姻带来的精神孤独。”[15]由于包括其家族在内的“老纽约”传统势力对女性从事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华顿曾不得不放弃写作。然而，强烈的独立精神和反叛意识最终使她克服重重阻碍，来到当时西方现代主义的圣地——巴黎——从事文学创作。1913 年华顿宣布与爱德华离婚，这标志着她义无反顾地以独立的女性作家身份屹立于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坛。“她比‘迷惘的一代’作家提前挣脱了美国本土传统思想与文化的束缚，实现自我流放，其行为本身不仅展示了一种‘新女性’的姿态，而且也彰显了她的现代主义思想。”[16]可以说，华顿笔下的新女性所体现的思想流变正是其本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欢笑之家》《国家风俗》《纯真年代》中性格迥异的新女性形象充分反映了华顿对于新时代美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关注和其创作思想方面的变化。

“圈外人”和“新女性”是美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人物类型，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华顿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女性书写记录下了处于深刻巨变中的纽约社会。美国文学评论家盖尔范特认为：“华顿小说中的城市如同生态小说家一样，是一个有着专门界限的社会。”[17]“圈外人”和“新女性”的出现无疑打破了原有的专门界限，预示着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正在形成。

三、时代反思：从“精神共和国”到“新的土地”

从19 世纪90 年代至20 世纪头十年的将近20 年里，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美国社会已经摆脱了内战所遗留的历史创伤，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此所产生的工业化、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也日益深化。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对于传统体制和价值观的冲击。“美国梦的价值染上了更浓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逐渐消退。”[18]这种新旧价值理念的冲撞在华顿的作品中显得尤为明显。在《国家风俗》中，温蒂尼·斯普拉格的第二任丈夫法国贵族雷蒙德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这样描述巨变中的美国，“你们的城市像纸张一样薄。在你们的城市里街道都来不及命名，建筑物在油漆都还没干掉之前就会被拆掉。你们以变化为傲，犹如我们以守护传统为傲。”[8]347在雷蒙德看来，美国的城市化进程来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沉淀形成深厚的都市文化，就立刻被新一轮的城市变化所取代。旧文化正在消解，而新文化尚未形成。在这迅速变化的城市发展之下隐藏着的是深层次的社会道德和信仰危机。“到19 世纪90 年代，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进运动接近尾声，那似乎开拓不尽、带来美国梦希望的边疆地区已不复存在。这些都导致了美国人的精神危机，引发人们对生活、人性以及信仰等诸多观念进行重新审视。”[18]342

在回忆录《回望》中，华顿曾明确提出作家应在作品中深入挖掘有价值的题材，“一个题材的价值几乎完全要靠作家从中看到了哪些东西……有一些题材实在太肤浅以至于挖掘不出什么东西。”[11]206作为一名身处新旧交替之际的作家，华顿在其作品中以精细冷峻的文笔挖掘着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变化。“她记录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的担当责任在重商主义向工业经济的历史转变中变得苟延残喘。巨大的裂缝将世界和伟大的、成长中的民主割裂开来。”[4]20在《欢笑之家》中，华顿借男主人公劳伦斯·赛尔登之口提出了“精神共和国”的倡议。劳伦斯认为，成功是“一种个体的自由。……摆脱一切——摆脱金钱、贫困、安逸、焦虑以及所有物质的因素。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共和国——那就是我所谓的成功。”[6]64劳伦斯的“精神共和国”显然是对于当时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喧嚣呈上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矫正，同时也是对于当时人们所遭遇的道德矛盾的揭露。这一点在莉莉·巴特的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她对于金钱有着难以抵抗的贪欲；另一方面，她时常不得不面对心中的迷茫感，从而试图抵御来自拜金主义的诱惑。她的行为里似乎总是充斥着高尚与卑劣杂糅的道德矛盾。劳伦斯的“精神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试图平衡新兴资本市场价值观和贵族式传统文化的改良主义倡议。这与华顿对于古希腊哲学的喜好不无关系。早在1875年，华顿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向往古希腊风格的倾向”[19]。此外，在信中她也提到自己已阅读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沃特·佩特尔所撰写的《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于华顿有着深刻的影响，“柏拉图之所以吸引华顿是由于他强调精神理想，强调理性和神秘主义的结合以及改良的平等主义。”[19]168劳伦斯所构想的“精神共和国”一定程度上正是柏拉图“理想国”概念在世纪之交的新诠释。与柏拉图宏观的社会乌托邦相比，劳伦斯的“精神共和国”则是微观的个人精神乌托邦。它希望通过平衡和调和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引导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道德，从而建立起新的精神世界，正如柏拉图在《会饮》所说：“先从美的东西开始，为了美本身，顺着这些美的东西逐渐上升。”[20]正是在“精神共和国”的影响下，莉莉从纯粹的物质诱惑中摆脱出来，开始触及自己真实的灵魂。她开始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因为过去那些使我满足的东西而感到幸福”[6]315。不可否认，“精神共和国”带有空想主义色彩，完全抽离物质的完美精神状态难以为继。莉莉最终的命运结局便是“精神共和国”完败于社会现实的证明。即使劳伦斯本人也很难放弃富裕的生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欢笑之家》中的“精神共和国”是华顿在其创作初期对于时代和社会巨变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身处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纠结心态。一方面，华顿意识到在物质主义的精神真空中建立起新的道德秩序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她也明白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保持自我的精神觉醒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有时甚至是死亡。如同小说中的莉莉一样，现实中的华顿也流露出一种暧昧的态度：既寄希望于19 世纪的精神家园，同时又依赖于20 世纪的物质消费文化。

相比于《欢笑之家》中具有浓厚空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共和国”倡议，《纯真年代》则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表现出更为从容和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前西方社会的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已消失殆尽，老纽约已成为历史。展现在华顿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美国。“以前人们的想象力如此轻易地就屈服于其所生活的环境，而现在人们忽然凌驾于传统之上，可以远眺千折百转的命运之路。”[10]315犹如小说中纽兰德·阿切尔所发出的感叹，华顿看到了一个更具希望和多元性的新时代的到来。与发现自己“被习惯、回忆以及对新事物的惊恐紧紧束缚了”[10]306的纽兰德不同，他的孩子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老纽约门第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华顿一直被归类为保守的怀旧作家，“人们太在意她的阶级，总是喜欢把她的作品和她的阶级扯上关系。”[21]事实上，在《纯真年代》《老纽约》中，华顿都流露出对于新时代的自信和接受。“我和她一样坚信进步——我相信我们正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22]在《纯真年代》中，华顿将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为纽兰德，这也透露出华顿本人对于战后新时代这片新土地的期许与憧憬，正如纽兰德在小说结尾处所认为的那样：“在新的世纪，生活更开阔，观念更宽容。”[10]305一些评论者习惯于将《纯真年代》中的男女主人公纽兰德·阿切尔和艾伦·奥兰斯卡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分析，认为前者代表了拘谨保守的旧时代，而后者则是率真和富于变化的新时代的象征。美国文艺评论家R.W.B.刘易斯并不认同这种截然对立的二元分析。他认为纽兰德和艾伦是作者华顿的一体两面，“如果纽兰德·阿切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伊迪斯·华顿滋生感伤的一面，那么带着异国情调和教养的艾伦·奥兰斯卡的形象——这也是华顿渴望成为的样子——则同样是华顿的另一面。”[23]对于华顿而言，战后的新时代并非与战前的旧时代截然对峙，而是一个杂糅融合的产物。犹如在纽兰德和艾伦身上既有向往自由的新时代特征，又有企图守住传统道德的旧时代痕迹。老纽约的传统虽然在战后新时代已渐行渐远，但华顿期望传统的文化能够在新时代沉淀内化，从而变成新时代的一种补充与反思精神。与《欢笑之家》中抽离商业主义的“精神共和国”不同，面对战后不断商业化的新世界，华顿批判地接受了以物质为中心的新时代，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用老纽约的“斯文传统”予以调和。“华顿无疑既看到‘旧的生活中好的一面’，也看到‘新秩序的好处’。”[10]XII

从“精神共和国”到“新的土地”，华顿对于新旧时代的反思也如同时代的变迁一样从保守走向包容。作为“老纽约”上层社会的一员，华顿熟悉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并在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予以了无情的鞭挞。同时对于异军突起的新福贵阶层的道德准则，华顿则又予以了嘲讽与否定。然而，在时过境迁之后，当晚年的华顿再度回首“老纽约”时代和正视战后新时代的时候，她之前的心理冲突显得不再锋芒毕露。“伊迪丝·华顿的作品里没有大的冲突……她的小说里没有充分发展的冲突，这在她晚年的作品中显得愈加突出。”[24]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残之后，华顿希望战后重生的“新的土地”是一个既能坚持思想开放、性格独立，同时又能坚持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的全新“精神共和国”。这也是她在对时代变迁的反思中希望实现的一种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完美平衡。

四、结语

作为一名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华顿在其主要的作品中详实记录了世纪之交的美国时代变迁。在这些作品中，华顿以细腻的女性笔触描绘了社会在财富迅速累积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精神危机以及消费时代对于女性人格的负面影响。华顿注意到了时代变迁中旧阶层与新贵阶层的此消彼长，并对变迁中的美国社会予以了反思。在她看来，一战前的美国属于保守固执的老纽约时代，而一战后的美国则变得更为宽容，同时给予了女性更多的选择与自由。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正在消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作为一种调节与平衡，老纽约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仍可以在战后的美国“新土地”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从而实现一个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共和国”。可以说，华顿的小说体现了当时她对于美国社会变化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是她兼容传统与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