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森（昆明）

本世纪之初笔者在昆明，护国桥边的古玩城地摊上，购到一个图文并茂的刻铜墨盒。盒盖之内没有磨墨或掭笔之用的砚石板，盒底残留了红色印油痕迹，说明原主人把它当作印章盒，抑或当作朱砂盒，批改文件及盖章时使用。此类直角刻铜墨盒，是清代末期的典型产品。其侧面书刻典雅，正面画刻细腻。一手把握此盒观赏，清代文人书法气息扑面而来，清代工匠细线浅刻栩栩如生，既不像陈寅生文笔，也不是民国文人画稿，却令我十分喜爱，因为此类刻铜墨盒，存量已十分稀少。此刻铜墨盒，据我考证是末任云贵总督仲仙李经羲年轻时所刻，客观上为云南历史和文化平添了许多色彩，因为云南是铜墨盒材料“云白铜”的故乡，云南也是清代陆军讲武堂所在地，云南辛亥革命戏剧性地放走了末任总督，这些重大事件都与仲仙李经羲有关。因此，此盒一经笔者发现，就引起刻铜墨盒收藏爱好者的关注。本刻铜墨盒的尺寸：长9厘米，宽6厘米，高3.5厘米。盒盖正面满刻“兰亭修禊”图（图1）。

图1 铜墨盒正面刻“兰亭修禊”图

观此刻铜墨盒之画面，则远望有崇山峻岭，近看有茂林修竹，兰亭掩映其中，有清流激湍和数不清的文人雅士，人头只有米粒大小，他们仪态端庄地列坐溪边，流觞曲水，饮酒作诗……此情此景，早在一千七百前年，就被王羲之写成“兰亭序”，被历代画家创作成许多版本的“兰亭修禊”图（图2）。

图2 兰亭修禊图

笔者见过十多个铜墨盒上所刻的“兰亭修禊图”，都显得画图视野狭窄，唯有此盒之景物气魄宏大，人物众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晚清，人们多么向往“兰亭修禊”啊，所以在数不清的铜墨盒之上刻写“兰亭序”，以表达一种潜意识和一种精神寄托，于是形成了一代潮流。如同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清末文人学士离不开铜墨盒，参与刻制铜墨盒者，除专业户陈寅生之外，还有工匠铁生刘凤山，官员幼丹刘心源、润臣叶名沣等等。但作为清末有代表性的刻铜墨盒，当此仲仙刻铜墨盒莫属。

此刻铜墨盒的四个侧面，自上而下，八字一行，从右而左四十一列，（最后一列只刻五字），依次刻满了王羲之《兰亭序》全文三百二十五个字。最末两列字体略小，题刻十四个文字如下：丁亥润夏仲仙氏偶临于都城寓斋。

要把《兰亭序》洋洋洒洒的三百二十五个字和十四个题跋文字，满满当当地书刻在此铜墨盒四个侧面之上（图3），刻铜人需要有良好构图经验、书法本领和刻铜技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陈寅生那般丰富的刻铜经验、卓越的书画和刻铜技能，都不容易完成此优秀刻铜墨盒的制作。

图3 铜墨盒四围侧面刻“兰亭序”全文及细节

但是，此铜墨盒之画，确实由“仲仙刻画”；此铜墨盒之字，确实于丁亥润夏由“仲仙氏偶临于都城寓斋”。仲仙既会临兰亭王羲之的字，说明他有较高的书法水平；仲仙又会“刻画”，说明他有较高的刻铜技能。一般情况下，推论仲仙会画此“修禊图”，会刻此《兰亭序》，也不会有多大争议。但说仲仙有“都城寓斋”则非同小可，因为按照清朝的规定，即使做了外地大官，也不允许在都城购买住房，因此必须对“仲仙”的身份和书画刻铜能力进行全方位考证，才令人心服口服地相信：仲仙确实有条件有能力镌刻此刻铜墨盒。

仲仙是何许人氏？

仲仙作为人名，或字或号，与之同名者众多，但能对号入座者极少，因条件较高。一次偶然机会，我在昆明潘家湾古玩市场，看到一副装框楹联。其联曰：

春云晚动摹工部，

快雪时晴仿右军。

上款：“兰如大兄先生雅属”；下款：“仲仙李经羲”。

且不论“兰如”是何人，但一见“仲仙李经羲”几个字，我几乎“啊”了出来。李经羲不就是那位末任云贵总督？云南辛亥重九革命成功后，由于李经羲与蔡锷、李根源的特殊关系，也因李经羲在云南为人较好，他被蔡锷、李根源以优待礼遇送出云南，此举对瓦解清廷极有好处，得到朱德的赞扬。

李经羲（1859—1925），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晚号蜕叟，为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末最后一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于光绪五年（1879）考取优贡，捐奖道员，1887年6月，出任四川永宁道，后任湖南盐粮道、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升为广西巡抚，旋调云南巡抚，1902年署贵州巡抚。1904年5月，调任广西巡抚。1905年冬任安徽铁路矿务总理，1907年病免。1909年2月升任云贵总督。1925年9月18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5岁。仲仙李经羲的寓斋在京师兵部洼中街。

据晚清遗老徐珂《清稗类钞》中有一小段趣文叫《尊公亦受约束》：“光绪间，兵部郎中某居京师兵部洼中街，时封翁就养在邸。其厅事悬一联，上句云：‘治家严如军令。’或问之曰：‘何尊公亦受约束耶？’某悟，乃撤去。”故事并不可乐，不去评价。单说“兵部洼”，乃是京城一个胡同，因明清时兵部官员多住于此，又因地势低洼，故名。

上文“封翁”即李文安，合肥人李鹤章之父、李经羲之祖父、道光戊戌进士，生平笃于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时，种种善事不胜枚举，功德真非浅鲜。由此可以断定，光绪间，李经羲就住在其祖父李文安的寓斋，位于京师兵部洼中街。

上文“兵部郎中某”，就是云贵前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号炯堂老人，广西西林人。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候任兵部郎中，住在兵部洼中街。

云南文化名人赵藩（1851—1926），字樾村，云南剑川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官至四川按察使。在他的著作《晋砖研斋脞录》中，曾有如下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长至日，剑川赵藩书于京师宣武门内兵部洼中街寓庐之晋砖砚斋”，表明赵藩曾在岑春煊寓所住过。

赵藩是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府、岑春煊的家庭教师。赵藩曾将岑毓英的遗体护送至广西西林，安葬完毕后才赴京赶考。赴京赶考时多次寄居岑春煊在北京宣武门内兵部洼的寓斋，因此仲仙李经羲在青年时认识赵藩。他担任云南巡抚时，曾给赵藩赠诗：“留此一重翰墨，以作鸿雪因缘，又安见他年邂逅，不似宣南载酒时耶！”“宣南”即指京师宣武门外，他在兵部洼胡同与赵藩相识相知。

清朝大官员上班很早，三四点钟就得起床，早朝之后，可以在家，处理最多的是繁杂的私人事务。晚上还有人在做墨盒。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写了十多年的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有云：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二十九日，壬戌晴。写大卷壹开。庄九丈、冯仲梓、岑云阶及赵士瀛来。饭后做墨盒，色甚黑”“光绪十六年庚寅年闰二月（1890）十六日，丙辰晴。清明节。读赋，制墨盒。”

日记中的岑云阶即岑春煊。此群热衷于书画并制作墨盒的文人官吏中，没提到仲仙李经羲，但相信他也热衷于书画及制作墨盒一类活动。所谓“做墨盒，色甚黑”，是制作墨块，装于盒中，也称为盒墨，但不是装吸墨汁的铜墨盒。在刻铜墨盒很是流行的丁亥（1887）年，仲仙李经羲完全有可能刻制了一个铜墨盒，就连从云南赶考赴京的赵藩，也于庚辰年（1889）在京都订制了一个椭圆形刻铜墨盒。

有一种说法认为，此兰亭图文并茂的刻铜墨盒，非陈寅生大师不可为。本人并不反对此说法，认为仲仙李经羲在铜墨盒上临写好“兰亭序”全文之后，请刻铜大师陈寅生代刻。但本人也相信仲仙李经羲不仅具有刻画能力，而且也具有刻字能力，直到晚年，他还刻制了一个铜墨盒呢。

仲仙李经羲晚年刻制的铜墨盒作品

请看顾鹤鸣、周继烈《墨盒存珍》一书第125页刊有一张扇形铜墨盒照片，上有仲山所刻的一首七绝（图4）：

图4 仲仙李经羲晚年刻制的铜墨盒作品

书能用世终须读，

一领青衿小秀才。

那许燕山留五桂，

明珠薏苡漫相猜。

落款为：喜海航五弟癸亥采芹时年十六，集先人句以助之，仲山兄赠。

仲山即仲仙，癸亥应是1923年。此盒应是仲仙李经羲63岁时所书刻的一个刻铜墨盒，赠给他家族人氏海航五弟。

仲仙李经羲是印章篆刻家

2020年2月立春之日，我偶然从网上检索得一则拍卖消息说：云贵末任总督李经羲，字仲仙，晚号蜕叟，曾经是个有实力的篆刻家。印文“雪上一痕耳”，配合边款：“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作为珍贵艺术品（图5），送给“长蘅先生嘱正”。这个印章曾在西泠印社藏品中出现过：田黄狮钮方印，90克重，5.9厘米高。

图5 仲仙李经羲刻印章及边款

甲辰即1904，光绪三十年，这一年李经羲奉调广西巡抚，后来又改留云南任巡抚。

综上所述：仲仙李经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篆刻家。本文所提及的这些优秀镌刻作品，足以肯定他在中国镌刻史上的重要地位。只是他的做官生涯，掩盖了他的镌刻才华；反过来说，云贵末任总督李经羲，把他出仕前精心刻制的铜墨盒留在云南，为弘扬云南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