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野, 孙 洲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现代化肇始于欧洲,是因人们对科学技术认知的爆炸性增长所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多领域、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人类社会持续数百年的“现代化”似乎已然失去了百余年前“点石成金”的魔力,基于资本逻辑运转的“现代化”没能突破资本主义内在的桎梏与矛盾,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劳资冲突等种种乱象勾画出一幅“现代化灾难”图景。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励精图治,“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各界基于自身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泛个人化的主观误读来攻击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与“实用主义论”。

上述“三论”的提出是西方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偏见式的抹黑,严重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和认同感。针对“三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证需廓清理路,即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辨明“三论”为何误读以及错在何处。这主要包括:其一,“三论”是西方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得出的先验性的结论,要证明“三论”为何误读,就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分析西方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错误论调。其二,要找到“三论”错在何处,就要深度挖掘“三论”背后的理论构境,找准对应的错误思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予以解构、批判。

可以说,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正确的认识也即是通过不断的批判实践得来的。目前学界大多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述为纲来阐明其本质特征,鲜有通过对西方对其误读等错误观点的批判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从“三论”入手,在深入剖释西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读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机理,在理性批判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意义。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误读的症候表征

众所周知,现代化关系一国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聚焦现代化发展是诸国学者智库的核心工作与重点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西方社会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提出了诸多洞见。不过,在诸多颂扬洞见之外,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读更引人注意与警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论调,即“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实用主义论”。

1.以“脱社会主义论”错误性界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自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伊始,便有不少海外学者将其污名化阐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西方现代化的变种,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体”[2],此类误读惯于将市场经济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式现代化发展范式,认为凡是利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社会制度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对象化表达,将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其意在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进而淆乱中国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Christopher McNally)更是简单地将国有经济、政府干预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套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上,没有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后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事实上,在人类推进现代化进程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纯粹依靠自由资本主义建设本国现代化事业。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加凸显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其完全依靠市场自由竞争为底层逻辑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风险,这一缺陷被后来的西方政治家以政府干预(罗斯福新政等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手段)的方式予以暂时性解决。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箱中,同样有政府干预的出场。可见,西方所提出的“脱社会主义论”存在明显的漏洞,其机械的主观判断没有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征,仅仅停留在“感性的直观”层面,不能深入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本质去予以判断,所得结论更谈不上系统化与理论化。这一判断,无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所擘画的社会主义“大现代化观”的划时代意义,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可能路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何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今日之成就的科学真理性。

2.以“霸权主义论”扭曲性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走向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其内部各因素(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成长提升,更取决于其对外开放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开放是其必不可少的发展要素。有日本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条国际化的,还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度接轨的‘开放型社会主义’新发展道路模式。”[3]但是,仍有部分西方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是谋求区域性的霸权主义。就霸权主义论而言,其观点主要有三:第一,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错误性解读为“来自东方的帝国主义”,其政策目的旨在于构建一个极权主义的全球帝国;第二,将中国与东南亚或非洲国家的贸易活动错误性解读为“债务陷阱外交”,认为是中国的贸易行为导致了东南亚与非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而因此实现对上述国家的经济霸权;第三,将中国正当的对外宣传错误性解读为“向非洲等地区输出可构造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洗脑”,以完成威权政治模式的全球构建。可以看出,这些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歧义解读存在一个共通点,即通过先验性偏见预设价值评价的准则,固执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境下主动地对外开放行为是出自大国自负与谋取区域霸权,更有甚者,将中国在海外进行的正当维权诬陷为是“被害者意识的驱使”。概而言之,上述论调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会稀释西方模式现有的制度吸引力与全球影响力,中国的成功实质上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更深层次的威胁。西方宣传机器力图通过污名化中国友好的对外商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为文化扩张、商业霸权,其真实目的暴露无遗,这不仅仅是认识论层面上简单的“谬误”,也是现实利益扭曲后的“虚伪”;不仅仅是个人有意识的“欺骗”,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作歹”;抑或是兼顾上述诸情形。可以确定的是,基于霸权主义论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扭曲性诠释使得世界人民对其道路走向的误解加深。

3.以“实用主义论”误导性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

实用主义是诞生于19世纪后期,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效用至上原则。对于此,杜威曾作出如下论述:“如果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某种特殊的困苦和纷扰的排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们的效用和价值就全系于这个工作的成功与否。”[4]换言之,在杜威看来,观念、学说等的真理性取决于其是否能以工具化的表现形式来解决客观世界中的特定的纷乱与谬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杜威的上述论断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把握,但务必不能把其中的某一视角绝对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历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借鉴、学习、仿照苏联现有的发展模式来推进,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部分人甚至简单地认为“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怎样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之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自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中央立足于时代主题与现实国情审慎分析、循序推进的历史产物,更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科学概括的实践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光指“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完整准确”。其中,前者侧重于实践维度,后者则侧重于理论维度。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尚未完全探明时,实践就显得更为迫切;待方向指明之后,理论则更为突出。因此,不难看出,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一众西方学者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时存在错误转向,其所提倡的论调只看到了“实事求是”而没有看到背后的“完整准确”,导致其笼统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用主义效用至上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方法论层面上的展开,将二者混为一谈。其结果便是将辩证唯物主义降为唯心的“实践”哲学,矮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

二、对中国式现代化误读的批判

围绕现代化发展路径选择的讨论由来已久,对社会主义模式下现代化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测更是五花八门,但是集中到一点,就是没能好好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精要。换言之,西方的误读是没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思考之上的思维演绎,将客观事实“头脚倒置”。总而言之,如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种种误读展开批判,就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聚焦误读背后的错误思潮,从哲学层面予以批判、澄清。

1.形而上学的徘徊:对“脱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通常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属性的实践进程,“脱社会主义论”所指认的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段。这一时段中显而易见的表现是国家经济体系的转型,而这也恰恰是“脱社会主义论”得以诞生的培养基。在“脱社会主义论”者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旦加入了市场经济元素,整个发展思路就会变调、变味,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要知道,邓小平曾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的内在联系从来就不是线性的加法,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只有在认识环节中承认自然界的本原性,实践活动才能是自在之物向唯我之物的转化。诚如恩格斯指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6]249只有肯定物质的第一性,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的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疑提供了这一实践得以开展的物质客观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以确立的本因不是简单的生产实践行为,而是历史意义上社会主要矛盾的相互博弈。党的八大后,社会主义矛盾已悄然转移至生产力层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中,社会生产是依靠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步骤来运行。在这一逻辑体系中,人们的“需求”是通过消费环节以实现表达,但是消费受制于计划指令下的生产环节,由此可以得出,在这一体系下的“需求”是被“生产”所计划的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社会生产力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日益明显,为了解决人们需求与生产力孱弱之间的矛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本,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重要论断。概而言之,就是以人民真正的客观需求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最后仍会回归于物质生产实践,也只有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才能真正地消解人民需求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一言以蔽之,“脱社会主义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观点的意识形态表达。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解决社会生产力与人民对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的必要路径,也要看清市场的工具属性不能修正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脱社会主义论”其实质是形而上学地换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的辩证关系为线性联系,捏造了脱社会主义的假象。事实上,市场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是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以“大现代化观”的眼光来看待可利用的一切积极因素,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审视需规避的一切消极因素,以此不断回应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难题与困境,为世界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虚无主义的遮蔽:对“霸权主义论”的批判

一般来说,“虚无”意味着对存在的否定,否定除了可表达为对存在本质意义或基本方面的拒斥,还可能通过人为的遮蔽来呈现。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要是事实本身不能出于遮蔽状态,要是事实本身并没有处于无蔽领域之中,它又如何能显示自身呢?”[7]换言之,虚无之所以虚无,在于存在(事实)没有出于遮蔽状态,亦即与真实不一致,以至于不能显示自身,造就了虚无。由此可知,虚无主义之所以是虚无主义,在于虚无的理念体系构境中的存在(事实)没有出于遮蔽状态,亦即与真实不一致。该结论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构境下同样适用,可表述为: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虚无,是因为在这之中的历史事实本身处于遮蔽状态,与真实不相一致。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其对历史事实的遮蔽往往出于主观,更像是“用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伪造了历史”。“霸权主义论”恰恰是这种错误历史观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可以说,“霸权主义论”深层次的理论擎檐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若要对“霸权主义论”予以批判,就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错误思潮予以回应。

自哲学诞生以来,历史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哲学的旁观者,直至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将二者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首次统一,但是,黑格尔对历史与哲学的统一是僵化的、是半截子的科学历史观。毋宁说,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精神运动外化的历史。那么,正确的历史观何以能立呢?在马克思看来,若想突破黑格尔所造就的“历史的精神茧房”,就要将其对历史发展的思辨把握“头脚倒置”,从感性的人类活动出发,以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探求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面对五花八门的历史虚无思潮,我们应当基于正确的历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与事实上对其荒谬性予以反击,“霸权主义论”也不例外。“霸权主义论”是西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政治性歪曲后的错误论调,其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推而论之,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阶级性存在,其所展现的历史行为亦具有阶级性。如列宁所言:“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8]同样,“霸权主义论”的各色论调是由西方社会提出的,其论调本身具有著作人的阶级性与意识形态性,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对历史事实作符合本人意图的主观阐释目的在于消解国内社会与国际舆论对我国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此,正确的历史评价标准应当是合理把握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否思(2)“否思”一词来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看来,反思乃是“当新的证据瓦解旧的理论”时学者们需要做的基本活动。不过,反思已不再适用于解决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另起炉灶,而不是对仍然支配着我们思维的19世纪的假设缝缝补补。所以,反思就不够了,而是需要不再理会它们,即否思。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Unthinking)历史的个人化剪裁,也要反对堆砌历史的同质化阐释,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把握评价标准的价值尺度与道德尺度,才能真正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质言之,评价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把握人民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伟大实践,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其次,历史是由人们的创造性实践造就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绝非霸权主义,此点含糊不得;最后,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不同文化主导下的价值体系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如要破除,只有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与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基础上不断扬弃旧文化,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现实。

3.唯心史观的作祟:对“实用主义论”的批判

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下,“经验”和“实在”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并非唯物主义语境下“自身的物质属性”,即实践更多的是人类应付自然所做的本能反应。这种实用主义实践观把人的本质固化于生物意义,否认了人的社会性。在这种实践观的引导下,人的本质力量被无限放大,人们可以依靠本体意志行心之所思、做心之所想;所谓实践,不过是由自身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孤立的、盲目的、割裂的、不受客观物质规律所制约的人类活动。进而言之,“实践”可以将人们的主观意志客体化,无论客体化之物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节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实用主义实践观势必会陷入费尔巴哈“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层面上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即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与历史精神的二元对立。所以,要驳斥“实用主义论”的谬误之处,只有客观事例的批判是不够的,因为在客观事例的判读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都是以“实践”作为其基本范畴,但后者并非立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莱尔提斯一般,表面热情、实则暴戾,故而要深入探赜“实践”范畴之下的哲学本体论层面,廓清二者关于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的构建问题,以实现对“实用主义论”的审思批判。

通过对实用主义的哲学解蔽可以发现,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哲学内在实际上是“实践”哲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实践”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其在实践领域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分野。即实践主、客体双方的自身属性归属存在着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根本分歧。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曾指出:“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的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与社会主义世界观真正彻底地区别,这关系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9]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人们是否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决定如何解释世界与人们如何解释世界决定是否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二者构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如果承认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决定了解释世界的基本理路,那么就是唯物论者;反之,如果承认解释世界的基本理路决定了改变世界的实践要求,那就是唯心论者。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掌握着大量的物质资料与先进的生产方式,总是要维护其现有的统治;无产阶级则是作为社会生产中的受压迫阶级,极力希望终结资产阶级对其之剥削与压迫,改变世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是即是对“真理(3)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意为一切历史都是精神的,统治阶级(客观精神)是绝对精神(真理)在人间的信使。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1页。(绝对精神)”忤逆的哲学世界观就是唯心主义,反之,鼓励无产阶级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桎梏,以实践的、革命的手段改变世界的哲学世界观则为唯物主义。由此,卢卡奇的观点也可以理解为: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的观点造成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真正彻底地区别,若避而不谈,则势必会产生谬误。结合“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分野可以看出,“实践”哲学所谓的实践是“感性的直观”,人之所以实践的目的来源于人的精神与主观意志,而对于这一精神与主观目的的来源为“经验”(4)在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士看来,经验总的来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原来一直是客观的东西变成了主观的东西,变成了我们对事务的理解”,但对于原初的“经验”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参见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由此可以知道,“实践”哲学根本症结在于其唯意志论,拒绝承认物质之于精神的第一性,否决了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妄图以实践抹杀物质的形而上学,却造成了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真空。

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缔结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钥匙,更是破除“实践”哲学的药引。自然不是纯粹自在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自然的历史更是被人类实践创造的历史。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先于自然存在,实际上,自然界“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6]228,因此,科学的实践观应当是基于正确认识论基础上的实践观。既然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那么科学认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必然伴随着这一活动,从而实现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实践观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实践亦是如此。不同于“实践”哲学过分强调事物发展的价值效用与夸大人的实践活动,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效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换而言之,此处的“实事求是”重在强调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目的是探索、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完整准确”则更侧重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跑偏、不主观,扎扎实实跟着理论走。

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所谓的“实用主义产品”,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实际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理论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更是“实事求是”与“完整准确”的统一。

三、对中国式现代化误读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创举,不仅发展了中国,还造福了世界。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发展的道路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追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否认个性的呓语、剥削掠夺的发展路径和资本逻辑效用至上的发展目的,用实践证伪了“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与“实用主义论”,构建了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叙事话语体系。

1.在个性与共性的交相辉映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脱社会主义论”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中,前者侧重于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后者则侧重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表现了事物的特殊性。特殊性内含于普遍性,普遍性通过特殊性来实现自身的表达。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共性(普遍性),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与众不同的,就可能无法准确把握事物的一般性本质;如果遮蔽了事物的个性(特殊性),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可能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0]123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上不尽相同,但就其现代化的本质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仍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0]124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脱社会主义论”究竟体现在何方面?

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史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实践产物。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而得以发展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是“站起来”,为此,我们通过举国发展重工业与集体化农业的方式,解决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初步的确立,实现了“站起来”的阶段性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站起来”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国家工业发展缺乏活力、农业建设缺乏积极性等无不说明了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亟需改革。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工具的方法论,提出以市场来替换掉计划这颗老旧的“螺丝钉”,从而赋予中国的现代化新的动能。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给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自此,中国经济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踏上了快车道。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范畴不会因其特殊的市场经济元素而改变。中国式现代化对“脱社会主义论”的超越就在于它既具备人类现代化的优秀因子,同时坚守着社会主义的本原属性。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超越理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起色铺垫了前行的台阶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后一阶段也针对前一阶段的掣肘积极扬弃并解决了遗留之问。面对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党中央通过改造既有现代化模式中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个性”,实现了既不改变现代化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共性,又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个性的历史实践;兑现了既不改变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赋以积极效能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承诺,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具备人类现代化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又富有浓烈的中国特色,以现代化的共性与中国特色的个性超越了西方“脱社会主义论”的机械悖论。

2.在对话与共建的文化自觉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霸权主义论”的超越

一般来说,文化是人们在不断的社会物质生产中所习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处事观等精神产品的总和,是一个实践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而在这些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中,影响最为深远、持久的是文化。个体的人在其诞生于世后,都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浸染与教化,以至于其自身的行为准则与思维方式无不透露出文化的记号,并在文化的引导下开展个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民族与国家作为个体的人的集合,其行为归根到底是组成这一民族或国家人民的集体意志的体现。因此,文化通过教化、塑造、引导个体的人形成一套文化价值体系,人们在思维认知时会默认视符合这套文化价值体系的做法为圭臬,从而间接实现对国家(民族)行为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价值观对于民族心理与国家行为的约束的实现是基于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即自觉的实践。青年恩格斯在其《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所论述的“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12]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者,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继承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优秀特质之中,“崇尚和合”是其中典型的文化鲜明特质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讲究以和为贵,崇尚安定祥和,将和谐和睦视为最高的理想追求,早在上古商周时期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说法。可以说,崇尚和合不仅教化了中国人民为人处事的交往自觉,更是浸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境中,“和合”体现为“和平发展道路”,彰显于交往的对话和共享的共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属性不仅是崇尚和合的现代表现,还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3]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底,映射了中国的国家伦理价值观。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走向方面开辟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发展思路。

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所认同的“强者通吃”逻辑的立论基础是剥削阶级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此语境下,“一切人”即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无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利益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因此,所谓的“共同体”不过是剥削阶级所捏造出的弥赛亚式的幻境,是虚幻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所秉持的剥削掠夺是西方个体主义的体现。在个体主义的语境下,个体的自由与权力至高无上,只有个体才是实存的目的本身。如果把国家看作个体,那么就变成了“本国的自由与利益至高无上,只有本国才是实存之目的本身”。在个体主义价值观下,世界变成了一块“蛋糕”,切一块、少一块。如果要保证本国的“实存”,即经济政治发展,就要保证原本或将要属于自己的蛋糕不被他国觊觎,那么“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14]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元霸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的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强调和平发展道路的共建原则;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以顺应人民呼声、合作共赢为伦理价值观,自觉在和平发展的跑道上砥砺前行。其中,前者强调“真正的共同体”,推崇共建原则;后者强调把“蛋糕”做大,权责共担,崇尚对话原则。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滋养下,通过共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借对话增进交往、扩大市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自塑其和平发展的本真内涵,凭对话共建的文化自觉超越西方“霸权主义论”。

3.在生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实用主义论”的超越

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中,自然界是人一切社会实践行为的承载者,人们只有在自然界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主体意志客观化的实践活动与客观事物主观化的认识活动,并将人本身与自然界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在社会场境下,自然界是人与人之社会关系的纽带;人的本质之所以是社会关系之总和是因为人们在物质(自然界)基础上的实践活动造就了社会关系,并赋予人以现实性,即只有自然界中的人才是现实的人。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成为祛魅人们心中所谓“自然宗教信仰”的福音书,原有的对自然界动物般崇敬的“自然宗教”变成了“资本主义拜物教”。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逻辑下,商品、货币、资本是永恒的上帝,人与非人的生命存在物是被蔑视的存在,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心中的现代化命题的初衷。在通往现代之路上,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6]。

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所谓“自然主义”是指在社会劳动生产的构架的支配下,劳动主体(人)与劳动客体(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道主义”是指劳动主体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构境中,一方面,自然界成为人与人异化的媒介,人之间的异化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被体现;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所以异化的症结,受资本奴役的人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开发破坏了其运转的本质规律,扭转了自然界对人本质之发展的正向推动力,以至于自然界处于异化的状态。可以说,造成人与自然界互相异化的根源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换言之,在西方现代化的语境下生态和发展是对立的两个命题,如果想要生态,那么发展就会被遏制;相反,如果想要发展,生态亦会受到影响。简而言之,在西方现代化的前提下二者是矛盾的关系。然而,事实真的如西方现代化论述的那般“生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我们跳出西方现代化的固有思维定势,重新回到马克思可以发现,生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存在。西方现代化基于资本逻辑,先验地预设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现代化就是好的现代化”,殊不知,该结论以机械意义的增长遮蔽了发展的辩证性。因此,生态危机的本质逻辑可表述为“劳动主体在社会生产构境下因劳动客体占有不均的矛盾”。如果要破除这一矛盾,就要跳脱出利益至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绑架,重新塑造正确的现代化发展观。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语境下,发展是一个多元的概念,除经济维度的发展外,还包括人本身是否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与社会是否处于和谐共生的动态有机体等。可以说,生态与发展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二者分别作为内涵与外延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正确认识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强调在自然容许的承受力范围内改造自然、善待自然,绝不走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歧途,此为内涵;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的发展理念,消解了“生态-发展”二元对立的伪命题,树立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环境不相悖的科学的现代化发展观,此为外延。一言以蔽之,生态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板块,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生态现代化发展观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所遗留的“生态危机”的迷思,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两者共存的未有之启蒙,真正实现了“人-自然”“生态-发展”两对复合体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以对生态保护的“实事求是”与对马克思生态观的“完整准确”揭示了何种现代化才是真正好的现代化,并超越了西方关于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实用主义论”怪谈。

四、结 论

通过阐明西方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本质、道路走向、理论内核三大方面的误读,可以发现西方所认知的“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实用主义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维度、道路维度和理论维度有着本质的不同。所谓的“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实用主义论”不过是形而上学主义、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现实化的特洛伊木马,意在消解中国人民与世界上想要独立发展现代化地区的人民对于自行探索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信心。坚持从批判的角度分析“脱社会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实用主义论”,不仅为我们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崭新范式,还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引。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汲取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切积极成果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大现代化观”,合理的吸纳人类现代化中的积极因素,开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车道,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市场经济”而忽略“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因此,面对“脱社会主义论”的无端指责,我国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跳板,立足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坚守“社会主义”本色,在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基础上大力倡导以共建共享共同富裕为基准的第三次分配,在复兴路上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色。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的多边合作型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冒进发展,而是靠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绵绵用力。其中,国家(区域)间优良的合作关系是其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相比于西方国家“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胁迫式合作,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对话共建的中国态度,以真心换取信任、以诚意换取信誉,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民族价值观。故而,为了进一步对外开放、发展合作型现代化,我们要健全对外商贸机制、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减免特色工业品税收、开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稳定国内大市场的同时推进国际市场多边化、全球化,用对话共建回击“霸权主义论”,树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自中国式现代化出场之前,现代化往往伴随着野蛮的资本与无序的经济扩张,许多不具备开发价值的事物被迫加入了社会生产活动。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显示出资本的残酷与剥削。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始终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为准绳。不同于效忠于资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之路。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作出表率。因此,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进一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完善监管渠道,大力整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行为,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理性发展中体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正道。质言之,事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是世界现代化的个性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大现代化观”的历史实践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普遍的魅力,不拘泥于一时一刻[18],更不畏惧西方的错误性重构与倾覆性宣传。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人民立场、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情怀,固本培元、守正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与时代化,构成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之路的中国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