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秋阳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平衡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关系,建设更为均衡稳定的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格局,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当前学界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和路径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从理论视域来看,向国成立足于马克思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思想,阐明了新发展格局是改变原有比较优势格局的重要途径[2];朱珍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必然选择[3];江红霞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4]。从实现路径来看,王晋斌提出了“双循环”设想,通过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将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开放与增长的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路[5];徐奇渊关注到新发展格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承关系[6];马伟伟提出加强需求侧管理是实现开创新发展格局的要求[7]。从作用意义来看,姚树洁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意义[8];赵凌云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提高内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将扩大内需变成长期战略抉择[9];张卫良提出双循环是对国际经贸双向互动双循环模式的借鉴和对单向操控“双层循环”的超越[10];周曙东主张构建“双循环”要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安全性[11]。可以看出,学界虽然对于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结构的提出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肯定了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中国当前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大环境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当代世界市场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大背景,双循环结构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当代世界市场的中长期形势和短期震荡的正确选择,也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的充分肯定。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全球资本运动的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是当前全球化研究的重要视域。虽然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提出的时间已经和现在相距甚远,但是资本全球扩张的本质没有改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借助经济全球化进行全球剩余价值掠夺的事实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依然具有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我们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论要义、现实逻辑、实践路径和世界意义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理论要义

马克思曾设想通过考察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六册计划”对资本主义展开系统性的研究。世界市场是马克思“六册计划”的末篇的主题,作为马克思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逻辑归宿,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针对世界市场的定义,学术界主要可以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主张。主张狭义的学者认为,世界市场是在各国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是各国国内市场的延伸[12]。主张广义的学者认为,世界市场是区别于国内市场的更为广阔的场域[13],是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14]。狭义世界市场更为强调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关系,广义世界市场可以涵盖狭义世界市场。广义的世界市场主张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较为贴近于马克思对全球资本主义考察的阶级立场和整体性方法。同时,广义世界市场定义从狭义商品市场的角度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经济关系研究,对于分析产业分工、经济危机等议题更加游刃有余,更利于描绘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体系的全景。故本文对世界市场倾向于采用更为广义的定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本质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研究,是对以大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逻辑的进一步揭示。

1.生产力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基于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的认识和观察,马克思深刻阐释了现代世界市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以大工业为典型的生产力。首先,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格局。机器使所占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力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在市场竞争中对传统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降维”打击。落后的民族国家很快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东西方世界各国被卷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的差序格局中。先进生产力国家和落后生产力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分工角色被重构重塑并鲜明划分,进而推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15]143。其次,机器大工业创造了高效率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为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创造了流通条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多增加和扩大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地的动力,资本主义得以大规模地、快速地“奔走于全球各地”。最后,大工业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廉价商品能够摧毁任何贸易壁垒,部分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联系加深的各国市场逐渐形成共时性,地方性市场不得不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甚至支配。“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15]264。

2.资本逻辑规律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6]。资本对增殖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机器大工业需要更廉价的原材料与劳动力,以及更为广阔的产品倾销地。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无限增殖、持续扩张,不断创造和扩大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最大限度扩张的必然结果。当国内市场到达有利可图的极限时,资产阶级为了攫取利益的最大化势必自觉冲破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在其他国家市场继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和扩张,最终形成资产统摄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广泛联结的世界市场。

3.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助力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质问道:“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17]可以看出,马克思将分工与世界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个时代的分工中已然包含着世界市场的属性,国际分工是国内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市场的规模和发育程度。大工业以机器的大规模协作为前提,需要在更加精细的分工、大量聚集的人口的条件下组织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以降低生产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各国依据世界工业生产的需要和本国生产禀赋优势,变换国际产业分工环节,加速劳动力流动和集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市场最终连接在一起。

4.需求增长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有赖于机器大工业带来的经济大发展,人的需要逐渐超出了自然生存或生理需要的界限,人的高级需要包括人的科学探究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审美创造需要等等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原有单一基础的产品供给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高级的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和服务业逐渐发展起来。对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各种自然物品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的世界化的需求,推动和加速了更多的地方性市场被纳入世界市场的影响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范围。马克思指出:“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15]399。为了获取满足本国需求的物质材料,资产阶级利用探索、开发、贸易乃至殖民和暴力掠夺,将世界领域的更多地方区域都转变为满足自己需求的供应方。

5.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和扩张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经历以产能相对过剩为表征的社会经济大混乱,在此过程中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工厂破产、工人失业、信用关系被破坏。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资本可抵达的一切国家和地区,让资本主义能够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也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扩大,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被激化,从而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端于一国的经济危机能很快地波及他国,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而在特殊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得、孤立地、片面地爆发。”[18]资产阶级开拓更大的世界市场来转嫁危机、摆脱危机只能解一时之渴,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危机这个“社会瘟疫”必然会传染到世界每个角落并以更大更具破坏力的烈度引爆。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立足于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变革和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导和厘清了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前因后果,是具有高度现实性的理论资源,对于分析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市场视域下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5]144世界市场的发展程度与一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呈现正向关系。一方面,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具有更为丰富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更为频繁地与其他国家的展开国际经济交流活动,促进资本、技术、人力、商品等多种因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世界市场是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宏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繁荣有序的世界市场为各个国家的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提供广阔的平台,紊乱衰败的世界市场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1.新科技革命带动产业变革动力不足

生产力是世界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革命性的创新创造所迸发出的强大生产力能够带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世界市场不同的发展状况。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内生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进入后经济危机的长期增长停滞或慢速增长阶段。原因在于,虽然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新一代技术成果大量涌现,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但是科技创新的“节节高”并没有在经济增长赋能和新兴产业拓展方面得到令人满意的实效。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科技革命分别将人类文明带入了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爆发式动能,全面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能和产业结构,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时代的科技创新虽然层出不穷,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转化和应用,还未像以往工业革命那样造就大量的新生产部门和新的就业。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的竞争力发展仍不尽如人意,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相对较低。中国制造业长期存在供需错配、动能转换乏力的问题,在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欠缺。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必然在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主导产业等诸多方面面临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更多挑战。

2.国内国外投资成本增加

资本全球化在世界市场的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和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两大主要表现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为了适应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开始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这给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解决经验、技术和资金缺口问题的宝贵机遇。202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1 891.3亿美元(1)北京日报.中国引资规模再创新高!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超1891亿美元 [EB/OL].https://business.sohu.com/a/719302605_163278.,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引资国地位。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将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提升至第31位(2)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75ea67f9-4bcb-5766-ada6-6963a992d64c/content.。但值得注意的是,来华投资的外资受到招商引资政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实际上把中国作为全球的加工厂,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利用外资水平和层次的提升[19]。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力成本的提高,对于外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国外资本可能转移至东南亚等人力成本等要素禀赋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争夺投资的竞争陡然加剧,中国在获取国外投资的成本显著增加。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拓展发展空间的需要,“走出去”的对外投资需求逐渐增加。2012-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过7%,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占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份额由2012年的6.3%持续提升至2020年的20.2%,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受到欧美等国的阻碍。欧美主要国家加大外资政策调整力度,针对中国资本的意图愈加明显[20]。中国投资面临着极为不利的政策和市场条件,只能在应对欧美毛举细故的非难中投入更多成本。

3.产业链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市场所能覆盖的范围越大,分工就越会趋于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是世界市场国际分工长期发展深化的结果。链条各个节点分工越明确、越细化,单个节点的生产与供给就越专业、越集中。一个“断点”出现可能导致整个链条低效甚至瘫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高效性成为共识,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都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产业链逐渐从区域范围走向全球范围,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只需要在价值链特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即可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价值链上下游互动得以获取技术溢出从而实现向中高端产业链的跃进。但新一轮生产技术变革压缩了价值链攀升的传统路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要素,“低端封锁”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深度依赖,诱发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与趋同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种“低端嵌入”方式也为“低端封锁”埋下一定的隐患。在中国进行产品结构化升级优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关键中间产品“断供”,直接冲击了中国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美中脱钩导致的GVC(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将大于对美国的影响。如果美中双边贸易被周边经济体所替代,中国的GDP和就业将分别下降2.57%和2.34%[21]。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策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分流形成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双向挤压”。

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

在世界市场发展日趋成熟的今天,贸易自由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张,全球贸易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出口贸易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活跃性。中国社会长期致力于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通过不断扩大出口,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出口主要是基于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出口需求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存在脱节问题。一旦进出口需求结构的匹配程度降低,中国出口要实现稳定性增长就更为困难[22]。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较为疲软,消费需求大幅减少,且国际竞争格局日趋复杂,两极分化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激化,中国的外部需求呈现常态性萎缩,长期助能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内需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国内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国内消费增长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在物理容量定义的观点下,中国大多数行业都可以实现最大容量,实现更高的容量利用率,只有一小部分行业的产能略有过剩[23]。近年来中国消费品生产能力显著提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添砖加瓦,但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但产品升级没有跟上国内消费需求转型升级的速度,供需匹配程度有限,实际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5.美元货币霸权加剧世界经济波动

世界市场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世界市场转移经济危机、扩散共振社会动荡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世界经济处于长期失衡的境况。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储备货币。这种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使美国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行使霸权的能力。由于美元债券垄断着贸易、外汇储备和资源支付,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货币工具轻易将自身发展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让需要美元进行贸易支付和能源交易的世界各国“接盘”。这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近年来,为解决美国居高不下的高通胀问题,美联储不断加息,由此带来美元节节攀升,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夺走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放大多国央行的通胀难题,给世界经济雪上加霜。2015年底以来中国出现股市不振、资本外流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的危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正是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24]。规避和降低来自世界市场的冲击,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稳健度、克服脆弱性,是保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世界市场视域下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1.强化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世界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各个民族和国家对于科技创新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变革的把握和领先直接关乎其在世界市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已然进入“白热化”阶段。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的使命在于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国内大循环在强化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更好地掌控和引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通过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加强对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强化制度支撑,推进联动协作,集合精锐力量对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集中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从源头上解决各种“卡脖子”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内循环建设能够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低端产能过剩,着力培育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动能体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通过观念、技术、产品、体制等方面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扩大先进制造业占比,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加大高端产品有效供给;推进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方面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形成成熟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驱动要素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和主导产业转换,将中国建设成为在全球制造业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的制造业强国。

2.扩大国内投资

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变局中,必须充分挖掘和发挥我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保持和增强国内市场对全球资本和资源的影响力与吸引力。新发展格局的使命在于调整国内投资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境外增量资金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新发展格局肩负着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保持民间资本适度的投资规模与增速,是稳增长的关键。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鼓励多种经济主体参与项目建设,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激发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积极性,激励民间资本扩大投资;借助直接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向民间资本开放具备成长性、引领性和未来价值产出的新兴项目,主动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兴战略、高技术以及高附加值产业,为民间投资提供新的机遇和选择。

3.促进产业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供应链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韧中有脆”等突出问题。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改善中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度和竞争力。国内市场的发育和整合很大程度上能增强国内生产链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促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供应的多元化,推进价值链体系的完整性、网络化与规模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降低产业链条断裂的风险。通过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生产竞争,能够增强国内产业上下游环节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合力构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比较优势,带动国内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充分挖掘和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以外循环向内循环的有效转向为目标依据,将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加快国内部分产能转移,打造相对完善而系统的生产分工和产业体系,有效降低各环节分配流通的额外成本,全面提升产业链整体的生产效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优化,在城乡之间和东、中、西的区域之间构建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多层次特征的相对完整而独立的产业生态系统,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实现产品出口规模和层次的全面提升。

4.培育内需市场

我国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世界市场的平衡运行发展,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母市场”效应——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同时满足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双重需求。大国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所带来的高度韧性,是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内循环生态构建的重要依托,能较好地抵御世界经济的波动冲击。中国有庞大的14亿人口基数,对应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奠定了大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是任何经济体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攀升、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经济结构持续改善,消费支出比例有较大增长空间;乡村振兴步伐加快,农村消费潜力得到释放;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消费金融供给弹性较强[25],因此中国内需依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内需的扩大会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部门出口的降低,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出口增加,这对于优化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中国出口品竞争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26]。

在新发展格局的蓝图中,日益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能够成为新兴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坚实市场支撑。由于起步较晚等现实原因,部分关键领域的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往往缺乏竞争力,暂时无法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外老牌企业竞争。经济内循环的生态下则能够对一些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进行适当地保护。企业开发新产品,投放到本国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需求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待技术普及后,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开拓国外市场,最终形成促进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

5.抵御金融霸权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操纵货币流动,扰动金融市场,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实现转移危机、嫁祸全球的目的,已然成为威胁世界市场稳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当前美国基于抗通胀的阶段目标开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加息进程导致全球流动性显著收紧,其外溢效应引发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动荡、资本流出、汇率贬值,这一切更加印证了美元霸权是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证明了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战略意义。抵御金融霸权、维护金融安全、提升金融稳定性、增强金融实效性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新发展格局需推进金融改革“脱虚向实”,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实体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立国之本,让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会显著增加宏观金融风险,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降低资本项目开放对宏观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27]。要利用新发展格局的契机,落实好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金融脱虚向实的动力。另一方面,强化国内金融业的监管治理。即通过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规范企业的金融活动,持之以恒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增强应对外部风险变化的适应能力与抵御能力,不断提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四、新发展格局对于世界市场发展的世界意义

1.推进开放型世界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复杂演变态势,国际摩擦和冲突风险明显加剧,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经贸摩擦基础上,中国遭受美国及西方部分国家的贸易制裁、技术封锁、交易限制和关税壁垒,中国企业也成为西方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屡屡受到打压和围猎。中国开放发展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恶化,昭示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突出。当前的世界市场内各要素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经济增长动能长期乏力,既缺少足够的“蛋糕”进行分配,更缺乏公平合理的“分蛋糕”的计划和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8]平衡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关系,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有助于中国经济形成增长的双轮驱动,更好地布局和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进一步“深耕”本国超大规模市场,从质量入手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国市场,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更具价值的市场机遇。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市场能够成为世界市场的中流砥柱,推动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带动世界经济走出深度衰退的“泥潭”,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实现,既承担大国责任,又展现大国担当,必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必然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治理体系的改革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带来的强劲增长动力为依托,适时提出世界经济发展进步的中国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导世界市场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倡导国际经济发展循环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的国际贸易规则,加快推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让全球化真正普惠全球大众,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2.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国际大循环关系的中国方案

在围绕世界市场的外向型国际经济体系中,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国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对国际市场的要素价格能够施加主动的影响,而小国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要素价格。依靠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资源诅咒”的现象。这是由于其丰富的资源被以资源输出国的角色深深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中,大量外资投入到相关资源产业,带动本国资源的集中涌入,挤占本国其他产业生态位,往往导致全民的生计都集中于某一行业。“资源诅咒”和中国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根源,都在于过分依赖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过分渗入,容易破坏本国正常产业发展的经济生态,严重削弱本国整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未来发展前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头对过分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渐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本国经济的稳定性严重不足,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世界市场掌握,世界市场价格要素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对本国的国计民生造成全方面、爆炸性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发展也广泛吸收和利用海外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强化国内发展力量,但并非“毫无底线”地对外开放,而是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基本前提和原则要求,始终牢牢把握国家的发展主导权,坚持不懈地追求经济社会独立自主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继承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坚持切实捍卫好国家利益,统筹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独立自主是参与和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伟大创新。其有效推动了多元化发展,以摆脱在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对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依赖,以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风险挑战的准备,积蓄抵御与克制国际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韧性和可持续性,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正确对待和处理国际大循环关系的发展方案,是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饱受“国际大循环依赖症”荼毒的发展中国家指明发展的道路,警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准则,牢牢把握本国政治经济的主动权。

新发展格局既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世界市场发展规律的正确体悟和科学阐释,有助于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做大做强,引导世界市场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凝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从“中国方案”中得到正确对待和处理国际大循环关系的指引和启示,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市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学分析工具,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世界市场的一般规律。生产力发展、资本逻辑、国际分工、需求扩张和世界经济危机作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核心要素,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合乎逻辑的运用、创新与发展,是结合世界市场发展困境和中国现实发展境遇所做出的科学决策。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的理论视域下,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逻辑在于:第一,新科技革命带动产业变革动力不足,而中国制造业又长期存在供需错配、动能转换乏力的问题,在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欠缺;第二,中国在获取国外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成本显著增加;第三,新一轮生产技术变革压缩了价值链攀升的传统路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呈现低度化与趋同化趋势,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策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分流共同形成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双向挤压”;第四,中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而内需发展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第五,美元霸权让美国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和货币工具轻易将自身发展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引发他国金融市场动荡,威胁世界经济发展。

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当前世界市场的现实境况和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引领发展的新思路。其一,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强化制度支撑,推进联动协作,加强对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部署,另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实现新旧动能的有效转换。其二,新发展格局调整国内投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大力释放民间资产投资潜能,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其三,新发展格局强化国内生产链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促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供应的多元化,打造相对完善而系统的生产分工和产业体系,改善中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度和竞争力。其四,新发展格局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推动形成“母市场”效应,促进中国关键领域企业的培育和行业的发展。其五,新发展格局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化国内金融业的建设和监管力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重大风险。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对于进一步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做好新发展格局的相关顶层设计,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以党的组织力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执行力。一方面,做到加强全局观念,强化对创新成果、产业需求、资金要素、人才资源的整体统筹协调作用,聚焦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努力完善治理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有力主体,为推进构建全国“一盘棋”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第二,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扩大内需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基点,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优化外资企业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通过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赢得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第三,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增强防范、抵御、化解各类经济安全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证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