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将其概括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西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时期创制的西域都护府制度、屯田制度、羁縻制度等都为西域经营注入了不竭动力。汉唐时期胡汉互鉴，多种文化深入交融，西域文明为中华文明所兼容并包。历代王朝西域经营中和平、统一的理念为今日治疆方略奠定了基础。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角度理解汉唐西域经营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丰富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和应然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中华文明特性；西域；羁縻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126—06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将其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西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是西域经营成就斐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不断增多、交流不断频繁、交融不断深入。本文尝试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视域理解汉唐西域经营，进而进一步理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丰富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和应然的实践逻辑。

一、“致远之略”[2]：汉唐西域经营的创新性

分析历代西域经营历程时需要考虑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巨型国际山系天山横亘在西域之中，全长2500千米以上。天山东近阿尔泰山，西面鸟瞰河中地区，由数列东西走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依此延伸出一系列支脉。天山山脉作为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南疆与北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不仅造成了天山南北气候、水文、动植物分布、自然景观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还使得天山南北的人群持不同的生计方式，即天山以北人群以游牧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天山以南人群以绿洲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

西汉经营西域的主要创新举措有“凿空”丝绸之路，使得中西交流具有官方性、规模性、主动性与连续性。中华民族一直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各民族开拓进取，共同“凿空”了丝绸之路，使得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可以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绿洲文化、沙漠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展开交往，使得中外文明出现了第一个交往的高峰。

汉初政局仍不稳定，经济处于疲敝状态，致使汉王朝无暇西顾。这一时期，地中海以东至中亚直至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广袤地带因希腊帝国的分崩离析和罗马帝国的内乱而成为各个游牧部族竞逐的地区。匈奴在这一时期逐渐强大，至公元前209年前后的冒顿单于时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3]匈奴勢力日益强盛并逐步控制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等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5]3757冒顿单于将匈奴辖地分为左部、右部与直接辖地，辖地与西汉北方边境相接连，匈奴遂成为汉北方边疆安全的最大威胁。汉武帝得知月氏与匈奴不睦，建元二年（前138）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但并未成功。为“断匈奴右臂”[5]2692，元狩四年（前119），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联合乌孙等共击匈奴。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中、西亚交通网络的开拓使得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西汉经营西域的目标也逐渐由军事目标转变为“威德遍于四海”[5]2690的政治目标。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繁荣，史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4]2931“而外国使更来更去”。[5]2697京城长安成为东西交通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安设有蛮夷邸“长安九市”，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城三倍以上。[4]西汉设立的“大鸿胪”和“蛮夷邸”等机构专门负责外事，其时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可见一斑。

西汉经营西域的另一创新举措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为管理西域行政事务，维护贸易畅通，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开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作为东西贸易的沟通点，史称“河西四郡”。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率部降汉，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河西汉简中有较多西域使者、商人等往来西域与中原行商的记载，所涉及的西域政权有楼兰、于阗、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三十多个。其中还有不见于传世史籍记载的祭越、折垣等国名。书写时间大约为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的文书I190DXT0216：8773《康居王使者册》记载：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鼇王使者=

姑墨副沙困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

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5]

康居王使者杨佰刀等人每次入关都会得到西域沿途各地的饮食供应，足见西域都护府维护了丝绸之路的安定，保障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平稳进行。

西汉西域经营的另一个创新举措为首开西域屯田。西汉屯田可分为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四个时期，自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至初始元年（8），历时百余年。文景时期，晁错已提出应转变被动的防御态势为主动屯田备战的屯田举措，“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5]2287并提出了与屯田相配套的募民、经济、生产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并未落实，但晁错的主张为此后屯田的广泛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武帝时期，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5]3912为达到“威西国，辅乌孙”[5]3912的目的，西汉屯田的地区涉及天山南麓的轮台、渠犁、焉耆、龟兹、伊循、楼兰及车师前等各地。赵充国提出屯田十二策后，西汉的屯田举措不断完善，形成了屯田与筑城配套的策略，达到了既解决粮食来源问题，又防御匈奴入侵的目的。

唐西域经营的创新举措主要为军镇与羁縻府州并行。在唐王朝甫立的高祖至高宗时期，唐已形成了拱卫关中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时期，唐中央与西域间也逐渐形成了更加直接的控御关系：唐不仅控御了更广大的地域范围与人群，还考虑到了地理、族群、政局等因素，在不同地区设置军镇与羁縻府州，军镇与羁縻府州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军事体系。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唐继承了前朝治理西域的经验，同时也超越了前朝对于边疆、族群身份等界限，开创了新的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贞观四年（630）唐平定东突厥后，伊州（今新疆哈密）之城主石万年降唐，唐将其地设为西伊州。贞观十三年（639）前后，西域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为西突厥西部五弩失毕部支持的乙毗咄陆可汗与高昌，一为唐与西突厥泥孰系可汗〔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泥孰，632—634年在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泥孰弟同俄，634—639年在位）、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同俄子，639—640年在位）〕及西域东南部的焉耆。唐选择了一种与以往中原王朝都不同的“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6]的直接控御西域的策略，即军事行动为先，军政建制随后，并辅之以屯田、迁入人口等举措。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置西州，并将西州纳入唐的州县序列之中。正如《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所称：“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7]《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还记载了唐进军高昌后抚慰百姓、招抚旧望、分配旧有官田等举措。唐将与中原一致的军政体制推之西域，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域的行政管理，促使西域成为中央王朝政令、法律的所及之地，推动了西域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贞观十四年，西突厥阿史那步真闻高昌覆灭降唐，唐在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城北十余公里的护堡子古城）设庭州。但唐在天山以北推行州县制并不顺利，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天山以北地区与唐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东天山的西州、伊州不同，一方面，天山以北地区是草原游牧地区，其游牧生计方式对于核心统治区的农耕生产方式仍有“排异性”。另一方面，天山以北又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其正北方是游牧文化的中心——“金山”（阿尔泰山）地区；东北方可以进入东突厥故地；西部可以通过碎叶等地进入粟特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南部数条天山谷道到达唐所经营的西域军政前沿基地——西州、伊州、焉耆等地。对于西域这样一个内部地理环境异质性极大的区域而言，掌握这样的绿洲与草原之间的地带就等于掌握了天山南北交通的命脉。此外，天山以北族群情况复杂。为更好地经营天山以北，在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651—658）的三次行军中，唐已开始在天山以北设立羁縻府州。永徽二年（651），唐击败处月、处密部。永徽四年（653），在处月、处密部之地设立了金满、沙陀二州。永徽六年（655），在征讨贺鲁的第二次行军前，唐先攻破了依附于贺鲁的葛逻禄、突骑施等部，设立了阴山、大漠、玄池三个都督府，任命其首领为都督。显庆二年（657）末以来，贺鲁之乱平定后，唐在西突厥故地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并在西突厥五咄陆部设立了六个都督府，在碎叶以西的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设羁縻府州。此外，唐还在吐火罗与粟特地区都广设羁縻府州。《通鉴》对此总结道：“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8]6317对于粟特地区与吐火罗地区的羁縻府州，唐仅根据其土地、人口等基本情况作一大致划分，并没有像对待天山以北西突厥故地所设立的羁縻府州一样“分其种落，列置州县”[8]。这些羁縻府州的首望也仅向唐履行纳贡、朝见、入质、唐有需要时调兵等义务。由此可见，唐在此前王朝西域经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创新，在西域构建起了一个以安西都护府为最高级别军政机构，以四镇为支点，以广大西域乃至粟特、吐火罗地区的羁縻府州作为支撑的全新军政体制。

二、“如汉故事”[9]：汉唐西域经营的连续性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一系列大规模战争频发。但这一时期，曹魏、西晋等政权与前凉、前秦、北凉等地方政权仍在继承汉制的基础上，采取新的举措经营西域，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河西政局动荡，东汉政府决定撤回西域都护。西域都护撤离后，匈奴势力再次进入西域，随即便发生了北匈奴连年寇边之事。史称：“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4]2911到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各地起义不断，民不聊生，东汉政府已经无力控制西域。

魏晋对于西域的经营情况究竟如何？在楼兰文书刊布之前，对于西域长史府官制及运转的记载仅囿于传世史籍的只言片语。学界对于西域长史府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一直不得而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诸多探险家来到中亚腹地进行探险考察。其中，斯文·赫定（S.Hedin）、斯坦因（M.Stein）、橘瑞超等人先后来到楼兰古城，攫取、带走了大量的汉晋间汉文木简、残纸。这些文书被称为“楼兰文书”。楼兰文书提供了楼兰在魏晋时期的地位、内部官职设置、交通等信息，使得今人能够了解魏晋时期西域经营的具体面貌。如西晋时期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长史府的最高官员——西域长史，此名仅见于后汉、前凉等传世史籍的记载，但学界长期不知魏晋时期是否设立此官。直到楼兰文书出土，学界才肯定魏晋间确实设立了西域长史一职，并在汉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持续经营西域。[10]

除西域长史外，楼兰文书还展示了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内部的官职设置与其职能，足见其规模不凡，内部运作井然有序。西汉已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校尉”“戊己校尉”等职，西晋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楼兰文书中出现了传世史籍中未见的西域长史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如长史、假军司马、司馬、主簿、关领主簿、功曹、功曹史、功曹掾、从掾位、监粮掾、间量史、督田掾、录事掾、监藏掾、监仓史、监仓掾、水曹、水曹掾、兵曹、兵曹史、行书民、都佰、削工、伍佰、马下、领（铃）下等。一般认为简牍文书按其特征与功能可大致分为六类：书檄类、律令类、案录类、符券类、簿籍类、检楬类。[11]楼兰文书对此六类均有涉及，关涉了上下行文书、屯垦、浇水、发放粮食、节约粮食、发放武器、买卖等诸多历史细节。西域长史府虽远离中原，却仍保存一定数量的文书遗迹，足见汉晋文书行政制度之严密，官府文书运作规模之庞大。此外，楼兰文书中不乏书法艺术造诣极高者，这并非偶然。楼兰遗址发现了一些练习写字的木简，说明西域长史府内人员平常还在进行文字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从而可以反映出在官方行政活动的需求下，文字教育在西域的不断普及和深入。

西晋对于西汉西域屯田的举措也有所继承。楼兰文书中多处可见西域长史府的屯戍活动，如楼兰文书沙木753简云：

[前缺]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后缺]

[前缺]大麦二顷已截廿亩[后缺]

[前缺]下九十亩溉七十亩[后缺]

[前缺]小麦卅七亩已截廿九亩（下略）[12]

楼兰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出战入耕”[11]787，无战事时期以屯戍为主要任务。楼兰文书中有许多关于仓曹史、仓曹掾、监藏史、监藏掾等监管粮食的官吏的记载，此外还有数量不少的癛给文书，足见对于自耕自种所得来的粮食的重视。

西晋在西汉西域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河西的联系。汉代河西担当着经营西域的通道、基地，又代表朝廷监管西域等多重角色。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史称凉州刺史节制西域戊己校尉。敦煌作为毗邻西域的前沿基地，担负起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楼兰文书中提及最多的地名便是敦煌，共有相关文书13封，甚至超过提及楼兰自身的文书（7封）。笔者认为，在楼兰文书出现的人名中，有较多人名或与河西大族（如阚氏、阴氏、马氏等）有关，[13]足见河西与西域间的密切关系。

三、“天子所立之国”——汉唐西域经营中的统一性

唐代西域经营使得绿洲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等多种文明逐渐与中原农耕文明调和，融入中华文明之中。这种调和不仅来源于唐经营西域的策略与军政体制，也植根于各族群对唐的“内向凝聚”。如焉耆因与唐交好被称为“天子所立之国”。贞观十三年（639），薛延陀遣使上表，陈说高昌擅自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642年在位）连兵，攻打“天子所立之国”。[14]“天子所立之国”便是指焉耆。在唐甫立的贞观六年，西域诸国中，焉耆率先向唐遣使，向唐表达了结好的意愿，因此被称为“天子所立之国”。

唐在贞观末年将招抚西突厥残部的任务完全交予了西突厥将领阿史那贺鲁。但永徽二年初，阿史那贺鲁仅任瑶池都督一年便反唐，发动了长达七年的叛乱。但贺鲁之乱发生后，天山以南的诸族群并未参与其中，仍奉唐朝为尊，体现了极强的中华认同。如永徽二年（651）焉耆王婆伽利卒，焉耆上表请求重立故焉耆王龙突骑支为王，唐应允，加封龙突骑支为右武卫将军，并将其遣回焉耆，足见焉耆对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显庆三年（658）正月，龟兹王布失毕与其相那利不合，“各遣使来告难”，唐遣返布失毕回龟兹时遭到已降于阿史那贺鲁的龟兹大将羯猎颠的阻挠。布失毕死后，唐军与羯猎颠决战，获胜后唐“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16]11479可见此时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人心所向。

贺鲁之乱平定后，唐将安西都护府由天山以东的西州西迁至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龟兹。此外，为配合安西都护府的西迁，史籍中还出现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而塔里木南缘诸势力对于唐的尊奉正是唐将安西都护府西迁并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广设羁縻府州的内在动因。

四、“天马常衔苜蓿花”——汉唐西域经营中的包容性

唐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681）“西边不静，瓜沙路绝”[15]和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西域与河西一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大批的行商坐贾在丝路沿线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交易。唐代诗人鲍防的《杂感》“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就是对西域胡商入贡贸易之盛况的描写。唐代九姓胡入贡贸易的路线，大体上是发轫于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从敦煌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据统计，从武德七年（624）到天宝十四年（755）的130年间，唐代九姓胡共入贡89次，其中康3次、石18次、安9次、曹8次、史5次、火寻3次、何1次。[16]张籍的《凉州词》用“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反映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铛的驼铃声中向西方前进的情景。

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将异域的奇珍异宝带来东方，更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和谐共生。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在文学、美术、音乐、饮食、服装、习俗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事不胜枚举。在此以唐朝丝绸的葡萄纹样为例。丝绸有“薄如纱，轻如罗，华如锦，光如缎，茸如绒”的美誉，工艺高超，享誉世界。丝绸诞生后，纹样艺术也随之发展。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达，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各种文化均在丝绸之路上相互影响与融合，被各族人民不断创新，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美学价值。隋唐时期，流行的葡萄纹样、忍冬纹样、宝相纹样等丝绸纹样就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葡萄图案是在中国丝绸制品中最为常见并普遍运用的图案之一。粟特人既是葡萄纹样的创造者之一，也是图样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伴随中西方文化与贸易的往来，出现在墓葬、织物和器物装饰艺术中的葡萄纹样不仅由西方来到东方，还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组成部分。敦煌莫高窟初唐333窟藻井就绘有缠枝葡萄图案，龛顶还画有两身有羽毛的异兽，北侧一身手托绵羊，南侧一身模糊难辨，似乎托山羊状。粟特诸神中有托骆驼、托羊等的护法神。唐前期，敦煌从化乡是粟特人聚落。由此可見322窟具有粟特因素的历史与文化背景。[17]这些融汇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丝绸纹样凝聚了中华民族美学方面的集体记忆与共性认同，体现了中华文化吸纳域外文化时开放、自信、包容的态度。

五、“抚柔殊俗”——汉唐西域经营中的和平性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大庆路西段发掘发现一座唐墓，内有一方《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18]志主突骑施王子光绪为苏禄可汗之孙、奉德可汗之子，他永泰元年（765）去世于长安。这位突骑施王子“少自绝域质于京师，缅慕华风，遂袭冠带……皇家抚柔殊俗，亦以交河公主降也”。“抚柔殊俗”或为唐西域经营态度之写照，而唐与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骑施部由陌生至交往，再至友好的关系也印证了墓志中的“抚柔殊俗”。

西突厥主要由碎叶东西的左、右两厢部组成，碎叶川以东的称五咄陆部，碎叶川以西的称五弩失毕部，合称两厢十姓（十箭）。突骑施也被称作“三姓突骑施”，是左厢五咄陆部之一。

永淳元年（682），东突厥阿史那氏骨咄禄在纠合了七百余人之后称汗，自称颉跌利施可汗（682—692年在位），史称“后突厥”。后突厥第二任可汗默啜可汗（691—716年在位）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多代。景云元年（710）前后，唐廷政权更迭，后突厥默啜利用这一时间在西域横冲直突，连年进军天山以北，大肆侵扰。为应对默啜的进攻，唐与突骑施决定联军抵抗后突厥。

唐册封突骑施第二任可汗娑葛为金河郡王、怀德王、嗢鹿州都督。娑葛与唐军一同抗御后突厥的入侵，并死于激战之中。娑葛死后，苏禄即突骑施可汗位，为突骑施的第三任可汗。唐延续了与突骑施友好，维护和平，共抗侵凌的策略，先后册封苏禄为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左羽林军大将军、顺国公、忠顺可汗等职，足见对于突骑施友好、协作的态度。苏禄率突骑施部崛起的同时，西方的大食正在极力东侵中亚。史载，开元中，大食“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17]5316开元七年（719），唐收到康国国王上表：“为大食兵马极多……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安国国王更是指明“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从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使所说的“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16]11558-11559來看，苏禄出兵援助了中亚诸国抵抗大食东侵，且苏禄的出兵是出于唐授意的。穆斯林史料《先知与君王史》记载：“终苏禄之世，他一直支持迪赫坎反对阿拉伯人，以致阿拉伯人蒙受重大损失，后者因而称他为阿布·穆扎希木（Abū Muzā im），意为奔突或抵触之物，亦即象或壮牛。”[19]可见突骑施承唐朝之命前往中亚，抵御大食东侵，维护了中亚和平。除共抗外辱外，突骑施还主动通过朝贡、和亲、遣使等方式加强与唐的联系，推动了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如张九龄《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所称，唐与突骑施“自尔以后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20]。

结语

鉴于西域的自然环境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汉唐各个王朝都采取了创新的举措进行西域经营，并在实践中不断对军政体制进行调整，可见创新性是汉唐西域经营的不竭动力。西汉之后，各个朝代对于此前的西域经营经验都有所继承，即使偏居河西一隅的前凉、前秦、北凉等地方政权也“如汉故事”，积极经营西域。汉唐西域经营的连续性保证了西域军政体制的一以贯之，保证了西域中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汉唐的西域经营并非仅仅依靠军政体制的设立，更依靠西域族群的“内向凝聚”而生的统一性。丝绸之路繁荣后，胡风胡韵蔚然成风，西域的美术、音乐、服饰、美食等在中原风靡一时，汉唐各朝也多对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促进了族群交融与文明互鉴。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汉唐各代也多采取朝贡、赏赐、宴会、和亲等和平的方式加强与西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主辅相承的更大规模的族群共同体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解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有多个视角，而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去理解汉唐时期的西域经营问题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一是能够更加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能够绵延至今，能够独立于世界之林的突出特点；二是能够更加深刻理解今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丽新疆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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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l-Tabarī，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Ta‘rikh al-rusul wal mulūk），Vol.XXV，“The End of Expansion：The Caliphate of Hishām （A.D.724-738/A.H.105-120） ，” trans.Khalid Yahya Blankship，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p.131-132.

[20] [唐]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M].熊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636.

责任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