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超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以“两条道路”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即在“第一条道路”上，从客观的经济现实出发，研究事物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从中“蒸发”出抽象的概念；在“第二条道路”上，运用抽象的理论范畴解释经济现实，形成系统化、逻辑化的实践分析体系。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正是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相结合为原则。而在马克思“两条道路”视域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存在“第一条道路”的理论范畴偏离实际和“第二条道路”的缺失理论再现过程等困境。因此，应坚持马克思“两条道路”的方法论原则，不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并分析解决实现现代化的经济难题，从而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两条道路”；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0-0；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92—07

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指南和工具，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应用都需以经济学方法论为载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其核心思想是“两条道路”相结合，即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在“两条道路”的指引下，马克思研究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两条道路”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进行阐述，分析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存在的缺陷，并探究“兩条道路”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当代价值。

一、“两条道路”的内涵与联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作出阐明，即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道路：既要从现实的具体出发，从复杂现象中分析提炼出抽象理论；也应将抽象理论范畴再度上升到具体，实现具体在思维上的再现。

（一）“第一条道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结合自身实践经历，吸取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对丰富的经济现象进行高度的凝练和抽象，从而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运行规律或理论范畴，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1]25，完成“第一条道路”。

第一，“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起点是具体的客观实在。由于经济社会是结构复杂的有机统一体，其时代背景、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某一经济体的具体形态。只有以现实为基点认识问题，深入探析经济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和本质特征，才能形成科学系统的抽象理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93马克思正是从“事后”的具体实在出发，经过抽象的“思索”过程，分析事物的根本性质，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表象背后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二，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马克思注重对科学抽象法的运用。马克思强调，对经济形式的分析需使用抽象力，通过科学的抽象过程提炼出经济的“细胞”，从而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关系是最普遍的关系、最基本的形式，商品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马克思基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中商品形态的转化过程，抽象出商品这一基本范畴，为后续研究做出铺垫。又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分析以产业资本为主，且仅考虑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暂时撇开了其他形式的资本及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分配过程，这种抽象的方式并不会影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的分析，且为第二卷、第三卷更深入地研究叙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马克思在“第一条道路”的基础上，以商品、价值、劳动等抽象化的，且在经济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基本概念为叙述过程的逻辑起点[3]，将抽象化的理论范畴反馈于具体实际中，利用科学的理论循序渐进地解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特征和规律，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即推动抽象的范畴在思维中经过“具体的再现”[1]25。

具体而言，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为核心线索，通过简单到复杂、由本质到现象的思路严密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实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核心，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劳动者被资本剥削、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的实现为核心，逐次分析了单个产业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如何在运动中实现增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脉络，阐明各部门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瓜分剩余价值过程中所形成的剩余价值的形态（利润、利息、地租），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清晰地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过程。

（三）“两条道路”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两条道路”并非割裂与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内容。在“第一条道路”完成后，已通过抽象法分析出涵盖事物普遍性质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但要真正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并解决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则必须走过“第二条道路”，从抽象的理论中回归现实，上升到具体的范畴中。因此，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需将“两条道路”结合起来。

1.“两条道路”的关系。从“两条道路”的具体关系来看，“第一条道路”的终点是“第二条道路”的起点。只有从“混沌的表象”蒸发出抽象的概念这一过程完成后，才能对具体事物以思维再现的方式阐述；“第二条道路”的过程是“第一条道路”的升华，只有以抽象的理论回归“丰富的总体”，才能完成理论向实践的飞跃，将事物的本质以范畴运动的思维过程清晰呈现[4]，使经济学理论真正具备实用价值。如果没有“第一条道路”，经济学将无法基于客观实际研究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使理论缺乏可信度。如果没有“第二条道路”，经济学将脱实向虚，不能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从而偏离经济学“经世济民”“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两条道路”的角度强调了历史上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即从“生动的整体”等实在和具体出发，抽象和确定下各种概念关系，并上升为“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范畴，从而形成经济学体系，这一过程看似正确，实际上是错误的。[1]24具体而言，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只注重“第一条道路”中由经济现象向一般理论抽象过程，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理论演绎，却忽视了“第二条道路”上的理论再现，没有经历理论回归现实、解释现实的过程。

马克思进而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正确的方法论道路即“后一种方法”：首先从“混沌的表象”等客观具体事物中分析出“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然后要重新回归现实中，将原先的混沌总体发展为蕴含“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1]24-25马克思正是从社会生产的实际过程出发，获取多样、直观、感性的现实材料，总结事物在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从而得到所研究事物的最基本性质和内在联系，通过科学的抽象法提炼出“最简单的规定”；在抽象过程完成后，马克思又“回到人口”，即将抽象化的理论回归于具体实际的解释分析中，但此时的“具体”已经不是复杂的表象，而是具有理论化、逻辑化特点的实践分析体系。由此可见，只有将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相结合才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2.《资本论》中对“两条道路”的进一步说明。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进一步说明：“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21-22由此可进一步印证，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从客观实际的材料开始，经过大量调查取证，从现实中分析出抽象的理论，而后依据理论回归现实，并阐释现实中的社会经济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由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组成，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特征。

三、马克思“两条道路”视域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困境

西方经济学在数百年的理论发展中历经多次变革，形成了丰富的方法论体系。就具体工具而言，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采用过归纳法与演绎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研究方法。但就方法论的核心原则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遵循了“第一条道路”上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提炼和“第二条道路”上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应用过程，并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西方经济学从表面上看也经历了理论抽象和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却出现“第一条道路”上理论范畴偏离实际、“第二条道路”上缺失理论再现过程等问题，由此形成的理论体系也缺乏科学性与完备性。

（一）“第一条道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抽象过程与现实相偏离

在“第一条道路”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存在抽象过程与经济现实相偏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同样以早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为分析起点，从中抽象出“经济人”的假设以及一般性的生产、劳动和价值等理论范畴，并成为其整个经济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表面上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但其抽象的过程却忽视和否定了历史事实[5]，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逻辑，抽象的结果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现实。

首先，西方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作为抽象化的经济社会基本特征，认为经济社会中合乎理性的个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在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等过程中和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个人会做出合乎自身理性的选择，并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从方法论上看，“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并非来源于真正的“具体”。一方面，“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与完全竞争的假定相依存。但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看，却存在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现象，这种过度抽象的方法已脱离其所采用材料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人”假设下，社会行为被简单归结为微观个体行为的加总。但完全理性的前提设定与现实生活并不一致。虽然也存在西方非主流学派经济学家对此提出的质疑，并以多种形式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改造，但其依然无法涵盖现实中人的复杂特征，更脱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本质。

其次，西方经济学抽象出的理论不仅具有脱离实际的特点，且直接将其作为研究起点，进一步进行理论推演，使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例，无论是基数效用论的边际效用分析还是序数效用论的无差异曲线分析，都是从消费者的主观偏好为分析依据，并将其转化为表面上可观测、可统计的分析工具，但这种抽象方式并非基于现实，脱离了客观实际，由此造成后续价值决定理论的分析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萨伊提出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杰文思和门格尔等人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等，其假设条件和分析过程均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种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社会层面剔除，仅保留纯粹的经济成分的演进思路使其解释力愈发狭窄[6]。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强调从具体实际出发，坚持唯物史观，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系统考证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演变规律[7]，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本质理论。例如，在价值问题的分析上，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将价值形式的演变看作商品交换发展过程产生的必然结果，并进一步分析出对商品交换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品的价值，从中抽象出价值规律，即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揭示了价格的本质特征；在分析价值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抽象掉了人类劳动的具体形式，将抽象劳动看作人类一般性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得出商品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价值量则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结论，揭示了价值的内涵和本质。从分析过程看，尽管马克思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提炼中也舍弃了相关事物的各种具体形式，但抽象的材料来源和抽象过程都与客观实际相符，从而能够在事物本质范围内将问题合理地抽象化，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条道路”：西方经济学缺乏有力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再现过程

在“第二条道路”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缺乏从抽象到具体的有力再现过程，即其理论基础缺乏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从西方经济学历史发展来看，各类学派在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多次产生争论，不断补充和丰富西方经济学体系。但从现实来看，其理论体系依然不具备对现实经济问题较强的分析、解释和预测能力。究其原因，或因在方法论上只重视抽象化理论的不断推演，而不重视从抽象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或因走“第一条道路”时抽象过程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第二条道路”的实践缺乏正确的理论根基。

首先，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阐释建立在抽象过程中得到的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基础上，但在实际经济发展中，真正符合其假设条件的经济状态并不存在，无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实质性建议，成为“黑板经济学”。例如，“企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理论，采用数学推导不断推演，也分析了不同类型市场根据此原则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情况。但在现实中，该理论很难成立，也无法真正应用于企业生产决策过程。尽管在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演进过程中，相关学者通过放宽假设条件、扩展研究视角，使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呈现出经济发展特征、反映现实问题，但由于未将人与人间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中考察[8]，在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经济危机频发等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上依然缺乏解释力，也无法从根源上为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危机提供相应对策，存在理论缺乏实践应用价值的问题。

其次，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中，绝大多数学者在走完“第一条道路”即抽象出一般性的理论后，没有成功回归资本主义现实中、以经济学理论对复杂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与预测，而是沿着抽象化的道路，以数学工具等形式将理论向复杂化方向推演，存在“数学滥用”问题。在进入现代西方经济学后，计量模型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以具体数据对经济现象及各类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似乎遵循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模型中得出结论的过程也走过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但将“抽象”的模型及结论再度回归“具体”中时，却存在因现实经济的复杂多变而无法适用的问题。尽管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自相关等问题，并研究创立了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新方法试图增强模型的可信度和解释力，但缺乏逻辑分析和理论提炼的单纯数学推演过程很难将所谓的“抽象”模型再现为具体的经济现实。随着“数学滥用”现象的日益严重，对社会经济缺乏解释力的弊端使其无法完成“第二条道路”，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高度重视“第二条道路”的过程，在理论运用中更具有实践性、历史性。例如，马克思将抽象的价值概念进一步发展，结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科学阐释，并提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数学方法问题上，马克思同样注重数学工具的应用，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9]，更强调借助数学分析和阐释既有理论和现实问题，而非“为数学而数学”。在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分析中，马克思以棉纱为例，采用数据分析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而以剩余价值率衡量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借助数学等式形式再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规律，对畅通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强调将理论再度回归实践，体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缺失的“第二条道路”过程。

（三）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局限性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在抽象过程中的不合理和对现实解释力缺乏的缺陷与其自身的方法论局限性密切相关。在理论研究中，西方经济学者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永恒的范畴，并试图从表面上脱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由此却造成了方法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点，使其越来越缺乏可信度与应用能力。

第一，西方经济学的抽象过程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从而使研究过程脱离客观实际。在古典经济学后，西方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建立并巩固符合其自身利益且能够为剥削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但其研究过程却体现着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也推动着古典经济学逐渐向庸俗化方向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思想，并将“经济人”假设视作来源于现实的抽象化标准，以个人理性主义作为研究起点，认为个人的理性选择以及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大多遵循了“经济人”假设这一逻辑起点，并将其默认为适用于任何时代背景、任何经济形态和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永恒标准。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則形成了鲜明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人行为决定着社会整体运行状况、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因，因此经济学理论分析应以个人行为作为出发点，从而认识社会整体发展的性质，并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但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没有依据社会现实与客观规律：首先，社会发展并非取决于个人选择和主观动机，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与斗争中得以向前发展；其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状况，个人的策略选择、主观行为也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状态、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等息息相关，而西方经济学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假设分析无法反映经济发展规律，也无法正确解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因此，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研究过程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弊端产生的根源。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特点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其方法论体系执着于理想假设条件下的理论推演，缺乏辩证、动态的思维。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孤立地分析表面问题，无法全面地看待经济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西方经济学理论以与现实相悖的抽象概念为基础进行分析，围绕“经济人”假设这一核心范畴不断发展演化，在理论发展中追求完美化、条理化的分析框架，却忽视了现实中人的个性化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未能看到“经济人”背后的实质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从研究对象上看，西方经济学以物的形式和关系为研究重点，试图仿照自然科学构建均衡的理想化模型[10]，但这种只经过构建却未经历证明的理论假说[11]缺乏了对商品交换、产品分配等现象背后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由此形成的消费者效用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等仅能适用于极端情况，且无法体现出其背后的生产关系等核心问题，从而使其理论体系仅适用于“完美情形”。其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过度推崇具体方法的复杂性，陷入机械式的研究范式，使其理论分析过程与经济实质更加偏离。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数学工具的应用，即在默认的假设前提、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将社会发展、个人偏好、资源供给等因素视作静止不变的范畴，采用数学包装的形式推导理性的个体如何作出最优化决策，并实现经济均衡的过程。这种以逻辑推演和数学堆砌的方式使分析过程看似具有条理化、技术化特征，却否定了变化着的发展现实，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刻意掩盖[12]，并不能反映经济社会中复杂的动态因果关系。况且，模型化的分析是将经济发展中的某几种变量作为某一被解释变量或人们行为决策的决定因素，而这种分析方式恰恰与“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个人的利己动机决定着个体行为”又存在着相矛盾之处，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加缺乏信服力，最大化、最优化的模型求解过程也不具备现实意义。而进入现代西方经济学后，模型工具的滥用问题更加严重，这不仅限制了理论创新，也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越来越远离现实，更缺乏为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针对性指导的能力。因此，形而上学特点的研究范式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僵化，进一步限制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和应用性。